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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翻身得解放，是红军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第七，陕北的地理条件是山多沟深，树深林密，道路崎岖，村庄小而分散，有利于红军隐蔽，有利于保密，便于采取声东击西、神出鬼没的战术，使敌人很难探明我们的虚实。再则我们是轻装，如此地理条件，可发挥我们行动神速敏捷的特长，出奇制胜。如歼灭敌人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和晋军马延寿部第六团等战例，都是和选择了理想战场有很大关系。滚滚大河上下，万里长城内外，绵绵黄土故乡，子孙永沾恩泽。
志丹最后指出：我们仍处于敌人的包围中，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形势还没有根本改变。决不允许有任何麻痹大意，决不能骄傲自满，我们还要准备打更大更艰苦的仗。胜利一定属于正义之师！
●红二十五军北上陕北 红十五军团成立
1935年夏，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我华北地区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而蒋介石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卖国政策，继续对我根据地发动“围剿”。
敌人第三次“围剿”是以东北军张学良为主力，以陕北苏区为重点，以南线为主攻方向实施的。“围剿”运用了南进北堵，东西夹击的打法。先后动用了兵力达十多万人。敌部署为：苏区的东面是孙楚部的三十三旅及七十一师二O六旅，七十二师二O八旅；北面是高桂滋八十四师和高双成八十六师；西南面是三十五师冶成章一O五旅和东北军五十七军董英斌部的一O六师、一O八师、一O九师、一一一师、一一七师和骑兵第二军何柱国部的骑三师、骑六师、骑十团；西北面是十五路军马鸿逵的三十三骑兵团；南面是东北军六十七军王以哲部的一O七师、一一O师和一二九师。
当时我陕北革命武装力量发生了新的变化。随中央红军长征的红四方面军领导张国焘、徐向前曾命令红二十五军留守鄂、豫、皖根据地，但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退出鄂、豫、皖根据地辗转西行到达陕南，于1935年7月中旬开始北上。当时刘志丹奔袭横山没有奏效，决定返回安定革命根据地。途中接到西北工委关于红二十五军来陕北的通知，便亲自起草了《欢迎二十五军的指令》，并在魏家岔召开了干部会议，号召西北红军各部队向二十五军学习建军、作战、作风等各方面的长处，主动搞好团结，密切配合行动。号召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全体指战员在缴获胜利品、吃粮、住房等方面，都要本着先友后我谦虚相让的原则。如果由于红二十五军人地两生、风俗习惯不同而在群众中引起误会，应该主动承担向群众做解释的义务。
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第二天，西北红军就赶到了驻地。9月16日，在延川县永坪镇的石油沟召开了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的会师大会。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讲了话。会后志丹组织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干部到红二十五军参观学习。
在“统一红军力量，统一指挥下一步的军事行动”的旗帜下，9月17日，正式成立了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十五军团下辖3个师：红二十五军编为七十五师，师长张绍东（后叛变），政委赵凌波；红二十六军编为七十八师，师长杨森，政委张明先；红二十七军编为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全军团约9000人，而西北红军7000人。
