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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最后要求医生不要救治的，他想离开了。
我垂手站在床边，说：“陈虻，我是柴静。”
他突然眼睛大睁，头从枕头上弹起，但眼里没有任何生命的气息：床头的监视器响起来，医生都跑进来，挥手让我出去。
这可能是一个无意义的条件反射，也可能只是我的幻觉。
这不再重要，我失去了他。
这些年他总嘲笑我，打击我，偶尔他想弥补一下，请我吃顿饭，点菜的时候，问：“你喝什么？”
我没留心，说：“随便。”
他就眉毛眼睛拧在一起，中分的头发都抖到脸前了：“随便？！问你的时候你说随便？！你已经养成了放弃自己分析问题、判断问题、谈自己愿望的习惯了！”
这顿饭算没法吃了。
但好好歹歹，他总看着你，楼梯上擦肩而过，我拍他一下肩膀，他都叫住我，总结一下：“你现在成熟了，敢跟领导开玩笑了，说明你放松了。”
我哈哈笑。
他一看我乐，拿烟的手又点着我：“别以为这就怎么着了，你离真的成熟还远着呢，就你现在青春期这小资劲儿，毛病大着呢，不到三十多岁，不遇点大的挫折根本平实不了。”
讨厌的是，他永远是对的。
八年来，我始终跟他较着劲，他说什么我都顶回去，吵得厉害的时候，电话也摔。
他生病前，我俩最后一次见面都是争吵收尾。他在饭桌上说了一句话，我认为这话对女性不敬，和他争执以至离席，他打来电话说：“平常大家都这么开玩笑的。”
“我不喜欢这样的玩笑。”
“你是不是有点假正经啊。”他有点气急败坏。
“你就这么理解吧。”
“这么点儿事你就跟我翻脸，你看你遇到问题的时候我是怎么教导你的？”
“教导，这就是你用的词。你为什么老用这样的词？”我也急了。
他气得噎住了。
“你不要总把我当一个学生，也别把我光当成一个女人，你要把我当成一个人。”
他狠狠地沉默了一会儿，居然没修理我。
一个月后，我在机场，他打了个电话来，说一直颠来倒去地想这事，想明白了，说：“我错了，我们还是朋友，对吧？”
我心想，这厮还是挺厉害的。嗯了一声说：“当然。”
数月后，听说他胃出血动手术了，我没当回事儿，谁出事儿他也不会出事儿。他不是说过吗，我是只网球，他是那只拍子，“你跳得再高。我也永远比你高出一厘米”。他会带着个难看的光头出院上班，絮絮叨叨讲生病的经验：“哎，我最近想到了十个人生道理……你怎么不拿笔记一下？……每句都记说明你根本抓不住重点……”到了八十岁还披挂着他花白的中分长发，拐棍戳地骂我：“你昨天那个蠢问题是怎么问的……”
这人是不会心疼人的，他只是盯着你，不允许你犯任何错误浪费生命。
他生病时，我发短信说要去看他，看到他回信，下意识用手在桌上重重一拍：“啊！”他说术后的疼痛已经连吗啡都没有用了，说“只能等待上帝之手”。
我不信，说想见见他，但他说没有精力，太疼了，短信写：“电视上看到你，瘦了。保重身体，人不要死不要进监狱不要进医院。”过一阵子精神好的时候，他的短信回得很长，说手术完了，在深夜里好像能感觉得到舌头上细胞一层层滋长出来，头发荏子拱出头顶，说“饿的感觉真美好”。我心里松快了，叮嘱他“你在病床上能写点就写点，回来好教育我”，他响亮地回了句“嗯呐”。
我当时想，就是嘛，这个人太爱生命了，不可能是他。
到了教师节，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好吧，老陈，我承认，你是我的导师，行了吧？节日快乐。”
他回说：“妹子。知道你在鼓励我。现在太虚弱了，口腔溃烂几乎不能说话。没别的事，就是疼。没事，可以被打死，不能被吓死。”“就是疼。”我心里难受，得多疼呢？
告别的时候，陈姐姐还是不哭不作声，只拉住陈虻的手不放。过了一会儿，边上的医生轻声喊我。
我把她的手握住，又握住陈虻的手，把它们慢慢松开。
这一下，温暖柔软。这是八年来，我第一次和陈虻如此亲近。最后一两年，我不再事事向他请教，有时还跟着别人谈几句他的弱点，认为这样就算独立了。他讲课也少了，新闻速度加快，大家都忙，业务总结的会少了。有时候碰见我，他递给我一张纸，说“这是我最近讲课的心得”，我草草扫一眼，上面写“现场……话语权……”回家不知道收到什么地方。他也不管我：“你这个人靠语言是没用的，什么事都非得自己经过，不撞南墙不回头。”
