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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放出来了。人民政府特赦的。”
“真的？”
丹珏的怀疑让婉喻心里一痛。退休后她似乎生活在孩子的庇荫下，享受的是孩子们给她的福利，她觉得自己该拿出什么来换这份庇荫和福利。
电话铃响了。丹珏接起来，立刻说：“唉，告诉侬噢，老头子放出来了。”
婉喻一看就知道丹珏在跟她哥哥说话。“老头子放出来”像一句警告，而不是一个喜讯。冯子烨在三十分钟之后到达，摘下口罩，露出一张严阵以待的脸。进门就问丹珏：“放出来的还是跑出来的？”
“信上讲放出来的。”
子烨把信拿过去，站在八仙桌旁边阅读。读完了，想一想，又转回去，再锁紧眉头读信中某几个段落。“文革”之后，人人都会读被藏在字下的内容，个个都是侦查员、分析家。
“难讲。上次他跑出来，要是给我们也写这么一封信，谁会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情。”子烨说。
三个人面对面坐下，婉喻起身，给丹珏拿来一个洗过的烟灰缸，不然她会把烟灰弹在空饭碗里，这让婉喻觉得不清爽。等她回到八仙桌边，丹珏说这次外面没有贴通缉令，应该是真的吧。子烨认为，说不定公安局存心不贴通缉令呢，追捕逃犯的战术各种各样。婉喻坐下来，像被讨论的是她自己似的浑身不自在。她准备明天给信封上的地址发一个电报，告诉焉识，请他报告火车班次，这边好接站。子烨却决定先不回信，等一等看，假如是逃跑出来的，他找不到他们也会自我暴露，被警察再捉进去，跟他们也没有关系。
婉喻静静地说：“他到底是你们的爸爸。”
“姆妈，侬勿要糊涂噢！伊上趟回来惹出多少事体？！”子烨光火地说。
婉喻不做声了。六四年初焉识确实没少给孩子们惹麻烦。本来人们已经淡漠了子烨有个险些被毙的反革命父亲，那次陆焉识的逃亡又把人们的记忆激活了。子烨任教的大学里处处都是学生们冷冷的侦查目光：安分的冯讲师居然有个亡命天涯的逃犯父亲！后来学校到浙江乡下筹办分校，子烨赶紧要求去分校教学。他知道自己不要求学校也会派他去，与其被发配不如主动当先驱。文化大革命里，已经在乡下的子烨交代了又交代，陆焉识早就变成了母亲的前夫，也就是他的前父亲，早在1964年夏天就断绝了一切关系和消息，但人民群众还是麻烦他，一直麻烦到1976年10月。
“再说伊放出来还是跑出来，跟侬还有啥关系？你们老早就离婚了！”
婉喻现在是个听话的母亲，依顺孩子们的做法：等确定了陆焉识现在的身份再给他回信，他的身份无非有两个，一是逃犯，一是劳改释放犯。每天夜里，等丹珏睡下后，婉喻就拿出焉识这么多年写的信。一小箱子。她把信放在鼻子下闻着，那股酥油气味已经遥远了，但还一息尚存。刚来的这封信像活着的身体，散发出浓郁的体嗅，把婉喻过去盼信的感觉都唤醒了。
婉喻每天又开始盼信了。从年初盼到春天，那种微微带酥油气味的信没有再来。她很清楚焉识同时也会盼望她的回信。收不到她的回信他不能名正言顺地回到她身边来。
1977年春天4月间，我的祖母冯婉喻收到一封来自××信箱的信。她急忙拆开，看到一封公函。公函上的领导把她作为家属接受这份通知：陆焉识先生已于去年十月获特赦而被正式释放，请家属方面配合政府工作给予接收。陆焉识先生自从获释以来，一直居住在农场招待所，但招待所房间有限，不久新的一批特赦人员就要居住进来，所以请家属抓紧时间安排陆先生的居住。特赦人员中少数无法回原籍的，已经由农场接收为就业人员，但鉴于陆焉识先生的情况，早已过了退休年龄，即便留在农场，场方也无法安排他的晚年生活。
婉喻放下这封公函，一直坐在八仙桌旁边。屋里的光线慢慢褪去，夜色渐渐进来，她都毫无感觉。
