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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他们的职业工作条件或者生活条件把他们固定在特殊地方（住所、医院、疯人院、实验室、大学、家庭）。
通过这种特殊性，他们确信无疑地获得了较为具体的斗争意识。他们也因此而碰到了专门的、“非普遍的”
、截然不同于无产阶级和大众的种种问题。而且，福柯相信他们开始真正地接近无产阶级，因为这是一件真实的、物质的、日常的斗争事情；因为他们经常象无产阶级、农民和大众那样对付相同的敌手，即跨国公司、法律、警察机构和财产投机商等。这就是福柯所说的与“普遍知识分子”相对立的“特殊知识分子”
，其代表人物如Ｒ。奥本海默、萨兹。也许正是原子物理学家身上才体现了从普遍知识分子到特殊知识分子的转折。这是因为他们与科学知识和机构保持这一种直接的和局部的关系，因此原子科学家能作出政治介入；但是，由于原子威胁影响着全人类和世界的命运，因此，他们的话语同时又是全世界的话语。
福柯认为，政治权力追逐着知识分子，不再是因为他们所实施的一般话语，而是因为他们所支配的知识：正是在这个层面上，知识分子才构成一种政治威胁。
特殊知识分子不再是“有关永恒的狂想诗作者”
，而是有关生与死的策略家WE。如果说“普遍知识分子”产生于法律学家和名人，并具体体现在作家（作为普遍价值的代言人）上面，那么，“特殊知识分子”就产生于相当不同的角色，不是“法律学家—名人”
，而是“专家—学者”
，如护士或工程师、精神病学家或社会学家、实验研究人员或社会工人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中，随着科技革命的开展，近几十年来，特殊知识分子变得愈加重要，但同时，也碰到了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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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面临某些危险：如陷于联合斗争的层面并提出局限于特殊部门的要求；听任控制着这些局部斗争的政党或工会的操纵；最重要的是，因缺乏全局策略或外界援助而无力发动这些斗争；以及不为或者只为极其有限的团体所追随。福柯认为那时法国的情形就是这样。
为此，我们必须重新考虑特殊知识分子的作用。我们甚至能说，与其被迫接受的责任性成正比，作为原子科学家、遗传学家、药学家等，特殊知识分子的作用必定变得愈加重要。
福柯相信，重要的在于真理并不外在于权力，或者被剥夺了权力。真理具有自己的世界：真理生产通过多重约束。真理招致了权力的有规则作用。
每个社会都有它自己的真理体制，“真理的普遍政治学”
：即它包含并使之起真的作用的话语类型；使人们把真假陈述区分开来的批判和实例，每个陈述得到支持的方法；为获取真理而提供的技巧和步骤；有关那些被授权说出真的一切的人们的地位。例如，在西方社会，真理的“政治经济学”具有以下五个重要特征：“真理”具体体现在科学话语的形式和产生真理的机构中；“真理”
受制于连续不断的经济和政治要求，社会贯穿着“求真意志”
；真理的话语并不是秘密，而是广为散播的；真理在少数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机构（大学、军队、写作、宣传工具）的控制下得到生产和传播；真理是一个引起政治争论的问题，是社会对抗的场所WF。在福柯看来，现在在知识分子身上必须加以承认的并非“普遍价值的代言人”
，而是与真理机构的普遍作用相关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三重特殊性：他们的阶级地位的特殊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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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于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
；与他们的作为知识分子的条件相关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特殊性；相关于他们自己的社会中的真理的政治的特殊性。
他们在自己领域里的“特定斗争”能影响“真”陈述借以在一个社会里被权力机制生产出来的方法。对知识分子来说，基本的政治作用并不是批判科学可能具有的意识形态内容或弄清他们的科学实践伴随着正确的意识形态，而是认识到确立起一种新的真理政治学是可能的。问题并不是改变人们的“意识”
，或者他们头脑中的一切，而是改变真理生产的政治、经济和机构秩序。问题并不是把真理从每个权力体系中解放出来（因为真理本身早已是权力）
，而是使真理的权力偏离它目前在其中发生作用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霸权形式。
因此，很有必要依据“真理”和“权力”
（而非“科学”和“意识形态”）来思考知识分子的政治问题WG。实际上，早在１９７２年３月４日与德勒泽的对话中，福柯就描述了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命运。每当事实变得不容置疑时，每当只允许说皇帝的新装漂亮时，知识分子就会遭到排斥和迫害。以那些被封住口不准说出真理的人们的名义，知识分子却要向那些仍需弄明白真理的人们谈真理：知识分子是良心、意识和雄辩WH。紧接着，福柯指出，在“五月风暴”后，知识分子发现群众不再需要他们来获取知识：他们很有知识，没有幻觉；他们比知识分子更有知识，能确实地表达自己。然而，有一种权力制度却阻碍、禁止并消弱这种群众知识，它不仅存在于明显的审查权中，而且难以捉摸地渗透到整个社会网络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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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分子本身就是这一权力体系的代言人。因此，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再是为了表达集体性的僵化真理而或多或少地站在斗争前列或旁观，而是参加斗争去反对种种把他们转变成“知识”
、“意识”
