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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的发展与运动，是由现象表现出来的。作为本质看的日寇之灭亡中国独霸东亚的帝国主义政治目的，在一定的国际形势下，在一定的战争情况下发展着，由灭亡中国到独霸东亚的目的与本质，是由进攻中国到南进的手段与现象表现出来。这就是说，日寇之南进并不是也不会放弃其灭亡中国之目的，我们不可被一时的现象所迷惑。
这就是说现代的民族战争，不能离开民主革命，否则不能胜利。这就是说坚持抗战必须与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联系起来。在这一点上说，“政治重于军事”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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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战争发展的规律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要说明战争规律是什么；我们一方面反对否认战争规律认识之可能性的不可知论；另一方面也反对不了解战争规律的发展的机械论。
战争是阶级社会历史的现象，它随阶级的发生而发生，随阶级的发展而发展，也将随阶级的消灭而消灭。
如果说社会现象的联结及相互依存，是社会发展的规律，那么军事与政治、经济、自然、地理等联结与相互依存，就是战争发展的规律 了。
如果说社会生活、社会发展是可以认识的，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是可靠的有客观真理的意义的，关于这种发展的研究是科学的话，那么，战争发展的规律也是可以认识的，关于战争发展规律的知识也是可靠的，有客观真理的，关于这种发展的研究也是科学的了。
这种战争的前途是可以预测的，而这种预测只要它是根据客观的战争发展的规律，就可成为科学的预见。四年前共产党就预言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见毛泽东同志与斯诺的谈话），比起那些以为 “只要打三个月，国际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以解决”的唯心的武断推测，诚有天渊之别。
实战证明了战争规律认识之可能，如果可以调动敌人于运动中而消灭之，那么敌人行动的规律之认识是被证实为可能的了。如果在夜间袭击敌人比在白天袭击敌人更易奏效的话，那么在一定条件下，我军人力能够发扬，敌人火力不能发扬的规律，也可以把握了。
这样，依据与把握战争发展规律，定出指导战争使向胜利方向发展的法则，就成了正确的战略，而研究战争发展的规律与依此规律指导战争的法则，就成了科学的战略学。
否认战争规律认识之可能，就会根本否认战略与战术，而把战争胜负之数委之于天数或不可知之列。失了胜利的信心，也会放弃对战争指导与进行应有的努力。楚项羽之“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是否认主观指导上的错误。诸葛亮之“至于成败利钝则非臣之明所能逆睹者也”，则是企图以主观指导的能力，改变巳知不易挽回的局势。至于所谓“卫青不败由天数，李广无封缘数奇”，那只是诗人不平的诡辩。
如果承认战争规律，而把它看成死的不变的，也不对。社会是发展的，阶级斗争也是发展的，战争也随着发展，因此战争规律也是随着发展的。把古代兵法呆板地应用于现今的战争，那是所谓“徒读父书”的败将。抗战初期因抄袭曾国藩的兵法，结果招来淞沪的失败。因此，我们必须从客观的敌我双方各种条件之对比上，从我方军事与政治、经济、自然、地理等的联结与相互依存上，从战争现象之联系与发展中，去观察战争发展的规律，观察此规律之发展及其方向，并把握此发展规律，以指导与进行战争到最后的胜利。
第二部分 关于战法的唯物辩证法
五、战略战术之差别性与同一性
这里要讲战略战术之时代性、民族性及进步性或保守性等之差别性，及各种战略战术最一般的原则之同一性。一方面，反对只看重此种同一性，而忽略差别性的军事上的条文主义、公式主义；另一方面，也反对只看重差别性，而反对同一性的狭隘经验论。
战争虽然有它一定的发展规律，但各种性质、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战争，却因其性质、时代与民族之不同，而各有其不同的规律，这是战争规律的差别性。另一方面，各种不同性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战争，又因它们都还是战争，因而也都还保持有一般战争的规律，这是战争规律的同一性。
