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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法》部分遭遇阻力较小的计划也开始优先推广，将楚地三百多个较大的氏族开始登记在案，进行人口和实际拥有土地面积进行监督，掌握续任族长的教育和选择。
楚王府的内务署成立之后，开始运作楚王府的财务，首先设立监造司，对各地上供楚王专用物品制造过程的监查；对楚天商社整改，将运营范围控制在家具、珠宝首饰、葡萄酒、瓷器四个方面，并通过《楚王内务律》规定楚王府的财务收入包含治略府每年划拨的六千万钱、荆州的赋税一成、金陵赋税一成、楚天商社的利润和设在襄阳、樊城、南昌、长沙、吴郡的十二个农场（总计三万六千亩土地）的收入，楚天商社、农场等楚王产业无须向治略府缴纳赋税，同时不得向其他行业拓展。
禁卫军的军费不再由楚王府独立拨付，而是由统帅府统一调配，仍然确保禁卫军军士年薪平均水平比楚军平均水平高两成。
治略府在获得大量黄金后，开始增发楚钱年铸造量，完全更改楚地年俸支付方式，不再使用粮食和楚钱结合模式，统一使用楚钱，提升官员年俸，确保官员年俸为北方的两倍，执行高薪养廉政策，同时相应提升各学府祭酒和学者、医师和各地良匠的年俸津贴。
由于北方粮价常年不稳，刘备曾经学南方改以五铢钱和粮食结合发放年俸的方法，在治略府大幅度提升各级军政官员和各个层面人才年俸之后，北方大量学士、医师、工匠因仰慕楚地大治南投，令刘备在财力紧张的情况下，被迫提升官员年俸，增发大量五铢钱进行财力弥补，但由于北方没有黄金储备的概念，增发五铢钱过多之后导致五铢钱贬值，从最初的十八万兑换一斤黄金降到二十二万。
治略府相应制定策略，警告各地商人避免使用五铢钱，暂时停止五铢钱使用，促使南北商人转向使用楚钱，同时规定凡投奔南方求职的北方人士，一旦在南方任职，发放举家搬迁补贴，进一步鼓励北方才俊举家搬到南方。
朝廷经济因为五铢钱遭到楚钱打击，几乎陷于崩溃，孙邵竭尽全力也不是张昭的对手，不得不让刘备调诸葛亮从冀州返回晋阳处理事务，刘备知道诸葛亮一旦调入晋阳就会更加巩固晋阳派的实力，使自己一直努力平衡晋阳、洛阳两派的策略失败，但情况危急之下也不得不同意。
诸葛亮清醒的意识到南方的高薪和稳定楚钱坚挺制度必将大规模导致人才南流，此时的楚王虽然没有出兵，但却用货币和北方打了一场胜仗。
他回到晋阳之后，立刻核查国库，看到空荡荡的国库，诸葛亮心中黯然，暗叹道：刘皇叔啊，你虽然善识人，能容人用人，可在内政上未免太无能了吧！仔细想了下，觉得刘备也并非不懂内政，只能说刘协这种商业战争太奇怪了。
诸葛亮连夜请孙邵、简雍等人商议重整经政之事，提出粮、盐、绢共用提高薪俸的意见后，立刻得到孙邵等人的支持。
五铢钱虽然在持续的贬值，但粮、盐价却在持续攀升，诸葛亮暂时停止五铢钱的发放，转而以三货发放的模式，提高年俸，立刻稳定了朝廷和群臣之心。
在此之后，诸葛亮连续推广冬小麦的种植，通过广兴水利灌溉、治理黄河、计户在案等策略禁止百姓随意流动，促进北方的农业恢复。
随后，诸葛亮秘密让数百名经验丰富的工匠进行模拟楚钱的铅、锡、铜比例的试铸，在查清比例之后，秘密令商人私铸楚钱，迅速扰乱楚钱市场，引发楚钱跟随五铢钱贬值，稳定整个商市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实现互损式经济平衡。
在连续推动数十道新的治策之后，诸葛亮迅速稳定了北方，在朝廷威信大增的同时，也使得刘备看到了曙光，立刻升其为司徒，使得诸葛亮、孙邵、陈宫同列三公。
诸葛亮从晋阳派中迅速冲上来，获得了许靖、孙乾、简雍等老臣的支持，又有原来的冀州、并州两派军系的支持，使得他在实际权力上超过洛阳派的陈宫，进一步确定了政治上的稳定。