我遇到过一次麻烦，他打电话来，一句安慰都没有，只说你要怎么怎么处理。
我赌气说无所谓。
他说：“是我把你找来的，我得对你负责。”
我冲口就顶回去了：“不用，我可以干别的。”他没吭声。
后来我觉得这话刺痛了他，后悔是这个，难受是这个。→文·冇·人·冇·书·冇·屋←
他最后一次参加部里的活动，聚餐吃饭，人声鼎沸。他一句话不说，埋头吃，我坐他侧对面，他披下来的长头发，一半都白了。
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就跟着他走，默默走到他停车处。他停下脚，忽然问我：“二十几了？”
我笑：“三十了。”
他顿了一下：“老觉得你还二十三四，你来的时候是这个岁数，就老有那个印象。”
我看他有点感喟，就打个岔：“我变化大么？”
他端详我：“没变化。”
顿了一下，又说了一句：“还是有点变化的，宽厚点了。”
我咧咧嘴，想安慰他一句，找不到话。
他看出来了，笑了一下：“喀，就这么回事儿。”
手机响了，他挂着耳机线，一边接一边冲我挥了下手，拉开他开了十年的老车，车后边磕得掉了漆。
我转身要走了，他按住耳机线上的话筒，又回身说了一句：“你已经很努力了，应该快乐一点。”
凌晨两点半，我跟陈姐姐一起下楼电梯开的时候，看到白岩松，对视一下，我出他进，都没说话。
他和陈虻，像两只大野兽，有相敬的对峙，也有一种奇异的了解。大家谈起陈虻时，有人说智慧，有人说尖锐，白岩松说“那是个非常寂寞的人”。陈虻活着，就像一片紧紧卷着的叶子要使尽全部气力挣开一样，不是为了得到什么，也不是要取悦谁，他要完成。
他的寂寞不是孤单，是没完成。
后来岩松说，那天凌晨离开医院后，无处可去，他去陈虻的办公室坐了一夜。那个办公室里，有一盆白菊花，不知道是哪位同事送的，上面的纸条写的是：“陈虻，怀念你，怀念一个时代。”
陈虻葬礼那天特别冷，我去的时候，紧闭的大门外，巳经站了一千多人，我第一次见到台里那么多同事，无人召集聚在一起，人人手里拿着白菊花在冷风中等着。天色铁一样寒灰，酿着一场大雪。呼气都是白雾，没人搓手跺脚取暖。
小崔面色铁青，坐在灵堂边的小屋子里不说话。
我坐他侧面的椅子上，看着他。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药，我给他递一瓶水，他拿在手里，没喝，直接把药咽下去了。
他心脏不好。
他看看我，说：“别生气，别生闲气，啊。”
我说不出话。
陈虻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年会，还是小崔主持，没有了《分家在十月》那样的片子，小崔自己去请了赵本山、郭德纲……一个部里的小小年会，搞了五个小时，不知他花了多少工夫。
陆陆续续，台下的人有些走了，或是打着手机出去了。陈虻搂着儿子，跟我隔着走道坐着，一直没动。
罗大佑是压轴演出，他一直坐在第一排，喝完两瓶酒，登台是晚上十一点，没上舞台，踩着一只凳子站在过道上，一束追光打着，冲场下问：“唱什么？”
几百条汉子齐声喊：“光阴的故事。”
罗大佑轻捻弦索，众人纷纷离开座位，闱拢到他周围，席地而坐。小崔坐在过道台阶上，向我招手，我手脚着地爬过去，坐他身边，回头看了一眼，陈虻搂着熟睡的儿子，坐在席间未动，微笑着张嘴不发声，随着众人唱：“遥远的路程昨日的梦以及远去的笑声，再次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
陈虻葬礼上，仪式全结束后，有三四十个人没有走。
大门关上，大家挨个排队走过去，再次向陈虻鞠躬。
陈真是原来“东方时空”的编导，他说：“陈虻的一生没有拍什么片子，但我们就是他的作品。”
年底，我离开“新闻调查”，很快又离开评论部，去了“面对面”，再离开新闻中心，到了“肴见”，像草在大风里翻滚成团，不知明日之事。早几年大概会心如飞蓬。但现在对我来说，想起陈虻的死，这世间还有什么可怕。
