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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与汪宏声、钱公侠
张爱玲的高中国文老师汪宏声写了一篇《记张爱玲》，为我们留下了张爱玲求学的重要史料。但有关汪宏声的生平资料，却都无人言及。张爱玲说：“中学时代的先生我最喜欢的一位是汪宏声先生，教授法新颖，人又是非常好的。所以从香港回上海来，我见到老同学就问起汪先生的近况，正巧他不在上海，没有机会见到，很惆怅。”
据史料家秦贤次的资料说，汪宏声是浙江吴兴人，一九一年生，一九三年于上海光华大学第五届教育系毕业。一九三六年九月，任上海圣玛丽亚女校国文部主任，成为张爱玲高三毕业班的国文老师。汪宏声也是翻译家，曾译有美国小说家奥尔珂德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好妻子》（一九三六年五月）、《小妇人》（同上）、《小男儿》（一九三七年一月），收入钱公侠主编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中；另以沈佩秋笔名译有王尔德的《莎乐美》（一九三七年一月）、易卜生的《娜拉》（一九三七年四月）、果戈里的《巡按》（一九三七年五月），收入钱公侠、谢炳文（后改名谢然之，一九四九年到台湾后，浸至成为台湾新闻界大老）主编的世界戏剧名著丛书中。
钱公侠（一九七~一九七七），浙江嘉兴人。一九二八年十月，当钱公侠还在上海光华大学二年级时，已在上海春潮书局出版他的第一部作品《怅惘及其他》，收短篇小说七篇。钱公侠系当时光华大学风头最健的学生之一。一九二九年四月九日，曾与沈祖牟以“光华文学会”名义拜访鲁迅，邀请鲁迅及郁达夫来光华演讲。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又与储安平等组织“光华剧团”，显示出他在文艺上的多方面兴趣。抗战时期，钱公侠在上海沦陷区亦是一活跃的作家、编辑家。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上海与周越然、柳雨生（光华附中出身）、周黎庵、陶亢德、潘序祖（光华附中教师）、冯和仪（苏青）、杨光政（原名晋豪）、杨桦（之华）等人发起筹建“中国文化人协会”。其后任《语林》月刊（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主编，《中华日报》主笔等。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钱公侠创办《语林》月刊时，他希望借张爱玲的名声为自己的杂志大壮声威，于是他找到他光华的学长汪宏声写了一篇《记张爱玲》。张爱玲说：“没想到今天在路上遇到钱公侠先生，知道汪先生为《语林》写了一篇文章关于我。我等不及，立刻跟钱先生到印刷所去看清样。”钱公侠与张爱玲应是熟识的，在这之前他们同在《杂志》写稿。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杂志》社在康乐酒家举行“《传奇》集评茶会”，出席的人员中就有钱公侠。
《记张爱玲》一文其中有一段说：“她一贯地懒惰，还是什么都‘我忘啦！’我记得有一次她欠交了一期作文，我催他，她说‘我——’我不等她说下去，便接着说‘——忘啦！’她笑笑，隔不多久，她交来一篇。我一看，却就是《霸王别姬》的上半篇，原来她要把这一篇充两期作文哩！所以最近在报上看到了平襟亚先生与张爱玲的一番‘灰钿’交涉，我若有所悟，想起了《霸王别姬》充两期作文的一桩公案，‘夫子’不禁‘莞尔’了。”汪宏声万万没有想到，他这种玩笑似的联想，正好进一步坐实了张爱玲可能多拿一千元而忘了的负面形象。对“一千元钱灰钿”这件事，张爱玲本不愿多言，为不使自己尊重的国文老师汪宏声甚至大众误解，她写了一篇《不得不说的废话》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语林》月刊加以申辩：“我替《万象》写《连环套》。