在实际权力进一步扩大后，诸葛亮说服刘备，强行推动压缩军力的改制，将百万大军裁减到六十万人，增加骑兵和弩军，而削弱最多的就是步军为主的陈宫和泪授的冀州军系，但由于泪授以保冀州黄河防线为名，反而先于陈宫和曹操动武，军备补充不降反升，迅速填补削弱陈宫而出现的军事真空。
这次压缩，使得北方兵力下降的同时，粮草压力随之下降，也有更多人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
张昭在遭遇假钱扰乱后，被诸葛亮搞得焦头烂额，奔波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将楚钱重新稳定下来，反而使楚钱的贬值速度进一步加大。
刘协发现张昭在经济上不是诸葛亮的对手后，被迫暂时接管稳定楚钱市值的事务，废除原先含锡量高的青铜楚钱，重铸纯度高的紫铜级别楚钱，由于紫铜含铜量高，提炼难度大，成本高居不下，在楚地工匠人力资源丰富和锻造工艺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南方还能大量铸造，而北方则无法大量铸造，即使北方可以铸造，由于本身成本就高，对市场的扰乱就相对较小。
新的紫铜钱，由于成本很高，每一万枚的总成本上就和十四两黄金相持平，故与一斤（十六两）的兑换率定在一万比一。
调动襄阳银庄和治略府的白银储备，铸造含银量较高的银质楚币，定为银币。根据含银量，将原先的楚钱和银币维持在百兑一的兑换率。将楚币制度由最初两层级改成紫铜钱、银币和金契的三层级，由最初黄金单一维持兑率改为黄金、白银双层维护兑率的方式，进一步增加货币的稳定性。
对以前发行的楚钱进行大规模回收，同时让杨修核查出北方负责铸造假钱的商人，立刻派军机院的死士将负责铸造的六名商人及其家人全部暗杀掉，一夜之间暗杀掉三千六百余人，虽然损失了四十多名死士，但也威吓住了北方商人。
诸葛亮不能安排朝廷进行楚钱的私造工作，只好暂时停止楚钱的私铸，而新的紫铜钱虽然比例很好模拟出来，但成本过高，工匠们估计南方大规模制作，可以保持一万兑换一斤黄金，北方商人私铸则必定亏本，即使朝廷安排大规模制作也可能亏本，让诸葛亮索性放弃继续打击楚地货币坚挺度的想法。
而刘协这方面，由于北方商人假铸的楚钱和治略府铸造的楚钱真假难分，刘协被迫吃下所有北方商人铸造的假钱，也吃了诸葛亮的一个大亏。
根据统计署的初步统计，北方商人私铸的楚钱总值在六亿四千万到七亿之间，直接造成经济损失在四万六千斤黄金左右，而整个楚钱贬值造成市场混乱，以及治略府为了平息贬值投入三万斤黄金向北方回收楚币，总共损失超过十万斤黄金。面对这样的损失，刘协心痛的不得了，为了防止再遇到这种问题，刘协要求襄阳银庄铸印银币时加刻编码，杜绝大规模的假钱出现。
在发现楚币很难伪造之后，诸葛亮让人抄送南方实施的各种新政策略，针对北方情况对《国策二十四章》进行修订，他本打算也采取扶商政策，但在洛阳派的反对下，只好作罢，将新政的方向主要集中在学习南方的区域经济模式，在冀州、雍州、兖州推广东小麦，在小麦种植空歇期加种一季油菜或者大豆；在并州、幽州推广农牧结合，加大马匹驯养；朝廷在并、幽两州大规模圈地建设农场，主要进行良马驯养；加大海盐生产力度，促使北方减少对南盐的依赖。
同时废除五铢钱，使用新的汉钱，为了防止刘协也私铸汉钱，诸葛亮同样采取了紫铜钱，只是由于成本问题，将紫铜分量稍微降低，同样维持在一万紫铜钱兑换一斤黄金的比例。
由于国库中白银储存量过低，诸葛亮并没有学楚王刘协铸造银币，但在洛阳、晋阳建立了洛阳银庄，印制大汉朝廷官用的金契。
在没有大量黄金储备支持的情况下，洛阳银庄的金契印制并不大，采用是早期襄阳银庄的办法，强行推行商户和百姓拥有的黄金必须在洛阳银庄存储。
刘协听到之后，立刻发紫玉简要求朝廷必须规定，商户和百姓将黄金钱财存储在银庄，可以自由选择襄阳银庄和洛阳银庄。
诸葛亮自然不愿同意，但在刘协以罢市拒绝卖粮的威胁下，被迫同意，但限制襄阳银庄到黄河以北设立分庄，并且要求更改通市前规定的粮价或者更改马匹的售价。