红八十一师辖二四一团及二四三团。二四一团团长刘明山，政委李宗贵。下辖5个营，第一营营长王思温，营政委薛毓瑞；第二营营长贺吉祥，营政委贺大增；第三营营长李玉亭，营政委薛翰臣；第四营营长袁广发，营政委高维嵩；第五营为少共营由18岁以下青少年组成，营长杜娃，政委王学礼，还有经济员白斌雄。全团2500余人。二四三团团长李仲英，政委王国昌。下辖两个营，一营长孟寅生，二营长李学臣。全师计3500余人，装备较好，每连配备轻机枪6至9挺。大部分武器是第二次反“围剿”时缴获高桂滋部的捷克式轻机枪和步枪，还有一部分是缴获晋军的武器。
这时，我苏区南线之敌东北军的六十七军已突入，开始了“围剿”。该军所辖3个师，除一O七师驻守洛川，六一九团及六O二团共4个营的兵力守备、警戒甘泉一线以外，军长王以哲率一一0师、一二九师（该师的六八五团留驻甘泉）及军直属队、特务营全部进驻延安。这股敌人对苏区威胁最大，只有首先吃掉他们，才能保卫陕甘苏区。因此，志丹同志力主红军主力南下，集中兵力打击东北军，以佯攻甘泉之势，诱延安增援之敌，拟于大小劳山地区歼灭之。敌兵途经之湫沿山不设伏，以防其逃走。
●浴血苦战劳山战役
师部命令二四一团主力进驻洛河川关家沟一带，集结待命。二四三团进驻甘泉北五里坪附近。我们很快控制了甘泉城周围的制高点。10月1日，得到敌人1个师的兵力从延安出发向甘泉增援的情报，军团部通知师部要我团埋伏在白土坡的背山一带，徐海东军团长亲临我团阵地当面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介，在白土坡一带把敌人堵住。一定要坚持1个小时左右，使兄弟部队能突然出击而歼灭之。如果一旦援敌与甘泉之敌会合，就会失去战机。你团的任务关系到能否打赢这一仗。最后他严肃的问：你们能不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团长刘明山和我坚决答道：“保证完成任务”！
随后我们在抗击的地段详细查看地形地貌构筑野战工事，开展战前的政治鼓动工作；营、连干部反复观察地形和出击的路线，熟悉作战方案。
从甘泉向北是一条狭窄的川道，东西距离200多米。川道里有公路直通延安。东面山势高，遍布森林，荆棘丛生，行动困难。西面山势低，是白土坡的背山，行动方便。若埋伏在沟渠中，不易被敌人发现。只要利用沟渠隐蔽，就可以接近敌人。由甘泉至延安公路旁有一条由北向南流入洛河的1米宽、1米深的小溪，大小劳山就在白土坡以北地区。我团指挥所在白土坡背山上。
10月1日下午3时左右，敌人进入我团设伏地段，明山和我在山头上观察敌人的一举一动，分析着敌人的战斗队形和行进速度。敌纵队拉得很长，又散又乱，可能是走了60华里路，湫沿山至大劳山之间又无敌情，从而戒备松懈，麻痹大意。
让过敌人尖兵后，我命令参谋齐渭川瞄准敌前卫指挥官开枪，他谨慎地说：第一枪是攻击信号，打早打迟对整个战斗都有直接影响，只有你们团首长才有这个权利。我认为有道理，接过捷克式步枪瞄准敌骑马的指挥官打了一枪，他应声而倒。刹时我团冲锋号声，指战员的喊杀声震撼着山谷、河川。第一、三营紧随我们直扑敌人，正面展开了浴血争夺战。高岗没有通知团部独自率领二营上了东山。
由于敌人纵队拉得很长，受到打击后本队和后卫队占领了东西两面一些山头，居高临下，构筑野战工事；并以火力严密封锁川道，企图用胜我数倍的火力杀开一条通往甘泉的血路，欲从此路逃生。敌密集的火力瞬息间把我军打得抬不起头来，伤亡很大。但是英雄的红军指战员们硬是用自己的鲜血筑成了一道敌人无法逾越的城墙。干部战士105人英雄献身！三营政委薛翰臣、连长栾新春、杨玉清、谢四娃、吴国富等同志牺牲时年仅十七八岁，最大的不过24岁。至今想起，都好一阵痛惜。
18岁的连长栾新春在冲锋时被机枪打穿了腹部，肠子流了出来。我命令他撤出战斗，他坚决不肯，强忍着剧痛，用绷带敷住伤口，继续战斗，直到傍晚，彻底消灭了敌人才瞑目。一营长王思温、营政委薛毓瑞、指导员马光厚等300余名伤员坚持不下火线。
就在部队前进受阻的时刻，刘志丹和贺晋年率领警卫员、传令兵，甩掉上衣直向西山冲击。贺的警卫员张有才不幸牺牲。志丹的警卫员阎应娃——原一团一连连长，作战勇敢，绰号“冲锋老阎”，也倒在战场上。在千钧一发之际，杨森率领七十八师从西山上打下来，贺晋年伺机从侧面打了进去，敌人被压在劳山镇。我团第二营从东山上压下来。七十五师也由北面压过来。至此，我团已整整抗击了5个小时，超过规定4个小时。到黄昏战斗结束时，全歼东北军六十七军一一O师两个团和全部师直属队，另一个团留在延安南三十里堡，后逃回延安城。敌师长何立中被击伤后逃到甘泉，不久死去。
