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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舒服不舒服不重要，记者的首要任务是揭示真相。”
他这话让我心里动一下，但我根本没这勇气，我像只粽子一样被死死绑住。
他大概看出了我的状态：“跟你讲个事，一九九六年的时候，‘东方时空’开会，制片人问大家，咱们‘东方之子’的采访记者最差的是谁？××还是陈大会？”
我开始向他学，但是这种拣本《葵花宝典》闭门自修的方式，很容易就向邪路上去了，以为厉害的记者就是要把别人问得无地自容。
遇上一个新闻，两名陕西青年组队骑自行车飞越长城，有一位失去了生命。我策划了一期“飞越的界限”，采访遇难者的队友和教练，他的队友在节目里朗诵爱国的诗，我问：“你就是想要那种特别来劲的感觉吗？这比命还重要吗？……这是不是草台班子？你们是不是炒作？……”
录完后同事奇怪我的变化：“哟，这次挺尖锐啊。”我还挺得意。
李伦当时是“生活空间”的编导，给我发了条短信：“你把重心放错了吧？”我还没明白他的意思，就看到《南方周末》上刘洪波评论这期节目：“电视记者语带嘲讽，步步为营。”他认为责问的对象应该是负责安全审查的管理部门，用不着只拿当事人取笑。
网上有观众写看完这节目的感受：冷酷的东方时空，冷酷的柴静。
过了好几年再看这期节目，提的问题还在其次，那个坐在台上、一头短发、雪青色套装的女主持人，脸上都是凌厉，眼内都是讥诮。我不是试图去了解他们，而是已经下了一个判断。
满满腾腾都是杀气。
我那点儿本来就少的观众说：“本来觉得你还有点亲和力，现在不太喜欢你了。”
央视南院食堂，每天集体吃饭时电视上正重播“时空连线”，陈虻吃完饭给我打个电话：“人家说，这人还是陈虻招的？你可别让我丢人。”说完把电话挂了。
他骂人的这个劲儿，史努比说过，让人轻生的心都有——因为他骂的都是对的。
他审一个人的片子，审完把对方叫过来，问人家多大岁数了。对方莫名其妙，问这干嘛。他说：“看你现在改行还来不来得及。”
他嫌我小女生新闻的那套路数：“你简直矫揉造作不可忍受。”
小女生血上头，眼泪打转。
他还说：“批评你不可怕，对你失望才可怕。”
直到他看我真没自信了，倒是对我温和点了：“你得找到欲望。”
“我欲望挺强的呀。”我回嘴。
“你关心的都是自己，你得忘掉自己。”他说。
“怎么才能忘掉自己？”我拧巴得很。一期节目三方连线，我得时刻想着我的身体要拧成三十五度、四十五度、六十度角，还要想脸上的表情、语言、化妆、衣服。这一场下来什么都得想，我怎么能忘掉自己？
“回家问你妈、你妹，她们对新闻的欲望是什么，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我真是一期一期问我妈和我妹，设计问题时有点用，尽量从常识出发，但一上台，几盏明晃晃的灯一烤，导播在耳机里一喊“三，二，一，开始”，身体一紧，我声音就尖了，人也假了。
陈虻说：“你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期待答案么？你要不期待，你就别问了。”
我不作声。
我问医生朋友：“为什么我呼吸困难？”
他说：“情绪影响呼吸系统使呼吸频率放慢，二氧化碳在体内聚集造成的。”
“有什么办法吗？”
“嗯，深呼吸。”
上楼的时候，我深呼吸；下楼的时候，我深呼吸。我看着电梯工，她松松垮垮地坐着，闲来无事，瞪着墙，永远永远。我强烈地羡慕她。
上班时只有在洗手间，我能松垮两分钟。我尽量延长洗手的时间，一直开着龙头，一边深呼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自己身上已经开始散发失败者的味儿，再这样下去谁都会闻出来了——在动物界，你知道，只要你散发出那样的气味，几乎就意味着没有指望了，很快，很快，就会被盯上，毫不留情地被扑倒在地，同伴会四奔逃散，甚至顾不上看你一眼。
