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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于４０年代初起研究胡塞尔哲学，并于１９３４年完成了《自我的超越》和《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思想：意向性》这两篇文章。萨特把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称作“现象学本体论”
，即用现象学方法来研究存在问题。
尽管萨特认为现象学必须从笛卡尔的“我思”或胡塞尔的纯粹意识出发，以便克服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但是萨特认为，纯粹意识应该是透明的、无我的，由于胡塞尔把先验的自我放入意识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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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５
而这并不是纯粹意识了。再有，萨特应用胡塞尔现象学意向性原则来说明主客体的关系，但是他指责胡塞尔只停留在对意识本质结构的逐步阐明与明确描写，强调现象学还应该探究意识存在的本体论问题。
梅洛—庞蒂认为，笛卡尔把我思当作真理之源，而他认为真正的我思应是“我思考”下面的“我知觉”
，于是真理之源也就是特殊的、相对的、属人的东西。在真正的我思中，“我思考”并不包含“我在”
，恰恰相反，“我思考”被重新整合进“我在”的超越过程中。梅洛—庞蒂赞同胡塞尔的看法，认为纯粹的、仍然沉默的经验必须有其意义的纯粹表达，现象学的任务不是说明，而是描述。他所说的“我知觉”与可见世界的关系理论对应于胡塞尔所谓的“生活世界”
学说。
然而，他在１９４５年曾批判胡塞尔现象学还原留给我们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不可能进行完全还原。
梅洛—庞蒂还指责萨特避免不了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这两方面无法克服的二元论，因而根本不能理解历史，为此，他提出了一种八面玲珑的模糊哲学，认为存在着的人既非纯“自在”
，也非纯“自为”
，相反，人既是产品，又是生产者，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是必然性借以能转变成具体自由的一个空间。他设法重新统一和揉合自笛卡尔以来愈加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他的哲学立场也就是在现象学和结构主义之间摇摆不定。
总的讲来，在二战前，法国哲学仍然秉承笛卡儿哲学的本土血脉，但在二战后，黑格尔哲学被新康德主义排斥之后又突然出现在法国哲学的舞台上，法国哲学开始与传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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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决裂。
当黑格尔在１９世纪３０和４０年代主宰德国哲学时，法国人还是很少注意到黑格尔，那时的法国没有黑格尔著作、学派、弟子、研究者。
占统治地位的仍是笛卡尔和康德哲学。
但在战后岁月里，决定性的哲学事件正是黑格尔辩证法和历史哲学的发现。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译成法文并介绍给广大法国读者以证明这部著作的力量和真知灼见，正是Ａ。
科热夫和Ｊ。伊波里特的功劳。科热夫于１９３—１９３９年在高等研究实践学校开设了黑格尔课程。
Ｒ。阿隆、Ｇ。巴塔耶、Ａ。科伊尔、Ｐ。克洛索斯基、Ｊ。拉康、Ｍ。梅洛—庞蒂、Ｅ。
韦伊和Ｆ。费萨尔等人都听过这门课程。由于黑格尔哲学的得宠，“辩证法”这个词也从１９３０年以前的被贬（“假象的逻辑”或“赘冗哲学”）转为１９３０年以后的被褒（“超越分析理性或机械论的工具”）。从那时起，由黑格尔复兴带来的法国意识的动摇和改组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法国哲学的许多重要发展。
《精神现象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复兴、萨特存在主义以及６０年代结构主义的理论渊源。
梅洛—庞蒂曾颇为自信地指出，马克思和尼采的哲学、现象学、德国存在主义和精神分析法等过去岁月的所有伟大哲学想法都肇始于黑格尔哲学。正是黑格尔才尝试着探索非理性并把非理性整合进一个拓宽了的理性中。黑格尔的任务仍然是梅洛—庞蒂等人的任务①。他断言，如果我们仍然献身于一种新颖的古典主义、一种有机的文明，而同时又不失敏锐的主体性感觉，那么在设法遗忘其黑格尔渊源的忘恩负义的学说与黑格尔渊源本身之间重建一种关连，就成了最为迫切的文化任务。
②
存在主义是资本主义危机时代的危机哲学。萨特存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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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７
义同当时法国的社会气氛相当吻合。战后法国因惨遭德国法西斯的蹂躏，种种社会危机日益加剧，法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生活在恐惧、孤独、沮丧之中。他们的尊严受到肆意践踏，他们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他们的基本权利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所谓的良心、责任、生命价值以及善恶、美丑、真假等标准都受到了无情的怀疑和质难。针对部分地由战争造成的“大众意识”
，针对战后普遍存在的悲观情绪，存在主义弘扬了具有独创力的主体性，及时地探讨了“生存的价值”
、“人生的意义”
、“价值标准”等问题。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它赋予人以一种神圣地位，以取代上帝的角色。萨特认为，人是被判定为自由的，但自由内含于行动的结构之中，行动就是自由的体现，自由行动最为重要，而行动又意味着选择。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萨特又坚持人必须为自己的自由和行动承担责任，而且还要为全人类负责。
由于处于特定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因此投身政治活动，作出政治承诺，就成了法国思想界的一个共同特征。
