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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神，从游七身边蹭地就窜进门去了。游七赶忙伸手去拦，却没拦住。其他人像抢购打折商品似的，看王锡爵硬撞进去了，呼啦一下就跟着都撞进来了。
游七在后面直叫“王大人请留步！王大人请留步！”
可王锡爵根本不回头，直冲到灵堂里来。
王锡爵还没进屋，就听到灵堂里一声冷笑，然后就听到张居正在说：“王大人当真豪放得很，灵堂静地，也是你闯的吗？”
王锡爵见到身着孝服的张居正一拱手说：“锡爵冒失，首辅大人原谅。然人命关天，想高堂泉下有知，谅也不会见怪。”
张居正冷眼看着王锡爵，说“人命关天，家父不怪。难道我张居正尽忠为国，家父就会怪罪我吗？”
王锡爵听了一愣，心想现在救人要紧，也不要再讨论夺情的是非了，所以他说：“首辅大人尽忠为国，世人皆知。然因一已之私，若至人伦之情、师生之谊、君子之份于不顾，这恐怕也难逃天下汹汹之口啊！”
张居正听了这话，眼皮一耷拉，看着香案上香烛出神地说：“居正此刻一身守孝，至于夺情与否，全赖皇上定夺，天下事与我何干？”
王锡爵听了都急了，心想再扯皮扯下去，这几个人可怎么救啊？所以他也不再绕圈子，直奔主题说：“天下事怎与首辅大人无干？现在吴中行这几个人即将被处以梃杖，首辅大人不是最不主张梃杖的吗？现在这些事皆因大人而起，大人怎能不搭救他们？”
张居正一听，念叨了两声“梃杖啊梃杖”，然后一抬头看着王锡爵说：“圣怒不可测，我张居正也无能为力！”说罢转身向内，又说了声：“游七，送客！”
王锡爵看张居正说得这么绝情，一下子火冒三丈，这一下激动起来，他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上前一步，指着张居正大声地说：“什么圣怒不可测？圣怒也是因为你啊！一切都是因为你张居正啊！”
他这一急，直呼张居正其名，也不称什么首辅大人了。
张居正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铁青的，他转过头看着王锡爵，慢慢地点着头重复了两声“因为我！因为我！”突然，他快步走到门边，从一个侍卫的腰间蹭地拔出一把刀，拿着刀转身又走到王锡爵身边。
王锡爵吓了一跳，所有人也都吓了一跳，都不知道张居正突然拔出刀来要干什么。
就在大家都惊慌失措的时候，张居正突然走到王锡爵身边，扑通一下就跪下了，然后把刀交在王锡爵的手中，举着王锡爵手里的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张居正眼含热泪却大声说：“都是因为我！你杀了我！杀了我吧！”
王锡爵惊呆了，他怎么也料不到当朝首辅会跪在他的眼前，让自己拿刀架着他。所以，王锡爵开始还有些犯愣，拿着刀傻站在那儿。等他突然意识到这是个什么场面，他立马惊慌地把刀扔在地上，转身跑了。
王锡爵这一走，跟他来的这拨人也都作鸟兽散，一下子就走了个一干二净。只剩下张居正还长跪当地，身前一把短刀，脸上泪水长流！
我记得我读《明史纪事本末》，读到这段内容的时候，正是一个深秋的漫漫长夜。我在昏黄的灯下，在泛黄的书页上，在漫漫长夜里，似乎真的听到过一声从历史深处传来的孤独的呐喊，也确实感受到了一个灵魂的孤独与彷徨。
后来老有人说，张居正一个堂堂的内阁首辅，居然当众给王锡爵下跪，还拿刀架着脖子耍横，这多少有些泼皮无赖的性格。我就不明白了，张居正手上握着当时最高的权力，当世最大的强权，他要想排除异己，他完全可以遇神杀神、遇佛杀佛，何至于要耍无赖呢？他这要真是耍无赖，他所受的耻辱又何尝弱于那些要被梃杖的君子们？那他又有何面目再位居内阁首辅的要职，再来领导群臣呢？
难道考成法是靠耍无赖才收到成效的吗？
难道一条鞭法是靠耍无赖才得以试行的吗？
难道外除边患、内平叛乱是靠耍无赖能做到的吗？
难道财政危机是靠耍无赖能解决的吗？
难道黄河水患是靠耍无赖能治理的吗？
难道八达岭上那条至今雄伟的大明万里长城是靠耍无赖堆积起来的吗？
如果这真的叫无赖的话，那我不禁想化用辛弃疾的词来表达一下我此刻的感受——“最喜居正无赖，本色沧海横流！”
梃杖与理想
张居正经此一跪，算是横下心来了，最终没有被士大夫们的伦理道德绑架，但最终他也走向了一个孤独者的情感极端。
