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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因穷人过度劳动、富人游手好闲而产生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恶习也会同样地消灭，因为我们在一切人之间平均地分配劳动。
我们也要消灭那些因妇女无所事事，把她们的能力、把身心的健康消耗在生儿育女上的恶习，其方法是给她们以适当的锻炼和工作。
作为愚蠢无知的后果的恶习也同样会消灭，这从我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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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一切科学都如此繁荣的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的确，这个城市的制度本身和墙壁上的图画就用直观的方法向聚精会神地观看壁画的人们灌输一切科学。
我们也以令人惊奇的方式采取防止破坏法律的一些措施。最后，由于我们一贯地避免走极端，因而我们能使一切都有节制。而美德也就是有节制的一种表现。因此，你就不能想象出一个更幸福的和对人民更宽大的国家。此外，在密诺斯、李库尔赫、梭伦、哈伦达、罗慕路［１３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其他国家创立者的国家里所提到的一切恶习，在我们的太阳城里都已消灭，每个人只要好好地研究这个城市，就会了解这一点，因为，既然这个城市是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存在基原［１３８］（其中什么也没有忘掉和遗漏）这一学说的基础上的，所以它的一切都规定得非常好。
１。
对第一个反对意见（关于太阳城存在的可能性）应该回答如下：即使我们不能完全实现建立这种国家的思想，我们所写的一切也决不会是多余的，因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力所能及的可以仿效的样榜。至于这种生活，那是可能的，关于这一点，根据路加和圣克里门特所证明的，在使徒们活着时存在的最初的基督教徒公社，和根据斐洛和圣耶朗尼姆所证明的，圣马可在亚历山大看到的基督教徒的生活方式就可以证明。僧侣的生活一直到教皇乌尔班一世，甚至在圣奥古斯丁时就是如此，并且在我们的时代，僧侣的生活［１３９］也是如此，圣兹拉托乌斯曾认为有可能把这种生活推广到整个国家。我希望，就象先知们所指出的那样，将来在基督之敌［１４０］死亡后，这种生活方式会占上风。那些信奉亚里士多德的人也否认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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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附 录 （一）
一点，据说这种生活方式只有人类处在纯洁状态下的时候才能实现，而不是现在就能实现。然而教会之父们却认为甚至目前它也可能实现，因为基督使人们回到了纯洁状态。尽管多神教徒和无神论者卢契亚奴斯讥笑柏拉图，说后者所创造的国家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圣克里门特、兹拉托乌斯特和阿姆弗罗西却颂扬柏拉图的这种国家。即使卢契亚奴斯不是一位无神论者，这三人的学说和圣洁程度也胜过一千个卢契亚奴斯。
２。
对第二个反对意见的答复。
我确信上述哲学家们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赤道附近可以看到经常的均匀性，夜间永远和白天相等；凡是在大地的构造、山脉和河谷不破坏这种适中性的地方，人们都是有美德的。普里尼也说过，塔普罗班纳岛上的人们好极了，他们过着与其说是公民的生活，不如说是自然的生活［１４１］。
根据上述的原因，阿维森纳和阿耳贝尔特［１４２］也持有同样的见解，尽管圣托马斯认为这些地区是没有人居住的，而且在这方面他所遵循的是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而不是阿耳贝尔特所依据的理智和经验。诚然，由于太阳的运动和日子的过程永远不变，由于地平线的特殊位置，所以，热带的一切都是干枯的，大地苦于缺水，人的身体呈现黑色。