当时言明每月预付稿费一千元，陆续写了六个月，我觉得这样一期一期地赶，太逼促了，就没有写下去。此后秋翁先生就在《海报》上发表了《一千元的灰钿》那篇文章，说我多拿了一个月的稿费。柯灵先生的好意，他想着我不是赖这一千元的人，想必我是一时疏忽，所以写了一篇文章在《海报》上为我洗刷，想不到反而坐实了这件事。其实错的地方是在《连环套》还未起头刊载的时候——三十二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当面交给我一张两千元的支票，作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费。我说：‘讲好了每月一千元，还是每月拿罢，不然寅年吃了卯年粮，使我很担心。’于是他收回那张支票，另开了一张一千元的给我。但是不知为什么帐簿上记下的还是两千元。”
编者钱公侠为公平起见特别在这一期有一说明：“本刊前期所载汪宏声先生之《记张爱玲》一文，其中提到‘一千元灰钿’的话，作者无心，编者失察，致张女士不能不来稿声明，以免读者误会。然此事既与秋翁先生有关，编者乃不能不事前向翁说明，请略书数语，与张文同时发表，以避免片面攻讦之嫌。编者并向翁声明，不能将张文出示，以昭公道，故秋文仅为事实之说明而已。”于是平襟亚又写了《“一千元”的经过》同时登载这期杂志，平襟亚并把《连环套》的稿费清单附于文后，详注张爱玲收取稿费的日期、数额和取款方式，总之，他坚持认为张爱玲欠款一事确凿无误。而汪宏声有《“灰钿”之声明》：“予之‘若有所悟’乃指爱玲因平先生不加稿费，而缩短篇幅，颇与一稿充两期作文事相类，故而‘莞尔’并非即以‘灰钿’确有其事，亦非以学生时代一篇作文充二篇与作家时代之‘灰钿’云云有何因果关系也。”
钱公侠对张爱玲是相当推崇的，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的《大上海报》《谈女作家》一文中，钱公侠说：“她（张爱玲）至今是一个象牙塔里的闺秀。她对于社会曾采取一种孤立主义，远远的站开着，绝不与人缠夹，因为她没有苏青女士那种泼辣大胆，也没有王渊女士那种浑然无我的感觉。人家看她，仿佛又远又高，而她就在那远处高处奏出人间天上的音乐。”
张爱玲与袁殊
张爱玲与《杂志》的结缘早于《万象》。一九四三年七月，张爱玲便有小说《茉莉香片》在《杂志》刊出，直至一九四五年六月，是合作最久、投稿数量最多的刊物。据沈鹏年先生说：“……袁殊看到《紫罗兰》发表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顿觉眼睛一亮，像在群马中发现了骅骝。他便驱车静安寺路常德路的公寓楼上，向这个可以做他女儿的小姑娘移樽就教。张爱玲当然不会知道，此人竟是共产党员。张爱玲本来都是自己投稿的，这一次，《杂志》创办人却来上门约稿了。《茉莉香片》是张爱玲在《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从此以后直至刊物停办，《杂志》上几乎期期有她的文章。《倾城之恋》脱稿，袁殊他们连声叫好。吴诚之与鲁风决定把篇名套红印上封面，以示醒目。恽逸群主张和另一篇同样具有吸引力的《杜月笙论》（案：作者署名刘洪，实际是恽逸群）并列刊出。……刊物还没有出版，就先在《新中国报》、《晚报》和电台上大做广告，使张爱玲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于是这期《杂志》竟万人争阅，立刻抢购一空。张爱玲一成名，《杂志》社立刻为她出版单行本。由于宣传及时，初版四天售罄。在吴诚之与鲁风同志主持下，《杂志》社特地举行了‘《传奇》集评茶会’。鲁风原名刘祖澄，沪江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新光通讯社当记者，与袁殊相识后一直充当他的助手。由袁殊发展入党。因此说，张爱玲的成名，最初是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苦心扶持所致。”
