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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与傅斯年-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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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正是这种外露加霸气充溢的性格,使傅斯年有意无意间又树立了不少对立面,一生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有人在重庆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就曾公开向傅斯年叫板曰:〃中央研究院各所所长都是大学问家,傅斯年有什么学问,他怎么当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1】相互间积怨之深可见一斑。要说傅斯年没有什么皇皇巨著,或执掌史语所后期没有惊世骇俗的学术作品问世当是事实,且1932年撰写出版的《东北史纲》第一卷,因时间仓促,错讹不少,为许多人所垢病(后台湾出版的《傅斯年全集》未收入该作),但不能以此否认他的才气与在学问上的创造性贡献。傅氏一生最大的事业是创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前后担任所长凡23年,直到最后撒手归天才〃死而后已〃,史语所本身即是他得意而辉煌的天才杰作。而史语所最初几十年的努力方向,基本上沿着一个有目的和条例的总计划前行。这个总计划便是傅斯年起草于1928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事隔多少年之后,学术界依然认为这是一篇光芒四射的箭垛式文献,对近代中国史学产生了破冰启航的巨大作用。尽管傅斯年提倡的〃史学即是史料学〃、〃证而不疏〃以及对〃汉简〃价值的低估等,曾引起后世学界激烈辩论甚至扬弃,但所提出的新材料、新工具、新领域、新问题等四个方向的价值,仍然历久弥新,闪耀着智慧与理性的灿烂光辉而为后人视作不可逾越的规范,在未来的学术进程中发扬光大。

第二部分 第16节:日暮苍山远(4)

    继史语所建立初期的《旨趣》之后,傅斯年同样撰写了数量可观,富有真知灼见的学术名篇与笔锋犀利的时论文章。创作发表于1930年的《姜原》、《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以及出版于1933年的《夷夏东西说》,作于1934年的《周东封与殷遗民》,甚至包括《城子崖序》等篇章,皆是享誉中外的奇文妙论,为学界推崇备至。傅的老师胡适曾这样评价:〃《周东封与殷遗民》,说明从周室东征到山西北部,征服了整个东部的情形。这一篇文章我公开承认影响我最大。〃而《夷夏东西说》〃搜集的材料丰富,将东西夷夏加以区分,很少人有这样锐利的眼光〃。〃他以伟大的力量将古代民族、古代历史问题和古代史料,作了一个继往开来的事业。〃【12】许多年后,美籍华人、哈佛大学教授、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仍称赞傅斯年之《夷夏东西说》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最好的〃、〃最有创始性、突破性〃、〃能够使用创始性和突破性这种超级词汇来描写的〃【13】伟大的学术篇章。在这些闪耀着创造性和突破性的光辉篇章中,傅斯年不仅对传世文献进行了确切合理的诠释,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诠释文献,真切地解释了历史,阐明了历史的真实意象,而这一切正是傅氏天才的展现。对此,曾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过的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曾作过这样一个评价:〃傅先生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大师级人物。如果用'最好的'、'最有创始性、突破性'作标准,20世纪前半纪史学、国学方面的学者,称得起大师级的人物的,在我看来也就是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郭沫若、傅斯年、顾颉刚、陶希圣、钱穆等几个吧。〃【14】何氏之说当然有他的感情成分在内,但也自有其道理。若从纯感情的角度论,与傅斯年一同留学欧洲的北大同窗、何兹全的堂兄何思源就没有被列入其内,可见何氏之说还是有他的公平、公道之处的。