她站起身，却不知道为什么站起身。不久，她已经下了楼，顺着弄堂往街上走。她也不知道到街上去干什么。当她抬起头时，发现身边是一家酱菜店，她走进去。一个缸里放着紫檀色的块垒，她盯着它们看着。一个营业员上来问她：“阿婆要买玫瑰大头菜？今早刚来的。”
营业员挑了两块玫瑰大头菜，问她：“够吗？”
婉喻点点头。玫瑰大头菜被装在一个报纸糊成的口袋里。婉喻从身上掏出一张钞票。这张十块钱她总是放在贴身口袋里，万一贼骨头偷走了她的钱包，也算是有备无患。
她走出店门之后，向街道的一头走了一截，发现不对，又转过头，向另一头走，不大确定这个方向是她来的方向。再说她从哪里来？是从学校里下了班来的吗？还是从居委会学习会场上来的？她脑子里只存着几秒钟之前的记忆：路面不平，走路差点绊倒……树叶开始落了，要把厚衣服从箱子里翻出来的……人现在怎么走路都横着走？尤其这种叫做“病退”知青的人……
她的肩膀被人拍了一下，回过头，看见手搁在她肩上的人很面熟，非常面熟，她想，记不得人家名字不好，还是应该笑一笑。
“姆妈！你跑到哪里去了？！急死人了！”
她对着一笑的人原来是女儿。还好女儿没看出自己的尴尬，几乎没有认出她来。可是不能开口叫她女儿啊，总得叫她名字啊，叫不出她名字，她就该不高兴姆妈了，天下姆妈哪里有叫不出女儿名字的？
“我看你不在家，粥倒是还煨在锅里――都煨糊了！我想你总不会走远的吧，就下楼来找你。眼看着你从弄堂口走过去，往那边走，我奇怪死了！姆妈怎么屋里也不认识了！”
可是女儿叫什么名字？一定要想出来，不然人家要笑死了。
女儿问她：“姆妈，你买什么了？”
“没买啥。”她笑笑，为自己想不起女儿的名字而心虚地笑笑。
女儿从她手里夺了一样东西去。原来她是买了东西的。她和正在打开纸包的女儿一样好奇，往纸包里探头探脑，一股好闻的好熟悉的气味让她想到了很多，但一个想法都抓不住。
“哦，你去买玫瑰大头菜了呀！家里酱菜多的是！我这个礼拜天买了那么多！”
“哦，玫瑰大头菜。”她新学了个名字，来称呼这样从童年就开始吃的东西。
“姆妈，你没带皮包怎么就出去买东西了呢？……用的是急救的那十块钱？……找回来的零钱呢？”
婉喻一下子站住了。女儿把她搀到楼上，自己又急急忙忙下楼去了。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再次响起来的时候，婉喻站起身，理了理头发。她听见一个男人轻声说：“小妹，这是姆妈第几趟丢钞票？”
回答是嘻嘻哈哈的：“第三趟了！老了，糊里糊涂的！走过自己家弄堂都不认得了！”
婉喻听见两个人进来了，赶紧往里面房间走。她害怕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害怕他们。还有就是，她想多听听他们讲话。她发现他们在她面前讲话和背着她讲话不大一样。这时候她抬头看见书架上一本书，上面写着：冯丹珏著。
对了，女儿不叫“小妹”，人家是有个大号的，叫冯丹珏。和冯丹珏讲话的那个男人叫冯子烨。
“上一趟是因为老头子来信，姆妈就神志乌之了！”冯子烨说。
婉喻走到客厅里，说：“我没有神志乌之。”
子烨一惊，似乎看着一个突然学会回嘴的孩子。但只是一刹那，他就陪起了笑脸。
丹珏把手里一把钞票放到桌上说：“喏，姆妈，你买大头菜的找头。九块六角一。营业员说你跑得太快，刚刚拿着找零转过身，已经没你影子了！”
子烨笑着说：“讲讲而已，其实就是拖着不找钱。看见姆妈这样的老太太，他们心里已经算好要沓便宜了。”
我父亲冯子烨对于人的评价一向不怎么样。他活了好几十岁，碰到别人对他坏，他觉得爽气，大家过招就是；偶然碰到对他好的人，他觉得很烦，首先弄不清对方这份“好”到底有什么图头，要花许多精神去猜度分析，再说，对方对你好，你还得以好还好，一来一去，二来二去……多么麻烦！
丹珏的嘴角沾着一根抽了一半的香烟，指着那封公函说：“老头子要回来了，姆妈？”
婉喻说：“他是你爸爸。”她的表情很中性，不怒不喜。
丹珏呵呵地笑起来。她说：“叫惯了！”
