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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密阳》有了现实版，而主人公就是曾担任中国台湾地区新竹市文化局长的璩美凤。2008 年2 月26 日那天，璩美凤穿着黑衣，到桃园女子监狱去迎接沈嵘出狱，而沈嵘，七年前曾是《独家报导》的发行人，而《独家报导》曾以随刊附赠的形式，传播璩美凤性爱光碟。沈嵘因此被判妨害秘密罪，入狱服刑两年。在监狱门口，她们拥抱、落泪，轻声道歉、原谅。这一切均被守在门口的媒体摄入镜头，其中包括四十名《独家报导》的员工，还有璩美凤担任主播的澳亚卫视的摄影队伍，她专门带着他们前来跟拍。
这不是真正的原谅，这也不是真正的道歉。真正的原谅，不会这样事先张扬声势浩大，真正的道歉，也绝没有这样云淡风轻。沈嵘父母，更不会以送上千万豪宅作为红包的方式，迎接“满怀歉意”的女儿回家。璩美凤并没有放下，沈嵘和她的家人也并没有真心愧疚，所以，这一切《密阳》才会显得这样温文，这样体面，这样和谐，却这样令人不安。即便旁观者，也能感觉到那股汹涌的情感波涛并没有得到释放。
毫无疑问，璩美凤是受害者，她在人群的接受度和经受冲击的阈值还没那么高的时候，以比“艳照门”更为惊骇的方式，被迫站到了世人面前。而作为受害者的她，在七年的日与夜的流转、晨与暮的交替之后，终于决定去原谅，但璩美凤只是借用了“原谅”的形式，以牺牲和扭曲自己真实感受的方式，去完成自己的反思。但不论是原谅还是反思，都需要作恶的那一方用承认自己的恶来配合，而现在看来，那边并不承认自己的恶。那边的云淡风轻给她最大的震惊是，无论她的原谅还是反思，原来都是没有价值的。
原谅，一定要建在双方地位不对等的基础上，不论心理、经济的地位，原谅的那方都要高出一筹，一旦地位不对等的位置恰恰相反，原谅就会落入尴尬的境地。就像《密阳》中的主人公，高姿态地去原谅伤害自己的人时，却发现对方的姿态比自己还高，当她以为自己已经“得道”的时候，却发现对方的“得道”比她还早。而璩美凤面对曾经推自己下悬崖的人时，也不得不发现，双方的地位并不对等，对方的境遇比她要好，而在内心深处，对方甚至从来没有真正忏悔！
常常听到别人说“放下”，而“放下”的真谛应当是真实面对自己，爱就是爱，恨就是恨，没有“放下”就是没有“放下”，承认这一切，才是真正的“放下”。而不能真诚面对自己的结果，就会让爱与恨不但没有得到释放，反而陷入了僵局。
惊人相似的事件，总是同时出现。十年前，韩国歌手白智英被前经纪人男友金始原拍下长达四十分钟的性爱影片，他并且将影片公诸网络牟利，遭她控告后潜逃美国，后来又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关系，在洛杉矶被捕。白智英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去监狱门前接他吗？
张爱玲的匮乏使我恻然
据说，当年，作为王佳芝原型的郑苹如，“从没动摇过”。年轻、貌美、家境殷实，又会玩，玩得好，玩得漂亮，诸种因素，使她轻易地成了上海滩的名媛。1937年7月的130期《良友》杂志，她是封面女郎。流传至今的照片上，仍然可以看出她的风韵，不是无可挑剔的美，可是饱满、洋溢、自信——女人受欢迎，只有百分之五十是因为相貌。
所以她什么都不缺，什么都不缺的女人，大概不大容易被打动，尤其不会被矮小猥琐的中年男人打动。所以，现实中，他们的刺杀行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她的同志们行动不够谨慎，而刺杀对象丁默村又太过谨慎。所以，一旦听说《色，戒》开拍，郑苹如的妹妹在美国洛杉矶召开记者会，所要澄清的事实不过这几点：她们家教极严，她姐姐不是交际花，而且，自始至终，她没动过真感情——背后的意思还是，她什么都不缺。她缺的只是一点点刺激，一点点假想中的来自家国的荣誉，对于她那样一个清白慎重的女学生来说，“佳人”显然是已经当定了，但还要配上“乱世”才完美，况且还是那样理由铿锵、万世流芳的“乱世佳人”荣誉称号。这点刺激，这点荣誉，促使她去做一枚棋子，促使她慷慨赴死。在别的方面，她什么都不缺——她甚至都没主动表现出要点什么的愿望——连命都不要了。
