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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备的阵营中，君臣关系、将帅关系之融洽，是中外历史上少见的。早至刘备访诸葛亮，有如鱼得水之感；晚到白帝城托孤，有死而无憾之叹。刘备集团是三国所有争霸势力中内部团结得最紧密的一个集团，这一集团之所以由无到有，由弱至强，与深交原则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结果，实质上与刘备善于运用深浅韬 略的素养有关。刘备与庞统等率军进军益州，庞统提供了三大对策，刘备取其中策，就是基于深浅韬略。尽管刘备的选择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却能反映他本人的决策思想，得人心之浅而行动目的之深是相矛盾的，有风险的。刘备的退出襄樊，进兵江陵过程，也反映了这一思想基调。至于董卓之用吕布，曹操之逼荀彧，孙 权之责陆逊；袁术之待孙策，刘表之遇刘备……则表现了很大的失误，当然，造成后果也是严重的。
三国韬略家吸收了古人的深密、深藏思想，保障了重大决策的胜利前提。荀彧的奇策密谋，贾诩的藏而不露，邴原的隐夺君意，周鲂的密不透风以及无数类似的史实，具体地、多方面地继承、丰富了古人的深藏思想。深藏原则的运用在三国时代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堵绝了间谍之路，赢得了变化的主动，弥补了己方的缺陷，营造了虚张的声势。以弱胜强，以小击大，以寡敌众的胜利，无一能离开深密原则的执行。
深浅韬略在实践上的运用程式是，以深击浅，以深对深，变幻深浅，深入浅出。
孙坚大败董卓、曹操入主兖州、周鲂击获彭绮、司马师扑杀李丰、魏平诸葛诞等事件，胜利的一方无不运用以深击浅的深浅韬略原则。
每当有关双方都能发挥智囊决策之时，都能正确运用深浅韬略之际，一方改变另一方的唯一办法，就是以深对深。韬略家与决策者之间的关系，都是属于这一类型，这是内部双方的一种以深对深。至于外部，刘备从曹操、袁绍阵营中脱离，诸葛亮动员孙权主战，即是成功的例子。
至于深浅变幻，在高明的韬略家手中，更是运用自如。贾诩的人生经历，择主态度；荀彧、许攸的弃暗投明，改弦更张；张松、法正的易帜；曹操、司马懿的密谋……都表现了深浅形迹与手法的变幻。
而深入浅出则表现了韬略家的从容和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天下大事成于细，天下难事成于易，细与易是向着大与难的方向，浅是为了完成和实现深层的计划。曹、刘、孙三大集团的发展过程，即是深入浅出，由浅致深的过程。
三国时期，深浅韬略也充分体现在韬略家的个人素养上，其中深沉如曹操、司马懿，深思如诸葛亮、荀彧，深邃如高堂隆、谯周，深奥如程昱、贾诩、郭嘉…… 他们对于历史、典籍、现实、未来的那种深入思考和深切体察，表明深浅韬略作为行动的准则，已化入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灵魂深处之中。
挟雷霆而行：攻守论
攻与守，就是战争中的进攻与防御。三国时期，战争频繁，军事韬略人才辈出，攻守的理论也有长足的发展。
从攻的角度而论，三国韬略家们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状态，攻的方式、内容、形态、途径都有了全新的尝试。
两军相抗，基于实力的拼搏，力攻是战争的基本内容，是取胜的前提与保障。各大军事集团无不想方设法增强实力。扩大兵员，以便进行正面的打击。但三国时代的心攻，却别具特色，与力攻相辅相成，在某些时候，甚至比力攻更富成效。因为人们认识到，“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 （《三国志·马良传》注引《襄阳记》）郑浑在平乱中，发动百姓，以牙还牙，教育匪民，立功赎罪，广开降路，孤立梁兴。强大的心攻威力，使匪首梁兴的部下逃亡殆尽，在夏侯渊和豫章郡兵的打击下，梁兴终于被杀，匪患荡平。张辽以病危之躯、远征东吴。以其威名，使吴军闻风丧胆。实际上，曹丕命张辽南征，采用的是一套攻心韬略。田豫在南阳太守任上，以攻心之法，使囚犯效力，以致盗贼解体，郡内清静。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攻心为上，采用的是马谡和抚怀柔、征服其心的策略。笼络各族豪帅，使各族自治，征其强壮者为兵，取其贡赋，弥补蜀汉财政。攻心政策的成功，使得蜀汉在北部边境对魏作战能够全力以赴。张嶷执行诸葛亮的南中策略，恩威并施，攻心为上，成功地解决了越嶲郡少数民族反叛事件。
