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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人恨铁不成钢地以为观众没看到好电视剧,是一种精英焦虑,一种高高在上的焦虑。
我甚而离奇地想到一些不相干的事。五百年前的明朝,杨金英等十六个宫女,悲愤地说出“咱们下手了罢,强如死在他手里”,并试图勒死荒淫残暴的皇帝朱厚熜的那个晚上,别的宫女和卫兵,为什么不是帮她们加把劲,而要去逮住她们?慈禧站在井边的时候,太监们为什么不把她推进去,而听从了她的命令,把珍妃推了进去?还有无数历史节点上,那些稍一咬牙就有逆转的节骨眼上,群众本有更好的选择,为什么他们选择了最坏的一种?因为,当时当地,他们只能做出那样的选择,他们也是那个选择的一部分,选好了,恐怕都消受不起。我们只是站在较为开明的今日,怨叹他们竟然有肉不吃,而要吃粗粮野菜。
由此我也怀疑,那些更有智慧的人们在焦虑的事,对电影、电视剧、世界、制度的焦虑,恐怕也只是一种精英焦虑,一种高高在上的、悲天悯人的焦虑。那些他们以为是被强加于人的,恰是当事人自己的选择。此时此地,能做出的,恐怕只是那样的选择,此时此刻,他们也正配得上他们的选择。
就像我们大可不必为周慧敏叫屈一样。我们看到的周慧敏,就是真正的周慧敏么?文隽在解释周慧敏那句“没有倪震,成就不了今天的周慧敏”时说,她是在“邂逅倪震之后,被对方刻意包装打造。‘玉女’形象到今天仍然深入人心”。原来,她是他塑造出来的。而我们把她的形貌和她内在的精神、人格混为一谈,更不愿意相信,在某个层面上,他可能是完全适合她的,甚至是她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替她叫屈,为她着急,多半是基于一种高高在上的臆想和“完美焦虑”。
要看到真正好的电视剧,还是要等,要等到热爱这些“烂电视剧”的上一辈人都慢慢离去,甚至我们身体内的“国产烂电视剧”因子也都一一死去,我们才配看到制作精良的好电视剧。
成为神话
真没想到,海伦·米伦主演的《女王》,是一出可以为《乌合之众》、《狂热分子》、《群氓之族》做注脚的电影。
电影里伊丽莎白女王,生性低调矜持,不幸的是,她的儿媳是戴安娜,被群众和媒体塑造成神话人物的戴安娜。戴安娜死于车祸之后,伊丽莎白并不打算出席葬礼,也不打算有别的表示。她认为,这是她的家事,她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遵从自己的感情来低调处理。何况,戴安娜已经不是王室成员了,尽管她也知道,现在的人们,更喜欢看到那些“在电视上发表激情四射演讲”的人。结果,她遇到的是报纸连篇累牍的声讨以及支持率的下降,甚至有四分之一的群众意欲罢黜她。于是,伊丽莎白女王不得不出现在戴安娜的葬礼上,并且在电视上发表了讲话。
《女王》中的布莱尔首相,理解伊丽莎白女王的处境,他说:“他们以为,群众会看到他们所看到的。”但群众更需要传奇,需要神话,需求量大得惊人,大到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在这种需求的驱使下,他们只看到他们愿意看到的。他们只愿意供奉一则神话,谁也别想破坏,或者夺去。
神话就是这么造成的:时间,距离以及对神话的渴求。而渴求,是造就神话必不可缺的要素。
那些历史上的名人轶事,就是在这些要素的联合作用下,成为一则则神话的吧。那些如我们一般欲海沉浮的男女,大概也是这样被时间过滤和塑造成姑射山上的仙子的吧。他们只不过在侥幸留下的片言只语里,看到一些端倪,显出一点真身,例如周氏兄弟的纠葛,冰心和林徽因的口水战,徐志摩和陆小曼,徐悲鸿和蒋碧薇等。他们的故事,如果发生在我们周围,恐怕也就是办公室女同事之间的嫉妒与争斗,或者报纸上的“小裁缝偷情酿就血案”的花边新闻。我们甚至胆大包天,由他们映射开来,对别的神话有了怀疑,就好像有人猜疑,当初平先生不肯对琼瑶放手,大约也只因为她的书救活了他的出版社。