由于在过去半年中，南方陆续吸纳了近三十万匹普通马和三万匹良马，暂时不需要更多马匹，而北方马匹存量也在直线下降，刘协同意将价格提升为一匹普通马换粮十石，良马换粮十四石，但要求在晋阳、长安、邺城开设襄阳银庄。
经过几番争执，诸葛亮最终同意在晋阳、长安增设襄阳银庄分庄。
诸葛亮这边同意，刘协那边让襄阳银庄在长安、晋阳开设分庄，对大商户存储黄金换取襄阳银庄金契者，每年按本金赠千分之三的利息。
诸葛亮立刻惊慌起来，他实在没有想到刘协敢用这种方法硬拼，如果洛阳银庄被迫跟进，同样支付利息，那洛阳银庄就肯定亏损，虽然控制了黄金，但也要每年都从国库中调黄金补充给银庄。
刘协其实没有亏本，襄阳银庄和洛阳银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襄阳银庄的不停放贷，由于放贷规模很大，不停增加楚币发行量，需要更加大量的黄金和钱财存储量支撑，但放贷的利息远高过支付利息，银庄仍然可以保持盈利。
如果洛阳银庄跟进加息，就必然要同时开始增设放贷业务，但没有建设业务的支持，洛阳银庄增加放贷就必然导致北方大规模上工程，而后果就是导致朝廷无力偿还银庄债务，刘协在楚地新政的经验告诉他，在目前生产力状况下，采用借贷方式大规模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是不妥当的，因为基础设施即使变好，朝廷的税收在很长时间内都很难出现提升，毕竟是小农经济时代，社会利润的基础仍然是极其低利润率的农业，在吃过大亏之后，他决心有意图地诱导诸葛亮也走上这条路。
在经过平衡后，诸葛亮让洛阳银庄跟进支付利息，而刘协则突然调整利息率，增加存储方式，凡存储时间超过五年的，利息率调整为千分之五，存储时间超过三年的，利息率调整为千分之三。
被迫第一次跟进之后，诸葛亮只能第二次跟进，在短短三个月内，刘协六次加息，大量北方黄金硬通货流入南方，几次派人协商无果之后，诸葛亮亲自远赴襄阳，面见刘协。
第八卷 南北风云 第四章 孔明赴会
如果说在整个北方朝廷中，有一个人能够理解南方楚地新政，那这个人就肯定是诸葛亮。
从最初的抵触和反感，到为了维持北方经济，四处收集南方楚地新政的资料，变得逐步了解楚地新政，最终为了对抗南方经济的侵蚀，而学习、采纳楚地新政，诸葛亮的道路走的并不容易。
毫无疑问，这个世界上，最难说服的人就是你自己。
为了北方朝廷的延续，诸葛亮被迫选择深入到楚地新政的风暴中心——襄阳城。
在前往襄阳的路上，诸葛亮忍不住将刘协和刘备进行了一次次的比较，不得不承认，比自己还小几岁的刘协在才华上远远超过刘备。
在军事上，无论是“夺人不夺地”的策略，还是多兵种平衡、交叉式作战和骑军游弋式作战相结合的策略；无论是发展精兵和驻防军的策略，还是控制将军领军数量不过五万的政策上，刘协都表现出了卓越的帝王战略家般的意识，坐镇襄阳、颍川，却能将战局控制在股掌之间，又能平衡各派将领。
在内政上，从《襄阳治略》到《楚王治略》，从《国商策》到《五湖策》，从襄阳新政到楚地新政，刘协展现了大汉开国以来最神奇的治理策略，将曾经贫瘠的南方治理成天下财富之地，刘协确实是罕见的天才。
必须承认，楚王天生就具有成为帝王的资本，怪就怪他晚生了两年，必须在长子面前将皇位拱手相让。
刘备在军事上的才能也许还有些长处可以和刘协相提，但在内政之上，实在是差太远了，自己在没有出仕之前，总觉得在行军指挥上，贾诩还可能胜过自己一些，但治理国家则天下无人可比。
错了，确实错了，诸葛亮淡淡的告诉自己。
如果自己胜过刘协，今天又何必前往襄阳求和呢？
经过南阳宛城的时候，诸葛亮抬头看看城郭，高达五丈的挺直城墙上，整齐站着一排英姿雄武、目光凌厉的军士，沙青色的城砖坚硬无比，道路两旁的士兵装甲精良，便是北方朝廷的牙门将也穿不上这样的甲胃。
曾经想与刘协对战沙场，试图利用军事力量扭转经济力量不足的诸葛亮第一次感到恐惧，他突然明白为何洛阳派的贾诩等人为何坚决不与南方开战的原因。
