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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伊娃的三副面孔》，纽约，１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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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娃。怀特因头痛剧烈发作并失去记忆而去看医。诊断检查发现她还有其它症状。有一次她照例去就诊，平时一向冷静的女病人非常激动，最后终于承认，她周期性地听到某种臆想中对她说话的声音。当医生对这一说法加以考虑时，病人的面目和行为突然发生剧变。坐在他面前的不再是一位稳重的、有教养的太太，而是一个轻浮的少女，她的语言和语调与怀特太太迥然不同，她开始起劲地谈论怀特太太的问题，以第三者的身分来谈到她。至于她自己的姓名，她声称自己是伊娃。布莱克。
这个奇异的精神病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在十四个月里，在查询病情的将近一百个小时里，医生面前忽而出现这一个伊娃，忽而出现另一个伊娃。起初要唤出伊娃。布莱克来需要使伊娃。怀特进入催眠状态。后来的唤出过程就简单了。结果发现，在怀特太太身上从童年时代起就存在两个完全不同的“自我”
，而伊娃。怀特却全然不知伊娃。布莱克的存在，直到她在一次心理治疗时突然出现。布莱克小姐却相反，她知道而且能说出，怀特太太在做什么、想什么、感觉到什么。
但她并不分担这些感觉。伊娃。怀特关于不顺心的婚姻的感受被伊娃。布莱克认为是天真的和可笑的。伊娃。布莱克也不分担伊娃。怀特的母爱。她记得许多伊娃。怀特不记得的事情，而且她的信息的准确性为病人的父母和丈夫所证实。
医生们指出了两个人物的性格很不相符。伊娃。怀特是严肃的、克制的，主要是忧郁的，衣着朴素和保守，举止体面，喜欢诗，说话平静温柔，是个贤妻良母。伊娃。布莱克容易与人接近，以自我为中心，孩子气地好虚荣，活泼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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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忧无虑，说话幽默但有些粗俗，喜欢冒险，穿着稍有挑逗性，不喜欢任何严肃的东西。借助一系列心理测试和投射测验，某些不那么明显的差别也被发现了。
在心理治疗过程中，除了两个伊娃外，又有第三个人登场，她称自己为珍妮，与两个伊娃截然不同。
对于精神病医师来说，上述所有情况只是一些不同的精神病症状而已，其生理病因以及这些症状的分类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有争议的。对于心理学家来说，人格解体症状学说明了自我意识功能活动的某些机制。
列宁格勒精神病学家努勒尔指出，过去的医学把任何病理反应首先看作正常功能的破坏及某种“危害”
的直接后果。
而现在根据西利和温纳的著作，似乎把防御适应机制看作病理反应基础更为合理。整个机体及大脑都是大的自我调节和稳定（抵制外来影响的稳定）系统，按照否定性反向联系定理发挥功能。有可能破坏稳定系统的任何影响都会引起恢复稳定的逆反应。如果补偿反应过分，过于强烈或持久，那么它本身就会破坏稳定，自己也引起第二轮补偿反应，以克服第一次反应引起的偏差，如此等等。从这一点出发，努勒尔设想，由于机体原因或信息负担过重，大脑不能完全消化和加工，从而使大脑机能受到破坏，就会产生补偿性防御反应，例如应激反应。如果这些反应过重，那么为了补偿它们所引起的破坏，就可能出现第二轮陀御性反应，以减轻大脑承受的负担。这可能是心理积极性整个减低，思维速度减慢，敏感阈限提高，结果则是大脑调节功能的恶化。这种类型的反应涉及整个机体，这是抑郁症的典型特点。这也可能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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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量减少，一种“感觉上的自我剥夺”
，这是精神分裂症的典型表现。这还可能是进入意识的信息中情感成分减少或完全封闭，因为正是信息的情感作用使它能够引起应激反应，这对于人格解体以及一般的心理异化来说正是典型的特点。人格解体的防御合理性在于，它在消除信息中情感的、“应激”
的成分的同时，并不破坏思维过程，不会妨碍为机体功能所必需的“外部”信息的进入，虽然在一定条件下人格解体本身会变为严重的精神变态症状①。
这一理论同前边说过的关于自我意识的本性和功能的看法很一致。我们来回忆一下前面说过的内容。人和动物的区别之一是，他把自己作为行动者同自己行为的过程及结果分开。但是，人要“抓住”自己的这种“自我性”
，只有通过把“自我性”
客体化为自己的劳动产品及自己与他人的相互关系才可能做到。因此，“自我形象”必然是多重的。但是，这些形象应该以某种方式结为整体。为了使个人得以成功地发挥功能，个人的对象性活动和交往不仅要有客观的合目的性，还应有某种主观的、个人的意义，还应作为“自我”的一定侧面来感受。不能使人得到内在满足的活动，人不可能承认它是“自己的”。
这种态度必然也被推及加入这一活动的各种对象上，——我们的生命世界是统一的，物质客体不是自动加入这一世界，而总是和某种活动联系在一起。如果与各种事物相关联的活动失去意义，各种事物也就失去“现实性”
（非
①参见努勒尔，。。
：《抑郁症和人格解体》，列宁格勒，１９８１，第１９４—R P１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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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化）。
