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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有关性欲的话语的变动不居的阐明来说是其次的，甚或是补充性的。他并不拒斥压抑假说，而是要把它放回到１７世纪以来的现代社会中性话语的总体系统中去。他于是提出了一组新问题：为什么性征成了这样一个讨论主题？人们都说了些什么？通过这一话语，权力对性产生了什么作用？在这个话语、其权力作用和它们在其中起作用的快感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它产生了什么知识？支撑这一性话语的那个“权力—知识—快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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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２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制“是什么？
作为替代物，福柯假设：不仅有关总体人口的福利的政治关切，而且有关个体的福利的政治关切，都推动了始于１８世纪末的有关性征的话语的激增。
他用“治安”
（ｐｏｌｉｃｅ）这个词来表示这种关注。通过对福利表示关切，性话语成了生活条件的管理的本质组分，即“生物权力”的一种权力模态。
“戒律”被赶走了，成了两种“生物权力”的一种。
“治安”这个概念向福柯提供了一条汇集有关性征的各种活动的原则，提供了一个贬低压抑在性领域中所起的作用而使这些话语成为可理解的概念手段。
福柯总结说，生物学的生命在１９世纪成了知识、控制和权力的对象，性问题的政治意味在于性被置于肉体的戒律和人口控制的相互交叉点上。因不满于依照生物权力去重新阐释戒律，他还重新阐释了规范化社会，后者不再是惩戒权力的结果，而是成了“集中于生命的权力技术”的结果。福柯用“福利假说”来取代“压抑假说”旨在说明：从１７世纪以来西方文化性领域的主要特征并不是压抑这个事实，而是不断对人口和个人的福利表示关切，即各种系列的对专门问题的关切，这种关切并非一个压抑的计策，也不象马克思主义和左派福利观所理解的，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劳动力观点的要求。
现代文化通常假定性征即为自然本能。
福柯则独辟蹊径，认为性征既是一个话语，又是一个实践，人们能在西方文化中发现其特殊的出长点。说性征被部署了，就是反对了这一通常假定。
由于福柯并不否认性压欲这个事实，那么他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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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人类学主体主义（下）
：人—知识—权力的产物 ９４２
“压抑”所特有的三个策略（禁止、审查和否认）呢？因注意到通常的性话语所忽视的种种事实，福柯质疑了人们赋予给压抑策略的重要性。性压抑时代始于１７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似乎在语言层面上制服性、控制性在语言中的流通，是在现实中完全控制性的前提条件，人们对性及其问题都禁若寒蝉、缄默不语。然而，福柯认为，在话语的层面与范围之内，实际发生的现象恰恰与之相反，形式和目的各异的性话语一直在呈稳步增长的态势，自１８世纪以来更是聚集了极大的能量。在权力自身使用的范畴内，性话语的增殖尤为重要：法律本身便鼓励人们去谈性，多多益善；权力的代表机构下定决心要听到人们谈性，使性暴露无遗。
天主教会拓展了忏悔的使用范围，这是性征在西方文化中的部分生长点。作为一个人的罪行、言语和思想的详尽描述和追忆，忏悔在修道院中既是一种精神践履，又是一种控制手段。凭着把人们的罪恶欲望转变成话语，牧师设法控制人们的罪恶。在中世纪，忏悔并不频繁。但从中世纪起，忏悔手册却规定了需要加以明确回答的有关性行动细节的种种问题，认为这是彻底忏悔所必不可少的。但大特伦特议会（１５４５—１５６３年）之后，天主教会的忏悔实践发生了显著变化，中世纪的忏悔手册，有不少到了１７世纪还在用，但其中对有关性行动的细节问题作出明确回答这种要求被一点点遮掩起来了。到１７世纪，人们愈来愈强调要谨言慎行。虽然这一变化似乎支持压抑假说，但福柯注意到，伴随这一谨小慎微而来的是忏悔频率的增加、自我检验的严格性的提高以及不洁之罪恶的更多强调。于是，虽然语言净化了，但对肉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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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２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之罪的忏悔范围却愈加拓宽。这主要是因为天主教会愈来愈强调肉欲的所有蛛丝马迹：思想、欲望、意淫、享乐、灵肉等，把它们都引入了忏悔与指引的过程，尽管性不能冒昧地提及，但性的方方面面、种种关节、种种影响则必须追根寻底。
