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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晓岚随机应变方圆之道-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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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晓岚差下人张凯前去询问。
    摆测字摊的人,已经两天没有发市,一见到张凯走近,以为是生意上门了,急忙起身招呼:
    “这位先生,你要测一个什么字?”
    张凯笑笑说:
    “我不是测字的。”
    “不是测字?”测字先生愣住了,“那你先生是要……?”
    “是我们家老爷,要我来查问你。”张凯的话还没有说完。测字先生误会是干涉他做生意,把话接了过去:
    “查问我?笑话,我在这儿规规矩矩做生意,干么要查问我?”语气中带了恼羞成怒的味道。
    “我的话还没说完,你的性子怎么这样急?”张凯也有点不耐烦起来,“你知不知道我家老爷是谁?”
    “笑话!我管他是谁?”测字先生的声音更大了,“我既不作奸,也不犯科,谁也不能对我怎么样?”
    “嗨!你这个人看起来蛮忠厚老实,怎么说话这么‘冲’?我不问你了总可以吧?”张凯几乎要冒火了。
    “你本来就不该问嘛!”测字先生说毕又坐下去看书了。
    张凯回头走了几步,心里想这样回去,什么也没问明白,怎么向老爷回话呢?他如果怪我居然连这点小事也办不好,岂不丢脸?于是他又转回来,耐住性子向测字先生说:
    “其实,我家老爷要我来问你,原是一番好意!”
    “好意?什么好意?”测字先生觉得莫名其妙。
    “他是看你不象个跑江湖的,也许是想提拔提拔你。”张凯说。
    “提拔我?”测字先生更弄得满头雾水:“你们老爷到底是谁?”
    “纪大学土啊!”
    “你是说你们家老爷,就是大名鼎鼎的翰林院大学土纪晓岚?”
    “是啊!”张凯答,“一点也不错。”
    “嗨呀!老兄,你怎么不早说?”测字先生马上变得一团和气。
    “先生,你没有给我说明白的机会呀!”张凯说。
    “如此说来,是在下鲁莽了!”测字先生连忙打躬作揖地说,“方才多有得罪,请老兄多多包涵。”
    “先生不必多礼,”张凯也拱手还礼,“请问您阁下怎么称呼?”
    “在下姓陶名澍,是从湖南来应试落榜的举人,”陶澍说着有点羞涩起来,“由于盘缠用尽无法返乡,只好出此下策,混碗饭吃,等候下一科再考。”
    “果然不出我家老爷所料,”张凯说:“既是这样,敢问陶相公,可有什么现成的文稿?让我拿去给我家老爷看看,他是很爱才的啊!”
    “噢!有有有。”陶澍连忙答应着,从纸包里取出一卷文稿来,交给了张凯。
    “好,你等我的消息哦!”张凯说。
    纪晓岚看过陶澍的文章之后,大为欣赏,爱才之心,油然而生,立刻命张凯叫陶澍进府来谈话。
    陶澍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踏进了纪府,见到他久闻大名的纪晓岚,立即跪拜:
    “学生陶澍,叩见纪大学士!”
    “不必拘礼,请坐。”纪晓岚显得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让陶澍坐下。
    “谢纪大学士,”陶澍拘谨地坐下来说,“学生鲁钝,还望纪大学士多多教诲。”
    “你的文章写得很好。”纪晓岚说,“不过尚有小疵,用语稍嫌堆砌,虚字应尽量少用,免伤文气,给人以拖泥带水的感觉,要多加琢磨才好。”
    “是是是,多谢大学士指点!”陶澍衷心感谢说:“学生一定遵照改正。”
    “我看你不必再流落街头,替人测字。”纪晓岚说,“舍下尚有余屋,你就搬进来住吧。可以专心好好读书。”
    “啊!”陶澍意外地应了一声,不知该如何才好,“这,学生,……学生……”
    “你有什么难处吗?”纪晓岚看陶澍吞吞吐吐,以为他有什么困难。
    “不不!”陶澍急忙应道,“多谢大学士栽培,只是学生感到受之有愧罢了。”
