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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猜她刚才跟我说什么？”
“说什么？”
陆焉识叹了口气，把婉喻刚才跟他说的话复述了一遍。婉喻把一堆青菜搬到八仙桌上摘，跟焉识谈起入党申请书来。她建议他也写一份入党申请书，虽然条件暂时不够，但是可以让组织早点观察考验。焉识不知如何作答，婉喻接着劝他，一个人应该有理想，有理想的人是不一样的，而且应该让组织知道你在为理想努力。
丹珏也无话可说了。她接近焉识是想让他做伴，一块递交申请书，免得她胆怯。入党这样神圣高尚的事让婉喻非常羞怯，她很想有个伴儿壮壮胆。
“而、而且，她也不记得，礼拜天跟她一块吃饭的就是我。她、她以为我、我们第一次见面。”他的眼睛里出现一丝好玩的笑容。
“她让你跟她一块交入党申请书，那你呢？你怎么回答的？”此刻丹珏的角色仍然是个幼儿园老师。
“我、我只好笑笑点头啦。我能怎么办？”他咧开嘴，笑起来，上半个脸很愁苦，很不甘心。
“没关系。你天天来看她，陪她，时间一长，她一定会记起你是谁。”丹珏给老头子出点子。
陆焉识从那以后果然天天去看婉喻。他一早就离开子烨的家，在路上买几副大饼油条，或者两客生煎馒头，或者四五个糯米糕团。他到达的时候总是婉喻从菜市场买了菜出来的时候。菜贩子们现在跟婉喻很熟了，只要婉喻丢了东西在他们菜摊子上，他们一定会在晚上收市前送到家来，告诉丹珏：“冯家姆妈又糊里糊涂了！”过了一阵，焉识索性直接到菜市场去接婉喻，帮婉喻提提竹篮或网线袋，下雨时帮她撑撑伞。两人一道走进弄堂，一道上楼，回到冯家的厨房时，丹珏一般还在马桶间里。马桶间跟厨房只隔一片薄墙，上面还开了个高高的小窗。丹珏常常存心在马桶间磨蹭，听两个老年男女都谈些什么。
这天她听见婉喻说：“你提的意见很对，我再改一改。”
陆焉识说：“不用改了，涂掉几个字就行了。”
婉喻说：“不行的。入党申请书的字一定要写得最漂亮。涂了就不漂亮了。对吗？”
丹珏心里羡慕母亲，把那个“对吗”说得那样甜，那样嗲，那样天真无邪。
陆焉识就着婉喻的嗲劲说：“对的。”
婉喻又说：“人是不可以没有理想的，对吗？”
陆焉识说：“写字也要有理想。你看现在那些年轻人，干什么都没什么理想了。”
“年轻人嘛。”婉喻劝慰焉识也劝慰自己地轻轻长叹。
又一次陆焉识说：“婉喻，大卫·韦死了，你晓得吧？”焉识一定是试探她的记忆，看看她是不是还想得起个把故人来。
“死了？”婉喻说，口气中一丝惊讶也没有。她也一定是不想让焉识看出，她根本不知道大卫·韦是谁。“怎么死的？”
“文化大革命被造反派打成了内伤，脑子里淤积了血块，做了手术好多年了，一直蛮好，前两天突然死的。”
“真的？倒是爽气的。”
丹珏想，原来陆焉识回到上海还是走访了一些人，得到了不少消息。有一位姓凌的知名民主人士，在1959年被送到新疆劳改，1971年在新疆去世的事情，他也是回上海不久就知道了。
有一次丹珏在马桶间听到陆焉识跟冯婉喻说：“你孙女的字是你教的吗？写得不错。”
婉喻没有说话。她现在很谨慎，怕露馅儿，让别人看出来她根本记不得有那么个孙女。
1979年中秋节过后，丹珏接到丹琼的电话，说他们一家准备到中国来过春节。这个时候，冯婉喻和陆焉识已经很熟。
冯婉喻的容貌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变化是渐渐的，似乎随着她记忆中事物人物的淡去，她的脸干净光洁起来。也有些时候，丹珏在一夜醒来之后，发现婉喻的面容突然年轻了十来岁。她坐在靠着小阳台的椅子上，膝盖上放一个竹笸箩，豆子一颗一颗被她的满是心事又漫不经意的手指剥出，落进笸箩，剥豆的动作本身就是回忆和梦想。她的安静和优美在夕阳里真的可以入画；她脸上的皮肤是那种膏脂的白皙，皮下灌满琼浆似的。那样的一个冯婉喻也是等待本身，除了永久地无期地等待远方回归的焉识，也等待每天来看望她、似乎陪她等待焉识的那个男子。你无法使她相信，陪她等待的这个人，就是她等待的那个人。有时丹珏也发现陆焉识看婉喻看呆了，他也想不通这个女人的生命怎么会倒流，这种倒流如此怪诞，却是一种很妙的怪诞。
