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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柯哲学研究的诸多困难中，有一点显得特别突出。
那就是人们对福柯的哲学的具体含义较难把握，他的著述晦涩难读。这主要倒不在于其理论有很强的抽象性和思辨性（作为一位以反思辨体系为己任的思想家，福柯毋宁说排斥思辨体系）
，而在于福柯不是以一般的哲学语言来直接谈论哲学，他往往是通过谈论历史、语言、社会和文化、法律、心理学、医学等众多具体知识部门的问题来谈论哲学（例如通过分析和揭示癫狂、犯罪、性心理等现象来批判传统理性主义、论述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
即使在对这些非本来意义的哲学问题的解释上，福柯的观点也征往显得游移不定、扑朔迷离。
这样，人们自然难于从中获得关于他的哲学观点的明晰概念。
把福柯的哲学表述为一个既符合他的思想实际、又具有理论上的确定性和明晰性的系统就更难了。
正因为如此，当莫伟民选择福柯研究来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时，最初我对他能否顺利完成多少有过担心。
然而，福柯研究在我国毕竟基本上还是空白，如能知难而上把这个题目做好，对丰富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是很有价值的。莫伟民的知识基础较为宽厚，在西方哲学方面的功底较好，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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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的科研能力，治学又非常勤恳踏实，而且尚在他做硕士研究生时就已对福柯哲学有所接触，由他来担任这项难题的研究应当说是较为适当的。因此我感到还是应当鼓励和支持他，也应当相信他经过努力能较好地完成。现在看来这种期望没有落空。参加莫伟民博士毕业论文评审的专家以及由汝信、冯契等著名教授组成的论文答辩委员会对该论文一致给予了高度评价。答辩委员会的决议书中指出本文“填补了国内学术界对福柯思想缺乏系统介绍和研究的空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全篇论文选题新颖，结构合理，中心突出，资料翔实，逻辑性强，条理清楚”。当然，评委们的评语可能有过奖之处。奉献给读者的这部论著究竟如何，归根到底只能由广大读者来评判。
下面我想根据我阅读这部书稿的印象，就与福柯哲学研究相关的一些问题发表一些看法。
一、关于福柯哲学的思想背景
参加论文评审和答辩的专家们对本文的一个较普遍的肯定是它能把福柯哲学放在整个西方哲学、特别是当代法国哲学发展的这个广阔背景下来进行分析。
在本书第一章中，作者在分析和介绍福柯的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前，首先对从笛卡尔以来法国哲学思想的衍进作了一个虽然简短、但对说明福柯哲学的思想背景却相当贴切的概述。其所以说“相当贴切”
，是因为从笛卡尔以来的法国和欧洲哲学的发展非常复杂而丰富。
笼统地介绍不仅必然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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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对揭示福柯哲学的来龙去脉说也可能是不得要领。本书则撇开了诸多旁枝末节，抓住了与福柯哲学的主旨直接相关的主体性问题，对它在近代法国以至整个西欧哲学发展中意义的变化，特别是从本世纪４０年代以来的变化（从高扬主体性到怀疑主体性、甚至远离主体性的过程）作了较为具体的分析。这恰好为往下分析福柯哲学的形成和他由“主体哲学”转向“反主体哲学”再回复到新的主体哲学的演变过程提供了一把钥匙。按照作者的观点，福柯哲学的发展过程主要表现为他对待主体的态度的演变过程。而这一过程正是整个近现代西方哲学具有类似特征的这种演变过程的一个特例。
在具体介绍福柯哲学思想的形成和演变时，作者揭示了尼采、海德格尔等现代德国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以及巴歇拉尔、康吉汉等当代法国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背景对福柯哲学形成的影响，也指出了福柯思想与胡塞尔、弗洛伊德、梅洛—庞蒂、萨特等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之间的思想联系。在论述福柯哲学的各个具体部分的往下各章中，作者也都是注意把福柯哲学与整个西方哲学联系起来讨论，并且广泛注意引述不同倾向的西方哲学家对所讨论的有关问题的看法。这样就把对福柯哲学的研究与对整个法国、以至整个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结合在一起了。一方面，从对整个法国和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的总趋势的把握中获得认识福柯哲学的基本线索；另方面，从对福柯哲学的研究中获得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更具体和深切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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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把哲学家的理论放到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思想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进行研究的方法也正是我们所一再强调的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的方法。它所进行的研究比孤立地来研究某一位哲学家的哲学往往要深刻和全面得多。然而，如果把哲学家的思想大背景抽象化，例如只是一般地罗列社会和时代条件，却不去具体地分析这一时代和社会的思想倾向及其与所研究的思想家的理论的具体的、现实的联系，那还是无法进行深刻和全面的研究。莫伟民在本书中的长处之一就在于它既撇开了许多旁枝末节，又避免了抽象空泛的谈论，而是注重具体的、现实的联系。尽管他在这方面做得还不是特别出色，不少地方的分析和论述显然还比较粗糙，但他至少已在竭力这样做，而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二、关于福柯哲学的独特性
与传统西方哲学和当代其他西方哲学家的哲学相比，福柯哲学无论在内容上和表现形式上都有很大区别。这也就是人们所谓福柯哲学的独创性或者说独特性，对此本书作了如下概括：“福柯的独创性，不仅在于他把目光聚焦在普遍为人们所忽视甚至鄙视的但相当重要的边缘问题和卑微现象（如癫狂、犯罪、性倒错等）