袁殊原名袁学易，湖北蕲春人。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编《文艺新闻》的左翼作家，中共秘密党员。四十年代成为潜伏在汪伪政权内部的中共地下组织的主要成员之一，直接隶属潘汉年领导。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是所谓的“多面间谍”，与国民党中统、军统和日本情报机关都有过密切关系。上海沦陷时期，一跃而成为江苏省教育厅长，还主持一张报纸——《新中国报》，和一个刊物——《杂志》。一九四四年三月，袁殊曾请一些在上海的作家到苏州去玩，他在江苏教育厅官邸拙政园尽了一份地主之谊。那次苏州之游，《杂志》还特别做了“春游苏州”的专辑（第十二卷第六期），苏青还写了散文《苏游日记》，同游的还有文载道（撰有《苏台散策记》）、谭惟翰、予且、实斋、谭正璧、班公、钱公侠、吴婴之、关露等多人，张爱玲借口感冒，婉拒了春游苏州的邀约。
《杂志》当时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许多不明真相的作家是耻于与其来往的，为此编辑也曾向可靠的作家亮明身份的。作家胡山源多年后回忆说：“抗日战争时期，吴江枫为《杂志》来向我征稿，一再声明，这是共产党内地下工作者奉命办的，表面是汉奸刊物，其实不然。”但也不是每位作者都被告知此事，像苏青后来在《续结婚十年》中说袁殊这人身边美女不断，每天要换上一个。不过苏青出这书的时候，袁殊已经在上海失踪了，变成了新四军中的曾达斋，与关露在一起。这是苏青不知道的，所以她会大胆地说这样的真相。张爱玲在《小团圆》里并没有写到袁殊，但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她给好友宋淇的信中这么说：“袁殊自命为中共地下工作者，战后大摇大摆带着厨子等一行十余人入共区，立即被拘留。”则显系她知道袁殊的真实身份。
张爱玲与苏青
在同时代的女作家中，苏青是唯一和张爱玲关系密切的。张爱玲在苏青的《天地》发表的篇数在众多杂志中，仅次于《杂志》，位居第二。除了写文章外，在《天地》第七、八期合刊中，张爱玲还帮苏青的《救救孩子》一文画插图。而从第十一期开始张爱玲还帮《天地》设计封面。一九四三年十月十日《天地》创刊，张爱玲看在“叨在同性”的份上，第二期就有《封锁》登场，《封锁》成就了后来的胡张之恋，苏青无意间扮演了红娘的角色。但胡兰成认识苏青在先，而且跟苏青的交往很不一般，《今生今世》里就讲过“当初有一晚上，我去苏青家里，恰值爱玲也来到。她喜欢也在众人面前看着我，但是她又妒忌，会觉得她自己很委屈。”张爱玲为什么会觉得“妒忌”和“委屈”呢？其中实在大可玩味。尤其是胡兰成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在周班公主编的《小天地》刊出的《谈谈苏青》一文，对苏青的人与文的深刻了解，实远较张爱玲在这之后（一九四五年四月）发表在《天地》的《我看苏青》来得透彻。张爱玲的文章有许多地方太过客套了，有些故意讨好苏青，例如“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就显得有些言不由衷。
黄恽在考察苏青的自传体小说《续结婚十年》（出版于一九四七年二月）一书，其中第十一章《黄昏的来客》写了原型是胡兰成的“谈维明”，以各种精彩的话语折服了独居的苏青，于是两人竟上了床，一阵激情之后：“谈维明抱歉地对我说：‘你满意吗？’我默默无语。半晌，他又讪讪的说：‘你没有生过什么病吧？’”黄恽《凶终隙末的苏青与张爱玲》，《万象》第十卷第十二期，二八年十二月。而《小团圆》中说：“文姬大概像有些欧美日本女作家，不修边幅，石像一样清俊的长长的脸，身材趋向矮胖，旗袍上罩件臃肿的咖啡色绒线衫，织出累累的葡萄串花样，她那么浪漫，那次当然不能当回桩事。‘你有性病没有？’文姬忽然问。他笑了。‘你呢？你有没有？’”似乎亦坐实了胡苏两人的情事。黄恽指出“当苏青了解到张、胡的恋情之后，苏青心里必定会有我不如张之感，那么最好的报复就是：我用过了，很无能，不屑再顾，由你拿去的不过是我的唾余而已。这样才能从心底里吐出一口恶气，正可谓凶终隙末。而在写这段文章时，也就是苏青与张爱玲永远绝交的时候了。”而张爱玲也以《小团圆》来报复三十年前的旧恨，只是当书出版时，苏青早已墓木已拱了（苏青于一九八二年去世）。