南方之强真的到了如此地步了吗？那为什么刘协不挥师北上，一定有原因！
诸葛亮暗暗下决心，此次南行之时，一定要找出刘协不北上的原因，或许这就是南方的一个破绽。
在诸葛亮约见在襄阳之时，刘协终于感到了一阵松弛，暂时代替张昭接管政务和诸葛亮斗了大半年，终于逼迫他南下求和了。
为了集中精力和诸葛亮在经济战争中厮杀，刘协连去年胡昭进入襄阳后举行的鉴文会都没有参加，本该在会中提出儒、法、道三家平衡共治的事情也没有去落实，只是让胡昭以个人的意思稍微对各界名士做个提示，看看众人的反应。
其实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即使胡昭不说，刘协也能够猜到，天下尊儒这么久，想要提出一点点异议确实很困难，但由于主要的反对者都是些老学士，主导楚地朝政经济的中青年主流学士却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刘协便鼓励胡昭继续和群儒们探讨可行性。
为了弥补去年的遗憾，同时也算是迎接诸葛亮，刘协再次召开鉴文会，为了给三家共治的思想提供一个舞台，刘协这一次增设了百家讲坛，希望能够引起一些激烈的冲突，好为自己以后的决策留一些判断依据。
在首期百家讲坛的登坛名录上，刘协写下司马徵、黄承彦、庞德公、荀彧、张昭、胡昭、皇甫嵩、徐庶、张机、管宁、邴原、张鲁、刘巴、糜竺、伊籍、杨修、白翳、马钧、蔡邑、钟繇等六十三人，涉及各行各学科，最后想了片刻，又补添上楚王刘协、楚王妃蔡琰两个名单，此后由于华佗突然到访，在张机之后又增加了华佗，总计六十六位代表荆州诸家诸艺、文化科技的精英第一次完全汇集在荆州襄阳。
压轴的戏由号称楚地第一才女的蔡琰主持，无论书法还是琴艺，都将给蔡琰最大的发挥空间。
天下群士无不争先相往，由于每次开坛，被邀请参与的都是四大学府的才俊之士，真正留给外界学士的席位并不多，在襄阳城百家讲坛出现了一席难求的现象，而诸葛亮虽身为朝廷三公之一，也只能听其中十一人次的开坛，最为世人关注的刘协和胡昭主讲的财经道、荀彧和司马徵的治国之道、徐庶的兵道、糜竺的商道都被无席为由拒绝，甚至白翳和马钧的工道、杨修的军机道都被婉言谢绝。
此次百家讲坛，治略府正式邀请的天下才俊有三千余人，而自主前来参与讲坛的学士则有数万之多，开设讲坛的人达到六十六人，是大汉历史上第一次，此后每三年重新召开一次，是日后楚地和大汉最重要的日子。
虽然不能参加自己最想听的几个讲坛，但被允许听司马徵和庞德公的经学、杂学，诸葛亮也感到很满意了，何况自己最重要的目的是让刘协停止继续加息，现在洛阳商社每天都在亏损，虽然亏损额度并不高，但即使保持亏损的状态仍然不能阻止北方门阀的财富流向襄阳银庄，而洛阳银庄如果持续这样的亏损，要不了半年，洛阳银庄也会成为北方的累赘。
他也尝试使用放贷和其他办法进行弥补，然而货币存量明显不足，甚至放出去的贷还收不回来，令洛阳银庄的维续变得度日如年，更不能谈吸纳民间财富。
在华佗到访后，刘协决定不再让华佗离开，张机擅长的是传统的中医内科，而华佗则是罕见的外科医师，故在百家讲坛召开之前，刘协亲自陪同华佗参观了襄阳学府的襄阳医学院，既令华佗感到荣幸的同时，也希望他能体会到传授医术的重要性。
为了挽留华佗在襄阳医学院任教，培育出更多优秀的年轻医师，刘协给华佗开了任襄阳医学院左祭酒，年俸三百万钱，每年安排四个月的长假，在华佗休假游历各地、医治百姓的时候，楚地各郡府提供所需药材，同时满足他一切医术试验要求的条件。
华佗感其心诚，且有张机等人的斡旋，终于决定暂时停止游医，留在襄阳开馆授徒，同时安心专研医术。
在诸葛亮没有到来之前，刘协安心准备自己要开讲的财经道，允许听财经道的只有六十二个人，都是楚地的重要官员和年轻才俊，荀彧、张昭、胡昭、陈群、戏志才、蒋琬、诸葛瑾、糜竺等人都要出席列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