那段时间，临睡前，我常看一本叫《沉默的羔羊》的书，不知哪儿来的满是错别字的盗版，书皮都快掉了。
很多年后，我看到了它的续集，愤怒地写信给作者。我说你这续集里蹩脚的狗屁传奇故事把我心里的史达琳侮辱了。那个吃着意大利餐、欣赏油画、跟食人魔医生谈童年创伤的女人根本不是她。
在我心里，她一直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二十四岁的实习生，说话带点儿土音，偶尔说粗口，没有钱，穿着一双不怎么样的鞋子，孤身一人去调查杀人案，监狱里的疯子把精液弹到她脸上，参议员认为她偷了自己女儿的珠宝，她知道失败和被人看轻是什么滋味。
可是她左手可以一分钟扣动七十四下扳机，胳膊上的筋脉像金属丝一样隆起，卷起袖子去检验那些腐败的死尸，对认为她只是依靠姿色混进来的男人说“请你们出去”。
她曾希望在FBI这个大机构里得到一席之地，但最后她不再为身份工作，“去他妈的特工吧”，她只为死去的人工作，在心里想象这些被谋杀的女人，跟她们经历同样的侮辱，从刀割一样的感受里寻找线索。
人在关口上，常是一些看上去荒唐的事起作用。在演播室开场之前，我很多次想过：“不，这个用塑料泡沫搭起来的地方可吓不着史达琳，这姑娘从不害怕。”
我决定自己做策划和编辑，找找那个抽象的欲望是什么玩意儿。
每天给各个部委打电话联系选题。大老杨看我给外交部打电话联系大使被劫案的采访觉得好笑：“得多无知才能这么无畏啊。”但居然联系成了。录节目的时候他负责拍摄，冲我默一点头。我心里一暖。
我每天上午报三个选题，下午联系，晚上录演播室，凌晨剪辑送审。
就这么熬着，有个大冬天凌晨两点，人都走光了，没人帮我操机，我自己不会，盯着编辑机，心想，我不干了，天一亮我就跟陈虻打电话，去他的，爱谁谁。我在桌边坐着，恶狠狠地一直等到七点。电话通了，陈虻开口就问：“今天是不是能交片了？”
我鬼使神差地说：“能。”
我抱着带子去另一个机房，编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大衣锁在机房了，穿着毛衣一路走到电视台东门。我是临时工，没有进台证，好心的导播下楼来，从东门口的栅栏缝里把带子接过去。回到家电梯没了，爬上十八楼，刚扑到床上，导播打电话说带子有问题，要换，我拖着当时受伤的左脚，一级一挪，再爬下去。
大清早已经有人在街上了，两个小青年，惊喜地指着我，我以为是认出了我。
“瘸子。”他们笑。
浅青色的黎明，风把天刮净了，几颗小银星星，弯刀一样的月亮，斜钉在天上。
白岩松有天安慰我：“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
节目这么播了一期又一期，常被转载，也拿到一些奖，过得宽松点儿了。但我说不上来自己的感觉。默多克说，新闻人就是要去人多的地方。但我心里知道我不爱扎堆。
小时候，我有个外号叫“柴老总”，因为老是“总”着脸，山西话。大人们例行逗孩子取乐，捏个脸啊，亲一下，说“笑一个”什么的，我总面无表情看着对方，弄得很无趣。谁喜欢一个不叽叽喳喳的小孩儿呢？
“你不可能是个好新闻人。”有同行直言不讳地对我说。
“什么是？”
“爱打听，好传播。”
是，我本性不是。我每天四处打电话争取采访机会，做了很多独家的选题，但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让领导和同事接受我，让这件事成为第二天的媒体头条。我知道什么样的题能拿奖和被表扬，可我心里清清楚楚，这些不是我打心眼儿里有欲望的题，它们不会触动我。
有一些选题会让我心里一动，有次在报纸边角上看到一个十三岁的女老师带着一批艾滋孤儿的事。那时候媒体还没有接触过他们。报题会上大家说：“那不是我们的题。”
有一天我看见法学会报告上有一个小数字，云南省女子监狱里，暴力重犯的六成是因杀夫入狱，吓我一跳，想知道这是怎么了，但报题会上大家说：“这是‘新闻调查’的题。”
……
