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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对中国文化造成的阴影随着圣人家门的开放而逐渐消散。也许这两年兴起的国学热，终于让孔夫子的思想不再带有沉重包袱，而重新成为现代人立身处事的指导方针。
半夜，我从山脚开始爬泰山，累得跟狗一样，终于在爬完最后一阶楼梯，凉风扑面而来时大声欢呼出来。正所谓“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想必当年李太白也是这种心情吧！不过很不幸，天阴没看到日出，整个人就瘫倒在石头上了。
下山后坐火车至青岛，几天后再往济南。青岛海岸线的市区景色是极佳的，从古典优雅绿树红瓦的青岛一直到现代化的高楼青岛，山、海、城，尽收眼底，融为一体。若薄雾迷蒙，就如同海市蜃楼般迷离。青岛整个市区的建设就依着地势坡峦起伏，逐层而建。如果从海上看青岛，野味的海风，蓝色的海波，绿色的山坡连成一片，山坡上红色的屋瓦散落，又整齐地叠在其中。众所皆知，这是德国人规划的城市，因此充满了想象中的异国情调。
而济南的旧市区又是另一派风景了，在这里有灰砖、乌瓦、黑门。小户门楼，或大户人家，无不给人苍凉的安静之感，无不带着岁月的痕迹。但隐藏其中的处处泉水各有特色，汩汩地从泉眼流泻而出，在民居之间串流，再合流入大明湖，醇美而令人回味，如同这个城市，朴实但渐渐发现她的美妙而令人流连忘返。济南不是秀气的江南，而是直爽朴实的北方城市，但又因为有泉水缓缓流过而温柔，使她刚柔并济。济南自古以来以泉闻名，如同这个城市的灵魂与精神般，令多少文人雅士魂牵梦萦。真无法想象，如果济南少了泉水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离开山东后到了北京，托朋友的福，这次得以深入北京的各大街小巷。在北京待了一个礼拜，也见了许多长期不见的朋友。之后，我就往河南去了。
清晨我在新乡下火车，搭小巴往辉县去，再转车往北寨，最后坐摩的到郭亮，进入太行山区。夜宿一日后，第二天早上9点半开始步行至南坪。约12点到达，在南坪待了一晚，隔天穿越昆山挂壁公路，进入山西境内。太行山势绝壁连绵，危岩相叠，但走在其上可说是移步换景，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当天下午我到了王莽岭下的锡崖沟，途经锡崖挂璧公路。此段公路，在同一个悬壁上盘旋了三层，可说是鬼斧神工。我在遗世独立的沟内住了两天，第三天早上离开当地，经山西陵川县再绕回郑州。
郑州这座位于中原的北方城市，虽然比东边的开封、西边的洛阳历史悠久许多，但就是给人缺少一点儿文化底蕴的感觉，在中国的各大都市中，并没有给人特别的印象。提到郑州，在我以前的印象中总是只能想到京广线跟陇海线的交会点，一下子就没话好讲了，总觉得郑州根本就是一个特大的单位院子而已。但话说回来，郑州的绿化还是蛮成功的，法国梧桐的随风摇曳，到底使这座朴素而大气的城市有了点儿优雅的感觉。
在郑州参观了河南省博物馆以及二七塔附近的街道后，我隔天晚上就往洛阳去了。
洛阳被洛河分割为南北两部分，当然古代的洛阳城大概也是这个格局的，现在河以北是传统的旧市区市中心，以南旧城墙外是新开发区。
我参观了洛阳的王牌景点龙门石窟群，在远处即可很明显地看到大大小小的洞窟石龛，或浅或深，如蜂窝般排列。上面的佛像，或立体地神采飞扬跃出石面，或浅浅地表情拘谨浮雕于石上，各有姿态。架在石壁上的楼梯栈道上下起伏，爬起来也挺吃力的。时至中午，烈日当头，真难想象当初几百年间，多少工匠在此，不知流下多少汗水，才完成了这艺术史上不朽的历史集体创作。
龙门石窟里的奉仙寺那几尊雄伟的大佛与其他人物，代表武则天时代以及历史上佛教艺术的最高成就，也代表着盛唐时期大帝国的恢宏气度。据说这尊佛是照着武氏的面形雕造的，意味着武则天成佛化身的地位，但在佛慈祥又带点儿神秘的眼神注视下，却让人深深感到自己如同孙悟空逃不出佛的手掌心般渺小。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渺小，更是一种面对人类艺术巅峰之作时，感受到的精神上的渺小。