和“话语”
等领域中的对象和工具的权力形式WI。在发表于１９７３年５月２６日《解放报》上的会谈中，福柯又指出，知识分子的作用不是去塑造工人的意识（因为这种意识已经存在）
，而是允许这种意识进入信息系统（而非生产系统）
，并参与流通。在镜子作为透射工具的含义上，知识分子象镜子那样起作用。知识分子的知识总是部分地相关于工人的知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认为，理论并不表达、说明或用来应用于实践，理论就是实践。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通常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符合的可能性。
而福柯把历史事件区分为三个特殊秩序：话语、社会和机构实践以及具体体现在社会领域内的种种影响，认为这三者之间存在一种非符合的关系，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原则。
福柯同意德勒泽的观点，认为理论是一个局部的和地区的并非总体化的实践。这是一种反对权力的斗争，旨在揭露和摧毁最为隐蔽和阴险的权力。德勒泽回答说，正是这样，理论确实象个工具箱，为了任何有用的目的而随意使用工具。与权力正好相反，理论并不总体化，理论本质上反对权力，理论是一个增殖工具，并且也使自身增殖WJ。福柯后来在《权力和策略》中，也采纳了德勒泽的观点，认为“理论作为一个工具箱”意味着：首先，被构建的理论并不是一个体系，而是一个工具，并相关于权力关系的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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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逻辑和权力关系周围的斗争的逻辑。其次，只有在对特定境遇进行反思（它的某些方面必然是历史的）
的基础上，才能一步步贯彻这种研究。
W K 在《肉体权力》中，福柯指出，知C识分子不再起顾问的作用。知识分子能做的就是提供分析工具，在目前，这是历史学家的基本作用WL。在《牢房的折磨》中，福柯进一步认为他的所有著作都是工具箱。如果人们想打开它们，那就使用一个句子、一个想法、一种分析，作为一个旋凿或一个扳钳，以便摧毁、消弱和破坏权力体系。而在《关于工具箱：Ｍ。福柯》中，福柯把自己描述为“工具的销售者，处方的提供者，症状的记录者、计划的制作者和测量员以及武器的制造者。”
W M还是回到两种知识分子的话题，看一看萨特和福柯在这个问题上各自具有什么观点。二战后几年内（１９４——１９４７年）
，人们普遍期望社会进步和革命，期望民主重建和复兴。
在法国，以萨特、梅洛—庞蒂和西蒙。德。波伏瓦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者对此抱乐观态度，并且充分确信自己能对社会自由的运动作出重要贡献，认为自己的理论能在塑造西方社会的政治未来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４０年代中叶，萨特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确定知识分子的作用。在１９４７年，萨特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它们后来收集在《什么是文学？
》中。萨特是１８世纪含义上使用“文学”这个词的，即包括哲学、历史和文学。依据二战造成的毁灭性后果和人们对巨大的社会变革的渴求，萨特重新考虑了写作的本性和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的作用。由于知识分子为战争所吞没，知识分子就不能在哲学和美学的真空中写作和思考，而是要把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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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当成行动，这样的知识分子算是“介入”了政治活动。
“知识分子并不简单地是解释世界，而且还能影响和改变世界”
，在《什么是文学？
》中，萨特用《存在与虚无》的哲学术语作出了论证：写作是一种行动，行动揭示了存在。
萨特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作家只与某些阶级集团打成一片，站在这些集团的立场上来审视和把握种种问题，如巴尔扎克代表君主主义，福娄拜代表资本主义，左拉代表民主主义。而在无产阶级社会里，作家则捍卫一切利益。萨特对无产阶级作家的理解符合福柯对普遍知识分子所作的界定。
作家是全人类的代言人，是人类自由和价值的伟大代表。
介入政治事件的作家必须完成三个任务。首先，实事求是地估价听众，估价那些理解力较差的集团（工人、农民、基督徒等）
，以便对症下药，治病救人。其次，寻求影响实际读者的途径和大众媒介，要把分散的、志向不同的听众转变成公众、读者、听众的有机统一体。只有作为公众，听众才能从被动和孤立转变成主动和团体的政治有生力量。最后，把精神共同体转变成真正的共同体。作家创造了公众，知识分子塑造了革命大众，观念塑造了现实，这就是普遍知识分子的基本假定。从萨特用来谈论他与公众的关系的短语中，我们就能看出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权力：“知识分子牵着读者的手，直到他们能看见为止”
、“我们必须提醒他们”
、“让我们教会他们”
、“让我们引导他们”等等。
萨特的理论存在明显的矛盾和局限性。首先，一方面他坚持认为所有个体在本体论上都是自由的，另一方面又说只有知识分子才实际上是自由的。其次，他没有从认识论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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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验证知识分子的优先地位、知识分子的代表性。最后，由于民众力量从来没有机会发表言论，因此人们从未知晓知识分子的见解是否正确。
类似萨特，福柯也把知识与权力、知识分子与意志联系起来了，但是他这样做是为了反对萨特般的普遍知识分子，以赞成特殊知识分子。具体说来就是把分析的层面转移到日常生活的境遇中（在其中，知识分子的作用在实践中与听众密切结合起来，话语蕴函于行动）