这样的时候多了，想起九八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去一家杂志实习。编辑对我挺好，让我做“物种多样性”的封面选题。我去采访中科院植物所的人，写他们研究的困境。编辑看了稿说：“我要的不是这个，你去编译点儿最前沿的国外材料。”
我说：“可是我觉得国内研究的现状要提一下啊。”
“说了有用吗？”
我较劲：“我不知道，但是不说的话肯定没有。”
“这不是我们杂志要的，改吧。”
“可是……”
“去改吧。”
……
“你改不改？”
“不改。”
我俩同时把电话挂了。这是我来北京后的第一份工作，我丢了它。
有一天，一个小姑娘，我当年在电台时候的听众，从广院坐了两个多小时车来我办公室，进门也不寒暄，挺厉害地问了我一句：“你觉得现在这样有劲么？还找得到当初和听众之间那种信赖吗？”
我愣在那儿。她转身走了。
少年时代，我爱听台湾电台，喜欢那里的人味儿，想干这行，一上大学就去电台兼职，毕业后找领导申请一个放花鼓戏的周末深夜时段，做一档节目。
他跟我说：“这个节目是没钱的。”
“也没加班费。”
“坐车也不能报销。”
我掩饰住我的狂喜——真的？让我干我喜欢干的，还不用付钱？
节目很简单，听众写信说他们的事，我不评论，也不回复，只把选中的信每个字都念出来，姓名日期在我看来都金贵得很。念完往上一推音乐键，我往后一靠，潮乎乎的软皮耳机里头，音乐排山倒海。胳膊枕在播音台沉甸甸的皮子上，胳膊肘那块蹭出了深褐色的印子。沉沉的晚上，头顶一盏小灯烤着，栎木板和皮革有一种昏黄老熟的味儿，对面玻璃反射这点小光，好像整个世界都窝在里头。从第一次坐在这儿，我不兴奋，也不担心，心里妥当——就这儿了。
时间长了，听众说：“把你当成另一个自己。”
现在到了电视台，做了新闻，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在工作，卖命地工作，但我是在为制片人、奖金、虚荣心，为我的恐惧而工作。最简单的东西没有了，我的心不在腔子里。
有天，吹着高高的头发，化了妆去录节目，路上碰到一个当年的朋友，看着我，看了一会儿，说：“你可小心，别变成最初你反对的人。”
做了一年多主持人，二〇〇三年二月，白岩松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新疆地震，半个小时后，你去现场。“接接地气，”他说，“知道为什么不让你穿裙子了吧？干这行得随时准备出发。”
新疆大地震，我们坐伊尔七六军用运输机去喀什。机舱里开进三辆大卡车，放了十几只搜救犬的笼子，没座位，我找了个废轮胎坐上，没窗子，噪音大得根本听不见对面的人说话，飞了五个小时，地震局不少男同志都颠吐了。
到喀什是凌晨三点，大月亮，天地刺白，军用卡车从飞机里开出来，我们坐上，四小时开到伽师。地面不好走，刚开始站在卡车车厢里，站不住了就蹲着。路已经破坏得很厉害，一颠簸，我和巨大的德国搜救犬一起滚倒在厢板上。它一声不吭，从我身子底下挪开，把大尾巴抽出来，厢板上一拍，琥珀色眼睛看着我，等我爬起来了，竖耳拧头目视远方。
下车的时候，我终于踩到地上，以为自己腿软了，低头看，才发现自己站在一家人原来的茅草屋顶上，已经塌平，草从地里孳出来。
我茫然往前走，六点八级的地震，两百多人死亡，眼睛能看到的范围内，土木结构的房子基本完了，喀什噶尔平原上空空荡荡。往前走，成百的男子，围成一圈，阿訇站在中央，为盖着白布的死者念诵《古兰经》。再往前，女人们正在找大石头，在空地上架锅做一点吃的。黎明刚起，巨大的原野一片青黑，赤红的火苗一蹿一蹿舔着锅底。
如果这会儿是在演播室，灾难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需要完成的新闻，我只关心我播报赈灾的数字是不是流利，但看见一个老大爷光着一只脚，另一只脚上穿只解放鞋，拄着拐走了两里路，从我们的卡车上翻找出一只在北京随处可见的带眼的旧黄皮鞋，端详一下，套在脚上走了，我才知道什么是赈灾。