    “不必拘此小节。”纪晓岚说,“人难免都有困厄的时候,彼此扶持一把,算不了什么。我当年也遭受过落第的打击,差一点自暴自弃,所以,哈哈哈!”纪晓岚没有继续说下去,用一阵笑声代替了。
    最后他还是诚恳地嘱咐陶澍:
    “你尽快搬进来就是了。”
    陶澍确是有些受宠若惊,但见纪晓岚的态度非常诚恳,觉得却之不恭,于是只好说:
    “恭敬不如从命,那学生只好遵命了。”
    第二天陶澍就搬进了纪府,从此以后,整天足不出户,闭门苦读,三更灯火五更鸡,等候下一科试期到来。
    日后,陶澍果然显贵,做过安徽巡抚及两江总督,著有《印心》及《石屋》文集等,卒谥文毅。
    陶澍生前,为了感念纪晓岚的知遇栽培之恩,与纪家时相往来,亲如家人。直到晓岚身后,陶澍对纪氏遗孤之爱护与扶植,不遗余力。

方圆实战:诚挚地帮助别人

    其他人希望或认为你有多大价值,你就有多大价值;而只当他们的心里对你有好感时才会在嘴上说你的好话。没有什么比帮助一个人更能打动他。努力学会为别人效力,做那些不惜花时间、精力和诚心诚意为别人设想的事情,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朋友。
    人是最容易变易心性的高等级动物。但朋友仍被定为五伦之内,说明其在人生成长道路中的重要性。中国虽然是农业文明发达的国度,但朋友之情谊又为历代所崇尚。
    在这方面,纪晓岚最为佩服的一个朋友大概应算是曹学闵。曹学闵,字孝如,号慕堂,山西汾阳人。乾隆十九年进士,官至内阁侍读学士,宗人府丞。性恬淡,居官清慎,晚好性命之学。曹学闵与纪晓岚为同年,“交最契”。纪晓岚在《醉钟馗图为曹慕堂同年题》中说:
    一梦荒唐事有无,吴生粉本几临摹。
    纷纷画手多新样,又道先生是酒徒。
    午日家家蒲酒香,终南进士亦壶觞。
    太平时节无妖疠,任尔闲游到醉乡。
    曹学闵死时纪晓岚正在热河校理图书,不得诀别,甚为遗憾,对朱硅所作墓志铭和钱大昕所作神道碑之遗漏,愿作补缀,故作《曹中丞逸事》,称赞曹学闵说:“天性恬淡,超然于声利之外,似不甚预人事者。又和平静穆,言讷讷如不出。而此二事,乃见义必为如此,贤者固不测哉!余十六七岁入名场,三十通籍,仕宦四十余年,阅事非一,阅人亦非一,求如慕堂之古谊,指不数数屈也。”
    所谓二事,一是乾隆二十六年纪晓岚与曹学闵同在翰林时发生的一件事:当时馆中同事有八九人因争名而相互倾轧,闹得不可开交,掌院因此要告到乾隆那里去。纪晓岚自己也陷于其中,不能自白,惟有叹息而已。而曹学闵则拍案而起,邀请大家同去见掌院说:“如掌院以为确有其事,则将诸人革职也合情理。那么意见从何而来?如弹章一上,总需有证据才能评判是非,请先告姓名。”掌院考虑一番,终于没有上奏,涉及者也最终没有受处分。
    另一则是处理同年陈裕斋家事:同年陈裕斋四十多岁还没有儿子,很想纳妾,却因妻子阻挠而不能如愿。曹学闵便约同年捐资买一女子送到陈裕斋家中,最终使陈裕斋获得一子。陈裕斋夫妇去世后,他的女婿想霸占他的家资,使陈裕斋所纳妾母子不能保旦夕。听者皆扼腕叹息,却爱莫能助,曹学闵又再邀同年数人前往,将其女婿驱逐,使陈裕斋遗孀母子得以平安度日。当时人都说曹学闵多事,而曹学闵并不介意。
    讲完这个故事,纪晓岚颇为感慨地说:“嗟乎!朋友以异姓列五伦,所贵乎济缓急、恤患难,不以生死易心也。平时酒食征逐,声气攀援,怡怡然亲若兄弟,及身遇小利害,乃引嫌避怨,坐视其后人之阽危,亦安贵此朋友耶?慕堂此举,余时有所牵制,未能赴约,然心恒愧焉。论者乃以己不能为,转非慕堂之能为,抑亦慎矣。”也就是说,在纪晓岚看来,朋友的道义就是济缓急、恤患难,不以生死易心。
    纪晓岚非常乐于帮助朋友。乾隆十九年,也就是纪晓岚进士及第那一年,有位同年朋友姜炳璋,送给他一部自己已故朋友史雪汀的遗作《风雅遗音》,目的在于请大才子纪晓岚品评一番,借以宣传。而当时纪晓岚正忙于其他事务,无暇顾及此书,只匆匆翻阅一下即放在了一边。乾隆二十四年夏天,纪晓岚得空认真拜读之后,发现其中错误很多,但欣赏他的“用心精且密”,故重为编次,并加以勘误。并作《审定史雪汀风雅遗音序》,其中说:
    研究音韵,虽然是研究经学的次要方面,但字音不明确,则对字义的理解就会出现错误,对圣贤倡导的思想就会不理解,因此意义也很大。前代艺文志必将小学附在经书之后,岂能是无所谓的事?过去陆德明作《经典释文》,千百年来学者奉为标准,而此书除记载史事外,无所发明,固然不能与陆书相提并论,但就时人习读之书,纠正其错谬,也确实有可信处。只可惜他不懂得古音韵,所以注音多错误;所设门类太琐碎,辨证问题也太偏激,与著书大体不相符。所以我在公余饭后,重新加以编排,淘汰其中繁琐不当处,自以为比原书更好一些。对此书,只有删减,并无增加;有所润色,而不改变其原意,就如同对待史书一般。
    纪晓岚对此书实际上并不认可,只是考虑到已故作者的用心良苦,考虑到朋友所托,毅然捉刀代笔,删繁就简,勘正错误,在保持原意的基础上加以润色,确实下了一番功夫。这样的做法,不要说对剽窃他人成果者,就是对哪些于署名先后而斤斤计较者,是何等气度!
    在纪晓岚的文集中,有大量的墓志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墓志铭主并非达官显宦,而更多的是中下级官吏,或者是有可“旌扬”的人物。其中,受人之托是其中的主要部分。纪晓岚以学术上的泰山北斗,肯屈尊为“无名鼠辈”写墓铭,表现了他肯于帮助人的良好品格。此外,他还为许多学者的著作写了大量序、跋、书后,这也占去了他的文集中一大部分。
    请纪晓岚写墓志铭也好,请他写序、跋也好,无非是借其名以重的意思。纪晓岚当然知道这一点,但他乐此不疲。

方圆交友之道二:人无癖,不可交
    ——袁宏道说:“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也。”张岱也说过“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判断一个人是否可交,只要看他有无“癖好”。有“癖好”者,多有情有义之人,可以心相交;无“癖好”者,乃过于理智之人,只可以智相交。

方圆实战:要沾染一点大家都免不了的“坏习气”

    人生在世,总是处于无休止的矛盾之中。一个人常常是矛盾的结合体。古时候很多有才华的文人,一方面为民生疾苦奔走呼号,另一方面又在花楼酒肆寻欢作乐、狎妓侑酒。这种不能免俗的矛盾作风,实在是人生的必然。历史传统就好比是奔腾不息的江河,如果不能圆滑地融于其中,乘风破浪,就只有被无情地抛弃于后,望洋兴叹。不能与大家同欢乐,就只能孤芳自赏。
    打造自己的圈子,要讲求一点方式方法,运用一点圆滑变通的手段。读圣贤书的文人才子,有时候要沾染一点大家都免不了的“坏习气”,才能与周围的环境协调。要经常参加朋友的聚会,不管这种聚会在家中,还是在声色场所,千万不要显得格格不入。否则,就只能孤芳自赏,失去了根基和依靠,一辈子孤苦无依。
    确立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兴趣点,是与人交往的必然要求。文人仅以才交友,范围必定有限,而且或许因为学术上的争论,观点的不同,分道扬镳,容易陷自己于一类不善行动的人群中,郁郁不得志。纪晓岚不但能够广交学术上的有才之人,而且善于团结最大多数的文人,形成一股势力,一个圈子。这个圈子的粘合剂,就是女人和性。因为在当时,文人狎妓侑酒成风,这是古时候流传下来的传统。
    在中国古代,大多数著名的学者象诗人苏东坡、秦少游、杜牧、白居易之辈,都曾逛过妓院,或将妓女娶归,纳为小星,故堂而皇之,无容讳言。
    唐代的官吏狎娼,上自宰相、节度使,下至庶僚牧守等小官,几乎无人不从事于此,有很多风流韵事。唐代的官吏嫖妓,还有些制度化。唐代进士放榜以后的活动中,有一项“探花”,即在同科进士中选择两个俊少者,使之骑马遍游曲江附近或长安各处的名园,去采摘名花,这两人就叫两街探花使,也叫探花郎。这就是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探花宴上,通常总有妓女助兴。
    唐代诗人韩偓于昭宗龙纪元年(公元889年)中进士当了“探花郎”,与他相好的妓女“以缭绫手泉寄贺”。韩偓收到礼物后写了一首七律,中有“解寄缭绫小字封,探花宴上映春丛,黛眉欲在微微绿,檀口消来薄薄红”之句。
    在唐代,写嫖妓之乐的诗不胜枚举,如李白的《对酒》:“我瑁宴中怀里醉,芙蓉帐里奈君何”;李商隐的《碧城三首》之二:“紫凤放娇衔楚佩,赤鳞狂舞拨湘弦”等。白居易的《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将妓院的环境、妓女的服饰、妓女的歌舞和宴会场面、嫖客和妓女的亲昵做爱等绘声绘色描写得淋漓尽致。
