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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黄埔军校 起家的，国民党军队的军官中有一大批黄埔生，你也是黄埔出来的，可以利用同学关系做说服工作，扩大抗日力量。”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郭化若给一些黄埔同学写过一些信，着重讲国共合作的重要性，有的同学回信了，有的没有回音。后来重庆黄埔同学会总会的陈宏谟来了延安，他和郭化若关系不错，很谈得来。他说国共两党中都有黄埔生，他们各事其主，但爱国之心是大多数人共有的，同时老同学之间的感情问题也很复杂。他举了一例子，他当排长时，在一次国共战争中争夺一个山头，带兵冲上山顶后，正要往下扔手榴弹时，突然发现带头冲上来的是黄埔的同班同学，两人相对都默然无语了。陈宏谟的话对郭化若很有启发，使他产生了创办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黄埔同学会的想法。
黄埔同学会是蒋介石发起组织的，1926年5月成立，蒋任会长，曾扩情任秘书，李正蹈为总务科长，杨引之为组织科长，余洒渡为宣传科长，胡静安为监察干事。蒋介石的目的是想建立一个由他控制的组织，防范共产党人的活动。因此，黄埔同学会的章程规定：凡属黄埔军校学生：，均为当然会员；凡毕业学生的任免、升迁与调补都要根据同学会的登记考核而定；所有毕业与未毕业的学生，都必须在同学会的监督指导下，绝对服从校长领导，信奉三民主义，进行效忠国民党的活动；所有会员不得有任何其他的组织活动，尤其不准从事共产主义宣传，否则，要受到严厉处分或以叛逆论处。蒋介石利用该会培植个人势力，重用“孙文主义学会”骨干分子，压制、排挤共产党人，并在国民党各部门形成一个“黄埔系”政治派别。郭化若想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组织一个革命的“黄埔同学会”，把黄埔同学从蒋介石的反动组织中分裂出来，壮大抗日的队伍，岂不美哉。当时全国黄埔同学有30多万人。任师长以上职务的就有200多人，是很有力量的。他的想法得到了毛泽东、朱德的支持，他们要他付诸行动，认真做好这一工作。郭化若联络了一下在延安工作的黄埔同学，有吴奚如、李逸民、许光达、宋时轮等，他们都同意这个想法。1941年，徐向前调延安工作了。抗战开始后他在八路军129师任副师长。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也赞同组织一个红色的黄埔同学会。经过商量决定以徐向前、郭化若两个人的名义发起成立延安黄埔同学会，为了争取国民党军队的黄埔同学，延安同学会接受重庆总会的指导，挂分会的牌子，但宗旨和总会是绝然不同的，公开申明是为了 “加强团结，坚持抗战”。10月4日下午延安黄埔同学会举行了成立大会，朱德到会做了讲演，他说：“黄埔在革命创造上、革命军队上、革命学术上，有其贡献，它特别是国共合作的好学校”，“惜大革命后，国共分裂，对于中国民族与黄埔同学来说，都是不幸的，现在国家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之秋，黄埔同学更需团结，以贯彻抗战到底。”会议通过了会章，选举了徐向前、肖克、林彪、左权、陈赓、罗瑞卿、陈宏谟、郭化若，还有陶铸、许光达、陈伯钧、宋时轮等15人为理事，会议致电蒋介石：“学生等为了团结抗战，发扬黄埔的革命传统与作风，并相互切磋研究军事学术起见，经于本日在延安召集在延安同学，成立黄埔同学分会。”这件事已经过去50余年了，大陆的黄埔同学会仍在发扬黄埔革命传统与作风，为促进全国团结，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尽力工作，值得指出的是延安黄埔同学分会应该是现在大陆黄埔同学会的前身。