而在张爱玲笔下，在李安的《色，戒》里，王佳芝动了真感情。她的感情世界白纸一张，所以她全盘接受了第一个对她好的男人，当他是天地鸿蒙第一个人。何况这男人在她作为特勤的剧本里，早被规定好了，是她必须要接受的人。她有理由、有动机、有推动力去接受他。他还弥补了她的匮乏，感情的、情欲的（像洗了一个热水澡）、物质的（大衣或者钻戒或者几百块钱牵系的被呵护感），也许还有一点权力带来的尊荣。《色，戒》里的王佳芝，什么都缺，什么都要，她或许只是一个纯白混沌的女孩子，只是被那个男人激发着，成为一个什么都要的女人，但她毕竟被激发起来了。郑苹如的家人，最气不过的，大概是这一点。
于是我想到张爱玲。都看出来了，她花了三十年才写了二十八页的《色，戒》，是经过改装了的她的故事。她想说明，她有多么恨胡兰成，她那样经过良好的大家庭教育的、善于掩盖自己感情的人，有多么恨胡兰成，恨到三十年以上，恨到不动声色、若无其事，但还是恨。她又想要为自己辩解，想说明她只是因为感情，而不是因为他是什么人，“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而这感情，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好结果，甚至让她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爱推到“色”那样不堪的境地去进行全盘否定。所以和菜头说：“张爱玲最大的悲剧不是爱上一个汉奸，而是全心全意爱上一个男人。”
于是我又想到她的匮乏。她笔下的世界那样富丽，大家庭的器物服饰那样丰裕，但她实际上非常清寒，连胡兰成都说她“并不买什么东西”。写《色，戒》的时候，在美国，她甚至要靠领救济过日子，所以她笔下的王佳芝最终被一个戒指打动了。至于感情世界，在那样冷漠的家庭里长大，在流离中辗转，这样的匮乏中，胡兰成确实是她天地鸿蒙第一个人。她确实无法想象，郑苹如可以不动真感情。
欲望的密码
在匮乏之中去爱，在匮乏中匀出爱去爱，是多么艰难。想到张爱玲，还是有点恻然。
电影常会泄密，常会告诉我们，它的创作者最隐秘的欲望模式是什么。凡是看意大利导演丁度·巴拉斯的电影到三部以上的，都会发现，几乎他电影中所有的女主人公，都是一般模样：丰腴、艳丽、眉眼浓重，而且常以背部示人。瘦女人在丁度·巴拉斯的剧组里，恐怕连一份供茶水的工作都找不到。凯特·摩斯在他眼中，恐怕就是一个地外生物。他也并不掩饰他的喜好，大部分他作品的海报上，总有一个丰腴女人的背——那或许是他所认为的，女人最美最性感的角度。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欲望模式，一个青铜的模板，一个偏执的角度。当年看《烟雨蒙蒙》，印象最深的是军阀陆振华，所有他爱过的女人，不管是抢来的，还是明媒正娶迎进门的，总有点地方像他当年贫贱时候无望地爱过的那个女子。不是眼睛像，就是嘴巴像，他最宠爱女儿心萍，也是因为她最像那个女子。他像集邮一样收集女人，永无餍足，只因为，每一个女子，都只有一点像当初的她，却不是她。所以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爱里面，总有点因由。又比如黎明，最近终于承认已经和乐基儿结婚，而乐基儿和黎明的前女友舒淇一样，都有着相似的厚嘴唇、泡泡眼，因此被称为“翻版舒淇”。选择乐基儿作为恋人和妻子，大概不是因为黎明念念不忘舒淇，她们背后，说不定还有一个原型，有着她俩共有的嘴唇、眼睛，却也有着她俩永远无法企及的优点：她是黎明的青铜时代，是从此以后他一切爱恋的模板。她说不定还在北京，早已成为胡同里一个臃肿平庸的妇女，却不知道，自己决定着几千里之外，一个男人微妙的宠爱。他不可能回去找她，却任由着她，成了他生命中的密码。