基于历史上各个时代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不同，所以各时代的战争发展规律也不同，随之《“文》而产生的《“人》是各时代《“书》的军事思《“屋》想、战略战术也有不同。各民族有各民族的特点，因之，在同一时代中，各民族的战争将因其民族之特点而产生战争发展规律的不同，随之而产生的是各民族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也有不同。同一时代，同一民族又将因战争性质之正义与不正义（革命战争或反革命战争）而使战争发展规律有性质的差别，随之而产生的是正义战的新的军事思想、新的战略战术（这是由于当代的进步阶级所提出），与不义战的旧的军事思想、旧的战略战术也有性质上的不同。这就是战争规律与军事思想、战略战术差别性的根据。
但各时代、各民族、各种性质战争中的战略战术思想与军事理论，除了上述的这些基本条件决定外，还要受当时当地的哲学思想与前代的战略战术之传统思想与军事理论所影响。这就是说，任何一种战略战术思想与军事理论：（1）都受当时当地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决定；（2）都受战争之正义性与不义性所决定；（3）都受当代以至前代哲学思想所影响；（4）都受前代以及当代战略战术思想与军事理论所影响。
我们抗战是民族革命战争，与一般战争不同，因此于一般战争规律之外，还应看到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我们抗战又是中国民族进行的正义战，与外国的革命战争不同，因此于革命战争规律之外，还应看到中国民族战争的特殊规律；我们的抗战又是现在的（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对日寇的民族革命战争，与过去北伐时代及苏维埃时代中国对内的革命战争不同，因此于中国民族革命战争规律之外，还要看到现代的特殊情形与特殊规律。这就是说，当我们接受各种战争经验时，都必须照顾到中国民族的、现代的革命战争的特点，而具体运用前人或今人用血换来的经验与教训（所以我们现阶段的运动战不是欧洲式的运动战，就是说我们运动战是不包含阵地进攻的运动战。因之，该战术的原则有许多不适用，我们要调动敌人到运动中打击之，不是把敌人从阵地内赶出来打击之。我们的汗灭战也与外国的不同，不是“卡内”“色当”与“坦能堡”的集中歼灭，而是分散的歼灭。诸如此类）。
否认战争规律的差别性，不分皂白，抄袭外国操典，或不了解战争规律之发展而搬弄古代兵法，结果都只有失败。否认战争发展规律之同一性，忽视前人血的经验，自恃自己聪明，或固执局部的片断的规律，夸大自己经验的意义与作用，不求研究与进步，也都要在变化复杂的战争面前碰到钉子。
同一时代，同一国家，因战争性质之不同，将有不同的规律，因指导战争的阶级的不同，将有不同的思想。苏联十月革命后反武装干涉及国内战争中红军与白军所进行的战争，有了性质上的根本不同，所以双方虽在同一时代、同一国度里，而一切战略思想、军事行动等等也都有重大的差别。中国抗战虽是在同一时代、同一民族、同一性质的战争中，但由于各个军队的机构与领导的不同，以致抗战的战略战术思想与战略战术行动，在过去与现在也都还有重大的差别。抗战是全中国广大人民进行的，但抗战的战略却有两种，一种是代表最少数的没落阶级的利益与思想，不适合于战争、不适合人民利益与军队利益的；为这种思想所支配的军队，对敌军则消极应付与敷衍，对真正抗战的友军，却积极地阴谋与暗算。另一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与思想，适合于抗战适合于人民利益，也适合于抗日军队利益的；为这种思想所领导的军队，对敌军是积极打击，对叛军是坚决讨伐，对友军则仁至义尽地力争团结互助抗战。要使后者克服前者，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斗争。在将来军队随政治进步而进步时，这一斗争就会逐渐得到胜利。
总之，我们应看重战争规律的同一性，也应看重其差别性。只有这样全面的看法，才能正确地批判与接受每个过去的与外国的外处的战争经验；把那些经验中与我们目前进行的战争共同的，则用来做我们行动的借鉴，把那些不同的，根据我们的特殊情形而给予变通。
六、战略之全局性与战术之局部性的关系
这里要说的是：战术服从于战略，所以战术指挥员应了解一定程度的战略问题，而全局为局部所构成，所以战略指导者也不可忽视局部的因素。
世界战争，世界是一全局；国与国战争，一国是一全局；敌后游击战争，敌后是一全局；一个战略区内的游击战争，战略区也是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与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反之，凡属全局之中之一方面、一阶段的战斗或战役，则都是全局中的 局部。
指导战争全局的为战略，指导作为战争之局部的战斗的为战术。
凡是建军与训练，根据地之创立与巩固，各种政策与军事之配合，各个战役之方针与相互关联，各个作战阶段间之关系，我方全部活动与敌方全部活动间之关系，国际形势与国内形势间之关系，……等等的关照，都属于战略范围，（就是说也都是战略指导者应注意的工作）都是全局性的东西。
至于战斗动作——进攻、防御、追击、退却，战斗勤务——侦察、 警戒、防空、防毒、防坦克以至行军、宿营等等，那都属于战斗的范围， 都是局部性的东西。