陈虻说过：“去，用你的皮肤感觉新闻。”
这地震把我从演播室震出来，震到了地上。
再往前走，走过一个坍塌半边的墙。我站住，用手指轻轻碰了一下，是粉砂土加了一点水泥，水泥极少，一捻就碎。旁边站着一个戴赭黄头巾的维族老人，我还没来得及张口问什么，她忽然回身把我抱住，在我肩头哭了起来。我下意识地搂着她一耸一耸的肩膀，脸贴着她的脸，她的皱纹冻得冰凉。
第二天去拍帐篷小学升旗。去的时候记者云集，小学生从废墟压着的课桌里，把红色绿色的书包抽出来，拍拍土，升上国旗，开始念“我美丽的校园”。
做完节目，我被表扬了：“不错，有细节。”
拍完撤器材的时候，边上有一对双胞胎姐妹在玩。我问她们住在哪儿，小孩子领着我走，停在一个空地上。房子塌了，从家里拉出来的两床被子就放在地上，连个铺的毡都没有。我伸进手一摸，里头都是细碎潮湿的沙砾。当时晚上是零下十二度。
“喝水怎么办？”
她们的小哥哥拿只铁皮桶，带我走了约莫一里路，有一个积着雨水的小坑。他把漂在上面的败叶用桶底漂开，装了半桶，回来搬两块石头，把水倒在铝壶里烧。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而我刚才在向全国人民说他们已经背着书包开始高高兴兴上学了。
我什么也说不出口，只能蹲下来给小姑娘把鞋带系上。
新疆的最后一天，“面对面”制片人赛纳打来电话，让帮忙采访个人物。
“采访谁？”
“不知道，你自己找。”
我找到了达吾提·阿西木。他是个村支书，戴着维族老年人那种黑皮帽子，一圈花白淡黄的络腮胡，脸又红又宽，坐在塌掉的房子前头砸坏的凳子上。他满脸是灰，我也是，头发全是头盔压的印子，这次我什么问题也来不及准备。
我看了看周围，问：“您现在房子没有了，晚上睡在哪儿？”
“地上。”
“睡着了吗？”
“一想到家里有五个人死了，想睡也睡不着。”
“睡不着的时候想什么？”
“想以前的生活，想我村子里的一千四百多户人怎么活下去。”
如果在演播室，这时候就会想，该第二段落了，该上升到什么层面了，但是坐在这长天大地上，什么都没了，灯光没了，反光板没了，耳机里的导播没了，我采访的人听不懂汉语，翻译是当地人，只能问最简单的问题。
“这个地震怎么发生的？”
“当时感觉有打枪的声音，地就晃开了，晃了两次。我就在原地蹲下来，旁边的那堵墙塌了下来。我滚进了水渠里。在水渠里面我抓住了一个桑树枝。满天的灰尘。”
“从水渠出来以后呢？”
“就往家里跑。到了家以后我爬上了房顶，周围全是尘土。我在房顶上挖，把房顶扒开花了很长的时间。”
“您用什么挖的？”
“当时找不到任何工具，就用自己的手挖。一开始看到一个手腕时也不能确定是我媳妇还是儿媳妇，等看到衣袖的时候我才确定是我孩子他妈。然后我就停下来了，其他人把她挖了出来。”
他脸上全是灰，被泪水冲刷得深一道浅一道，翻译说到“然后我就停下来了”，我心里抽动，一时间不出下一句来。
回到北京，从来不理我的节目策划陈耀文在食堂里端一盆菜坐我对面：“现在终于可以跟你说说话了，节目有人味儿了。”
四月十七号，我得到通知，离开“时空连线”，去“新闻调查”工作。
梁建增主任跟我谈完，看我茫茫然，以一种对小孩子的怜恤送我本书，写了句话：“在连线中起步，在调查中发展。”
我回去收拾东西。史努比帮我把办公室墙上挂的画框摘下来，很大很沉。他一路拎着上头的铁丝，笨笨地换着手，下了楼。
我回头说：“你回去吧。”
他说：“送你过去。”
到了新办公室，他找到我的桌子，退两步，把一张秃桌子打量一下，满意地左看右看，土得不得了。还跟我的新同事点头哈腰，意思是“姑娘不懂事儿，以后多照顾，该打打该骂骂”，就差给人敬支烟架耳朵上了。
“画框挂哪儿？”他东张西望。
“不了，”我说，“不挂了。”
第二章 那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
二〇〇三年四月十七日，到“新闻调查”的第一天，晚上大概九点，我给制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