，而且还在于他独辟蹊径地对普通主题（知识、权力、主体）作了与众不同的条分屡析，从而给传统哲学思维带来了巨大的摄动的影响，为后半世纪的思想研究设定了研究方向和计划。
无论是考古学，还是谱系学，福柯都旨在努力检验思想在多大程度上能从沉寂思考中解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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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进行别种思考，在这里，思考的变化是为了引起事物的变化。“
这个概括是否精确当然是有待研究和讨论的。例如，这段话中所提到福柯所作的那些研究是否称得上是他的独创，对本世纪后半期的西方哲学是否发生了那么大的影响，估计学术界难以一致认同。但大概谁也不会否认，这些研究至少在表现形式上有很大的独特性，与传统哲学的研究模式有很大不同。如果在研究福柯哲学时企图简单地套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和一般概念和范畴，就必然错解和歪曲福柯哲学。其实，不仅对福柯哲学如此，对其他西方哲学家的哲学也大都如此。因为他们的哲学思想在表达形式上各有特色，他们所研究的哲学问题的性质和范围、所定的研究目标等等也往往互有差异。这种差异性的存在是促进哲学的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福柯在这方面则表现得特别突出。
本书的优点之一是作者对福柯的著作作了较为深入、系统和全面的研究，又广泛参阅了西方学者关于福柯哲学的大量论著，从而既能较为准确地把握福柯本人的哲学思想轨迹，又能超越福柯及其他特定的哲学思潮或哲学家的界限，处于更高的视角上来看待和评价福柯。这表现在作者在评析福柯哲学思想时，所依据是非常广泛而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即福柯本人在不同时期、不同著作中的表述和不同场合的对话。
这种表述和对话往往是通过上面所谓边缘问题和卑微现象来进行的。例如，对传统哲学的理性概念的批判以及对非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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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是福柯哲学中重要的方面之一。但与一般西方哲学家不同，福柯并没有用哲学的专门语言去建立一套关于理性和非理性的理论体系，而是通过对癫狂等现象的研究来揭示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并以此表述他自己关于这方面的观点。对福柯哲学的这种深入研究使作者得以相当准确地把握福柯哲学的各种独特内容。本书的框架结构和具体叙述都是顺着福柯本人的论述和思想脉络来确定和安排的。这样就避免了常见的那种将某个哲学家的思想套入一些固定的、僵化的哲学模式的弊病。
在此我想顺便向有兴趣阅读此书的读者提一个建议：如果你想通过阅读本书来了解福柯哲学的真谛，或者想对本书作出较客观的评价，你必需耐着性子去阅读并弄懂本书对福柯关于“癫狂”
、“犯罪”
、“性倒错”之类非本来意义的哲学概念和范畴的论述的含义，因为福柯哲学正体现于这些非哲学的概念和范畴之中。
然而，作者没有由此而局限于福柯哲学的狭隘范围，而是努力超越它。例如，通过对福柯与德里达在关于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问题上的争论的介绍和分析，对二者的局限性都作了批判，从而更为具体地阐释了自己关于理性和非理性相辅相成关系的学说。
三、福柯哲学与主体性问题的研究
本书以“主体的命运”为书名，自然是把关于主体的理论当作福柯哲学的核心，从而也当作本书的主轴。作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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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使用这个名称具有双重意蕴。一是指福柯哲学的发展过程表现为对待主体的态度的演变过程，二是指福柯哲学所研究的三个主要方面所涉及的都与主体相关，分别相应于“知识主体”
、“权力主体”和“伦理主体”。本书后面几章所具体论述的正是福柯哲学的这三个方面。作者对福柯哲学的这种概括是否适当，对福柯哲学的这些方面的介绍和评价是否准确和公允，这些也都有待专家和广大读者来评判。我对福柯哲学没有专门研究，在这方面没有多少发言权。但有一点我想还是可以肯定：福柯关于主体或者说主体性的理论代表了现代西方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种重要倾向，而本书对福柯这方面的理论作了相当详尽和深入的探讨。其中的不少见解都是作者经过认真研究、独立思考后慎重提出的。值得引起重视。
它们至少为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材料，尤其是第一手材料，这对我国学术界较全面和具体地了解现代西方哲学有关这方面的理论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之进行研究，应当说是一种贡献。
在西方近现代哲学中，主体性概念是一个最常见、然而又最模糊的概念。
它究竟指什么，各家说法往往大相殊异。
以致对同一个哲学家，有的人认为他是倡导主体性的哲学家，有的人却认为他是反主体性的哲学家。例如，萨特等存在主义哲学家和福柯等反存在主义哲学家都不无根据地援引尼采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他们的区别主要就在对尼采哲学中的主体性作了不同的解释。从反对压抑作为个体的主体的能动性的传统思辨形而上学、特别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派形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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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来说，尼采无疑是一个倡导主体性的哲学家。存在主义者完全可以引他为理论先驱。从反对把作为主体性的人性普遍化和绝对化、反对在主体性的名义下倡导普遍人性的传统人道主义来说，尼采的确是一个典型的反主体性的哲学家。福柯和结构主义哲学家同样可以从尼采那里找到支持自己的论据。尼采如此，许多其他西方哲学家（例如杜威、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等）也有某些类似之处。简单地和笼统地把他们归结为维护或反对主体性的哲学家都可能有失于偏颇。这里主要问题还在他们对主体和主体性概念的内涵各有所指。因此，尽管主体性概念的确是现代西方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但把它当作评价哲学理论的是非成败的尺度显然是不妥当的。