福柯在Ｍ。德。萨德的非忏悔式著作《索多姆的１２０天》和１９世纪末维多利亚时代无名氏作者的《我的秘密生活》中，发现了把性转变成话语这一过程的连续性。这两本书都响应了“说出一切”这一责戒，前者谈到了禁令：必须详尽地讲述一切，衡量你所说的激情对你的举止与性格产生何种影响，全凭你是否愿意做到毫不隐瞒任何细节；后者则把无名作者的生活的细枝末节都详尽无遗地描写出来了，尽量涉及他的性生活中的奇遇、快感及肉欲。对我们来说，他似乎是Ｓ。马库斯所说的“别一种维多利亚人”
，是他所处时代的清教主义的反叛者和以后更为启蒙的时代的先驱；他同样是一个谈论性的漫长传统的代表人物。
但是，把性转变成话语的这种技巧并不局限于基督教精神和色情文学。
从１８世纪中时起，世俗权力也愈来愈关注性。
人们不可能不谈性，不可能不在公众面前谈性，且谈论的方式也无所谓正当或不正当。
由于世俗权力不能轻易地谈性，因此基于道德和理性之上的新语言、新话语必须发展起来。但这并不是人们对知识进行无私的追求，而是认为性必须纳入功利系统，为了大众的更大利益而加以节制，使它按照最适宜的条件运作。因为性是人们所驾驭和支配的事物，它本属于一种公开的潜资，需要种种管理程序，必须由分析话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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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人类学主体主义（下）
：人—知识—权力的产物 １５２
关照。诚如上面所说的，在１８世纪，性成了一个“治安”问题，这并不指对性的抑制，不是苛刻的性禁忌，而是有条不紊地竭力增强集体与个体的力量，借助于有用的公众话语对性进行必要的调节。于是，性与人口问题一起进入了公众领域：人口作为财富和人力，人口在它自己的增长与它所生产的资源之间要保持平衡。政府认为，自己并不简单地处理“臣民”
，甚或“人民”
，而且还处理人口的出生和死亡率、生命周期、能育性、健康状态、发病率、饮食居住方式等。处于人口这一经济和政治问题中心的便是性：人们必须分析出生率、结婚年龄、合法与非法生育、性关系的早成和频率、避孕实践的本质和程度等。人口增长不再是一个毫无疑问的善事。但是，一个社会要是始终如一地认定自己的未来与富强不仅仅系于自己国家的人数多少、正直与否、婚姻规则如何、家庭组织如何，而且取决于每个人如何利用自己的性，那么这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这种社会不仅把整个人口的性行为当作分析对象，而且还当作干预的目标。最根本的是，国家必须知道其公民的性及其享用问题，而且每个人也必须能控制其性的享用。性成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一个赌注（ｅｎｊｅｕ）
，甚至是公开的赌注；在性之上结成了一张有关话语、知识、分析和命令的网络RG。在儿童的性问题上，情形也不例外。人们经常认为，古典时代把儿童的性问题打入了冷宫，在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或小汉斯的性焦虑引起人们的重视之前，儿童的性冲动未予承认。福柯虽然承认在维多利亚时代，在可尊敬的人们的圈子里很少谈性，并在某些情形中能假定儿童缺乏性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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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２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但福柯还是反对这个看法。因为，与缄默相反，人们对性一点也没有少说，只是说话方式大不相同，说话人不同，出发点不同，预期效果也不同：从１８世纪下半叶开始，医生和教育家们发起了阻止儿童手淫的运动；学校的建筑设计、戒律规则以及整个内部组织都特别关注儿童性问题；家庭在儿童性征问题上的医学和教育设想；儿童性教育的运动。