这一过程的反面就是人格解体：失去了自己活动的意义，人便开始在认识自己“自我”的统一性和继承性方面感到困难。如果个人抱有同样强烈、但方向相反的企图，便会引起他的动机系统的冲突，破坏“自我形象”的统一。其极端形式便是人格分裂，丧失合目的性活动的能力，使客观认识和自我交流都成为不可能。
个体的活动越是复杂多样，他的自我意识越是细腻入微，要保持“自我”的内心谐调和稳定就越是困难。人的心理为此目的有一系列自我支持手段，弗洛伊德第一次给予这些手段认真的关注，把它们称为防御机制。人借助这些手段把对他来说不可接受的关于世界和自我的信息从意识中驱除。
驱除意味着抑制引起紧张和担心的冲动并把它们从意识中排除出去。例如，一个人需要作出某种困难的、对他来说痛苦的决定，这使他感到紧张和不安。
这时他突然“忘掉”
这件事。同样他也可以忘记他所做的使他的良心不安的不光彩的事，以及难以做到的诺言，等等。但这不是虚伪。人可以“诚实”地忘记、看不见、不知道。与愿望不符的信息完全被驱除出他的意识。
投射意味着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情感和欲望向外部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性欲受到压抑但并未消失的老处女常常觉得周围所有的人都行为不轨。投射的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伪善行为：伪君子常把自己的有悖于他的道德意识的企图说成是别人都有的。
投射的特殊形式是发泄，即不自觉地把冲动或情感从一个客体转移到另一个较易接近的客体上。这种机制在比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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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普的一幅画中得到很好的表现：长官对职员进行训斥；职员不敢对上司顶嘴便迁怒于下属，对下属发脾气；下属又打送信的孩子一记耳光；那孩子则用脚踢街上的狗；狗被激怒后咬住从房里出来的老板。
合理化是一种自我欺骗，企图给荒唐的冲动或念头寻找合理的根据。例如，对一个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不难在他身上找到许多并不存在的缺点。
但是“防御机制”到底保卫什么呢？虽然它们的总目标是削弱恐惧感或不安感，但是这种情感的来源并不一定是弗洛伊德所指出的那些。许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希尔加德和墨菲等）认为，心理防御的中心对象之一正是“自我形象”
，同时不仅在非常环境、应激环境下，而且要经常地、每时每刻地维护它。
心理学家对这些过程的解释各有不同①。
例如，认知适应说的出发点是：个人的各种观念和定势通常总是互相协调；意识不能容忍认识的各个要素之间的矛盾，力图消除它们之间的不和谐。
反思的“自我”的统一需要三个成分的协调一致：“自我性”的某一侧面、个人在这一侧面对自己行为的解释以及个人认为他人对他印象如何。为了保证这样的协调一致，个人可以采用一系列方法，例如歪曲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使之接近自我评价；或者寄希望于这样一些人，这些人的态度有助于支持习惯的“自我形象”
（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来对我们作
①参见特鲁索夫，Ｂ。。
：《认知过程社会心理学研究》，列宁格勒，１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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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判断的人，才是“理解”我们的人）。我们经常根据别人对我们的态度来评价别人。自己的品质也经常受到有选择的评价，取决于这些品质对于“自我形象”的总的协调是否重要。
最后，个体有意无意地表现得能够引起周围人符合其自我观念的反应。
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分析过的心理选择机制十分积极有效，借助这一机制，心理不仅反映对“自我”内心，协调或自尊心的直接威胁，而且努力事先想到这种威胁。当人们被建议在即将举行的测验或其它试验之前估计自己的能力时，许多人“为了保险”而大大降低正常的追求水平和自己真正的自我评价，防止万一不成功而伤害自己的自尊心。
这样的歪曲是自我评价所特有的吗？能不能仅仅用动机因素、对“自我形象”的维护来解释？如果精神分析学在这种情况下倾向于肯定的回答，那么认知心理学，包括定性理论则证明，并不总是这样，对人的行为的因果解释，取决于定性主体是否同时又是唯一主体、参与者（代理人）或者仅仅是被评行为的旁观者。行为发出者一般倾向于把自己的行为归因于外部环境因素，而旁观者却以行为发出者内在的特性来解释同一些行为。
７０年代发现了一种被取名为“基本定性错误”的现象：对行为的环境（客观）决定因素估计不足，而对其秉性（主观）因素估计过高。甚至一些职业心理学家也常常犯这样的错误。
第二种典型定性错误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定性或“虚假同意”现象，它的表现是人们习惯于以己度人，认为从现有条件来说，自己的行为和意见比其它可供选择的反应更合乎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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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和常理。
一批美国大学生被建议无偿地、仅仅为了实验而背着广告牌在大学城内行走半小时。然后人们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对此作出了这种或那种决定；据他们看，其他学生的决定会是怎样；同意和不同意的人各有哪些特点。