二战后，左派知识分子成了意识形态宣传的喉舌，霸占了思想阵地。大量知识分子发现“抵抗运动的政党”
（法国共产党）有助于他们从政治上投身到似乎已经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社会中去。
连大战前在《存在与虚无》中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萨特也一反常态，转而全心全意地支持共产党。也许，战后大量知识分子投入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对自己出生在资产阶级大家庭里有一种负罪感。于是乎，救赎这种罪恶的适当途径就是参加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政治活动。这一点在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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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特身上得到具体体现，西蒙。德。波伏娃曾回忆说，由于萨特参加过抵抗运动，曾当过战俘，因此他能懂得历史和行动的意义，其结果就是萨特在战后热衷于共产党。
在理论上，从１９４５年—１９５５年，以萨特和梅洛—庞蒂为代表的法国年轻知识分子致力于把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
“实践”成了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间法国学术活动中的关键词。梅洛—庞蒂指出，马克思认为实践是意义的场所，人们借助于实践组织起与自然和他人的关系，因此，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巨大发现。萨特也认为，凡真的都是实践，凡实践都是真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自由法国运动后大约３０年间，法国执马克思主义研究之牛耳，其他西方国家无一能望其项背。
怀疑主体性（１９５６—１９６０年）
然而，知识分子在接近法共时，逐渐发现了自己的失望。
Ｃ。勒福尔描述了共产党施加在左派之上的“意识形态恐怖”
以及一些进步作家依附于斯大林主义的现象。勒鲁瓦。拉迪里埃也指出，不仅斯大林主义的勇敢批判者，而且共产党内部，都受到了“理智恐怖主义”的威胁。
１９５６年是西方共产党世界发生戏剧性危机的一年，思想压制的局面开始扭转。
１９５６年１月法国政府决定在阿尔及利亚殖民地实施“绥靖政策”
，在投票赞成这一政策的代表中，共产党人占了４５５名。对某些共产党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殖民措施产生了大量的道德问题。尤其是萨特在一篇文章中义愤填膺地抨击了Ｇ。摩勒政府，控告它出卖自己的盟友、选民和全体法国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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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９
１９５６年６月，《世界报》发表了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罪行的报告。尽管对许多人来说，这破灭了人们对斯大林体制所抱的幻想，但大量共产主义者并不相信这个有关集中营和大清洗的报告。
如果这个报告不足以使大量共产主义者醒悟，那么，１９５６年１１月的匈牙利事件则使许多人退出了法共。
而戴高乐政府进一步鼓励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从而推动了学术界否定斯大林的过程。
这些政治事件导致了知识分子在哲学上去反对存在主义和人道主义。法国知识分子认为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老大哥之所以让人们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究其原因是它夸大和膨胀了一种意识形态上堕落的主体性。由于他们进一步把这种主体性归咎于人道主义，因此，存在主义哲学这一主体性哲学在肃清“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运动中首当其冲，这段时间是法国哲学思想发生和完成重大转折的时期，主要标志是存在主义思潮从此衰落了。必须指出的是，法国知识分子是从资产阶级正义、人权的角度出发来批评斯大林政权的，尽管他们在批判和脱离法共时并没有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他们不理解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远离主体性（１９６０—１９６８年）
如果说在１９４５年时黑格尔哲学被奉若神明，那么到１９６０年时它已开始失宠了。Ｇ。德勒泽在《差异和重复》（１９６８）
中描述了当时反黑格尔主义的思想气氛：差异和重复已取代了同一与否定、同一性与矛盾。福柯也在《话语的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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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序》（１９７１）中认为，无论是通过逻辑学或者认识论，还是马克思或尼采，当时的人们都想方设法脱离黑格尔。在《词与物》中，福柯认为尼采早就作出了根除人类学主体主义的第一次尝试。
人们还把黑格尔辩证法谴责为最大的哲学虚幻。
由于受到海德格尔的影响，人们对黑格尔辩证法持敌视态度。
因为在《同一与差异》中，海德格尔指出，对黑格尔来说，思之职责是产生作为绝对概念的思想，而对海德格尔来说，思之职责暂时是形成作为差异的差异。
在法国哲学舞台上，取代存在主义的是结构主义。因对主体性、意识形态和斯大林主义的失望，许多知识分子脱离了政治、文学和人文科学，走下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的讲坛，躲进幽静淡泊的书斋里去了，从事以获得科学真理为目标的科学研究，于是许多明显不具意识形态色彩的“科学”
主题（如认识论、人种学、心理分析法、语言学和一般人文科学）开始得宠，结构主义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这个需要。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１９６２年）和《神话学》三卷（１９６４、１９６７和１９６８年）
、阿尔都塞的《致马克思》（１９６６年）和Ａ。
Ｊ。格里马的《结构语义学》（１９６６年）