在洛阳的第三天早上我参观了白马寺，下午继续往西安去。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西安。西安一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钟鼓楼以及南大街，这次发现南大街的夜色更为美丽，霓虹灯更为绚烂迷离。到了晚上约10点，路上人潮依然川流不息，充满朝气而热闹异常，夜生活挺发达，这完全跟一般古都的印象不同。而让我一直在意的是，西安的女人是那样的美丽，就是那种轮廓较深的美丽，活脱脱都像陈红扮演的唐朝美女般那样的婀娜多姿，看得我眼花缭乱。
本来想去爬华山的，但我一想到之前爬泰山时的惨烈，遂打消念头，但到现在又后悔不已。在西安时我认识了一个六十几岁的希腊老头，骑着脚踏车一路从希腊出发，经过中亚到了西安，要继续环游世界，那几天还上了西安当地的报纸。
我在西安休息了几天，一解一路奔波之苦。之后往北到了延安，一路见识了以前只在书上看到过的黄土高原。
那几年很流行“红色旅游”，顾名思义，就是游览一些与中共历史有关的景点，借此“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延安当然是红色旅游第一首选了，重要的景点有枣园、杨家坪、清凉山、王家坪等。
离开延安去壶口瀑布。站在瀑边才感受到照片上无法感受到的震撼力。黄河在壶口这一段，本来数百米宽的河床突然收束到只有50米，巨流被挤压的结果就是，水势在此如涌如喷，如天崩地裂般飞流而下。此处地势如同壶之口，因此得名。站在瀑布面前感受，正所谓万马奔腾，浊浪排空，瀑水冲击至水底，如同巨龙滚水冒起浓烟，阵阵扑面而来，像是要把人拉入水中一样。其声势又如惊天雷鸣，轰轰如大军压境，荡荡壶口，让观瀑者无不胆战心惊，被这气势压得不自觉地无法动弹而腿软。
离开壶口回到西安，我又休息了一天。本来考虑继续西行到甘肃再南下四川的，但因时间关系，我遂决定从西安经108国道直接下四川。
108国道西安至汉中段，要越过秦岭，车子就一直在山里绕呀绕的。想韩信当年逃到南郑，想着不能走官道，于是在这荒山野岭里也是绕呀绕，还杀了个倒霉路人才找到路。又如刘邦，在那交通不便的年代由卝文卝人卝书卝屋卝整卝理，久居关中之地，对秦岭的另一面完全陌生，怪不得他把前往蜀地视为畏途。过了秦岭，果然，不管是植被还是种植作物，都与山北面有很大的不同，就连这里人的口音都比较偏向四川，一般人对陕西的刻板印象到了汉中却在一瞬间瓦解。
汉中现在是不起眼的小城，但充满了历史文化氛围。地处于秦岭及巴山之间的汉中盆地，自古以来就是从关中入蜀要道中的重要都市，又因滚滚汉水向东南去而入荆吴，形成了其四通八达的交通转运站的重要位置。在承平时期，汉中是各地商贾人货来往的要地，在战时，尤其像东汉末期这种群雄割据的时代，更显出其战略重要性。随着时光的流逝，中国政治文化中心以及军事地理重心不断转移，汉中的位置也慢慢被人所忽略，跟上面所说的一样，若不是还有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汉中老早就跟一般的城市没什么两样了。在汉中，我去了石门峡，再去定军山下的诸葛孔明墓，第三天早上离开。
我继续南下，进了四川，在昭化这个小古城休息了一晚，继续前往成都。
第三次到成都，我也没有特地想要到哪里玩，整天就是到处闲晃着，晚上再跟朋友出去喝喝茶吃吃大排档。外人看来，简直就是浪费生命，但对我而言，一方面是在一路奔波中暂时休息一下，另一方面也有个借口，好好懒散地感受一下成都这舒服的都市。
到成都那一天，正好是第二次“超女”五进三的决赛，就连大巴上都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成都街上的美女依然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但更引人注目的是，街上有许多歌迷们自发组成的拉票团体，拿着自己制作的海报到处向路人拉票。其中还是张靓颖的歌迷声势最浩大，到处都看得到，就连我的手机都被借去投票了。当晚，热闹的春熙路突然人群为之一空，大家都跑回去看超女了。