从此，他坚定了夺情的决心，绝不让手中的大权旁落，也绝不允许他呕心沥血创立的万历新政走上夭折之路。
他活一天，就要坚守一天；他活一刻，就要把他的万历新政再往前推进一步！
为了这个理想，他不惜与整个士大夫阶层为敌。他要严刑峻法，对所有改革的反对者与阻挠者痛下狠手。而这，就从他的学生、从他的同乡、从那几个要挨梃杖的“君子们”那儿开始吧！
吴中行等人最终没躲得过梃杖的刑罚。据多种史料和典籍记载，当时的情况让人惨不忍睹。
赵用贤比较胖，身上被打掉下来的肉，据说片片都有巴掌大小；而吴中行被打完后，腿上因为要割下腐肉的太多，所以腿上后来留下一个一尺见方的洞；艾穆、邹元标等人则被打断双腿，落下终身残疾。要不是当时士大夫们请来最好的名医，一等梃杖完就抬下来赶快施救，这几个人估计活下来都挺困难的。
可这几位虽然受刑甚苦，却一个个没有半分怨言，反倒终身都觉得这是种莫大的荣耀，而整个士大夫阶层也把他们视为是道德的楷模，认为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正是文人所追求的气节。
说老实话，这确实是一种气节，因为这多少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某种信仰的坚持与执着。
但我认为，这些传统的知识分子虽然有信仰，但却没理想。
很多人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都有理想，说我以后要怎样怎样，要如何建功立业，但长大后呢？一碰到残酷、冰冷的现实，年少的理想就彻底成为了梦想。
所以我们扪心自问，“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大多都已像凋零的花。”
所以大多数人的“理想”最后不过就是随便想想而已，所以叫“理想”——心里头随便想想！
但张居正不一样，他是勇于用生命、用一生去实践自己理想并实现自己理想的人。他跟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儒家的那套东西也是他的信仰，可他比他们还多一样，就是抓住理想不放的决心和勇气。
在举世非议的反对声浪里，他能最终超越那个时代所谓的道德信仰，从而孤独地、执着地握紧自己的理想，这该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儿啊！我觉得，这不仅需要一种超越时代的勇气，也需要一种超越时代的智慧！
在世人看来，道德常常能弥补智慧的缺陷。可是，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空白。就是你哪怕再没本事，但只要合乎社会通行的道德标准，你就可以在这个社会上趾高气扬地生活。但就算是再有本事，再有贡献，只要你违反了通行的社会道德标准，大家的唾沫星子就能把你淹死。
我们常说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是我们却总习惯于少数服从多数。
作为士大夫阶层的一员，张居正认为自己握住了真理之手，哪怕大多数人的唾沫星子果然可以淹没他，他那只握住真理之手的手也绝不放手，我以为，这，就是他能取得盖世功绩的最根本原因。
所以，据说那位引发了反夺情政治海啸的张瀚，在回乡之后经常郁郁寡欢。在他临死前的弥留之际，他口中仍不停地念叨着张居正的名字。
是不是直到这一刻，他才终于认识到自己当初挑起的反夺情浪潮，或者也可能是一个错误呢？
在这场夺情伦理风暴中，不论谁对谁错，作为风暴中心的张居正都已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奉旨夺情，坚守岗位，可工作风格却产生了急剧的变化。这些变化到底是什么？又会给万历新政带来怎样的影响？
请看下集：《国家利益至上》
第二十一讲 国家利益至上
决绝
一个有理想的人，往往会对理想本身充满了幸福的期望与憧憬。
而一个能够实现理想的人，往往在一开始就对实现理想的艰辛做好了准备。
只对理想充满了幸福的期望与憧憬的人，这种理想往往到最后只是梦想。有句歌词叫“有梦想就会成功”，我觉得这话不对，梦想谁都有，但大多不成功，因为我们总是对梦想做好了准备，却没有对冰冷残酷的现实做好准备。