以及普郎兹（Ｐｏｕｌａｎｔｚａｓ）出版的《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１９６８年）
都是当时结构主义的代表作。
尽管结构主义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运动，但它提出的问题却截然不同于二战后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如“历史事实上能还原为历史主体的行动吗？”
、“主体不是社会力量的产物吗？”
、“语言难道不比意识更好地说明了人类精神吗？”
、“难道并不存在一门形式的或者至少普遍化的脱离了释义学的人的科学吗？”
等。
阿尔都塞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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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１１
有感触地说，“教条主义的终结带来了真正的研究自由”。
５０年代末和６０年代初的知识分子不再执迷于喋喋不休的乏味的人道主义和政治说教，无情地怀疑了意识哲学和释义学在人文科学中的特权。结构主义使用共时性去反对历时性，凭借语言去反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主体，借助于形式和一般的分析去反对释义学。
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似乎既是向存在主义思想发出的挑战书，又是结构主义登上法国哲学舞台的宣言书。
该书最后一章有力地攻击了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并开创了一个直到１９６８年５月才消退的新的争论时代。
不同于萨特，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语言并非真理的障碍，人类精神并不体现在意向陈述中，而是体现在隐匿的结构中，语言的可理解结构位于完全的无意识结构中。广而言之，结构分析能理解诸多社会现象。列维—斯特劳斯号召哲学家们驱除由笛卡尔投射到人文科学上面的符咒：倘若要在别人那里获得自身的认可这一由人类学归给人类知识的目标，人们必须首先在自身中否定自我。但是，只要存在着一种以我思为出发点的主导哲学，那么我们就不能获得和理解人的科学。如果对胡塞尔和萨特来说，笛卡尔是哲学必须模仿的模式，那么对列维—斯特劳斯来说，笛卡尔是人文科学必须加以拒斥的最为令人反感的幽灵。
返回主体（１９６８—直到现在）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叶，随着结构主义的广泛流行，其内在缺陷和矛盾也不时显露出来。Ｊ。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１９６７年）
中指责结构主义拘泥于整体的连贯性和完整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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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漠视非整体；夸大必然性，拒绝偶然性；只讲体系，不谈个体和个性。在《哲学的边缘》（１９７２）中，德里达用“延缓”
概念摧毁了结构主义固持的总体阅读和描述的共时性神话。
巴尔特认为，结构主义的能指与所指、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二元区分有碍于人们对文本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并在许多场合用游戏和实践概念来取代结构概念，把文本及其意义看作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运动过程。
德勒泽和Ｆ。葛达利合著的《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１９７２年）以及Ｐ。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大纲》（１９７３年）
都表明结构主义无法提供对历史文化的政治说明，忽视体系的历时性，忽视有欲望的、实践着的社会主体。于是，在６０年代中期，随着批评意见的不断提出，结构主义内部发生了变化，实现了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转变。通过从特殊角度解读弗洛伊德、尼采、马克思等人的思想，后结构主义复兴了实践、主体性、历史行动、动态发展等问题，认为主体不再是古老的先验意识主体，而是以语言和文字为媒介的欲望主体。德勒泽的欲望哲学导源于尼采并以推翻柏拉图主义为已任，他把具有生产性和创造性特征的欲望观念与具有匮乏、痛苦特征的柏拉图和基督教式的欲望观念对立起来了。如果说结构主义结束了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那么后结构主义则终止了结构主义的潜在的形式化倾向。
当然后一次转变没有前一次那样剧烈、彻底，而是一次内部调整。
“五月风暴”
又加速和促进了这次内部调整。
１９６８年５月发生的一连串令人震惊的政治事件，成为战后法国历史上最动荡不定但又缤彩纷呈的一个月。
１９６４—６５年，法国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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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３１
战后第三次经济危机，１９６７年又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衰退，失业问题严重，物价飞涨，财政赤字惊人，各种社会矛盾加剧。事件是６８年３月２２日从巴黎大学在农泰尔市郊新建的一所设备简陋的分校中的大学生骚乱开始的，５月３日蔓延到塞纳河左岸的整个巴黎大学。学生们的不满情绪由来已入，许多人对学习的目的感到忧虑，对今后的前途感到渺茫，于是，过分拥挤的学习环境和严厉的的考试制度完全成了不满情绪冲击的合理靶子。但是，这个事件的广泛性和破坏性却出乎人们的意料。
５月１６日，工人也加入了学校的反抗队伍，工人要求减少工时，增加工资。由于学生与工人的紧密合作，罢工运动甚为高涨。
５月２４日起，起初置身于运动之外的广大农民也开始进行示威，全国陷于一片瘫痪之中，政府的权威业已崩溃。
戴高乐的“５月３０日声明”
是一个转折点，到６月初，整个事件基本上平息下来了。由于在整个过程中多种政治力量交织在一起，因此，很难判定这种运动的性质。但是，毫无疑问，“五月风暴”实质上是法国人心中压抑已久的不满情绪的喷发，是对法国统治阶级的有力打击，否则，一项削弱教育部权力并使中等学校体制民主化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