为了进一步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11月在陕北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1937年9月25日正式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建立由各阶层、各党派合作的民主政权，实行参议制，政府成员改由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选举产生，参议员由边区选民直接选举产生。1939年1月15日至2月4日举行第一届边区参议会，林伯渠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当选为副主席。1941年11月举行第二届边区参议会，郭化若在军事学院任教育长，适逢参议员换届，郭化若参加了延安地区参议员的竞选。延安地区主要院校有7所，只有1个参议员名额，提出的候选人有9个，军事学院的候选人是郭化若，鲁迅艺术学院的候选人是周扬，日本工农学院的候选人是申建，自然科学院的候选人是徐特立，其他院校的候选人记不清了，并在孔子庙前操场开了隆重热烈的选举大会。选举那天郭化若因有事没有参加。竞选场面很热烈，鲁艺学院的师生还抬着周扬的画像，敲锣打鼓步入会场。大会第一项由候选人所在单位介绍候选人的情况，首先是鲁艺学院的人发言，他在介绍了周扬的简历后，接着就说：“郭化若是军人出身，不懂得学生心理和生活情况，不能代表学生。”又说：“徐特立是中国的教育家，又是毛主席的老师，不选他政府也会聘请他作为代表参加议会，日本工农学院申建同志是国际友人，政府也会聘请参加议会，因此选周扬代表学生是最合适的”等等。这个发言，使其他院校听了有些反感，后面一些院校发言差不多都对此有所反驳。大会第二项是候选人发言。第一个发言是周扬，他谈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后，就说：“郭化若虽是学生出身，但跟学生打交道时间少，另外今天开会选举他不来参加，说明他对学生根本不关心，只有我才能真正代表广大学生的意愿。”这样的发言效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最后徐特立在会上也发了言，他说：“有人说我是教育家，不敢当，说我教过多年书是事实。说毛主席在我教学的学校上过学，也对，但和今天的选举没有关系。今天选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选举。”并说：“政府聘不聘请我参加议会，到现在我还没有接到请帖，今天参加选举是我的权利和义务。”他的发言，博得到会者的热烈掌声。候选人演讲后举行投票选举，结果郭化若以1650票的多数当选。郭化若回忆说，我当选也并不是因有什么名望，而是军事学院的学生多，我的选票自然也就多些。但可以看出当时延安的民主气氛是很浓的，人民都有充分自由选举权。我曾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笑着说：“好嘛，你做统一战线工作，把票都统一到了你那里去了。”
二五、毛泽东与人民心连心
郭化若回忆说，1938年7月12日，是他终生难忘的日子，党中央组织部决定恢复他的党籍。这是陈云写信告诉他的：
化若同志：
我代表中央组织部正式通知你，中央组织部于7月12日正式通过恢复你的党籍。认为1932年在江西红校时，托派分子供你为托派是没有根据的，供词（是）不可靠的。
此致
敬礼！
陈云
7月17曰（1938年）
7月23日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又给他来信：
郭化若同志：
关于你请求恢复党籍的问题，经过中央组织部决定1938年7月12日恢复你的党籍，就是过去被开除时间的那一段仍给你党籍。党认为你7年来是坚持了为党的路线奋斗，并且证明当时有人供你为托派中委的供词是不可靠的。请将这一恢复你党籍之决定转告总支委及本支部，并写入党员登记表上，以作为根据。为盼。
此致
敬礼！
总政治部组织部
7月23曰（1938年）
之后，陈云在抗大干部会上两次宣布恢复郭化若的党籍问题。至此郭化若背了1年的沉重的历史包袱卸下来了。许多同志向他祝贺，他自己也兴奋得几个晚上没有睡好觉。
作为一个党员，参加党的生活，交纳党费，总觉得是很平常的事，可是一旦被无辜开除党籍，不能参加这种活动，才会觉得这些活动很珍贵，很神圣。郭化若被关在党外7年，每当看到别的同志去参加党的会议，交纳党费时，心里别提有多难受，就像一个没爹没娘的孩子，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党的教育，党的监督，党组织中的温暖，是那样诱人，令人陶醉，令人神往。回到了党的组织内，真像从零下几十度的严冬突然进人了阳光明媚的春天。