但是，正如特列佐［１４３］所说的那样，经常存在着二分点的地区是宜于植物繁殖的，居住在那里的人丝毫不亚于人种最好的人。
杜兰德。威廉［１４］和许多神学家之所以把人间天堂安排在那里，是由于热带具有适中性的特点。虽然热带国家的人口不会很多，但我们所描述和竭力追求的不是国家的大小（因为国家的幅员多半是由于虚荣心和贪婪而扩大的）
，而是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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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所依据的道德。我们国家的气候，由于它的适中性和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除赤道国家外，比其他一切国家都好。我承认部分地位于赤道附近的阿巴西亚［１４５］和秘鲁的居民是阴险的，但这可以用这个土地的构造和混杂的热带居民来加以解释，而我们在我们的国家中却避免了这种情况。
３。对第三种反对意见的答复。我们不是用国家的位置，而是用美德来保证国家的幸福生活和扩大，我们让国家远离海洋就可以避免使本地的风俗同外国人的风俗混合起来，而岛上居民却往往由于这种混合而腐化，沾染上来自各处的恶习。但是我们开辟通向海洋的道路，以便为必需品的运输提供方便条件；我们也需要大河。
但我们不需要极险峻的高山，因为它对于社会生活的用处最少；我们选择丘陵地带，是为了巩固国家的力量。但是我们更需要把国家的安全建立在它的建筑术和公民的高尚性格上，把他们培养成为贤明和英勇的人。此外，我们选择丘陵地带是为了空气能流通和丘陵的容量大。平原的容量比丘陵小，正如弦毫无疑义地要比弧线小一样；这特别是指物体的表面而言，因为具有圆锥形的物体的面积，要小于不具有圆锥形的物体的面积。我们把国家的扩大，建立在生育最优秀子女的这一基础之上，而自由是我们从国家的位置和公民的高尚性格中培养出来的。由此可见，我们所规避的是恶习，而不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指出的优点。
４。
对第四个反对意见的答复。因此，我们给这座主要城市的居民规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小城市可以局部地或者（如果许多城市合并成为一省的话）
全部地仿效它。
合适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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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附 录 （一）
形是容易找到的，而在没有这种地形的地方我们就改变地表的形状，以便使城市的主要部分坐落在最高的山上，而毗连的部分则由许多形成半圆形的住宅所组成。如果城市建立在平原，那么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范例对它都是合用的，假使污秽对此不妨碍的话，而污秽我们是会避免的，因为可以用石头铺路和挖掘排泄污水的沟渠。为了使贸易不致腐蚀这个国家，正如你在原文中所看到的，我们为此曾规定要委派一批专门负责的人员。为了使这座城市不因邻国人民的叛乱而受破坏，对于首都的居民和经常出击和保卫城市的战士来说，筑有工事的城垣［１４６］和这座占优势城市的高尚的道德品格是他们的保卫者；为这座城市服务是一种幸福，正如对于无知识的人来说，为贤明和正直的人服务是一种福利一样。罗马之所以扩大了帝国，与其说是由于力量，不如说是由于它以自己的德行而驰名；而且，由于罗马皇帝的高尚性格，因而庞皮里时代的敌人认为同罗马作战是渎神的行为。
５。
对第五个反对意见的答复。
我确信这个国家会一直存在到发生一个伟大的世界变革的时候，而这个变革将产生一个新世纪。因为我们预先用最好的办法（或至少比以前在别的地方所规定的要好得多的办法）
并结合着提倡美德的办法，来注意如何避免鼠疫、战争、饥饿和猛兽的袭击。在四条主要街道上吹的风使城市的空气清新；在住宅挡风的地方，就多安装一些窗户，尽量使它透风，这样一来，关闭时可以避免有害的风，开启时可以有利于人的健康。至于数字的有效属性，那么请参阅《形而上学》［１４７］。