在成都四天，我略过重庆直接去了武汉。又赶上武汉最热的时节，整个就是郁闷。但直到坐公交车上长江大桥，一阵强风扑来，宽广大气的长江再度出现在面前时，心情又豁然开朗了起来。这一刻，我才如同猛然醒来，有到了武汉的感觉。
武汉已来过多次，但这回是我第一次搭了长江渡轮。我在武汉只待一天而已，当晚就搭车往南京去，再转回上海了。离开前我还抢了10分钟跑去吃热干面。
回到上海，跟一群上海的朋友去嵊泗玩。其实想想，上海人还挺可怜的，附近没什么漂亮的海岸线，只有那个人工的碧海金沙。想要看看美丽的海，远一点儿得到海南三亚，要不就是到青岛去，但如果时间不够多，又想到海边玩，大概只能到上述几个离长江口“稍远一点点”的岛屿了。其实这也算是一种小小的苦闷。很庆幸，跟着他们感受了这种苦闷。虽然这里也说不上有什么特色，海也普普通通的。比较特别的历史古迹嘛……没有！要如其他地方硬要编出什么动人的传说故事，我看也很难。但偶尔来海边看看，还是不错的。
回上海后，又待了半个月，然后结束这趟旅程，回台湾乖乖工作去了。
卡债风暴
在2004年前后，台湾掀起一股所谓的“卡债风暴”，产生了大批的卡奴。卡奴即信用卡或现金卡的奴隶。这些人欠下信用卡债务，无法立即缴清，在这种情况下需付出循环利息、违约金、手续费等多出的费用。但是钱已经透支了，哪有钱付呢？所以常常又用“以卡养卡”的方法，从一张卡贷出现金，去填补第二张卡的当期债务，然后再从第二张卡贷出现金，填补下一张卡的债务，如无间地狱般周而复始，造成许多社会问题。
当然，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就是信用卡及现金卡的滥发，以及许多人不衡量自己财力而理财不当的结果。但要说起远因，还必须从亚洲金融风暴开始。
在金融风暴当中，台湾所受到的影响在当时并不明显。但对于银行业来说，逾期放款逐渐增加，而使企业金融逐渐紧缩。此外，经济结构转变，企业筹募资金的方法越来越多，企业向银行融资的需求相对减少，而面对资金需求也相对减少，银行受限政策及金融创新能力不足，未能配合调整。种种因素交互影响下，企业金融业获利日益缩小，因企业金融获利缩减，银行转而发展以前都不太注意的消费性金融业务。
消费性金融业务指的是以一般大众为对象的金融机制，除了信用卡之外，还有现金卡、小额放款、个人信贷、房屋贷款之类。因为银行主力转向这里，因此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业绩压力。在过去，台湾人总认为能进入银行工作是“铁饭碗”，所以许多父母也会鼓励儿女到银行上班，更有一些老牌的银行有所谓“世袭制”，就是父母以前在银行里上班，子女也可以优先录用，羡煞不少人。但当银行的目光转向消金业务后，银行增加了不少的理财专员，一般在银行工作的人也开始有了业绩压力，所以现在银行工作也不见得是铁饭碗了。
在这些原因下，各银行除了更积极推销信用卡之外，在前几年的台湾，好像在一夜之间流行起了现金卡的申办。电视上突然出现一堆广告，什么“借钱真容易”之类的，不断灌输民众办理现金卡，使用现金卡。这似乎就是种高尚的行为，且好像不使用就是落伍了。不过，广告中也并未很确切地告知民众，现金卡的利率是很高的，而且还有高循环利息，只是一再强调办卡容易，却未将所有详细内容告知。如果真的急需要用钱去办那就算了，结果是一帮人很笨地都去办，花钱花得很快乐，接着而来的却是更大的痛苦。
另一个方面就是信用卡。发行的银行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为推销信用卡，常常附带了一堆红利活动，比如刷卡数次可获积分回赠或年费优待等，吸引人们申请信用卡。并且，额度限制又给的越来越高，持卡人个人无法控制消费欲望，纷纷欠高额卡债并无法按时付清，只能长期背负卡债。