丹珏通过偷听，也通过向父亲直接打听，摸清了他和婉喻半年来的关系进展。婉喻不时会拿出个漆器小箱子，表情和动作带着膜拜意味地把箱盖打开。箱子里整齐摆放着一扎一扎的书信，用紫色、深蓝、酒红的缎带捆扎。每一捆上面放着一个小纸笺，上面标有袖珍毛笔字：“1928―1933，焉识书自美国华盛顿”，“1954―1956，焉识书自上海，提篮桥”……对于婉喻来说，“书自美国”和“书自提篮桥”没什么大区别，都是意味着遥远和隔绝，只能靠两人的文字相互走动，并心交谈。
婉喻告诉焉识：“喏，这都是他来的信。”她的表情是骄傲的，满足的。
她不断地把这些信拿出来给他看，丹珏猜想她的动机可能是这两种：第一，她不记得前两天刚刚把这些信炫耀给他；第二，她意识到这个常常出现在她家的男人对她有爱慕之心，因此她得一再告诉他，自己是名花有主。有时候，陆焉识问冯婉喻可不可以打开那些信，让他读一读里面的内容。她立刻把漆器箱子往自己怀里一收，意思是：你怎么会有这么无礼的要求？
终于有一天，她主动打开了一封信，铺平在八仙桌上。焉识看见自己的墨迹深一块浅一块，好多字都化成毛茸茸的了。她是怎样一面流泪一面读他的信？并且，每封信她读了多少遍？每读一遍都流泪？
陆焉识对小女儿说：“你姆妈真不容易。”
有时候陆焉识和冯婉喻会一同出去散步，天气好的话，还会到公园野餐。婉喻跟焉识说：“一定要靠近组织。组织常常到公园里开小组会。”假如焉识问她：“小组会你参加过吗？”她会说：“参加过呀！党支部的领导常常邀请非党员参加小组会。”但过了一阵，她又忘了事情的前后顺序，对焉识说：“他们没有批准我入党，我让我自己入党了。”
“你怎么能让你自己入得呢？”焉识是这样问的。
“我把入党申请书烧掉了，把灰冲了开水喝进去了。”婉喻庄严地说。“怎样入党不要紧的，理想最要紧，对吧？”
陆焉识是从婉喻这里认识了共产主义。婉喻的共产主义。这主义非常美丽，诗一样，画一样。也非常单纯，甚至单调，像所有劝你善、教你好的教条一样单调。那美丽理想的教条使所有人变得干净，漂亮，都穿着洁白衬衫和海蓝裤子，带着鲜红的领巾，双目中有着两团太阳，头发里过着好风，嘴唇上都是诗和歌，并且都有着大山大海的胸怀，什么都容得下就是容不下自己。这个主义里的人为了许多目的做好事，就是不为自己的目的。他看到这么多年来，婉喻为了这理想修了怎样的苦行，姿态那样低，那样地自卑。这就使他更加疼爱她；为她的自卑而疼她。婉喻一生都那么自卑，一个优美的，优秀如婉喻的女子，自卑了一生，这是令人心疼的。一切压迫了她的人和事物，甚至理想和主义，都应该对她这自卑负责。他陆焉识也是该负责的人之一，还有恩娘，还有他不认识的婉喻的领导、组织、同事，甚至她的学生们。
最令焉识心疼的是，婉喻从来没有意识到人们和事物们对于她的不公，因此她没有被不公变成怨妇。也许一切的不公都始于他陆焉识：那个独守空帐的新婚夜，十九岁的婉喻就接受了焉识对她的不公，比起那份不公，世上便不再有不公了。罪魁祸首不是他焉识又是谁呢？……
焉识了解了婉喻，透彻地了解了：她实际上早就不再需要他，在没有他的那些年里，她的伴侣是理想。尽管这伴侣对她也不怎么样，不比陆焉识好到哪里去。
他伸出手，搂住了婉喻单薄的肩膀。那肩膀没有变过，跟四十多年前一样单薄，但似乎更知寒暖，更懂呼应，因此更美好。难道一定要经过二十多年的分离，经过陪绑沙场、饥荒和人吃人，才能领略它们的妙曼？
第三十三节 老佣