我坚决认为，这是最好的生活，对于这种生活应该比对于它能存在多久的问题更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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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罪恶也将存在，但不会象其他国家存在的罪恶那样严重，无论如何不会是使我们的国家遭到毁灭的罪恶，这从规定的制度中就可以看出。关于亚里士多德反对这种国家的意见，将在以下几篇中予以驳斥。
６。
对第六个反对意见的答复。我深信，大家都热烈地希望有这样的国家，把它看作黄金时代的来临，大家也会祈求上帝：使地球上也象天堂上一样地实现了他的意志。然而由于国王包藏祸心，把国家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而不是置于最高理智之下，因而不能建立这样的国家。如上所述，现实和经验已经证明，这样的国家是可能存在的，因为，据圣兹拉托乌斯特所提出的证明，更符合于自然的是遵循理智而生活，而不是遵循强烈的情感而生活，是合乎道德地生活，而不是不道德地生活。同时，从前的僧侣和现在过着公社生活的再浸礼派教徒［１４８］也证明了这一点；假使他们拥有真正的信仰教条，他们在这方面就会有更大的成就。啊，假使他们不是异教徒而作出公正裁判，我们就会向他们传教，因而他们也会成为这一真理的榜样！但是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轻率地否定最好的事物。
７。
对第七个反对意见的答复。相反地，正如兹拉托乌斯特所断言的那样，过合乎道德的生活是最大的幸福，每当你误入歧途的时候，立刻改正错误要比毁灭于自己误入歧途的后果好些。放荡不羁是作恶的原因，强制为善的必要性是能使人得到幸福的。但是对于不大习惯于过这种生活的我们来说，是会感到很不愉快的，正如玩骨牌的赌徒和纵酒作乐的人觉得正直人士的生活并不愉快，而正直人士又觉得僧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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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附 录 （一）
生活并不愉快一样。请试一试看吧，你们就会明白！会使僧侣腐化的绝不是纪律的严厉性，而是俗人的贸易，贪求荣华富贵和滥用爱情的淫欲。然而在我们国家里，这些都是有明文规定而加以禁止的。
因此，这些恶习的例子是绝不会有的。
８。
对第八个反对意见的答复。相反地，我们在全世界收集各种观察到的资料，也收集各种经验和知识，并为此目的派人到各地旅行，建立贸易关系和设立大使馆。僧侣并没有丧失这些优先权，因为他们可以常常到各个城市和省份去。
对调查研究采取轻视态度的只是一些无知识的僧侣，而不是优秀的僧侣。然而无知识的僧侣的怨言也能带来好处，因为它可以使一切问题得到更好的讨论和阐明，最后可以使一切有美德的人达到意见一致。你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比在天主教僧团和赤贫僧团中学习得更多和对知识关心得更多的人。在凶恶的总主教费奥费尔率领下起来反对奥里根［１４９］的僧侣——神人同形论者，在仔细地研究了他的学说之后毫无所得。
显而易见，这种起义在太阳城中是不可能的。过僧侣生活是为了加强圣洁性和智慧，而不是象伪善者企图主张的那样，是为了加强对别人的管辖。
什么更符合于自然并给国家和私人的保存和富裕带来好处：是象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主张的物质财富的公有制呢，还是象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物质财富的分有制？
第二篇
（反对意见）１。第一个反对意见。亚里士多德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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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第二册里谴责了财产公有制［１５０］。
他说：在这个公社中，地段是否应当是私有地产，而土地上获得的果实是公有财产呢，还是相反的呢，还是不论土地或它获得的果实都应当是公有的呢？在第一种情况下，拥有土地较多的人就不得不为了耕种土地而多劳动，但所获得的产品却与其他不劳动的人一样多：这样会造成纠纷和产生恶果。在第二种情况下，大家就会对工作采取懒散的态度，不好好地耕种土地。要知道，每个人对私有财物要比对公共财物更加关心。凡是有许多奴隶的地方，工作就差些，因为有的人把本来应当自己做的事情交给别人去做了。在第三种情况下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此外，还会出现其他的恶事，因为每个人都力图获得较好和较多的产品，而只肯付出较少的劳动，这就会引起争吵和欺骗，而不会造成友好关系。