同意的学生认为，三分之二的同学会作出和他们一样的决定。不同意的学生认为，愿意参加这种试验的人不会超过三分之一。两部分学生对同意或不同意的人的描述截然不同，而且他们描述对方时感到更有把握，他们都觉得对方的表现不正常，很特殊。
所以，在自我评价方面许多从前被完全归因于自我防御机制的歪曲，其实反映了定性过程的一般特性，定性过程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认为自己是主体还是行为旁观者，并取决于他如何评价这一行为。喜欢缩小自己的责任并以无人称性的环境术语来解释事情的人，主要是参与或者积极旁观过后果不佳、社会效果不好的行为的人。
此外还有一种实际上没有动机成分的定性错误。
例如，在逻辑上或者行为规范方面互有联系的一些人格特性往往会自动地加到某个具体人物头上，尽管人们知道这种联系绝不是必然的（老人不一定有智慧，好孩子不一定听话，等等）。
这也表现在自我意识领域里。在这一领域里，对客观信息的需要不断与“夸大”
、抬高和美化自己的愿望斗争。毫无疑问，如果夸大的原则波及所有的生活情况和具体自我评价，个体就会失去现实感，而他的反思的“自我”也就会失去信息价值。在一次大规模的系列试验中，被试完成了一项实验任务，其结果分别由威信较高的人和威信较低的人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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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把条件复杂化：被认为学识较高的一个裁判者的评价与几个学识稍差一些的裁判者不一致，等等。被试可以从几种信息来源进行选择，或者选取较为权威的，或者选取对自己最有利的，或者试图将各种评价加以“平均”。在六种考查方案中，结果是最简单的加法模式最多见：个体接受他所容易接受的所有信息，并且自行将它们相加，而且无论在裁判者的评价一致还是不一致时，他都这样做①。
但这并不排除对有利的自我评价和“夸大”
“自我”的一般偏爱，“自我”通常总是包括某些幻觉的、空想的要素。自我认识的生命功能不是单纯给个体提供关于自己的准确信息，而是要帮助形成积极有效的生活取向，包括对自己本体的可接受性、整体性和自尊的感觉。所以关于自我评价的真实或虚假的问题也不能在纯认知层次上来解决，而必须考虑到与相应的自我归类、定性等等有关的各种社会环境。
关于自我分析的利弊
当列文想到他是什么人和他为什么活着时，他找不到答案并因而感到失望；但当他停止问自己这个问题时，他又仿佛既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又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因为他坚定而明确地行动着和活着……
①韦伯斯特，Ｍ。、索别谢克，Ｊｒ。和索别谢克，Ｂ。
：《自我评价的根据：关系人和社会影响的形式理论》，纽约，１９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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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论７０３
列夫。托尔斯泰
不管多么奇怪，人们不仅争论着个体在原则上是否可能认识自己，而且还争论着是否有必要费力气认识自己，自我分析本身是有利还是有弊。一些人证明，自我分析是自我批评、自我监督和自我教育的必要前提，另一些人则认为考虑自己是不道德的“唯我主义”
，而自我分析则是不必要的“自我苦思”
，使它人离开现实和人生的迫切任务。
这一争论常常被归结为外倾或内倾的优劣问题。但是“内倾”一词的字面意思虽然是“审视自己”
，但内倾者在认识自己的内心状态方面并不总是优于外倾者，哪一种类型的人能更准确地描述或“更好地了解”自己，还是一个未知的问题。而如果不知道人的不足何在，又怎能判断他做什么事情是“有利”还是“有弊”呢？
“日记”
研究也很少能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
但长年不辍记私人日记无疑标志着紧张的自我交流，这种自我交流一般总是伴有某些个人特性的。
法国学者吉拉尔研究过许多毕生记私人日记的人物（其中包括斯丹达尔、阿尔弗雷德。德维尼、德拉克罗瓦、米什勒和本杰明。康斯坦等）的生平。吉拉尔指出，所有这些人都具有过多考虑自己、喜欢自我观察、较为敏感和易动感情等特点；他们几乎都认为自己是失败者，感到孤独。形象地说，在内心深处他们好象一生都是少年，始终充满着对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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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幻想而又不能获得幻想的青春①。
但是根据日记难以判断真正的内心生活。当一个人是幸福的并过着充实的生活时，他很少去翻看日记，可是当他苦闷和寂寞时，日记却能给他排忧解愁。
“我发现，当我处在忧郁、绝望、苦闷的状况时，我就总是想在日记中写点什么，苦思一番自己，”
女画家奥斯特罗乌莫娃—列别杰娃写道。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因为想使自己更加苦恼，还是因为一种本能的感觉或意识，觉得当一个人开始分析自己的感情、情绪和行为时，就会变得更加冷静和安静，似乎一切最痛苦和尖锐的东西都埋进了我的本子，跳到了纸上并留在那里了……“
②如果仅仅根据日记来判断，甚至极平易和开朗的人也会显得深沉和孤寂，因为正是这种内心状态更经常地反映在日记中，尽管在生活中这种内心状态较少出现。何况在最坦白的日记中往往还有娇纵自己的感受的因素。
私人日记与其说是自我认识的手段，不如说是自我暴露和自我交流的手段。无怪乎日记有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