在１８世纪，儿童性问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医生们不仅为教育界提供咨询，而且还与学生家长交换意见；教育家制定规划后送交当局审阅，教师们从道德和医学的角度向学生发出警告。
说儿童性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并不仅仅由于教育家、医生、牧师和父母都在谈儿童性问题，而且还在于儿童自己也在谈性，从而形成了一个性的话语网。
在贬低了通常赋予给压抑策略的重要性以后，福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成人与儿童被剥夺了某种谈论性问题的方法，此话也许不错，因为这种方法太粗糙了。
但这只是教育家、医生和管理者的性话语的对等物，并且可能只是为了使这些话语发生作用的必要条件；这些话语各种各样，相互交错，微妙地分成等级，并在一堆权力关系周围有力地被联结在一起RH。如此，性谈话在１９世纪的沉寂不应被看成所有性话语的沉寂，而是权威和有识之士为这种话语的增殖和流通创造了一个空间，因此，这并不是一个禁令，而是性话语的生产机制。对福柯来说，重要的正是谈论性的某些方法的审查与性话语的增殖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总之，福柯并不把审查看成压抑所有性话语的一种机制，而是认为它影响了性话语风格并规定了话语始源的一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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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人类学主体主义（下）
：人—知识—权力的产物 ３５２
尽管福柯认为精神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压抑假说”的流行，并敌视有关性征的精神分析，但他自己对压抑策略的分析以及性压抑的宣称与弗洛伊德的压抑观的特殊译解之间具有惊人相似之处。诚如德勒泽所说的，心理压抑并没有停止被压抑素材的重复，而是以不同方式促进了这种重复，因为性压抑这个宣称使得谈论性这个纯粹事实成了一种故意的犯禁。因此，压抑是一个能决定被压抑素材的表达形式并推进其重复的机制。经仔细联想，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心理压抑观对应于《监督与惩罚》中的监狱成败观，即从监狱的草创岁月起，监狱的失败已经导致人们重温监狱的初始梦想（即监狱作为犯罪教养所）
，而不是要求取消监狱。
自１８世纪以来，性一直激起人们的热烈讨论。
这些性话语从未脱离权力或者在与权力相对抗的情况下增殖，而是恰恰在权力范围内并作为权力运作的手段。性从隐秘处被赶了出来，被迫以话语的形式存在。从强迫每个人把其性征转换成永恒话语的单一强权到经济、教育、医学和法律领域中鼓励、抽取、分配并使性话语制度化的多元机制，我们的文明已经要求并形成了许多连篇累牍的冗语。也许其他社会从未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积累这么多数量的性话语。有可能，正是在我们自己的社会里，性得到了关切，这种关切喋喋不休和忍无可忍RI。但是，福柯在此并非谈论有关性的一种话语，而是谈论由运作于不同机构中的整个系列的机制造就的许多种话语。中世纪在肉体和赎罪的苦行实践等论题周围组织了一个明显是单一的话语。与此不同，近几个世纪以来，这一单一性被打破了，性话语到处散布，并在以人口学、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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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２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和政治批判为形式的独特散布的说明中增殖。这是性话语增殖、性征散布以及“性倒错”的多重灌输的时代。我们的时代开创了性的多相性。
然而，如果假定这仅仅是性话语在数量上的增加，那就错了。确实，数量是增加了，但许多中心向外散布了，各种话语都源于这些中心，中心的形式也多样化了。因此，在性的周围，是一整张手段多变、特定的、强制它向话语转化的网络。其中所蕴含的并不是始于由理性时代强迫人们谨言慎行的大规模审查，而是有条不紊地、多形态地对话语进行的激励。把性转变成话语并不是盲目的、随心所欲的，而是要把经不起严格的生殖经济检验的性征形式从现实中排除掉，否认非生殖的活动，排斥偶然的快感，减少或摈弃不以生殖为目的的实践。法律、精神病学、教育学、医学和伦理学都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它们都是旨在构建一种经济上有用、政治上保守的性征。