与力攻、心攻形态相接近的是战攻、势攻。通过作战形式达到既定目标是三国时期显著特点，因为外交途径、政治途径都不起作用了，只有诉诸武力。一旦武力十分强大，各方面又占有绝对优势时，势攻就成为可能。曹操、刘备、孙权三大集团均十分成功地运用过势攻。在强大的声势面前，敌手或缴械投降，或落荒而逃，或化敌为友，或跪迎称臣。曹操扫荡群雄，统一北方，就是利用军事上的强大，政治上的主动，以顺击逆，事半功倍。刘备攻入益州，刘璋不战而降，前提就是刘备击斩刘璋干将，长驱直入，声势显赫。刘璋感到大势已去，只有投降。关羽挟势而攻，大破曹军。西晋顺江而下，多路出击，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吴国很快被剿灭。三国时代，攻战之际，常常发挥势攻的作用，所谓“传檄而定”，就是以势攻人。势攻的前提和条件是战功，否则势亦不成，功也不立。
火攻与水攻的方式，在三国时期得到充分的运用。三国时期几次重大战投中，都曾巧妙地运用过火攻。皇甫嵩利用火攻，以弱胜强，摧毁了波才黄巾军，使黄巾军死亡数万人。官渡之战，曹操两次袭击和焚烧了袁绍的军粮军草，捣毁了袁绍的后方基地乌巢，釜底抽薪，使袁军由此走向崩溃。曹操统一北方，这是一场关键性的大决战。孙吴与刘备联手发动赤壁之战，火烧曹军，使三国鼎立的局势成为可能。猇亭之战，陆逊火烧刘备营寨，使刘备的惨淡经营毁于一旦，三国鼎立的格局最后完成。至于水攻，更是十分普遍。公孙瓒破青州黄巾军，就是使用半渡而击的策略，利用水的特性，取得成功。钟繇大破郭援，也是以未济而击取胜。周瑜发挥水军优势，阻曹军于赤壁。关羽水淹于禁七军，声威显赫。曹操听取荀攸、郭嘉之谋，决泅沂之水灌下邳，使吕布束手就擒，解除了一大劲敌。在冷兵器时代，韬略家们借助于大自然的力量，增强自身的打击力，取得了人力难以企及的成功。
除了以水火佐攻之外，三国时代的攻战主要依靠攻其无备、攻其所必救、攻其所不守的谋攻。曹操大破于毒的用兵韬略，就是攻其必救，使得围困东武阳的于毒军队回救其大本营，曹操乘势进军，取得眭固大捷。公元215年，夏侯渊进攻韩遂，韩遂退走略阳城。诸将认为应当进攻兴国城的氏族兵，以便肃清略阳城周围的韩遂势力。而夏侯渊却率军攻打羌人聚居、防守薄弱的长离。迫使韩遂军因内部羌人之危出兵相救，结果放弃险要，到平原交战，被夏侯渊打得大败。此外，孙策攻取会稽，是攻其无备。曹操攻杀吕布，是攻其未固。
从守的角度而论，三国韬略家们化被动为主动，变消极为积极，守其所必攻，使敌不知其所守，因此，守而必固。
作为防御的一方，一旦发挥内在的最大潜力，人自为战，以一攻十，就能使守地固若金汤。三国军事家防御韬略的重大理论贡献，就在于分人之兵，以攻为守，此守彼攻，借力而守。将单纯的防御改变为进攻中的防御，战略上的防御，战术上的进攻，军事上的防御，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的进攻。
官渡之战，曹军以弱胜强，反守为攻，关键在采纳荀攸分人之兵的策略，声东击西，伪装要渡河进攻袁军的后方。袁绍中计，急忙中调部队西进迎击曹军，而曹操乘机引军东袭，援救白马驻地的曹军，阵斩袁绍大将颜良，大破袁军。诸葛亮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北伐曹魏，在战略上采用的是以攻为守计策。而袁绍计夺冀州，孙策攻取会稽，曹仁击走刘备，乌巢袁军之败，杜畿河东之行，邓芝出使东吴，邓艾、钟会灭蜀之战……都是此守彼攻，或此攻彼守，守攻相佐，以守助攻，以攻坚守。至于借力而守，使攻者见势而走，则运用得十分普遍，这也是三国时期各种力量发生逆转、各大集团内部、外部重新组合调整的—大原因。