这当然不是说在西方哲学家中没有维护和否定主体性的区别，更不是说主体和主体性概念没有任何确定性，而只是要求人们更加具体和全面地研究和对待哲学家们有关这方面的理论。例如，在当代法国哲学中，萨将和福柯在这方面的理论往往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萨特竭力强调作为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和其自由的绝对性，以致认为人的真实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其自由；他由强调具有绝对自由的人之处于哲学的核心地位而把他的存在主义称为人道主义。福柯则正好相反，他要求以“没有主体的无名体系”
、无主体意识（无作者的思想）
来作为其哲学的出发点。
为了否定主体的权威，剥夺主体作为创造者的作用，或者说否定人的存在在哲学上的优先地位、否定倡导普遍人性的人道主义，福柯继尼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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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称上帝死了之后宣称人死了，人道主义终结了。尽管人们对福柯的“人之死”的自号可以作出各种不同解释。但这一口号的主要意蕴是否定主体中心论、否定萨特等人对人的自由和创造的强调则是毫无疑问的。一般说来，福柯和萨特的观点可谓代表了现代西方哲学家在对待主体和主体性问题上的两种极端形式。具体地研究他们之间的差异和对立，特别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具体的论争，对于丰富和加深我们对于主体性问题的正确理解，是大有神益的。
四、福柯哲学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福柯之受到中国哲学界的关注是随着结构主义在７０—８０年代之交开始被介绍到中国后发生的。
国内外有关现代西方哲学的论著大都把福柯当作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随着哲学界对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发觉笼统地把西方哲学家归属于某一哲学流派有时会出现削足适履之弊。
在被归属于同一流派的哲学家之间，在哲学观点上往往存在着重要区别，以致人们很难说他们真正属于同一学派。海德格尔和萨特无论在中国或西方都被公认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然而两人的哲学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的确大不相同。海德格尔一再声称自己不是存在主义者。这种彼此歧异的情况在通常被当作结构主义的哲学家之间就表现得更加突出了。福柯作为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过去很少有人怀疑。
然而近年来，随着对他的哲学和其他被归属于结构主义的人的哲学的研究的进步，人们越来越发觉他们之间不仅有别，有时甚至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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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
从而对把福柯归属于结构主义是否妥当就有怀疑了。
有的学者由此否定他是结构主义者或另称他为后结构主义者。
莫伟民对把福柯当作结构主义者就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在本书中对结构主义的各种类型的主要特点作了详细的介绍，并一一将其与福柯的哲学观点加以比较，指出福柯与他们之间不仅存在着重要区别，而且在某些方面处于对立地位，因而福柯不是任何一种类型的结构主义者，而是反结构主义者。他的这种观点由于与流行已久的观点相悖，估计难于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同。但也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可谓自成一说。
尽管本书把福柯看作反结构主义者的论断也许不会得到普遍赞同，但过去那种笼统地把他的观点归结为结构主义或用某种类型的结构主义模式去概括他的理论的作法就更是不妥当的。因为这必然会在某些方面扭曲福柯的观点。我个人认为，现代西方哲学家的派系归属只具有笼统的和相对的意义，不仅远远不能表现哲学家的学说的全貌，而且必然在某些方面有所偏离。因为现代西方哲学家往往避免按照某种固定的或权威的哲学模式来从事哲学研究，而大都企图独树一帜。这使任何哲学流派都难以形成或保持统一的观点，同一哲学流派的哲学家之间只是在某些方面具有接近或类似之处。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各种不同学派都在不断自我分化，又不断相互交融。
都处于动荡和重新组合之中。
同一个哲学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意义上可以归属于不同哲学流派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以至人们对哲学家的派系归属难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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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明确的结论。有些西方哲学家由此宣称学派和体系哲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尽管这种说法有过头之处。但就当前西方哲学界的情况说，派系划分的确没有使他们特别关注了。在研究现代西方哲学时，首要的事情似乎不是去划分哲学家的派系归属，而是对他们的理论进行深入和具体研究。
也只有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对他们作出派系划分。
如果说福柯最初是作为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介绍到中国的，那么近几年来，随着后现代主义成为哲学界谈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他又被当作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而受到重视了。
然而，与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