不久我的祖父就成了我们家很有用的一个人。我父亲冯子烨是第一个抓他差的人：让祖父替他到某图书馆还书，借书，给他买烟，退啤酒瓶。渐渐地，我母亲钱爱月常把脏衣服泡在浴缸里，就像忘了它们似的。一大盆脏衣服一天两天地浸泡在那里，肥皂水开始是灰白色，渐渐变成灰黑色，再过两天，就是灰中带绿，看上去稠腻得可以去肥田。祖父当然看不过去尚好的浴盆里泡着尚好的衣服，他担心最后不是衣服泡坏了盆就是盆泡坏了衣服。他把两个搓衣板钉在一块，使这长得出奇的搓衣板可以抵住颇深的浴缸底部，然后坐在加长了腿的凳子上，把搓衣板抵住他干瘪的腹部，一上一下地搓洗。我们常常看见他机械屈伸的侧影，动作有力，节奏铿锵，成了我们家一部人形洗衣机。后来我和毕业回来的哥哥也学会抓他的差，叫他买早点，跑邮局寄包裹，拿挂号信；也派他去中药房抓药――哥哥得了胃气痛这个老年病症，只能吃中药。抓回来的中药煎熬也是阿爷的本职工作。只要他从我小嬢孃冯丹珏家看望我祖母回来，我们家就会见缝插针地把他的工作安排得有条有理，一分钟也不让他浪费。
于是我们家的日常生活场景是这样的：某日冯子烨在客厅里叫喊：“报纸怎么都没人拿呀？！……冯学雷！”
学雷在他和老阿爷合住的卧室里喊回来：“干什么？”
“我叫个人都叫不动？！”冯子烨在原地嚷道：“爱月，叫你儿子！”
“学雷！”钱爱月的声音出动了，人却仍在自己的卧室。
学雷不出声，母亲的声音又朝女儿出动：“学锋！学锋啊，你去一趟传呼电话室，拿今天的《新民晚报》！”
学锋一动不动，眼一闭以同样的腔调和音量喊：“外头热死了！阿哥，你去拿今天的《新民晚报》！”
冯学雷有响动了，他走到厨房门口，用足趾把门撩个缝，喊道：“阿爷！你去一趟传呼电话室，把今天的《新民晚报》拿回来！”
老阿爷从书本上抬起眼睛，目光又从老花镜上面举到孙子的脸上。
“阿爷，爸爸派你去拿晚报！”学雷说。
阿爷慢慢搁下手里的书，从凳子上站起，从门后挂钩上取下出门穿的衬衫。哪怕去的是传呼室，对于老阿爷也是一场重要的登门访问。
这个家里的一个正常现象就是，谁都差不动的时候，老阿爷总是可以差。
往往是钱爱月烧菜烧到半路，会突然想到缺少一把葱或一块姜，此时就得派老阿爷急差，去楼下邻居家借。子烨在暑假期间总是到对面弄堂去和邻居下棋，到了开晚饭的时间，爱月就会说：“阿爷，子烨白相起来像个小孩，不会饿的！你去叫他回来吃饭！”她会忘掉，前一分钟刚刚派老头子切生姜丝，择香葱。爱月是个很贤良的女人，虽然不断给老阿爷安排工作，但在餐桌上她总不会亏待老头子的肠胃，会在大家一开始吃就给他拣菜：“你吃，哦！多吃点，哦！”自从阿爷回到上海，住到家里，她烧菜的分量越来越足，但无论她怎样把分量增长上去，每天晚餐桌上所有盘子都会精光。大家都看得出老头子嘴上说：“够、够了，不要给我拣菜了！吃、吃不落了！”他的眼睛却非常饿。
钱爱月便玩笑着跟丈夫说：“其实你都给他吃他也吃得落！还好是假牙，要是真牙齿，老家底都要给他吃空了。”
“吃福倒好哦，”冯子烨也玩笑地说，“这么穷凶极恶地吃，血压也吃不高，人也吃得瘦骨嶙峋，清清秀秀。我不敢像他那样吃还高血压，大肚皮呢！”他拍了拍凸在衬衫里的好生活的坏结果。
钱爱月有时候问冯子烨：“你听到老头子夜里打呼噜吗？天花板上的电灯线都在发抖！”
“你看得出吗？他年轻的时候是个花花公子！留美的时候好像还花过美国女人！他那时候要这样打呼噜……”冯子烨摇摇头，皱眉苦脸地笑了――对于父亲这方面的事情，想象力失败最好。
不仅冯家的男女主人在背地议论陆焉识，两个孙儿辈的也开始在背后对老阿爷产生了不敬的探讨。
“真受不了阿爷的假牙！一吃饭就听见他嘴里忙来！”学雷说。
那是因为假牙的牙托大出许多，没有真正扣牢在真牙床上，因此每一个咬合，再松开时，假牙托就被带起来，再落回牙床，发出一声“跨拉搭”。咬合连续起来，就是“跨拉搭、跨拉搭、跨拉搭……”