但能实现理想的人就不一样了，他们一开始就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他们每一步都坚实笃定，又都小心谨慎。他们从不期望会有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直通到一个叫“理想”的地方。
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人。
张居正比较喜欢禅学，所以他帮李太后崇佛，也并不完全是简单的附合。万历元年的时候，也就在张居正的政治“理想”——万历新政开始之初，他曾经写信给友人说：“前年冬，偶阅《华严》悲智偈，忽觉有省。即时发一弘愿：‘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张太岳集 书牍》）
意思是说，前年冬天，因为读《华严经》中的偈语有感，当时就发了一个弘愿，这个弘愿就是“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
这里要注意，这个偈读ji不读jie，它在佛学中原来是专指发自真心的敬颂的语言，梵语读作“嘎萨”。偈本身就是发自真心的弘愿了，在读偈之后又发弘愿，那在佛学中可谓是舍身之语，是最纯洁、最纯净的心声，也是最不可违背的誓言。
那么，张居正这个最纯净的心声是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尘刹”就是指这个现实的世界，佛祖的四大弟子，也就是观世音等几位菩萨都发过要历经尘刹、普渡众生的弘愿，所以像《楞严经》里就有一句叫“将此深心奉尘刹”，张居正“愿以深心奉尘刹”就是借用了这一句。在这句之后又加上一句“不于自身求利益”那意思就更明确了，就是但求为国为民之志，绝不吝惜自身。
要知道按张居正“前年冬”的说法，他写这话的时候还是隆庆五年，当时他还只是一个副宰相，他要抒发报国之志，那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要如此毅然决然，还要在佛祖面前发下弘愿呢？
这说明他对实现人生理想的艰难早就有了心理准备。所以他在施行万历新政的过程中，一路上既雷厉风行，又战战兢兢、小心谨慎。你看他在用人上，要份外考虑怎样安抚高拱原来的那些手下；即使面临着不小的非议，他也要适当地处理好与大太监冯保的关系；更不用说跟李太后了，既有两分尊重，又有两分暧昧，更有两分相互的依赖，还有两分知己之情。
我们读他的《张太岳集》，甚至会读到他在给许多部下的信中有许多苦口婆心的解释与劝导。
可以说，为了他的万历新政，张居正虽然大权在握了，但直到夺情事件之前，他还是非常小心，非常谨慎的。
可张居正再有准备，大概也没准备到这一场有关“夺情”的伦理风暴。
因为张居正的父亲去世，张居正和整个万历王朝都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即张居正是回家守三年孝，还是夺情留任内阁。
张居正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所谓“政治与强权同在，权势与地位共存”。等你在家待了三年再回来，内阁里哪还有你的位置呢？况且嘉靖以来的政治形势，无一例外地都表现为落势的内阁首辅都不会有好下场，你看夏言倒台，被严嵩整死；严嵩倒台，被徐阶抄家；徐阶倒台，被高拱弄得两个儿子发配充军；而高拱倒台，冯保更是要借王大臣案置他于死地。现在张居正一旦交出大权，等待自己的又会是怎样的命运的呢？
这一点张居正当然会担心。
还有一点更重要，那就是权力和光阴一样，失去了，轻易就回不了头。没有权力在手，他的改革蓝图、万历新政的理想又何以彻底实现呢？尤其是在改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刚要进一步推行的关键时刻，张居正要是放弃了手上的权力，也就等于完全放弃了整个万历新政。
所以，在士大夫阶层纷纷攻击他的“夺情”就是贪恋权位的时候，他理直气壮地说了一句名言，他说：“苟利国家，生死以之”（书牍十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况区区訾议非毁之间乎？”（《张太岳集卷六乞恢圣度宥愚蒙以全国体疏》）