我认识的卡奴几乎都是职业军人，这种现象在台湾的部队里好像很普遍。职业军人似乎都是这些金融放款的好客户，尤其下级军士官，从以前的地下钱庄开始，只要拿个军人身份证就可以很容易地借到钱。职业军人收入稳定，本来就是银行眼中的好客户，加上军队生活相当封闭，不少军官理财观念不佳，社会经验不足，欠下卡债的情况时有所闻。或者是，银行只要派出几个讲话声音嗲一点儿、长相貌美一点儿的理财专员拉业务，这些人就乖乖地签了。所以啦，以前在部队里见到好几个士官开的都是名车，花钱又大方，但搞到最后，无力还钱，只好办一办退伍，退伍金通通拿去还债了。
这些职业军人欠了银行卡债还好——当然啦，欠钱这种事对军士官的考绩一定有影响，不少人就是担心向银行借贷事件曝光遭处分，而不愿向部队长官透露。结果这些思想单纯（其实是蠢）者又跑去向地下钱庄借钱，结果成了地下钱庄眼中的肥羊。地下钱庄讨债的手段就更“高明”了——就算可躲在营区不休假不出去，讨债公司还是会每天到营区门口等，搞得人尽皆知，得不偿失。
卡债问题，也就有了一个个专门的名词叫“卡债风暴”。已经成了风暴，那当然是非同小可了。那几年，不仅许多社会问题是卡债所引起的——比如说卡奴无力还债全家自杀，或者是抢银行、勒索食品厂之类的。更严重的是，影响到后来几年的金融稳定及经济增长率——虽然消金业务只是银行的一部分业务内容，但卡债的影响造成大量的呆账坏账，出现了风险承担不足或高估的问题，影响市场稳定。并且，虽然卡债只是整体授信的一部分，但对金融系统带来的冲击高于市场所占比重。这是因为，卡债通常集中于部分特定放款机构，只要一家不稳，就可能掀起连锁效应，形成系统性风险。同时，个人信用恶化会冲击民间消费意愿，也拖累了经济成长。
有些人成为卡奴，是因为急需用钱而欠下的，但大部分还是因为爱乱花钱。当局后来也发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制定一些债务协商机制，不过效果似乎也不佳，许多卡奴还是只能偿还每月应缴金额而已。说来说去，这跟台湾十几年社会发展养成的虚华风气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高雄捷运“泰劳”示威，牵出无数弊案直指“陈水扁一家”
在台湾，有为数众多的外籍劳工，他们大部分在台湾从事技术、帮佣等工作，到了2006年底，大约有30万的人口，大部分来自东南亚国家，如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地。
外籍劳工皆是透过所谓中介公司来引进。此类介绍所是受劳务输出国法例给予特权经营的，它们收取的外劳介绍费额不是一个小数目，通常是外籍劳工在出国工作的3…6个月的工资。以泰籍劳工来说，他们来台湾之前，要先付给中介公司一笔大约15万元台币的中介费。本来是来赚钱的，但还没赚之前就要先付中介费，许多人只好先跟银行贷款，也就是说，来台湾后的半年都要先做白工补中介费。
目前在台湾的各种工地上，可以看到的几乎都是外籍劳工的身影，承包商为了压低人力成本，引进了许多的外劳。而这种情况在帮佣市场也是一样，只要到医院一看，许多的家庭看护也都是东南亚女性。等于说，台湾的许多低阶层工作市场都被他们占走了。每到放假日，就有许多地方是他们的固定聚集地。比如说台北市中山北路上的多福天主教堂，每到礼拜天早上，就拥入大量在北部的菲佣菲劳，旁边各种菲律宾商品商店也应运而生，让人一时搞不清楚是在台北还是在马尼拉。而泰国或印度尼西亚籍的，就喜欢到桃园中坜车站那边一排的东南亚商店街去，那里号称东南亚国家的“租界”。几乎台湾的每个大城市，在假日时都会有个外劳聚集地。
台湾引进泰籍劳工是在建设台北捷运之时。当时台北车站前的捷运工地就有泰劳宿舍，常常有很多人喜欢站在天桥上看下面的泰劳玩藤球。那些动作是蛮华丽的，在台湾，除了泰劳聚集处，真是很难在其他地方看到。
外籍劳工承担了台湾最底层的工作，他们是生产者、劳动者、贡献者，同时也是稳定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