到１８世纪末，除了习惯和人们熟知的信仰外，教会法规、基督教的牧师教义和民法这三个主要的法规支配着性实践。
它们都关注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区分，都以婚姻关系为中心：婚姻关系的义务及其履行的程度，合法或非法的行动和姿态，性行动不允许的时候，可忍受的暴力程度。禁止和劝告围困着婚姻性征，它远比其他性征形式谈论得多，一直处于监视之下。
鸡奸和儿童性征等其他形式当然被谴责为非法的、“反自然的”
，但人们对它们的注意不及婚姻关系。
然而，凭着１８世纪末和１９世纪的话语说明，形势发生了逆转。
婚姻关系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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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人类学主体主义（下）
：人—知识—权力的产物 ５５２
充当标准，但愈来愈少为人们谈及，调子也变得日益缓和，因而它们在私下变得更加隐蔽。曾经作为拘禁对象的淫荡者（超出婚姻关系的）现在很少受告发。人们对非婚姻关系（儿童、疯子、罪犯的性征，同性恋者的淫荡、怪诞、沉溺、躁狂或狂思）表示出空前浓厚的兴趣。有关“非自然”的新想法开始出现，并且第一次与愈来愈少受到谴责的“非法性”
（如通奸或强奸）区别开来。尽管它们同样受到谴责，但它们也受到了人们的倾听。这种“性倒错”现象属于一种边缘性征，它们依次被命名为“道德罪恶”
、“生殖神经病”
、“基因本能的偏差”
、“变性”或“肉体失衡”。
边缘性征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一事实可能意味着道德准则的放宽。确实，随着法律愈来愈遵从医学，性冒犯在１９世纪的受罚就愈来愈轻。但是，我们也可以把产生于医学的研究和监视机制的加强看成一种严密控制。也许，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教会对婚姻状态的干预以及对抑制生殖的“欺诈行为”的抵制已不是那么坚决了，但医学及其追随者已经有效地进入婚姻关系。从“不完全的”性实践中产生了一整套新的有机的功能或精神病理学；所有相关快感都得到了分类，并被并入“发展”和“本能骚动”的观念中。医学开始担负起管理性的任务。
福柯明确指出，也许在这里需要考虑的，并不是放纵到什么程度或压抑了多少东西，而是使用了什么权力形式。事实上，此处所使用的权力作用不是压制的，它包含了四个运作，截然不同于简单的禁律。首先，血亲婚姻的古老禁律以及对通奸的惩处是一个法律和惩罚问题，但在１９世纪，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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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２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的性征并不简单地象通奸那样受禁，儿童手淫也不是违法的，而是需要医学治疗或父母的戒律，医疗—性的一整套规则控制了家庭环境。
“乱伦”
的禁律设法通过对它所谴责的事物作尽可能多的控制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儿童性征的控制则希望通过对它自己的权力以及它所指向的对象作同步放纵以达到目的。显然，这两种情形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权力机制。其次，对边缘性征的新迫害需要合并各种性倒错，重新划分个体的人。先前，在古代民事和宗教法规中，同性恋行为是必须加以禁止的，是这些法规的司法对象。但在１９世纪，同性恋不再是一种纯粹的“鸡奸”实践，同性恋者成了一种内在的阴阳合体生物、心灵的雌雄同体。
鸡奸是一个暂时的偏差；同性恋者是一个种类。
所有那些轻度的性倒错者无不如此。
在这里，权力机制的目的不在于压制，而是提供一个经过分析的、可见的和永远的现实，对每种变态性状态进行详细说明和局部的巩固。再次，与旧禁忌相比较，新的权力形式为了自己的运作需要表现出坚定、关注和好奇；它以逼近为先决条件；通过检查和坚持不懈的观察来进行；靠逼近人们坦白的提问及藏在这些提问背后的隐秘性来取得话语的交流。医学报告、精神分析调查、学校报告和家庭控制似乎都对异常的或非生殖的性征采取否定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