这就是林则徐那句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典故出处了。那意思就是为了国家，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我还怕什么世人的非议呢？
张居正不是没有矛盾过，不是没有痛苦过，但当他为士大夫所谓的伦理道德所逼迫，在王锡爵面前屈膝长跪、引刀欲自刎之后，他算是横下了一条心。横下了什么心呢？他张居正作为堂堂内阁首辅，逼不得已，给人下跪，跪是跪过了，但再站起来，他就不是原来的那个张居正了。
原来的张居正虽然强势，但却讲策略，讲方法，人事上、工作上都小心谨慎沉稳得很。可跪过后再站起来的张居正，心中只有“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强大信念，除此之外，他再不顾忌任何其他的东西，哪怕是整个士大夫阶层的非议，甚至是整个时代的非议。
从此以后，张居正的工作风格，甚至是生活作风也为之一变，他无所顾忌，充分集权，进而紧握强权，排除异己。心中一句“国家利益至上”，生活上日渐奢侈，工作上也再无情面可讲。这种变化集中地表现在两件事上。
排场
第一件，是张居正回乡葬父的排场。
在小万历和李太后反复下旨慰留之下，张居正终于下了夺情留任的决心，但也提出了五个条件：一是上班可以，但不拿工资；二是朝廷的祭祀活动、公共活动，一概都不参加；三是上班时要允许他穿青衣角带；四是他经手的公文上要加上“守制”两个字。这几条都是表示他作为一孝子的身份，这都说明张居正夺情留任是为国尽忠，而不是为了名利。
最后还有一条，那就是等明春小万历结婚大典完成之后，即回乡葬父，然后张居正要亲自把老母亲接到北京来住。
对于这些条件，小万历和李太后当然无条件答应，只是觉得张首辅是委屈了自己。
可张居正认为自己上不食公家俸禄，下不通四方交遗，一心为国，辞俸守制，这样就可以无愧于心了。
终于等到了第二年，小万历婚庆大典之后，虽然小万历、李太后感觉时刻都离不开这位张先生，但事先说好的，张居正要回乡葬父，小万历只得依依不舍地让张居正走了。
据说张居正走之前来跟小万历辞行，这位刚结了婚的十六岁少年千叮咛万嘱咐，嘱咐自己的张老师长途归乡，一定要保重身体，尤其到家安葬自己父亲的时候不要太悲伤。
张居正听了这话，感动不得了，当时跪拜在地上就失声痛哭起来，小万历走过来，扶起张居正，才说了一句“先生千万不要太悲痛”，自己也就哽咽着哭了起来。张居正怕小万历太伤感，所以赶紧叩头告辞，人还没走出大殿，只听见身后小万历在跟身边的侍从说：“我有好些话，想跟先生说，见他悲伤，我哽咽得都说不出来。”
你看，千古以来，有几个君臣之间可以有这样深厚且真挚的情谊呢？
因为张居正有丧在身，李太后虽不能亲自为他送行，但也派太监传来口谕，说“先生离开后，皇上无所倚托，先生也舍不得皇上，所以到家事毕后，千万早早归来。”
这可以看出来，皇帝和太后对张居正的依赖到了什么地步。在封建时代，皇帝那就是国家的象征，也就是说当时的国家、当时的大明王朝对张居正依赖到了什么地步！
带着这份依赖，张居正浩浩荡荡地上路了。在张居正的心中，有这份皇帝和太后的依赖和信任就有了一切，其他的一切就可以不在乎了。皇上不是交待他路上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嘛，这没问题，张居正以前在生活上还挺注意节俭的，现在想怎么就怎么，反正他又不缺豪华铺张的条件。
先是对张居正最为忠心的戚继光听说张居正要回乡葬父，特意在全军挑选了最杰出的火枪手和弓箭手为张居正作亲兵卫队。到了河北真定的时候，真定知府钱普别出新裁地拍了个大马屁——为张居正特意定制了一座豪华的大轿子。
这个轿子首先是豪华，轿子里头绫罗绸缎、珠玉帷幔，整得象五星级宾馆。
那位可能会奇怪，一个轿子再折腾又能折腾到哪儿去？
这就要说到这个轿子的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了。那就是：大。
这轿子太大了。我们平常说大轿子叫“八抬大轿”，要八个人才能抬得动，所以这是最大号的轿子。可八抬大轿比起这顶轿子那可就小巫见大巫了。这个轿子至少要三十二个膀大腰圆的轿夫才抬得起来，所以用专业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