7年来，遭旁人的白眼倒也算不了什么，只是有许多问题找不出答案，常常使郭化若彻夜难眠。郭化若出身穷苦，当他了解共产党是领导穷人闹翻身的政党，就决心跟党闹一辈子革命。在党的教育下，他由朴素的阶级感情，渐渐懂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逐步树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生观。在黄埔军校时，曾因成绩优异，蒋介石两次手令要他当秘书，他都拒绝了，他只愿听从党的指挥。北伐战争失败后，他向组织要求参加南昌起义，当途中受阻未赶上起义时，他又从上海搭船往汕头追赶起义队伍。南昌起义失败后，组织上安排他赴莫斯科学习，那里环境比国内安全舒适，但他认为作为一个革命者必须从事艰苦的、实际的斗争，因此，坚决要求回国参加战斗。他到中央根据地后，恭恭敬敬地按照毛泽东、朱德的指示办事，尽他最大的努力去做好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工作。在进行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各方面也有了进步，升任为一方面军代参谋长，谁知突然一落千丈，竟被开除了党籍。究竟违犯了党的哪条党规党法呢？没人给他说得清，他自己也想不通。一月月，一年年，这些问题缠绕着他，压抑着他，甚至使他常常从噩梦中醒来，大汗淋漓。遵义会议后的长征路上。郭化若走到一个三岔路口，在一个长亭上停下脚步。由于队伍行进中在这里交叉，人很拥挤。他站了一会儿，突然听到后面有人用低沉的声音喊了一声“毛主席！”回头一看，原来毛主席来到了。喊声发自一个被绑的红军干部。毛主席认出是不久前才被委任为第八军团长的周昆。 “你是周昆！怎么搞的？”毛泽东问。“因为队伍垮了，受到审查。”
“解开！解开！”毛泽东又说。保卫队人员马上松了绑。郭化若心里非常感动和高兴。
周昆说：“猛烈地扩大红军，成立了新的军团。军团部机关和各级指挥机构都缺干部。不照过去逐步锻炼、逐步升级的方式扩大红军，军队没有骨干。我坚辞不当军团长，不准，只好服从命令。部队一出发就担任侧卫，每天跑上百余里，不断遭受到敌人侧击。新兵不习惯艰苦，很多人掉队、跑散，还没有过四道封锁线，全军团剩下的人就很少了，我也就被捕受审了。幸好还能见到主席。”周昆这种遭遇，正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典型事例之一。
毛泽东稍微皱皱眉头，似乎不是不满这位被绑的人，而是不满这位被绑人的被绑。
“跟我们走！适当时候给你分配工作。”亲切有力的声音震荡在碧空中。这难得碰到的感动人心的画面，一直牢印在郭化若的脑海里。
周昆身上有形的绳子松开了，而我则还被无形的绳子捆绑着，当时郭化若心中感到一阵痛楚。使他可以得到安慰的是毛泽东有了指挥权，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被抵制了，他的问题总有大白的一天的希望。
洛川会议之后，郭化若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先给他看了一叠准备发出的电报稿，是关于八路军在五台山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的问题，这是绝密电报稿。郭化若想，主席给我看，证明是信任我的。然后毛泽东关切地说：“化若同志，人家说你骄傲，你自己看法如何？”
听了毛泽东的问话，一阵委屈涌上心头，郭化若直觉得鼻子发酸，差点掉下眼泪来。他说：“主席，我连个党员都不是，有什么资本骄傲呢？我30多岁了，找对象，人家一听我不是党员，就不谈了。”
毛泽东望着窑洞外沉思良久才说：“你受了很多委屈了。”
不久，有人传话说，毛泽东亲自过问郭化若的历史问题，中央组织部着手调查，从国内查到了国外。1938年5月30日，毛泽东给郭化若写信说：”你的问题我同陈云同志说过，他也赞成有一个明确的解决。”当郭化若接到陈云来信正式通知给他“松绑”时，他不禁想起毛泽东给周昆松绑的情景，自己身上捆绑的无形的绳子不也是毛泽东给解开的吗？他想毛泽东日理万机，事情那么多，还亲自为我的党籍说话，这是不能用我在他身边工作过，对我比较了解来解释的。这反映的是革命领袖与人民心连心啊！
郭化若深切地了解，毛泽东非常关心人民，联系群众。当年的延安尽管物质条件极差，街上的房屋也破烂不堪，然而不远千里来到延安访问毛泽东的名流学者却络绎不绝。被接见的各方面人士政治观点虽不尽相同，然而对毛泽东却异口同声地称赞不已，一致钦佩。但红军毕竟弱小，共产党的影响也未普及全国，为什么全国众多名流学者对毛泽东也如此钦佩呢？有一天夜晚，郭化若去看望毛泽东，汇报了近期来访者的反映之后，诚恳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毛泽东回答说：“尊重别人。”他着重讲“尊重”两字，并解释了尊重别人是个原则问题，只有尊重别人才能团结多数。郭化若回忆说，这里的“尊重别人”就是领袖尊重人民，关心人民。毛泽东过问我的党籍问题，不正是领袖尊重人民，关心人民疾苦的表现么。领袖尊重人民，人民自然更加热爱领袖。