但不幸的是,艺术家的作品,就是艺术品,名人的轶事,多半都是神话。不是也是。我们需要神话。不是也是。只要有足够的时间、距离以及足够的渴求,什么人、什么事都会被过滤和沉淀成为神话。
再前一点的那些神话,恐怕也是如此。清宫里的珍妃井,秦淮河上的桃花扇,长安城里的李太白,竹林里的七隐士,一举一动都是神话。尽管有人告诉我们,他们那些个时代,都没有手纸与洗发水,卫生状况十分可怕。但神话如同彪悍的人生,是不需要解释的。
而我们不幸生活在几千年的神话累积出来的世界里,神话如同尘土,厚厚地落在我们周围,使我们艰于呼吸。我们的爱情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世界观,都在有意无意间,参考着这些可疑的神话,全然不顾。同样的事情由我们做来,不过是本埠新闻里,最令人哑然失笑的那一条。
城市传说
我比较喜欢看以城市传说为背景的电影,比如《榆树街噩梦》、《夺命狂呼》、《我知道你去年夏天做了什么》、《下一个就是你》、《死神来了》、《蜂蜜人》、《裂口女》、《鬼娃娃花子》。这些一部接一部拍下去的电影,最初的灵感触发点,恐怕也就是一段小小的传说吧。
对着镜子说五遍“candyman”,就会有古代被虐杀的黑奴破镜而出;整容失败的女人,总是穿着一件灰色的风衣在公园游荡,看见小孩子就凑上去,露出割裂的大嘴,把小孩吓晕了好拐带走;厕所里藏着幽怨的小女鬼,梦里有游荡的弗雷迪,躲过空难的青年,最后还是一个一个地死了……人称“都市传说先生”的美国民俗学家布鲁范德(J。H。Brunvand)兴致勃勃研究的就是这些吧。在他的书《消失的搭车客——美国都市传说及其意义》里,多的是这些我们在电影电视里看见过的桥段。事实上,做这项工作的也不只他一个人,《蜂蜜人》中的大学有门课程,就叫“城市传说”。那课程由一个美丽的女教师穿着紧身毛衣讲授,专门研究城市里的灵异、古怪的传说和各种流言,由此探究社会气氛和人们的心理变化。
这类传说,我们也不缺。“一双绣花鞋”、“朝内大街81号”,还有天涯论坛那个至今不沉的帖子“330路公交车灵异事件”。我们老家也有类似的传说,搭出租车的白衣女子,用来付车费的百元钞票是冥币,医院里频频发生尸体丢失的怪事,原来是被做了人肉包子和医院看守联合作案,把尸体运出去做包子馅。城市传说其实是一种变形了的焦虑和空间恐惧,只要城市在,传说就必然存在。就好像只要人类存在,关于魂魄和命运的传说就必然存在一样。不过这一次,它依附在城市的地铁、公交车、出租车、老房子、隧道、厕所里,成为独特的一支。
但它欠缺所谓的正面意义,所以,蒙上头是好意,怕我们被吓着。这类传说统统在被剿灭和校正的范围里,但这种“剿灭”和“校正”行为也形成一种独特的美学趣味。有段时间我和朋友疯狂追看央视的唯物主义大作《走近科学》,为的就是这个调调,开始总是一个浑厚的男声阴森严肃地说道:“2003年8月,一个闷热的晚上”,经历好几集后谜底揭晓,不明飞行物是远处灯光投射,梦中飞行的人其实患有梦游症,一家人陆续患病是因为有人投毒,牲口棚里的怪叫是同村的坏人作祟……每每看到最后,看到我们的世界观这样轻易地被解救了,我们简直要破涕为笑。
后来我们都学会了,包括担任旁白的男声的发声方式。朋友的钱失而复得,我们学那男声进行解说:“2006年11月8日,包小强的一千元钱,突然!不见了!是外星人?是不明物种?原来……是抽屉后面有一道夹缝。”
《裂口女》二零零七年
到哪里找那么老的家?