我离开评论部时，白岩松在南院的传达室里放一个袋子，让人留给我，里面装着书，还有十几本杂志，都是艺术方面的。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希望什么都不要影响到生命的丰美。他的书出版，托人转我一本，里面写：“陈虻总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如果哀痛中，我们不再出发，那你的离去还有什么意义？”
我翻到扉页，他写“柴静：这一站，幸福”。
史努比常常来找我。他结了婚，当了副总，买了房。但不谈这些，也不问我工作，“比起身体，都是浮云”。就拉着我打球，吃饭，吟个诗，谈电影。骑个自行车带着我，大门口还给我买半个红瓤翠瓜，拎在手上，就这么半拉瓜，还左手换右手，汗流浃背地走，说起当年办公室大姐想撮合我俩的事，我忍不住后怕：“要真成了……”
他也乐，脸皱出几个大括号：“可不也就过下去了么。”
我说：“你看你，现在也不教育我了。”
他一副长兄看顾遗孤的口气，“你现在已经挺好的了。”
我说你现在怎么样。
他说：“有不好的我也不告诉你。”
我笑，觉得我俩都大了，或者说，老了点。
过一会儿他还是没控制住，说：“给你挑个小毛病行不？”
这就对了。
他说，看你前两天博客里写“我抿着嘴往那个方向一乐”，把“抿着嘴”去了吧。
嗯，是，女里女气的。立刻删了。
他说，哟我的意见还真挺重要。
“那是。”我说，“你说什么我总是先假设你是对的。”
他得意：“哎这话我爱听，那我教育你这么多年了，你也反哺我一下吧，我现在对这世界特别失望。”
我说：“十年前咱们在‘东方时空’，你写过一篇文章《天凉好个球》，里头不是引过一句里尔克的诗嘛——‘哪儿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离开“新闻调查”之后，有段时间我主持演播室节目，有观众在留言里语带讥讽问我：“你不再是记者了，以后我们叫你什么呢？温室里的主持人？”
是一个记者，坐在哪儿都是。如果不是，叫什么也帮不了你。
不管什么节目，都得一期一期地做，做完贴在博客里听大家意见，陈虻当年希望我们每做完一个片子，都写一个总结：“这不是交给领导，也不是交给父母的，也不是拿来给大家念的，就是自己给自己的总结。”
观众一字一句敲下评论，一小格一小格里发来，不容易，像电台时期那些信件一样，我珍重这些。有一期谈收人分配改革，有位观众留言：“在采访中，当采访对象说到城市收入的增加比例时，本来人家紧接着就要说农民的比例，但柴静非要问一句‘那农民呢’，故作聪明！”
底下的留言中有不少人为我辩解，说这是节目节奏要求，或者需要这样追问的回合感等等。还有人说这位留言的观众：“你用词太刺激了。”
批评我的这位写了一句话：“当年陈虻说话也不好听，现在陈虻去世了，我们也要像陈虻那样对待她。”
我心头像有什么细如棉线，牵动一下。
他说得对，去打断谈话，问一个明知对方接下去要谈的问题，不管是为什么，都是一个“有目的”的问题，是为伪。
什么是幸福？这就是幸福，进步就是幸福。我的起点太低，所以用不着发愁别的，接下来儿十年要做的，只是让自己从蒙昧中一点点解缚出来，这是一个穷尽一生也完成不了的工作，想到这点就踏实了。
日子就这么过去了。有年夏天，台里通知我参加一个演讲，题目叫“为祖国骄傲，为女性喝彩”。上学时我常参加演讲比赛，通常几个拔地而起的反问句“难道不是这样吗”，再加上斜切向空中的手势：“擦干心中的血和泪痕，留住我们的根！”狗血一洒满堂彩。这么大岁数，我实在是不想参加演讲比赛了。但台里说这事已定。当天领导辛苦地起个大早替我抽好签，十四号。
第一位选手已经开始，我袖口上别着十四号的塑料圆牌子，左腿搭右腿，不知说什么好。旁边有位选手穿了件大红裙，凑耳过来说：“越配合，完得越早。”