此外，当一方力量不足时，就采用守势，养精蓄锐，以待时机后转守为攻，弱守强攻、却防勇战，丢卒保车，张机设阱，努力削弱敌方的强大攻势。张辽守合肥，先战后守。贾诩向李傕、郭汜献计，要求深沟高垒坚守长安，是先守后战。曹洪守潼关，以不守致败。司马懿扼秦川，以坚守为胜。守之艺术，变化无穷。三国时期的历史表明，不以战为胜，不以守为败，而是善战者胜，善守者成。
《孙子兵法》对于军事上的攻守也有过不少理论性、原则性的论述。孙子认为： “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者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形篇》）孙子的意思是，那些善于用兵作战的人，总是首先设法使自己不会被敌人所战胜，然后等待敌人暴露问题，以致出现那些能被我方战胜的机会……我方之所以能不被敌方所战胜，在于采取了守势，在于防守的严密和完备；敌方出现可胜之隙、可乘之机，有可能被我方战胜，就要靠采取攻势，采取那些行之有效的攻势。决定是否采取攻守，要看兵力状况，我方兵力不足时，就采用守势；而兵力有余的情况下，则采用攻势。善于防守的将帅，隐蔽自己的兵力，如同藏于深不可知的地底一样，使敌人无法察觉；善于进攻的人，调动自己的兵力如同降自高不可测的天穹，使敌人猝不及防。所以，既能有效地保全自己，又能夺得全面的胜利。
综观三国时代的攻守实践，已经突破孙子攻守原则的禁区。由于形势的逼迫，三国韬略家们必须考虑以弱攻强，以寡击众，以轻击重，以不足击有余的问题。并且往往在许多场合，均是以不足击有余，最后夺取胜利。可见，攻守本身并不决定成败，成败取决于对攻守稻略精髓的体认。
军事上的攻守往往显得比较清楚，政治、外交上的攻守，则更加隐秘复杂。攻守不仅是一门军事艺术，同时也是一门政治、外交艺术，曹操迎天子，是守，可是守中却隐含着攻，而这种攻，绝不是一般的军事战术，其攻势之强大、凌厉，只有目睹全部三国韬略的历史，比较多方敌对集团的胜衰，才能深刻领会。但曹操迎天子，本质上采用的以守为攻政治韬略，毕竟被荀彧等人识破，形成对曹操篡位的不利因素。至于外部，刘备、孙权等人以坚决的行动，予以反击，尤其是刘备，坚持汉王朝的立场，与曹操针锋相对，并从这种对立中，获得很大的利益。
吴蜀猇亭之战，吴取守势，蜀取攻势。战后，蜀在军事上由攻转守，但诸葛亮不以少数人的恩怨为转移，匠心独运，派邓芝出使东吴，结仇敌为盟友，化干戈为玉帛，这实际上在外交上展开了攻势，赢得了蜀国东线战场的平静。
三国时代的攻守，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外交上，也无论在实践上、理论上，均有独到之处。其独到之处，可题以“谋攻智守”四字，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城。三国之势，实为谋攻智守的产物。
使敌手无力相搏：劳逸论
冷兵器时代，冲突双方在决战中，总是以力相搏，强者为胜。一旦双方旗鼓相当，就会出现艰苦的相持拉锯状态。如何削弱敌人的原有力量，以使其在决战时刻发挥不出优势，就成了三国韬略家们亟需攻克的难题。
先秦兵家著作，曾有过一部分关于劳逸的论述。孙武指出：“佚而劳之” （《孙子兵法·计篇》），“以佚待劳”（《军争篇》），“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虚实篇》）上述文字中的“佚”通“逸”。孙膑指出：“避而骄之，引而劳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孙膑兵法·威王问》）这些思想，无疑都构成三国劳逸韬略中的主要骨架。许多韬略实践都是在这些思想种子里结出的智谋之果。
三国韬略家们并未停留在前人的思想领域内原地不动，踏步不前，而是开展对劳逸韬略的探索，并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新的贡献：
第一，沿着孙子的思想轨道，继续向前延伸，将“以佚待劳”的观点拓展为击劳的原则。“待”有被动、消极的一面，而“击”则变得主动、积极。这一原则的提炼，与三国时代的激烈争夺，形势有密切关系，因为冲突的双方总是希望以最短的时间赢得战争的胜利。赤壁之战，刘、孙双方处于以逸待劳的优势地位，如果曹军发动攻势，即可加以有力的回击。但刘、孙双方的智囊们不停留在这一保守的状态，而是积极设法发动攻击，迫使曹操退兵。陆逊抗击刘备的猇亭之战（也称夷陵之战），蜀攻吴守，东吴处于以逸待劳的一面，但陆逊在找准对方的弱点时，大胆进攻，变被动为主动，使敌方在反击时不能发挥应有的战斗力。