    除了史学和国学领域的学术造诣,傅斯年在其他学科也往往有惊人之识见。1940年初,傅氏曾在西南联大作过一次学术讲演,题目是《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此文是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解析汪精卫如何一步步走上了叛国之路。按傅的解析,汪氏不是嫡出,严父之后,又有严兄,自小便受了一个女儿式的教育,在这样情形下所成长的儿童,自然有正常心理者少,有变态心理者多,或可有聪慧的头脑,不容易有安定的神志,欲做〃人上人〃,而又不知度量自己的本领,便是这种环境造成的一个原因。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成立了一个国防参议会,汪做主席,会中常看到汪不时发脾气,却不明其气之对象。因而作为参议员列席会议的傅斯年分析认为,这是由于汪精卫〃心中的'疙瘩'(Mentalplexes)在那里时时发动〃的缘故。同时,傅认为,汪之叛国与他的婆娘陈璧君亦有很大关系,因为陈氏亦是一心想做〃人上人〃的人,做不到便气得了不得。傅氏举例说:〃汉光武的时代,彭宠造反,史家说是'其妻刚戾',不堪其夫之为人下',陈璧君何其酷似!〃傅氏同时认为,陈璧君之刚戾凶妄,只是助因,促使汪贼叛国者仍是汪自小在心灵中蕴蓄的妾妇怨妒心理,与发而欲做〃人上人〃的要求。这种〃不度德量力〃的要求,形成了他极度扭曲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一生人格上和心理上的变态,从而表现为他从事各种极端的政治上反复无常的投机和赌博。可谓〃在家家乱,在国国乱,《春秋》中所记弑父弑君有几个不是受这个心理所支配〃。在傅斯年看来,倭寇与汪贼大有相同之处,日本小鬼最富于〃卑贱疙瘩(Inferiorityplex)〃,〃看到自己那副猢猴形,更恨得非做'人上人'不可。我想,设若倭奴再长三寸,这疙瘩也许好些,便可少害人些。可惜不然〃。傅斯年文中最后结论是:〃汪贼有己无人,发了邪火,便欲断了同种;倭贼有己无人,动了狂念,便欲灭绝人类。二者都是一种犯罪心理,不过一个是孤兽,一个是狼群,有此差别罢了。〃【15】

第二部分 第17节:日暮苍山远(5)

    正如当时听讲演的联大学生何兆武后来所说:像汪贼这样叛国投敌,组织伪政府,甘当儿皇帝的大事,恐怕是不能够单纯用被压抑的原始本能来解释的,而应该有其更深层次的政治的、社会经济的和历史文化的原因。但这个讲演却有另一方面的意义,那便是傅斯年是第一个,至少是在中国史学家中第一个,认真地把心理分析引入到史学研究领域的学者。所谓历史,自然是指人的社会活动史,而人的活动归根结底乃是通过心理层次的这一环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到反叛的案例时,往往会注意到这一点,并提到反叛者最后乃是由于〃内不自安〃而终于谋反。反叛者的野心与内心扭曲的性格交织而成,形成了最终叛逆的事实。只有顾及到此点,才能触及当事者的心灵深处,揭示事件发生的本质,比单纯论述背景与罗列事件经过要深刻高远得多。【16】傅斯年的心理分析说,自然与他早年在欧洲接受的心理学训练有关,其先驱式的首创与大胆探索创新之精神,以及利用这一方法的治学路数与途径,对学术的传承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推动作用——这是傅斯年的又一过人之处。对此,胡适称其为〃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是〃一个继往开来的伟大学人〃。【17】而罗家伦则干脆以〃纵横天岸马,俊奇人中龙〃【18】来形容傅的才气与风格。此话虽有赞誉的成分,但并不是无中生有的阿谀奉承,否则罗家伦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于堂堂的《中央日报》上公开发表此论的。作为傅斯年本人,则有他自己为人为学处事的准则,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他在一篇咏耶稣的诗《前倨后恭》中就曾说过:〃他们想念你,你还是你。他们不想念你,你还是你。就是他们永世的忘你,或者永世的骂你,你还是你。〃这正是傅斯年处世的态度和一生为之拼搏奋进的写照。

第二部分 第18节:还都南京(1)

    ◎还都南京

    经过一阵令人心焦的期盼,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终于迎来了回归的日子。1946年10月中下旬,民生公司的几艘货轮停靠在李庄码头,各路人员开始搬运货物,日夜不息地装船,打点私人行李,准备东去。