劳山战役是十五军团成立后打的第一场大仗、硬仗，也是我西北红军第一次与自恃武器精良，不可一世的东北军交手。红军指战员坚韧顽强，不怕牺牲，用鲜血和生命取得首战告捷的胜利。消灭了东北军的一支精锐何立中部，在东北军内部引起了很大反响，也粉碎了东北军不可一世的神话。
劳山战役虽然是红军战史中一个典型战例（贺晋年、李赤然和刘明山曾有专题著述），“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却想通过战斗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采取一箭双雕的卑劣手段：既能消灭敌人，又能削弱西北红军主力。否则，为什么给我二四一团的抗击任务是1个小时，实际上却抗击了5个多小时？战斗结束后我曾质问过：为什么要延续我们抗击时间？回答是：向导带错了路。伏击战是予先规定了地段、时间、接合部、讯号等，不可能存在“向导带路延误时间”的问题。
●中央苏区悲剧的重现
劳山一仗更加引起甘泉守敌一二九师六八五团的恐慌和动摇。他们处于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狼狈局面。在红二四三团重重包围下，白天害怕越出营房一步，夜晚吓得不敢睡觉。只要我军认真组织力量，甘泉城如囊中取物。这在军事上乃攻城取胜的上策，但“上级”却放弃了有利于我军的战机。
当时朱理治以中共北方局代表的身份来陕北工作，还有聂洪钧由上海临时中央局派来，都是为解决所谓陕甘边、陕北苏区和红二十六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问题而来。他们给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戴上五顶大帽：“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矛头直指刘志丹。同时，在军事上他们派一些不懂军事的人来瞎指挥，令部队撤到洛河川一带进行“肃反”，以至坐失良机，给以后攻打甘泉城带来了许多无谓的牺牲。尽管我军付出了极大代价，却始终未克此城，使其成为敌人在我苏区的一颗“钉子”。
在“肃反”中，他们给不同意其观点的人戴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抓起来，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危害革命的恶劣后果。
10月5日，军团在王家坪召开庆祝劳山战役胜利大会。军团政治部主任高岗宣布开会，军团长徐海东作胜利总结报告，讲到二四一团作战情况时，会场不断响起热烈掌声，但徐突然不讲了，历声问：二四一团三营营长李玉亭到了吗？李营长站起来：到。徐：你这营长贪生怕死，畏缩不前，决定枪毙！
我一听就火冒三丈，举起右手要求发言，被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使劲按住。我决不能让莫须有的罪名枉加于一位真正的战士身上，况且他将被害死。我挣脱他俩，站起来说，李玉亭是在陕北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时，带领40多人，3挺轻机枪，20余支捷克造步枪，从敌高桂滋部起义过来的。参加红军以来，忠心耿耿，智勇双全，对战士关怀备至，被全团官兵誉为“士兵老李”。在这次劳山抗击战中，他率领全营战士始终冲锋在前，不幸被炮弹炸昏后，醒来又投入战斗。全团的人都可证明他的坚强勇敢，身先士卒。他在开阔地带，利用地形地物，隐蔽前进，快步冲锋，只能说明他能见机行事，有勇有谋，怎么会是“贪生怕死”？规定我们抗击1个小时，我们坚持了5个小时，全靠和李玉亭一样勇敢顽强的指战员的奋力拼杀。他只有功劳，决没有罪。
会场一时大乱。个别人鼓动一些不明真相者指着我喊：“你保护反革命就是反革命，应该一起枪毙！”我怒火中烧：“如果应该枪毙，就枪毙我好了！我是团政委，营的行动都是听我指挥，和李玉亭没关系……”
大会难以为继，只见刘志丹与徐海东交谈了几句，高岗宣布：祝捷会就开到这里，李玉亭的问题等调查清楚后再作决定。
李玉亭的命虽保住了，但二四一团参加本应是庆功大会的与会者，人人自危，造成军心涣散，发生了自杀、逃跑等从未有过的事。有的干部公开提出不懂军事，要求到地方工作。一连指导员贾俊儒说：象李玉亭营长这样既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又能英勇作战的指挥员，差点枪毙，那我这种大老粗，只知冲锋在前，有伤也不下火线的人，早晚还不得给自己人整死？他坚决要求去后方工作。