子烨说：“他回来住在哪里？你们这里是两个女人，不方便的。总不见得这么大岁数再去结婚。”
婉喻不说话。她的意思可以被看作：结婚又怎么样？为什么不可以？
子烨看懂了母亲心里在顶撞他，因为他接下去说：“老也老了，还结什么婚？难为情吗？”他并不讲清楚是谁难为情，一对老男女呢，还是他们这一对中年儿女。
丹珏看看母亲，调侃说：“姆妈一点都不老，人家都以为她是我大姐！”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们开始以调笑逗母亲开心。而母亲今天很不给他们面子，一直是那张宁静得空白的脸，低垂的薄薄的眼皮下，你看不出她的眼珠子有一丝活动。
“总归不能再结婚。不难为情也不行。”子烨说。“政治运动靠得住过两年要来一次，放出来再捉进去的人多的是，中央领导就多的是！过两年又要捉老头子进去，再离一次婚？滑稽死了！”
楼下有人叫喊：“冯家姆妈，有人找！”
那是一楼邻居家的保姆的嗓音。婉喻的眼皮抬起来，她心里一大堆混乱而大胆的盼望就在她眼皮的动作上。很快楼梯上便响起脚步声。这幢老楼的楼梯又深又陡，像个音箱，可以把各家来人、走人的消息通过脚步声传递给邻居们。
进来的是中年女人，热络得要命，一手拿着一把伞，一手端着一碗青豌豆炒虾仁。丹珏认识那把伞是母亲的，但婉喻似乎是第一次见到中年女人，脸上堆起她见陌生人特有的客套微笑。中年女人自顾自坐在了八仙桌边，两句话谈下来，丹珏和子烨弄清了客人姓何，是某知青的母亲，住在两条弄堂后面的楼上。多亏了冯家姆妈的补习，她的知青女儿考上了大学，这次从淮北农村席卷一切地搬回了上海，带了一点当地土产，青豌豆是其中之一。从何姓女人的话里听起来，她跟婉喻是熟识之极的，好多次婉喻上她家补习，都是丢三落四的，这把伞就是两个多月之前丢在她家的。
丹珏看看母亲，对何姓女人抱歉地笑道：“阿拉姆妈越老越小了！”
等到女客人热热闹闹地告别之后，子烨问母亲，这个女人叫什么名字，以后她再热情登门，大家总要叫个名堂出来。
“我不认识她呀。”婉喻说。她眼睛睁大了，一脸孩子的诚实。还有一点委屈：明明她没有做过的事，硬要赖到她头上――好事坏事不去管它，代人受禄也不好，不是冯婉喻的品性。
丹珏拿起那把伞：“这是我们家里的伞，姆妈。”
“是……吗？”婉喻问道。
丹珏看着哥哥，要他评理似的：“我们家一共三把伞，我还记不得？”她又是那样笑笑，搂住母亲的肩膀，表情和姿态是纵容的，像是说：你看看，姆妈老了，就成了她晚辈们的孩子了。
婉喻到了厨房，看见锅里果真是煨干了的粥。因为炉子上的火开得很小，所以粥并没有焦糊，只是接近锅底的部位沉积得非常厚，如同湖底淤泥，需要挖泥船才能挖得动。粥还是可以吃的。婉喻用铁勺子奋力挖粥，听见子烨说：“这个老头子，就是彗星！顶好还是要他不回来！你看，姆妈脑筋已经受刺激了！”
婉喻发现自己的手抖得可怕。她想，子烨说的也许是对的：她脑筋受了刺激。也许焉识不该回来。他回来或不回来有什么区别？在她心里，他没有走开过。假如她跟子烨、丹珏说：我爱你们的父亲爱得太深，他在不在我身边都没关系，不妨碍我爱他，并且你们的父亲也同样爱我，我在不在他身边，对他也一样――假如她跟他们这样说，一定徒劳，比徒劳还糟，他们在背地里会笑死。很早的时候，丹珏的牙还没有被烟瘾弄黑的时候，她问过婉喻：“姆妈，你欢喜爸爸吗？”婉喻说那当然。当时暗地担心自己要做老小姐的丹珏那样看着婉喻；她原来以为自己样样都优越于母亲的，现在发现在一桩最重要的事情上，母亲竟然比她优越。“那么爸爸对你呢？他也欢喜你吗？”丹珏想了一会又问。“那自然喽。”
丹珏从那以后再也不问这个问题。天下母女都是在无意识中做对手，她们不想竞赛都不行，因为她们之间最有可比性，所以她们事事都会下意识地相互攀比：相貌，才华，丈夫，命运。也是无意当中，丹珏给婉喻击败了。
1989年，当我帮祖父把他所有盲写的书稿誊抄到纸张上，我才知道，就他们之间的爱情来说，我祖父和我祖母是有差异的。陆焉识做囚犯的二十多年对我祖母冯婉喻大大有利，因为二十多年够他不被干扰地认识他对妻子的爱，认识到他曾经判定的“无爱”是他一生最大的误区。