我笑，觉得有理，混一混，等会儿就结束了。包里装着北大徐泓老师整理的陈虻生前讲课的纪录，正好翻翻看，有的话以前没听过，有的听了没听进去，有些听进去了没听明白，有一句我以前没注意，这当口看见刺我一下：“你必须退让的时候，就必须退让。但在你必须选择机会前进的时候，必须前进。这是一种火候的拿捏，需要对自己的终极目标非常清醒，非常冷静，对支撑这种目标的理念非常清醒，非常冷静。你非常清楚地知道你的靶子在哪儿，退到一环，甚至脱靶都没有关系。环境需要你脱靶的时候，你可以脱靶，这就是运作的策略，但你不能失去自己的目标。那是堕落。”
“不要堕落。”他说。
我以为我失去了他，但是没有。
叫到十四号时，我走上台，扶了下话筒：“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要离开拉萨。下了飞机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她指了一下床头的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这是她三十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嘛、三陪女……交谈的记录。”
认识她，正是我十年前挣扎来不来中央台做新闻的关口。认识她，影响我最后的决定。“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这些材料也无从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熊，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在这种来不及思考的匆忙里，才知道谁会浮现在自己心里。
我说了郝劲松的故事，“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一点五元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他和我没有什么联系，但我们都嵌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一天他从山西老家寄给我一个纸箱子，剥开，是胖墩墩一大塑料袋，里头还套了一个塑料袋，红绳子系着口。解开把手插进去，暖暖热的碎金子一样的小米粒，熬粥时米香四溢，看电梯的大姐都来寻一碗喝。
人不可能孤立而成，人由无数他人的部分组成。
我说到了陈锡文对征地问题的看法：“他说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原因不在于土地管理法，还根源于一九八二年宪法。”在那期节目播出后，我曾收到陈锡文的短信，他说：“我们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让人们继续对明天有信心。”
二〇〇三年的一场座谈会上，我曾经问过一个人：“你说年轻记者要对人民有感情，我们自认有，但是常常遇到挫折。”他回答说，有一年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他在路边看见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着一副棺材。老农民说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棺材板拿出来卖。他拿出五百块钱让这农民回家。他说，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著。这个人是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这个演讲场地很小，水泥台子上放了个喷塑的泡沫背景板，大红的仿宋体写着“为祖闽骄傲，为女性喝彩”。底下坐了儿十人，评委坐在课桌后，桌上面铺着鲜红的绒布。这是一个有点简陋的场地，但人站在了这里，这里就是真的。
“一个国家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