电影《移魂都市》为人类展示未来的可怕前景,外星人占领了地球,让世界处在永久的昏暗之中。他们篡改人类的记忆,让人们的故园沉没在记忆的迷宫中,永远无法追寻。
其实不必外星人来动手,我们也没有故园可返了。我们过去的家已经在拆迁狂潮中荡然无存,我们新买到的房子,土地使用权通常在五十年到七十年之间,扣除土地转让后闲置以及开发所占用的时间,到我们手里也不剩几年了。我曾经买过一处房子,土地使用权是四十六年,这里面有种恶意的推测,那就是,人家预计你四十六年后已经不需要地面上的房子了。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感觉像被阎王写上了生死簿,如果儿女为我祝寿,祝我长命百岁,总是有点心虚。住到四十五个年头的时候,恐怕就会因为精神过度紧张而自寻了断了。当然,前提还得是,房屋质量够好,能够住上四十五年。
而电影里的人,似乎没这麻烦,老了的时候,伤感的时候,总能回到当初孩提时候住过的房子去,翻看老照片,回忆如烟往事。《天堂电影院》的故事是在大导演闻听母亲去世的消息,回到老宅子里开始;《放牛班的春天》是在大指挥家五十年后重返故里,当年男童院的同学找上门开始;《亚特兰蒂斯之心》也是如此,即便《情归新泽西》里的越南餐馆服务员,在最迷惘的时候,也有老家的房子可以回去住。更别提《金色池塘》里的老房子,是建在风景区,不知道是怎么拿到的手续,而且几十年后回来,那房子居然还在,没被人铲平也没被侵占,稍事打扫就能搬进去住。房子周围都是森林,可以采野花摘野果,晚上还有湖上野鸟的鸣叫声。
《洛城机密》里虽然没有直接出现一个老家,但警察前后两次问被救的弱女子“有没有地方可以去”时,两个女人,一个刚遭丈夫毒打,一个才结束了被黑帮大佬控制的生涯,却也敢于点点头,表示她有地方可以去——或许就是乡路尽头,被春黄菊围绕的一个老老的家。即使是那样黑暗的一出电影,那个片刻也让人心旌动摇。
而我们没有一部电影敢于从回到老家开始,如果国产电影中居然有老家,一定会获得比国产武侠大片更多的笑声——没有比这更超现实的了。现实中,到哪里找那么老的家,配得上我明明白白的人生?
所以,看到外国电影里的人失去老家,会让人好受一点。《尘雾家园》中的主人公输了官司丢了房子,我幸灾乐祸;《油煎青番茄》里的主人公,刚在医院里给凯西·贝茨讲完她激情燃烧岁月的故事,正令我们心潮起伏之际,回到家里,却发现她的百年老屋已经被人拆除了。替她难过了一刹那,我又开始幸灾乐祸。连电影里的人都嫉妒,真是没救了。
僵尸出现在一九六八年
有一部僵尸片,曾看得我哈哈大笑。这就是乔治·罗麦洛的《活死人之夜》,里面的僵尸,又笨拙又愚蠢,动作非常,和某位国内明星的机器人舞有一比。笑过之后,发现它和以往的僵尸片不大一样。从前的僵尸,是因为巫,是因为毒,是因为鬼怪上身,甚或雷轰电击而成,这次的僵尸,是因为某种射线。
大概因为,它出现在1968年。这年,四十六个国家的百位科学家组建“罗马俱乐部”,对人口、粮食、工业化、污染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浪费等进行研究,意在探讨人类活动对世界的影响。四年后的1972年,《增长的极限》(又称《“罗马俱乐部”报告》)发表,犹如当头一记棒喝,让人类看清了自己。而艺术家要比科学家敏感,在1968年,就拍出了两部重要的电影。一部是根据畅销书作家阿瑟·黑利小说《航空港》改编的同名电影,一部就是《活死人之夜》,各在不同领域,探讨人类制造的灾难。
此前的灾难片,不论是1913年丹麦导演奥古斯特·布洛姆拍摄的《大西洋号》,还是稍后的《冰海沉船》,电影中的灾难往往因火山、地震、洪水、风暴、火灾(1871年芝加哥大火)以及狂想中的猛兽(例如《金刚》)而起,和《新约全书》所记载的上古灾难并无两样,一切都被推给天与地。1968年之后,人类开始自行承担责任。当然,也是因为,人类的能耐终于够大,足以影响世界,也足以承担责任。