    经过几天的紧张忙碌,一切准备就绪,众位学人连同随行的家属们告别相依相偎了六年的李庄和李庄的父老乡亲,拔锚起程。渐行渐远的长远轮拉响了告别汽笛,突然加大马力,抖动着庞大的身躯顺滚滚江水疾速而下。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顺长江,出三峡,抵东海,不只是千百年来文人墨客的梦想,它同样是一个民族精神追求与图腾的感召。遥想抗战初期,上海沦陷、南京沦陷、武汉沦陷、宜昌沦陷,国军节节溃退,日军步步紧逼。扬子江一线,炮火连连,血水涌动,人头滚翻,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三峡作为一道天然屏障保全了中国。当然,三峡的意义不只是自然地理和军事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一种标志。中国所走的路途之迂曲,正像曲折的长江,但其前进的毅力与方向始终未变,滔滔江水不屈不挠,日夜不停地奔腾前进。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卓绝之时,冯玉祥将军于三峡宏大的夔门之上,奋笔题词〃冲出夔门〃四个大字以明心志。由此,整个抗战八年,夔门成了中华民族抵挡外虏,誓不屈服的标志与象征,置于绝地而后生的中华民族最终会打出去收复失地的——这满载文化精英与大批国之重器,劈波斩浪、顺流直下的航船就是明证。

    当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大部分人员自李庄迁回南京后,傅斯年满怀兴奋与欢喜之情,在中央研究院大楼的演讲厅设宴款待。为把宴会办得更加红火热闹,也为了让流离失所九年的故朋新友有个欢聚一堂的高兴机会,特地邀请胡适自北平来南京参加这场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盛宴。在北大校长任上正春风得意的胡适欣然应命前来助兴。

    据当时参加宴会的史语所研究人员张秉权回忆:〃我们是最后一批抵京的。傅所长为犒劳同人押运图书古物安然返所,设宴招待全体同人,席间有胡适先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适之先生。他谈笑风生,亲切感人。傅所长称他为史语所的姑妈,娘家的人。无论老少,每个人都自然而然地很愿意亲近他,他也的确让人有如沐春风的感觉。傅所长对于新进后辈,似乎特别客气,一一握手致意,表示欢迎热忱。〃【19】而据奉傅氏之命亲至机场迎接胡适的青年助理研究员何兹全后来说:那天史语所〃家属、小孩都有,很热闹。傅先生在讲话时说:'人说我是胡先生的打手,不对,我是胡先生的斗士。〃【20】此说引得众人一阵哄笑。

    席间,最令人难忘的是傅斯年在演说中对史语所历次搬迁的追忆,在讲到抗战岁月八年颠沛流离,艰苦卓绝的生活时,说到动情处,几次哽咽泪下,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深深感染而同声悲泣。最后,傅斯年端起酒杯,打起精神,满怀激情地说着〃庆祝大家都能幸运归来,同时过去的种种辛苦都已经结束了,从此之后我们可以安心工作,史语所八年的流离可说是告一段落了。搬回来之后永不搬迁。〃【21】这个时候的傅斯年和出席宴会的所有人员都未曾想到,仅仅两年之后,史语所大队人马就再度踏上了流亡之路——此时,国共两党已大动干戈,关于〃中国之命运决战〃的新时代开始了。

    1946年11月2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民党国民代表开会,并发表讲话,谓:〃这次修改宪法,就是为了打击共产党。〃又说:〃现在是本党的危急存亡关头,大家要听我的话,则有前途,否则完了。〃【22】话音刚落,众人惊骇,蒋氏的这一句〃完了〃,竟成谶语。

    为了达到迅速消灭共产党军队的目的,蒋介石在紧张调兵遣将的同时,连连召开会议,对战后滋生的高强度腐败给予阻击查处。但此时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已是洪水滔滔,不可遏制。〃五子登科〃(帽子、位子、房子、票子、婊子)成为各级官僚们相互追逐、争夺的最高目标和行为准则。无论是高官大员如孔祥熙、宋子文、孙科,还是低级官僚如科长、股长、排长甚至一个伙夫班长,无不为〃五子〃而绞尽脑汁,用尽手段。宋子文与孙科挟妓在大庭广众之下招摇过市逞能耍威,眼热心跳的大小官僚争相仿之。据傅斯年所见所闻,抗战胜利后,宋子文第一次到北平,即〃时常在某家,一日,大宴会,演戏,文武百僚地方绅士毕集,他迟迟而来,来时带着某家之某人,全座骇然,此为胜利后北平人士轻视中央之始。因为当时(五子登科)的接收笑话,尚未传遍〃【23】。