“那种声音像什么？”学锋比划着，“像木拖板打在脚板上，走一步，打一下。喏，跨拉搭、跨拉搭。”
在北京上了四年学的学雷听了妹妹的形容哈哈大笑，用北京话说：“所以阿爷一嚼东西就是满嘴跑木拖板儿！”
有一次兄妹俩谈到阿爷的口吃。
“我发现他不结巴，是装的！我每次问他劳改的事情，他一开口就滔滔不绝，口齿来得个好！”妹妹说。
“训人也不结巴。”哥哥学雷说。他被老阿爷训过话，所以口气耿耿于怀的，“肯定是在里面被打怕了，装结巴。他现在倒满神气，到处训人！”
学锋反驳哥哥，阿爷没有到处训人，只不过听到学雷在餐桌上炫耀自己在单位考英文的时候如何作弊才训他的。学雷的单位是宾馆管理局，要求外语本科生的水平。老头子一听到考官可以被买通就讲起“阿拉老早考试……”学雷嬉皮笑脸顶他，“你不要老是‘阿拉老早’，那是旧社会！”老头子更没完没了，从他父亲办学校的理想，讲到他自己十六岁考取大学……学锋油头滑脑地点头称是，但心里一直不以为然。只要阿爷一纠正兄妹俩的英文语法和发音，他们就嘟哝：“就是因为有阿爷侬一个语言大师在家里，我们谁也不要想学外语了！”
不久学锋也发现了老阿爷训话的喜好。这天老头子走到弄堂口，打算去看婉喻，看见几个中学生扛着扫帚去上学，便上去问：“学校里是教你们扫大马路？还是教你们编扫帚？”中学生回答，学校里每个月都有“学雷锋日”。于是训话开始了：“扫扫地就是‘学雷锋’了？扫地还用到学校去学吗？怪不得现在学生一问三不知，国语外文都一塌糊涂！……”中学生们老早跑了，听他训完话的是几个买菜回家的保姆和老太太。两个老太太飞快交换老花或白内障的眼色――她们都是居委会多年教育培养出来的老骨干，读的报纸和文件不比国家干部们少，报纸和文件给她们制定了语言，因此什么语言属于什么时代，她们一点都不会弄错。在她们听来，这个老头子的语言不仅不属于她们的时代，也不属于她们的群体――被叫做“人民”的大群体。冯学锋刚从自家门里出来，正好看到两个老太太警惕地用浑浊的目光互通无线电。
学锋把这件事当笑话讲给哥哥学雷听。学雷又去告诉父亲。冯子烨一听脸色就变了。他是一只政治的猫，靠闻来生存，能闻得出哪怕一丝不正确的气味。这么多年来，他头上压着一个无期徒刑的父亲，带领全家，以嗅觉开路，平安避开了多少灾难？
这天下了一场暴雨，天气凉快下来。陆焉识带着冯婉喻一道回到了冯子烨家。婉喻一身做客的打扮，米色和紫色小格子皱绸衬衫，浅驼色涤卡长裤，浅咖啡色皮鞋（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这套新装是陆焉识用他特赦后发的一笔补助金给婉喻买的）。
冯子烨正在阳台上抽烟，喝茶，看见一对老情侣依依恋恋走进弄堂，马上掐灭了烟，猛地拉开阳台的门，走进来，再砰然关上。阳台的门是铁的，此刻听上去远比人更愤怒。所以正在看电视的学锋被愤怒的铁门惊动了，蹭地从沙发上站起。冯子烨走过去关上电视，走回长沙发，坐下，等他的父母上楼来。等了几秒钟，他又起身，去打开电视。谁都能看出他的目光穿透了屏幕上新闻播报员的脸，或者把那张脸看成他的听众，听他那无声的声讨排练。他心里这番愤怒发言早就在酝酿了。陆焉识住到他家来近一年，有许多次，老头子的行为或话语引起他此刻这样的愤怒，但他都压住了。
子烨听见两人已经上到三楼，陆焉识轻声轻气地跟婉喻说：“上三层楼蛮吃力的，是吧？”然后又听他为她找拖鞋替换，更加温柔地说：“新皮鞋不舒服的，哦？”
子烨对自己说：准备好――预备――
现在陆焉识和冯婉喻进了客厅的门，子烨却仍然瞪着眼睛看着电视。
“没、没去下棋？”陆焉识主动跟儿子打招呼。
子烨知道老头子满怀热望想给他来一场训话：一个大学讲师，整天不想着学术上的进步，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