我当着他和其他干部的面表示：不懂的东西，只要肯用心去学，终可以学到手。大老粗也能成为军事家。但决不能经不住委屈，干革命掉脑袋都不怕，还怕什么？谁要是软蛋，我就不饶谁。如果再发生李玉亭那种情况，我替你去受罚，去受死！此后，再也没有人提出走的事。后来在抗日战争中，贾俊儒任团政委，在察哈尔喜峰作战时壮烈牺牲。
“肃反扩大化”给二四一团造成的危害，是组建部队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令人无比沉痛，但这一切并不能动摇我们继续战斗的决心。
王家坪会议后，红二十七军八十一师由十五兵团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率领直奔富县南的羊泉原。整整一天人不停脚、马不卸鞍连续行军80华里，只中午吃了点干粮，黄昏时才赶到方圆两三千米不见人烟的孤原上。既无法宿营，又找不到饭吃。人困马乏，饥渴交加。此时又突然发现山嘴的土围子里有不明番号的敌人封锁了我军前进的道路，指挥员命令部队进入战斗。担任前卫团的二四三团与敌人已经发生了猛烈的交战。
我军既不明敌情，又不明地形就仓促应战，遭到了有备敌人猛烈炮火的攻击，许多优秀的红军指战员在这次毫无准备的战斗中光荣献身。部队虽反复冲锋，仍毫无进展。团长李仲英受伤后，政委王国昌只得要求撤出战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众多红军战士的鲜血使这次战斗的指挥者勉强同意了二四三团撤出战斗，以收殓牺牲的红军指战员的尸体。
但是，这一血的教训并没有使这次战斗的指挥员清醒。本应果断地停止战斗，派兵侦察敌情，观看地形再做部署。但他却采取了使人难以理解的鲁莽做法。反而命令二四一团再次向这个土围子发起进攻。
血的事实使我们看清了某些领导者的意图，是欲削弱红二十七军的力量，否则就难以执行自以为“正确”的错误路线，就难以在由刘志丹亲自创建的红二十六军中大规模的消灭异己。我们早就做好在战斗中牺牲的准备，以示对革命的忠诚和清白。
我甩掉上衣，来到担任攻击任务的二营。由于地形开阔，又毫无战前准备，部队反复冲锋无效，伤亡很大。二营营长只得率领剩下的战士退到沟道里。我亲自率领警通连50余人继续攻击土围子。在距土围子30米左右的地方，我头负重伤，昏厥过去。事后才知道是警卫员白金富（后改名白锋）不顾个人安危救下我，并追赶上撤下来的部队。
直到第二天，才弄清楚土围子里的敌人是东北军一O七师的4个营，由高富源指挥。仅轻机枪就有100余挺，在百米开阔的地段上，设置了几层火力网，使我进攻部队伤亡惨重，无力再组织进攻。幸而夜幕降临，敌人未敢发起反冲锋，否则我们可能会全军覆没。
在自以为正确的错误路线笼罩下，最终他们逮捕了以刘志丹为首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将他们关押在瓦窑堡秘密监狱里。同时，於洛河川下寺湾屠杀、活埋了若干二十六军基层干部和地方干部（究竟处死多少人，只有十五军团保卫局长戴季英知道）。十五军团八十一师参谋长任浪华因鼻孔中被灌辣椒面和香烟面而致死。
如此残酷对待革命者的倒行逆施，仅1个月，使一个欣欣向荣，蓬勃发展，唯一屹立在西北的苏区，在1935年就全国而言也是最大最牢靠的革命根据地，变成阴沉黑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令人悲愤的恶劣局面。
“自己人”造成的危机，不同于敌人制造的白色恐怖，后者敌我分明，革命者敢于义不容辞的进行坚决斗争。“内部恐怖”往往令人迷惑不解，因操纵者常以“真革命”自居，挥动手中的权力棒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容辩白，不经审讯，致使许多革命同志蒙受不白之冤。“肃反”扩大化，造成根据地极大的政治、军事危机。至今想起仍令人悲愤不已。
我负重伤后，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不同意我到后方治疗，要求我继续留在部队。他们暗示我，要死也要死在战场上，死在一起。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