又比如张艺谋，终于有机会在更大范围内选择女主角之后，他身边的女子，却还是一般模样，甚至眼神、表情、气质，都像一家几姐妹。偶然也有不在这个范畴内的女子在他的作品里惊鸿一现，却终究红不起来。他恐怕也不是故意的，但他心里有个空着的模子，等着活生生的人往里填。再比如某才女，身后的男人，一律是老才子。他们的原型是谁呢？是她的父亲，还是教过她书法的某个人？静静的书房里，一点点弥漫开的墨香，温厚的声音在背后，讲述着书法的要领，偶然有一点墨汁湮到了羊毛毡上，看似意外，也有着不可预期的美。她恐怕一辈子都在寻找那间书房。
生命的密码多半由此而来，不断重复的温暖场景，一点温柔的回忆，在还没有能力把握、也没有资格争取的少年时代出现。因为从没得到，所以无比完美，从此成了一生最固执的愿望，安静而凶猛地潜伏在每个细胞里，在某一双眼、某一张嘴出现的时候，猛猛地荡了一荡。
再见， 隔膜
《黑天使》二零零二年
有时候我会讶异于电影里那些对人类精微感受的精确描绘，例如意大利导演马可·贝洛奇奥的电影《再见，长夜》里的某个刹那。
主人公安娜过着分裂的生活，白日里，她是公司职员，离开公司之后，却是恐怖组织的成员。她和他的伙伴们一起，认为自己将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在他们组织最重要的一次活动中，他们绑架了一位政界要人，把他藏匿在城中一个民居的密室里，而安娜则和她的伙伴扮演起了男女主人，出面应付上门来的邻居和各色人等。这个内心敏感细腻的女子，其实已对这所谓的理想有了怀疑，但真正她内心动荡的，却是最平凡的一个刹那。某个早晨，她乘公交车外出，车上有一群女人，在那里谈论家人、天气、蔬菜，就在那里，马可·贝洛奇奥用最冷静的镜头，表现出了她所感受到的隔膜，她盯着她们，几乎出了神，她们感受到了她的目光，狐疑地打量着她，她只好转过头去。那种隔膜，是她被异化和自我异化的结果，她自绝于人群之外，自绝于真实的幸福之外，成为一个离魂异客，和如她一样的女人们都有了隔膜。
隔膜有时是自我保护，是在情感、生活遭受巨大重创时，由自身分泌出来的一种情感阻断剂，让感受仅仅停留在表面，让痛苦和欣悦一起麻木，以免激起更深刻的内心动荡。像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在他的小说《了解女人》中所写的那样，主人公约珥在妻子死去之后，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对这一切无动于衷，只有一种持续不断的模糊感觉，觉得他没有真再见， 隔膜正醒来……这一切仿佛都在睡梦中。如果他仍抱有希望，他就必须从这浓雾中走出来。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从这沉睡中醒过来，哪怕为此罹受一场灾难。真希望有什么东西能切开那像子宫似的从四面八方包裹着他、窒息着他的柔软肥腻的胶状物。”
印度女作家基兰·德赛的小说《失落》中也曾描绘这种感受，赛伊的祖父留学剑桥，在异国他乡，他不被容纳，始终与周围的一切有隔膜。当他在杂货店购物，听到老板娘说，她的丈夫也用同样的剃须刷时，他讶异于“他们居然有着相同的人类需求，还有着私密性的联系”、“这大胆的想法让他一阵眩晕”。
但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从这沉睡中醒过来”，就像李安的电影《色，戒》里的那个刹那，王佳芝放跑了易先生，在黄包车上，眼前的一切突然清晰了、缓慢了，她盯着黄包车上的风车出了神，她的过去是一出倩女离魂记，而现在身魂合一了，她醒了。那一刹那，我们全都知道了李安要说什么。难怪陶杰说：“那漾开的、看似无关的一刹，是华语电影最值得铭记的一刹。”
《再见，长夜》二零零四年
可能很多喜欢电影的人，都和我一样。费里尼作品不过八部半，我看过不到一半；塔尔科夫斯基作品只有七部半，我是借着一次影展，才全部看全；更别提伯格曼、安东尼奥尼、基耶斯洛夫斯基，或者黑泽明，每次要看他们的作品前，都得像小时候终于决定要写作业一样，下一番决心，才敢按下“播放”键。甚至不止他们，任何一个电影，只要听过别人的称赞，知道它确实是好的，就足以让我失去观看的勇气。