    正是孔、宋之流的所作所为与国民党内部的腐化堕落,搅得全国上下乌烟瘴气,腐臭之味漫延乾坤,有识之士与草根阶层皆恨之入骨但又徒叹奈何!对于这种局面,史家顾颉刚在《自传》中曾提及过与之相关的一件事。此事发生在1942年的晚些时候,时为国民政府参政员的顾颉刚与几名学界大佬,有幸被蒋介石招待茶点,并请大家表示意见。有一位老先生见天子赐宴,且作礼贤下士状,不吝〃赐言〃,自己总算得到了话语权,平时有些酥软的骨头与身体上下几个本该硬起来的小零件也想借此硬一下,于是起身做慷慨激昂状,道:〃现在文官武官都是贪污,贪污的程度比了前清的新贵还要厉害,比了民初的军阀还要厉害!〃话一出口,刚才还眯缝着眼呈微笑状的蒋介石脸色骤变,勃然大怒,当场指着这位胡须蓬松的儒生的鼻子道:〃你老先生恐怕是中了共产党的宣传吧?国民党就有不好之处,亦何像新贵和军阀,你以后说话要小心才是!〃蒋氏的一句话,如同一记闷棍,把老先生刚刚硬起来的骨头特别是几个零部件,全部打得颓萎散乱。众人见状,皆噤若寒蝉,将头轻轻插入胸部以下不敢动弹。对此,亲身领教蒋介石为人处事与国民党腐败的顾颉刚总结性地说:〃我听了蒋和陈的两次谈话(南按,此前因顾在参政会上质询陈立夫,陈事后责顾〃不该这样〃),才真实知道国民党的腐败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高级的人不愿接受批评,下级的人自然可以一无顾忌地横行,不怕人家的告发。〃【24】

    在举世浑浊,浑浑噩噩的腐水漫延中,猛地从扬子江尽头山坳里蹿出一人,以当年武二郎景阳冈打虎的勇猛豪气,挥拳向国贼孔祥熙高昂着的头颅击将过来。这便是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为陈寅恪滞留港岛生死不明而在李庄山野草莽间指天戳地,高呼〃杀孔祥熙以谢天下〃的傅斯年。

    早在抗战之前,傅氏就对国民党政府越来越呈现出的腐败现象心怀怨恨,但这个恨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式的痛怨,骨子里却一直对政府和蒋介石个人抱有幻想,且有欲以一己之力扶大厦之倾的使命感。在这一使命的催发与鼓荡中,便有了傅斯年1932年6月19日发表在《独立评论》第五号上著名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傅氏在文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已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社会与文化已步趋总崩溃,因为总失业的缘故,国民皆成了叫花子,各路军阀手下的官兵几乎全部由叫花子组成,可谓要多少有多少,军阀自然成了叫花子的头目,故南北政府被一群流氓苦力与叫花子所平分。〃照这样形势,虽有一个最好的政府,中国未必不亡;若根本没有了政府,必成亡种之亡。〃因而,傅斯年呼吁〃一切不顾亡种灭国的人,幸勿此时兴风作浪,这不是可以苟且为之的〃。

第二部分 第19节:还都南京(2)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正在南京的傅斯年闻听张学良发动兵变,居然把赴西安视事的蒋介石抓到一间屋子扣押起来,极为震怒,高呼〃国家元首岂容为贼所扣乎〃?于是极力主张南京国民党高层立即出动大军讨伐叛逆,同时连续在《中央日报》发表《论张贼叛变》等言辞激烈的檄文予以声讨。傅斯年言称张学良的老子就是胡子出身,〃张贼天生的是一个犯上作乱的土匪种〃。蒋介石〃在此时中国是无可比拟的重要,他的安危关系中国国运比任何事都切紧〃。再次疾呼尽速派中央军西进,对西安呈扇形包围,只要将西安围住,〃张贼学良〃除投奔共产党,将是死路一条。针对有人认为出兵西进,会激怒张学良并危及蒋介石的安全,傅斯年坚称愈是大军压境,张学良愈不敢加害蒋,并预言性地指出,待中央军包围西安,张只有束手就范,屈膝投降,而张投降后,〃只有蒋能救他一条性命〃。【25】

    正因为傅斯年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部维系在国民党政府和蒋家王朝的战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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