２。
第二个反对意见。
亚里士多德用下面的方法来反对阶层地位的共同性：要管理国家就必须有各种不同的阶层，例如，按照苏格拉底的说法，必须有战士，手艺人和统治者。
如果一切都是公有的话，那么，每个人都不愿意去做农民的那种使人疲劳的工作，而愿意去当战士，可是到战争的时候他就愿意去当农民，或者不拿军饷就不肯打仗了。大家都同样地愿意当统治者、法官、神甫。如果对某些人赐以荣耀地位，从而加重另一些人的负担，那么前者就会要求地位低的人劳动，于是又会再发生象以前那样的不平等现象。所以，最好是把财产分给大家。
３。
第三个反对意见。如果实行财产公有制，慷慨性就会消失，好客和帮助穷人的美德也会消失；因为没有财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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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附 录 （一）
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和值得感谢的。
４。
第四个反对意见。主张公妻、共产的人们断言，他们之所以过这样的生活，是为了仿效使徒们。圣奥古斯丁在反对他们时证明，否定分产是一种邪说。
就象索托。多缅科［１５１］
在自己的《论司法和法律》一书（第四册，第三个问题，第一部分）中所指出的那样，杨。胡斯［１５２］由于否定拥有私有财产的可能性，因而在康士坦丁宗教会议上判了他的罪。基督也说过：“该撒的物应当归该撒”等。
（回答）但是教皇圣克里门特曾在被格拉齐昂［１５３］列入天主教宗规法（第一章，第十二个问题）的第四封信中反对这些说法，他说：应当使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归大家享有，但是由于产生了不平等，于是，有的说这是属于他的，有的说那是属于他的，等等。他接着说：使徒们就是这样生活的，并教导我们说，一切都应当属于我们大家所有，甚至包括妻子在内。教会的一切创始者根据圣经第一篇《创世记》［１５４］也同样地教导我们，在圣经中说，上帝什么也没有分配过，而是把一切留给人们共同所有，以便他们生养众多的儿孙，遍满地面。
伊西多尔［１５］在关于自然法的一章中也是这样教导的。据圣路加、圣克里门特、德尔图良，兹拉托乌斯特、奥古斯丁、阿姆弗罗西、裴洛、奥里根等人断言，使徒们和最初的基督教徒过的是这种生活。据耶朗尼姆、普罗斯彼尔、教皇乌尔班等证明，后来只有牧师才过这种共同生活。但是在教皇西姆普利齐雅时代，约在纪元４７０年，教皇把寺院的财产分开了，一部分交给主教们，一部分进行寺院的建筑，一部分分给牧师们，一部分分给穷人。再过一些时候，教皇盖拉齐也是这样做的。圣奥古斯丁本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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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意授与那些没有把自己的财产变为公有财产的僧侣以僧位。后来他又准许这样做，不过是为了勉强地使他们不变成隐瞒自己财产的伪善者。因此，谴责公社生活或一口咬定这种生活违反自然，是一种邪说。甚至圣奥古斯丁也认为，放弃财产意味着爱的加强。由于这一原因，不论对于现在或将来的生活来说，财产公有制是一种最好的制度。圣兹拉托乌斯特教导说，只有传教士们仍然采用这种生活方式，他预先为大家规定这种生活，向大家介绍并劝导大家过这种生活。
他在对安条克人民讲道时也说过，谁也不是自己财产的主人，而是象寺院中的主教那样，是财产的分配者。因此，每个俗人如果滥用自己的财产，而不把它分给别人共同使用，就应当受到惩罚。圣托马斯教导说，我们是财产的主人，而不是使用财产的主人，因为需要时一切都是公有的。因此，如果你仔细而全面地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这种财产所有权不如说是一种负担和义务，因为分配它时要向别人报告，分配得是否妥当。圣瓦西里在对富人的布道中以及圣阿姆弗罗西在第八十一次布道中都是那样教导的。兹拉托乌斯特也极英明地把这一点列入几乎自己的一切讲道中，特别是关于《路加福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