一时之胜败，一地之得失，都应从这种关系上去看它。至于说“一子错满盘输”，那是说带有全局性的有决定意义的“一”，关系全局胜败的局部，而不是带局部性的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东西。所谓“百战百胜，一败涂地”，那“百战”是不带决定意义的部分东西，那“ 一败”是带决定意义的全局的东西——也可说是锁链中主要的一环。指导全局者最应注意于最吃力的地方、时候，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抓住最主要的环节。
有的局部的胜利，有时对全局反为有害；有的部分的失败，有时却挽救了全局。这就是说：为了顾及全局，有时“见利不趋”，为了顾及全局，有时“牺牲不辞”。所以各级指挥员，都应了解战斗、战役以至战局的全般情况，最低限也应了解直接上级的任务与企图，否则一切“独断专行”都失了根据，都会弄成错误。另一方面，全局为局部所构成，因此不可忽视局部的因素与胜败，特别是有决定意义的带全局性的局部问题。
七、战略战术之斗争形式与军队之物质内容的关系
这里要讲的是军队之质量决定战法之高低；要提倡革命战法，就必须改进革命军队。
今天我们进行的是新的革命的战争，自然应该使用新的革命的战略战术。“从前那种作战的旧脑筋，必须要完全改变过来，而要真正能够运用革命战争的新战术新方法。”
然而为什么言者谆谆，唇焦舌敝，会议开了许多次，小册子也印发了万千，命令下了若干道，纪律约束了许多条，而其结果，仍然见到不断的“将士伤亡，挫顿而退”呢？为什么“计划周到”，“准备完全”，“部署适当”及“运用灵活”，还不足以取得胜利呢？原因很简单，任何运动形态，任何斗争形式，都由物质的内容来决定。空洞的方法方式，没有一定的内容，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新的革命的战略战术，必须有新的革命的军队出来表演，而且一般说来革命的战略战术，都是革命军队在斗争中创造与逐渐完成其体系的。很明显的，如果没有进步的抗日军，就不会有今天我们抗战中新的战略战术。那些只在口头上高谈“革命战术”、“革命战法”或“新战术”的军队，其所以不能战胜敌军，甚而采取避战的方针，不敢与敌周旋，就是因为它们军队机构没有改变，所以想学学不会，想做也做不好。如果要进行“反共”战争，那是货真价实的十足的反革命战争，自然更谈不上什么“革命战术”，也不必谈了。不过在另一方面，战法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影响军队，如果我们抗战将领都能领导军队坚决继续抗战而不是反共，并能够真正地研究与应用革命战法，那也可以逐渐影响到军队的改造。所以坚持抗战，反对反共，力求进步，是我国民族目前最主要的任务。也是全国抗日军队的最主要的任务。
什么是革命战术呢？有人以为它的特点就是“灵活”，善于打击敌军。其实一切较新的战术都有这个特点，但还算不上革命战术。所谓“革命战术”、“革命战法”，实际上是革命军队的战略战术，革命军队的战法，它与一般战略战术或战法的不同点就在于（1）它是服从于革命的政治，为革命战争而服务，为大多数人民利益而服务；（2）它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首先是革命战士的力量，及战地民众的力量，它以军队团结、官兵一体为基础，以军民一致能得民众帮助为基础。它不专靠武力消灭敌人的身体，而能以其进步的主张争取敌军士兵之同情（而不是利诱或欺骗）与瓦解敌军，减少自己作战 的困难；（3）它能正确地反映战争的发展规律，所以较能取得胜利。
现在让我们从几个具体问题上来说明：
第一，在政治工作（军队的政治保障）上。有人以为推动政治工作只是政工人员，“以民众教师为己任”，“对于当地民众予以组织训练”，“以沟通民间感情，取得民众的助力”就行了。其实，以“政工人员”担任民众工作，这巳嫌不足，而不发动民众，就无从组织民众，不给民众以抗日的自由，不改善民生，民众就发动不起来，也无法“取得民众的助力”。所以革命军队要与民众联系在一块，“成为民众的武力”，就必须从上至下都懂得并真正为民众利益而战争，民众工作，全体指战员（官兵）都参加，军队对民众的纪律，必须全体指战员一致遵行。革命军队不是“不干涉政治”，而是帮助当地政府去发动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发扬民众之民主精神，帮助民众改善生活，领导民众与敌人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民众的助力
第二，在侦察警戒（军队的战斗保障）上。有人以为只要训练好依察与便衣队，就可以查明敌情。只要干部训练得好，有战术素质和实际精神，就可以使警戒严密。其实革命战争，尤其是我们中国今天抗日的革命战争，如果不依靠民众帮助，不依靠敌据点内敌伪军中进步的同情分子之帮助，而只靠军队自己侦察警戒，只靠自己有限的间谋机关（而且还不可靠的），则敌情绝难及时明了（山东曾有一个师长脱离其本军的掌握，而在敌“扫荡”时要求随一个连长行动，说：
“你们的情报好，我们则如同瞎子”，警戒也绝难做到严密。就是军队本身的侦察警戒，也须要战士自觉、奋勇、耐劳，指挥员的认真负责（自然也要有战术素养），以及政治工作人员之帮助（政工的保障），这些都非改善军队的机构与军事制度不可。只有在“官兵一体”的革命军队中，才能求得指战员之奋勇耐劳，而在保持军阀制度的军队中，是不能多见的。
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