，只揭示特殊境遇所固有的统治样式，而不是塑造一个“开放社会”。
福柯把两种知识分子区别开来，是很重要的。福柯的方法能用来识别存在主义知识分子定义中所固有的困难，它以尼采般的方式消弱了有关真理、写作和哲学家的传统的西方社会的假定，它以别出心裁的方式展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然而，福柯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在区分普遍和特殊知识分子时，福柯并没有分析使得特殊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的社会条件，他并没有提及在整个社会（工厂、医院、政府部门、军队等）中传播知识分子作用的那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所发生的变化。福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持一种多元论：如果知识分子被剥夺了总体化理论，而专注于限定机构的边界，那么看来政治抗议也必须局限于个别问题、局部事件。为了支持点点滴滴的改良主义，我们必须抛弃一般的社会变革。福柯认为权力并不产生于中央集权国家，而是散见于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拒斥普通政治学。显然多元论与无政府主义密切相关。
不仅如此，福柯对普遍知识分子所作的陈述本身就是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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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的，他的特殊知识分子的理论是有关知识分子的一般理论。
由于否认一般理论是可能的，或一般理论是真正革命性的，福柯就不言自明地使某个境遇总体化了。
萨特通常认为权力是邪恶。福柯对此不敢苟同。他认为权力不是邪恶，权力是策略计谋，在爱情、教育等实践中，我们要避免施加在我们身上的武断的、无益的、专横的权威带来的统治结果。
笔者以为，无论是萨特，还是福柯，都必须首先解决知识分子的合法性问题。所谓知识分子的合法性，是指知识分子要依据那些验证了特殊活动的原则进行思考。如果知识分子认为，不仅他们自己的活动需要合法化，而且所有社会角色的活动都要合法化，那么，知识分子的合法性危机就避免了，知识分子就能阐述自己的思想怎样能有助于实现自己所提出的目标。然而，由于福柯坚持所有的检验原则都同样可疑，认为任何合法性都是不可能的，因而加剧了合法性危机。
在这点上，罗蒂和德里达也持同样的看法并产生了类似的结果。罗蒂认为，依照社会实践所处的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或理论规范，社会实践无需合法化。在德里达看来，所有的人类活动只是一组早已确立起来的相当有限的可能性中的“游戏”而已。
四、权力决定论
依据福柯的权力分析，就个体偏离社会的规范、准则而言，惩戒技术的目标是规范化，即在分散个体的同时，又使自己的客体个体化。通过规范化过程，权力在社会领域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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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个体，规范化是权力关系的关键，权力关系创造了那些屈从于它们的人们。但福柯并没有告诉我们权力是如何产生个体的。权力产生了个体，创造了人，人是知识—权力的产物。由于认为并不存在高高在上的、处于中央地位的、发号施令的主体，由于坚持权力的确实、生产和肯定特征，福柯因此反对现代性的人类学主体主义。这种主体主义依据颁布法律的绝对主体来设想权力，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个人对权力的反应，什么时候人们接受或拒斥权力的强制性的问题。
在权力研究中，福柯不仅反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霍布斯的利维坦模式WN、黑格尔的主人—奴隶辩证法，不仅不满于Ｎ。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
X E ，而且还对马克思主义表示怀疑。诚如德勒泽所言，福柯实施的理论革命不仅针对资产阶级的国家理论，而且还针对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马克思主义赋予国家（作为权力机构）的那种理论特权形成了它自己关于指导性的、中央化的着手征服国家权力的政党的实际想法，福柯则提出了另一种理论，另一种斗争实践，另一种策略团体XF。福柯认为，权力关系是一个“稠密网络”
，抵抗似乎并不产生变化，而是相同的重复。因此，福柯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以下看法：权力集中在统治阶级手中，被压迫阶级奋起反抗，存在着革命性变化的可能性。由于缺乏任何可供选择的乌托邦，由于没有向人们提供一种改变“永恒的、反复的、惰性的和自我重新生产的权力”的途径，从而把人们引向绝望的境地，因此，福柯的权力理论具有悲观主义的色彩。福柯认为，权力并不处于国家机构内，而是渗入较为纤细的渠道，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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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较为模糊，因为每个人都支配和处理某种权力。福柯对阶级意识、阶级利益、阶级斗争、阶级意识形态所言甚少，因为他并不相信阶级，并不相信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二元结构。
福柯指责马克思主义的权力分析总是包含“阶级斗争”
的问题，却很少注意这个短语中的“斗争”这个词。虽然马克思主义者明确坚持“军事”问题（军队作为国家、武装叛乱、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