张爱玲与柳雨生、周黎庵
柳雨生（柳存仁）一九四三年四月在上海创刊《风雨谈》，倚仗太平印刷公司的雄厚财力，《风雨谈》一出版便是一百五十六页的三十二开本，更集结了一批南北名家如周作人、沈启无、周越然、纪果庵、谭正璧、谭惟翰、予且、周黎庵、陶亢德、苏青等人。苏青的成名作《结婚十年》，便是在《风雨谈》连载的。柳雨生与苏青交往甚多。苏青的《续结婚十年》中那个与女主人公亲密无间的“秀美书生”潘子美的原型，据黄恽的考证，就是柳雨生黄恽《苏青〈续结婚十年〉与人物原型对照表》，《万象》第十一卷第六期，二九年六月。柳雨生也在《天地》写过稿，《天地》第四期扉页背面就登过五个作家的照片，五颗星式的布局，张爱玲居中，左上角是柳雨生，右上角纪果庵，左下周班公，右下谭惟翰。张爱玲并没有为《风雨谈》写过任何一篇稿子，倒是柳雨生在一九四四年十月《风雨谈》第十五期写了《说张爱玲》一文，其中云：“寻思我国有过什么时代出产过这样的一位不庸俗的文士呢？在近年不是久矣没有看到的么？其作品所描写的人们之生活，如以香港的华洋杂处的妇女们之私生活为背景的，其锦绣古玩，服装华饰，一只玉镯，一瓶鼻烟，何一非承继盛伯熙或潘伯瀛们的时代之所谓盛世的氛围而来的呢？其言语、举止、笑貌、呜咽，以及其凄丽的没落的环境，有什么不可以为我们兴悲或哀郁的对象的呢？”而在《倾城之恋演出特刊》中柳雨生写了《如果〈倾城之恋〉排了戏》评介道：“在此动荡的时代环境里而犹能见到如此精练圆熟的文字，未尝不可说是一种非偶然的奇迹。”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起《倾城之恋》在新光大戏院公演，柳雨生说：“她（案：张爱玲）送了我十七夜场的戏票。可是，我因为急于快睹，十六夜先偕友人石小姐同往一观。”在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上海《中华日报·中华副刊》，柳雨生发表了《观〈倾城之恋〉》，他说：“这戏无疑地仍旧不失为一九四四至四五年间的一出好戏——重头的、生动的、有血肉的哀艳故事。”
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朱朴在上海创办了《古今》杂志，《古今》从第三期开始由曾经编辑过《宇宙风乙刊》的周黎庵（案：《宇宙风乙刊》开始由陶亢德编，到第二十期，周黎庵才介入）任主编。张爱玲有两篇文章，发表在《古今》，那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一日在第三十四期上刊登的《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和同年十二月一日在第三十六期上刊登的《更衣记》。周黎庵在《魂兮归来，张爱玲》一文中说：“我那时正在编辑一本专谈掌故书画的刊物，她经柳存仁的介绍来看我，并以文稿一篇为贽。她生得并不算美，但风度甚佳，衣着却很奇异，后来才知道她的第二个爱好是衣裳的裁制。”又说：“张爱玲给我的文稿记得是谈服装裁制和西洋人看京戏的。要是像沈从文那种谈古代服饰的倒很适于接受，可惜她谈的是她本人设计的现代服装，殊不合我编辑杂志的格调；但为了柳存仁殷殷致意的介绍，只好用小字放在刊物的末尾发表。她对此大概很为不满，以后便不再来稿而转向柯灵和周瘦鹃编辑的刊物投稿，便如鱼得水，顿时轰动上海；不过她在上海发表的处女作，则确是那篇谈服装的近二千字短文。我和她仅此一面，以后虽同在上海，却未再有晤面的机会，算来已是五十多年前的旧事了。”由于周黎庵在写此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