人总是这样,一旦有个新发现,一定要探究到底,一旦有件新玩具,就会玩到腻,电影刚变为有声,紧接着就是花枝招展的歌舞片时代。1968年的醒悟一旦到来,紧随其后的七十年代,几乎就是灾难片的年代。不错,此后的灾难片,不再把一切推给大自然,多半以内疚的态度,讨论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的关系,即使恐怖电影中的巨兽与丧尸,也与人类过度发展的科技有关。它们不是吞下核废料才变得无比巨大,就是曾经遭遇核辐射。总之,是人类自己讨打。这态度也不一定完全对,总好过逃避与推诿。
1968年,真是一道分界线,不只是灾难片的分界线,也是我们认识自己的分界线。1968年之后,如果还把灾难悉数推给自然,便多少有了点浑水摸鱼的意思。
而我们,似乎也总会在某一年,爆发性地长大,爆发性地觉悟,爆发性地知道某个真相,让原本没有什么意义的时间的刻度,成了一道分界线。
《活死人之夜》一九六八年
假扮女护士
即便是在最压抑的香港黑帮片里,也总有一幕令人忍俊不禁:污点证人住进医院,必有粗壮彪悍的男杀手假扮女护士,摇曳生姿地走到医院去,下毒、拔呼吸器,或者开上一枪。
不是也有男护士的么?或者女杀手?为什么总要男人假扮女护士?我的理解是为搞笑,为勾引观众的护士幻想,为在严肃紧张中,点染一点黑色幽默。所以编导也安排群众演员频频回首,狐疑地注视着目不斜视行走在医院中的身型魁伟的假女护士,表示编导其实也是有意。只是难为了服装师,从哪里找的那么大码的高跟鞋?
但这未必是没有现实基础的,现实中的笨贼,也真是热衷于假扮女护士。福建有个窃贼,发现医院守卫松懈,便潜入医院女护士更衣室,换上全套护士服,步入门诊大厅,将放在墙角的电视拆线抱走。不料在街上遭遇巡逻队员,被发现脸上有胡子,最终束手就擒。但事后连办案警官都百思不得其解,大厅并没人值守,直接抱走电视也无人过问,却要大费周章假扮护士,而且是女护士,为什么?又有一个辽宁男人,为了谋杀情敌,先用铁锤将其打伤,待其住进医院,又假扮女护士混进病房,在被害人母亲的眼皮底下,把输液瓶换成了剧毒溶液,总算灭了心头大患。但事后连网友都万分困惑,为什么不扮男护士?为什么要多冒一层风险,假扮女护士?
大概是词语的力量——当我们想起“护士”,首先想到的,总是“女护士”。即便男护士日渐增多,“护士”这个词仍被我们下意识地指向“女性角色”。习俗和习惯潜入到了词语里,成为词语的一部分,即便这个习俗已经发生了改变,它对词语的影响却还要过好一阵子才能消失。即便是在生死关头假扮护士,脑子里那个已经成为下意识的“女护士”,仍执拗地指挥着当事人,要费尽周折穿上女护士的服装,并且毫无变通回旋的余地。词语无处不在,永远在场,即便是在它所指涉的实物已经发生改变和偏移时,仍然以它的方式对我们的认知和行为实行监控。
我们知道“优质”的东西未必优质,“安全”的地方未必安全。网站上那些标为“正品”字样的东西都是什么来历,却仍然身不由己对被这些词语修饰的物品多加一点相信。我们也知道掺了东西的奶粉其实已经不是奶粉,但超市处理那些“9月14日前生产的乳制品”时,仍然有人成箱地抱回家去。在命名上,它仍是奶粉,区别只在“9月14日前”或“9月14日后”。我们也知道“假药”其实已经不是药了,“药”和“假”存在荒谬的相悖关系,但我们依旧得称呼它为“假药”,因它曾经自称是“药”。词语的魔力来自于它是命名,是一项承诺,但在命名被否决、承诺被推翻之后,这魔力却依然久久保存。连这点相信都失去,就将沦入信无可信的空茫境地。
所以,当梁文道先生所说的“言词与事实的隔离”已经普遍地发生的时候,当护士已经不一定非是女人不可的时候,我们仍下意识地要假扮女护士,仍然要对词语的承诺,寄予魂断蓝桥般的信任。
不伦之恋
报纸上每天都会报道命案,有些会被忘记,有些会被记住。几年前的秋天发生在贵阳的一件命案,我却还记着。四十五岁的女教师同时与两个十七八岁的男生来往,最后,其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