婉喻慢慢地用铁勺当挖泥船挖出板结了的粥，放进一个一品大碗。一个跟焉识共同从中舀紫菜汤、咸菜豆瓣汤的一品大碗。丹珏的脸探进厨房，看看母亲怎么一声不响了那么久。
“姆妈？”
婉喻转过脸：“粥还可以吃的。”
“可以吃的，加点开水就可以吃了。”小女儿欣然赞同。在这个家里所有关于俭省的倡导都会得到欣然赞同。
因此今晚婉喻几乎用了十块钱买两个玫瑰大头菜的事情，在兄妹二人看来是个事件，令他俩紧急对视的大事件。婉喻还烧糊了粥，丢失了雨伞，不认识熟人，兄妹俩这天晚上一再地用眼睛相互报警。丹珏把板结的粥兑上开水，用力搅动，终于搅匀了，再把玫瑰大头菜切开，浇了点麻油。他们的晚饭一般来说都欠缺营养。她们都是典型的欠缺营养的上海女人形象。那一碗青豌豆烧河虾仁是今晚的主菜，难得这样营养丰富和奢侈，因此婉喻给子烨也拿了双筷子来分享。
“明天写封信给老头子吧，”做哥哥的说，“让他先在青海找个地方住下来。租个房子应该能租到吧？”
丹珏用筷子挑起一团糊粥，放在嘴里，声音从粥后面出来：“那你写好了。我不写。”
“我写老头子要不高兴的。”
“他反正要不高兴的。我们不让他回上海，他高兴什么？并且你要找个道理跟他讲，为什么不让他回来。我找不出这个道理。你写。”
“你就告诉他，他在监狱里不了解外面情况，外面其实紧张得很，政治运动说来就来，我们活到今天不容易，不要给我们再找麻烦。政府又没有跟我们书面认错，说当时捉他进去是错的，过两天又来运动了，再把我们算成敌属我们找谁去？”子烨说。
“那你就给老头子写呀，把这些道理告诉他呀。”
“我告诉你，是请你来写。”
“为什么一定要我来写呢？你这个人滑稽吗？”
婉喻突然把筷子一放：“我来写。”她脸上两片红晕。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女人会如此羞愤，她的一对儿女马上掉开脸，不敢看她。焉识是她婉喻的一部分，任何人多余焉识，就是多余她。人一老，对于自己是不是被别人多余最为敏感，他们整天都在看儿女们甚至孙儿孙女们的脸色，看看自己在他们生活里的定位错了没有，错了就是多余。没有比发现自己多余更凄惨的事，慢说被多余的是比自己性命还要紧的焉识。
“我给你们的爸爸写信，就告诉他，我搬出去了就接他回来。我会想办法租房子的。”
母亲这一席话马上让丹珏哭起来。一家子总是这样：你觉得你可憋屈够了，他觉得憋坏了的正是他。这就是女儿和母亲都觉得生不如死的时候。丹珏现在跟谁都不会掉泪了，除了她觉得受了母亲的委屈。她又是抽泣又是指控，这么多年难道不是她丹珏在陪伴母亲，和母亲相依为命相濡以沫？也总是这样，这类话一说开，你欠她情，她负你债的意味就暗示出来了。
婉喻看着兄妹俩，明白一直以来她给自己定错了位。原来家里的主人一直不是自己，连每个礼拜天带着老婆孩子来吃一顿不交钱的中餐的冯子烨都比婉喻有资格做这房子里的主人。他们为了父亲牺牲得太多了，为了母亲也牺牲得足够了。当然，每当这样的家庭控诉大会发生，事后大家都会重归于好。就像天下所有的长辈和晚辈一样。
婉喻这次却记了仇。等到第二天，大家以为一切又重归于好了，婉喻悄悄地给焉识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她已经很久没有静静地给自己研磨，镇纸，如同一种感官享受那样将狼毫笔若虚若实地落在宣纸上。光是这写的方式已经决定了婉喻的信的特色，它的不可取代的“婉喻性”。光是这样的一点一划，一撇一捺就已经属于她的表白：触觉的、神色的、内心的。她写下这么多年来她的思念之苦，写下她对他从未间断的诉说，还写了东一点西一点的回忆。
我祖母写给我祖父的信非常优美。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