二六、毛泽东对郭化若说：好嘛，既当官，又做文章
郭化若的党籍恢复后不久，有一天，他正在考虑撰写“抗日游击战争战术”问题的文章，王稼祥找到他说：“郭天民同志调晋察冀军区任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由你接替他的工作，任军委一局局长，怎么样？”郭化若指着摊开的资料说，主席要我写文章呢。王稼祥说：“我请示过主席了，我是借你去一局工作。”郭化若去找毛泽东，毛泽东笑着说：“好嘛，既当官，又做文章。”
军委一局就是军委参谋部的作战局，是管理作战指挥的业务部门。抗战开始时，军委参谋部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是合在一起的，对外叫后方留守处，对内称军委参谋部，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1938年春，军委参谋部与留守处分开办公。军委参谋部设的一局和 留守处的参谋处，业务是一样的。郭化若1928年到红4军工作，先在纵队当参谋、参谋长，后在红4军任参谋处长；组建红一方面军后，又曾任方面军的参谋处长、代参谋长；现在又任一局局长，可谓与参谋业务有不解之缘。不过抗日时期的参谋业务与红军时期已大不一样，通信手段改善了，业务范围扩大了，分工也越来越细了。红军时期，中央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开始只有几千人，后来也不过几万人，作战地域仅在赣、闽、粤部分地区，作战对象亦只是国民党军队，且技术装备相对落后，因而参谋业务简单一些。抗战后，我军人数迅速增 加，作战地区不断扩大，北起黑龙江，南至海南岛，全国到处都有抗日游击队的活动，作战对象除了日军，还有伪军、顽军；日军武器精良，部队机动快，战场情况变化大，我军作战还需同友军协同，参谋业务复杂起来了。红军时期设一个参谋处，军委参谋部则设好几个局，一局下设作战、情报、机要、管理4个科，最多时参谋人员30多人，还感到人手紧张。郭化若虽然曾是红一方面军代参谋长，但到军委一局工作后，并不感到委屈，而且处处感到新鲜，感到是组织对他的信任和重用。
1。毛泽东称赞郭化若“官”当得不错
郭化若回忆说，当军委一局局长，是在中央首长眼皮底下工作，是为中央首长决策服务。要切实了解和准确掌握全国各战略区的作战情况，要摸清敌、伪、友、我军的情况，不间断地为中央及军委首长 提供作战决策依据，要迅速地措词严密地起草各种电文、战斗或战役号令、通报与报告，准确无误地向部队传达党中央和军委首长的指示，收集部队的执行情况并提出各种建议和意见。这里是指挥中枢，24小时都得醒着，一刻也不能松懈，一刻也不能马虎，他一到任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1938年9月底，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的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批判了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错误，重申了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一局的工作量更大，任务更艰巨。
10月间，国民党军丢弃了华北、华中、华南大片国土，11月又丢弃广州，纷纷溃逃。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毅然决定，放手发动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在淡水、惠阳地区和东莞、宝安地区建立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海南岛建立红军游击队（琼崖纵队）。之后，又令八路军第115师主力挺进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