第二，在“佚而劳之”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出“劳而攻之”的韬略原则。佚而劳之的宗旨是不让敌人有任何安宁、休整的机会，实质上是破坏敌人的战斗力，使其削弱，使其失去最大的战斗能量，而劳而攻之的韬略原则，是不放弃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机会。与以逸击劳原则的不同之处是，劳而攻之中的进攻者一方，并不一定具备整体上的安闲静处优势。官渡之战中，曹操被袁绍包围，后来军粮已尽，给荀彧写信，准备撤军，荀彧不同意，指出：
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荥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公（指曹操）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不可失也。（《三国志·荀彧传》）
曹操听取荀彧之见，实施敌疲我打，乘劳而攻战略，出奇兵袭击袁绍部队，最后取得了胜利。曹操以弱敌强，但这并不妨碍他运用劳而攻之的韬略，而袁军在情势上的疲惫，正是曹军走向胜利的契机和转机。
劳而攻之的另一个著名战役是司马昭困死诸葛诞。甘露二年（公元257年）五月，诸葛诞攻杀扬州刺史乐綝，调集淮南和淮北屯田口十余万官兵及扬州新附的四、五万兵力，备足一年粮草，在寿春闭城而守，反叛魏国。与此同时，诸葛诞派遣手下长史吴纲带着小儿子诸葛靓到东吴求援。东吴派将领全怿、全端、唐咨、王祚等率兵三万余人，暗中与文钦一道来援助诸葛诞。援军中的唐咨于黄初（公元220—226年）年间叛魏，败逃东吴，文钦于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和毋丘俭一起反叛于准南，兵败后逃到东吴。三大叛将汇合近二十万兵力的叛变行动，使得魏国朝野震惊。六月，魏车驾东征，大将军司马昭率二十六万兵力，前往讨伐。在整个反击过程中，司马昭率否定谋臣将士的急攻方案，对叛军围而不打，待惫而歼。最后，诸葛诞单骑逃窜，被魏军杀死。原本一场杀伤力极大的攻城战，由于司马昭劳而攻之的出色韬略，比较轻易地赢得了胜利。
第三，将己方的不劳、无劳、难劳建立在除军事之外的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上。《孙子兵法》讲行于无人之地，攻人不备，可使己方不致疲劳，储备足够的战斗力，用以对付敌人。三国韬略家们针对形势和客观情况，将孙子思想的外延作了大幅度的扩展。成功的政治、外交、经济措施，可以营造宽松、缓和的环境，化干戈为玉帛，避免多方作战，背腹受敌，前后夹击，里应外合，是部队不受疲劳的一个重要因素。三国决策人物和智囊们在实践中均已注意到了这一点，积极争取机会，使自己的部队处于安逸、平和、静养、休整的良好状态。
劳逸韬略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整个韬略的实质，这就是尽一切可能使竞争双方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赛跑。由此为出发点，劳逸韬略旨在要么削弱敌方的力量，要么加强自身的力量，造成搏斗双方在力量天平上的倾斜，从而在决战之前，就稳操胜券。
劳逸韬略是兼具破坏性与创造性功能为一体的韬略。为了赢得决战的胜利，冲突的双方往往将决战转化为间接的破坏与反破坏、创造与反创造的斗争。赤壁之战后，曹操看重孙权和刘备手下文武人才的出类拔萃，对方一旦继续成功地合作下去，南部的中国，决非自己所能有。于是，拆散孙、刘联盟已成为曹操的当务之急。曹操密遣蒋干以个人名义游说周瑜，劝周瑜叛孙归曹，分别给孙权、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