    唐代官吏公然狎娼,甚至有因恋妓而至于死的,还有在外贮营妓而生子的。唐代的官员狎妓最出名的,武将当数韦皋、路巌,文臣当数白居易、元穗。韦是因狎名妓薛涛而出名的。路巌这个武官是个“小白脸”,镇守成都期间,溺于伎乐出了名。白居易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徙苏州,首尾五年,自云:“两地江山游得遍,五年风月咏将残。”可谓极宦游之乐。他曾经夜泛太湖,有“十只画船何处宿,洞庭山脚古湖心”之句。他泛舟连五日夜,寄元稹诗云:“报君一事君应羡,五宿澄波皓月中。”宋朝龚明之写的《中吴纪闻》说:“乐天为郡时,尝携容满、张志等十妓,夜游西湖虎丘寺,尝赋纪游诗。为见当时郡政多暇,而吏议甚宽,使在今日(指宋代),必以罪闻矣!”《南部新书》还记载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蓄养婢妾、妓女很多,后携妓还洛,又复遣回,呼来唤去,不算一回事。至于元稹,也是唐代的一个大诗人,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曾经做过丞相。他《与晦侄等书》说:“吾生长京城,朋从不少,然而未尝识倡优之门,不曾于喧哗处纵观。”似乎具有清风亮节,操守甚严。但《旧唐书·元稹本传》记载:“稹移任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会嵇山水奇秀,……而镜湖秦望之游,月三四焉。而讽咏诗什,动盈卷帙。”又说:“稹既放志娱游,稍不修边幅,以渎货闻于时。”元、白二人交情很深,有时还交换妓女,相互狎玩,如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就曾让元稹把杭州歌妓商玲邀往越州,狎玩了一个多月才归还。这种状况当然决不仅限于“元、白”,“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几乎成为当时文人雅士普遍的风流行径。诗文中也大量地反映出这方面的内容,如“温、李”以及“香奁体”等。
    在公元10世纪的上半叶(约在唐末与五代之间)流行一种铜钱,正面镌刻着“风花雪月”四字,背面则有四幅男女合欢图,表现出四种不同的性交姿势。这种钱被称为“春钱”,又称“堂子钱”,这实在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一种反映。
    由此可见,“唐人尚文好狎”,这是当时的一种风气,尤其是官吏宿娼狎妓如此之盛。清人咏曰:“风流太守爱魂销,到处春翘有旧游,想见当时疏禁纲,尚无官吏宿娼条。”
    许多妓女是一些才智和艺术趣味高出一般妇女之上的女性。她们不仅姿色出众,伎艺超群,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大多数能够歌唱诗词,有的还善诗能文,甚至精通琴棋书画,令当时的文人雅士大为倾倒,可以说形成了妓女文化。
    嫖客最注重的是妓女的“诙谐言谈”,其次为“音律”,再次为曲中“居住及饮食”,而对妓女的姿色并不是如后世那么看重。嫖客的“口味”既然如此,妓女当然要加以迎合,所以,当时聪慧、文化素养高、口才敏捷的妓女特别受欢迎。当时的人们对嫖妓女把精神方面的满足看得重于纯肉欲的满足,这也说明当时的文化素质较高。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当时的文人与妓女关系很密切,文人多有风流之举,而妓女也很敬重文人,特别是那些名士,名士们的一诗一文往往可以决定妓女的名声与兴衰。白居易《与元稹书》说:“……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门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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