不是因为担心他们晦涩、艰深、缓慢，不是，而是因为我已经领教过了那些大师之作的厉害，伯格曼作品总让人想起不愉快的童年，大卫·林奇总让你逼视自己内心的恐惧，基耶斯洛夫斯基仿佛神谕，总要穷极命运的可能性。《黑暗中的舞者》让我整整几天都悲愤不已，《北极圈恋人》让我恨不能冲进银幕，去杀掉那个电车司机。和他们相比，还是好莱坞动作片来得妥当，英雄总在最后一分钟剪断了定时炸弹上的红线或者蓝线，从而拯救了整个地球，弱女子永远在最后关头摸到了一把刀，干掉了在万圣节杀光了整个小镇居民的杀人狂。看一部撼动人心的好电影之后，永远需要再去看十部大快人心的电影，去消除它的不良影响。所以，我的观影记录里，多的是商业片和B级片，豆瓣“恐怖”、“惊悚”标签下的电影，我看过八成以上，尽管我承认，它们大多数都是垃圾。不只电影。所有那些太美的、太好的、太深刻的、太慎重的、太重大的东西，总让人下意识地想去躲避。
越美丽的东西，我越不可碰
最好看的那件衣服，我没敢买；朋友中最想接近的那个人，我不敢和他多说话。这些过分美丽的东西，一旦和我们的生命发生联系，总是有着过分强悍的撞击力，潜意识里，我们总害怕它们会改变我们生命的部分或者全部，在它们面前，我们总要绕道走，就像在质量过大的天体附近，连光线都要拐弯。
千辛万苦地到了华山，第二天一大早就要登山去看日出了，我下意识地睡得很晚，第二天声称自己身体不舒服不想爬山。尽管朋友一再保证可以让我坐缆车直到山顶，我还是没有去，而是在山下的宾馆里，打了一天的扑克（其实我根本不喜欢打扑克）。当他们下山之后，告诉我，山顶日出是多么绚丽的时候，我竟然暗暗松了一口气。
不只是我如此。中秋的晚上，城里放烟花，我和朋友们已经筹备了好几天，为的就是早早去看，临到头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有意无意地拖拖拉拉，有人迟到，有人拿了别人东西需要顺路拐一下去送，有人居然在距离约好的时间只有半小时的时候开始剪头发，大家齐心协力地节外生枝，终于错过了烟花最盛大的时刻。在潮水一样退离现场的人群里，刚刚抵达的我们，居然如释重负。
我们在怕什么，或者是在躲什么？是像《暗涌》中所唱的“越美丽的东西，我越不可碰”？还是因为我们知道，生命中的华美和不可思议都有定数，享用一点，就消耗掉了一点，必须积攒着，等待它在将来，以更盛大的方式呈现？或者是因为，我们自知已经经受不起那种撞击，需要急急躲避？所以，日本AV里，美丽的女郎，总要配上一个猥琐的大叔，所以我们并不希望梁朝伟和张曼玉走到一起，所以谢霆锋和张柏芝一旦成为金童玉女般的绝配，我们就要担心前面有不好的事情在等着他们。糖要少三分，幸福要欠着点，在所有快意的时候，都要有片刻的犹豫。
因为，越美丽的东西，我们越不可碰。是不可能，也是不能，这是人生的禁忌，也是命运的谶语。
矫正叛逆者的两种武器
《北极圈恋人》一九九八年
《粉红色的火烈鸟》一九七二年
之前在京沪两地上演过的音乐剧《发胶星梦》，改编自约翰·沃特斯1988年的同名电影，宣传文章里说，这是一个充满爱的故事。
四十岁以前的约翰·沃特斯，大概从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与一个充满爱的故事有什么瓜葛。他生于1946年，少年时在天主教学校就读，充满清规戒律的环境反而激发他的叛逆性格。他就是在那里与格兰·米尔斯蒂结识，后者后来成为他电影中的标志性人物。在约翰·沃特斯因为吸毒而被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开除后，他回乡创办“梦幻之地”电影公司，慨然开始他的电影生涯，拍摄了《罗马蜡烛》、《吞吃你的化妆》、《尘世垃圾》和《多重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