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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谈判后，中共代表在政协会议上提出释放共产党员罗世文和车耀先等。我们知道这事后，罗世文对我说：如果你先出去，你就在重庆等我，我们再一同到陕北去。如果我先出去，我立即向党报告你的情况，党一定来找你的，你放心吧。这时的我，已经坐了19年牢了，我激动地向他表示了自己坚定忠诚于党的决心。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我真的从监狱里逃了出来，而罗世文与车耀先同志却在我越狱之前就已经被敌人杀害了……
韩子栋于1947年8月18日从白公馆逃出，这一天正好是罗世文、车耀先的忌日。一年前的这一天，罗世文和车耀先被敌人残害于重庆松林坡的“戴公祠”。
龚浩然，另一位与罗世文一直坐过同一监狱的人。他这样回忆与罗世文的一段特殊经过：
1943年5月份，我被关在贵州息烽阳朗坝监狱。去后即看到一位身材高大、容貌很端正的人，年略30多岁，（我当时有19岁）。他对我很关切。大概有半年多之后，我听同我关在一间牢室的姜士豪说：“那位身材高大的人，是罗世文，他是中共党员，是地下党四川省委书记，因成都地区闹抢米风潮而被反动派迫害逮捕来的。”姜士豪又说：“罗世文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回国，他俄文很好”等等。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罗世文也了解我是被迫害才到监狱的，他当时说我是“时代的牺牲者”。他曾很关心地叫我读一些苏联小说。他平时见到反动派管牢的人，就骂。有时反动派强迫我们做苦工，打石头，抬石头抬木料，罗世文就说这是反动派想以罚苦役来摧残我们的身体，而我们要认为这正好是松松我们筋骨的好机会，大家要为今后“天亮了”（天亮了，就是共产党解放我们大家的暗语）作准备。他当时就是“横眉冷对反动派”。牢中有人病了，他非常关心，常常询问病情。平时他的学习从不厌倦，只要有光线看得见，他总是在看书看报。当时同牢里有几个苏联人，其中有一个是苏联的船长，还有一个是南斯拉夫人。罗世文常与他们用俄语交谈。他总是充满着革命激情。我曾听许晓轩说过，反动派曾要罗世文写悔书，并以高官厚禄来引诱他。罗世文当时把敌人大骂了一顿，甩手而去。记得有一次监狱开了一个哲学辩论会，反动派大讲精神为何伟大，罗世文当场以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及马克思的哲学论点，把反动看守驳得体无完肤。我们听了罗世文的辩论雄才，由衷的激动和高兴。当时反动看守气坏了，罚罗世文和我们一起去做苦工。1945年底我被释放时他还关在那里。我始终坚信罗世文是一个好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
罗世文、车耀先烈士的墓碑是周恩来亲笔写的。关于传说中的罗世文的故事很多。郭久麟先生在1979年写的《罗世文传》也许是记录罗世文这位“红岩”特殊人物的最完整的文字了。在此笔者引用郭文中的部分内容，以供大家进一步了解罗世文——
在“江姐”江竹筠家乡的自流井一带，有一河叫清溪河，它从威远县西北缓缓流向东南，再在贡井地区与旭水河汇合后，即称为釜溪河。就在威远县与贡井交界处的观音滩，有一座三曲拱的大石桥，长约五十公尽，宽约五公尽，两边桥头各有一对生龙活虎的石狮子，更增添了大桥的威势。观音桥两岸，平畴活野，竹林蓊翳，垂柳指舒，景色佳丽。在观音桥紧靠威远县一边的向家岭上，在那层层高大繁茂的果树森之间，有一座建筑得壮阔美观的大院子。这，就是罗世文家的——罗家大院。1904年农历6月21日，罗世文就在这里出生。
罗世文家族早年由湖北迁来四川自流井。罗世文祖父罗声衢是自流井的一个盐业资本家，为自流井旧式盐业中的杰出人物。他在帝国主义经济侵入内地，引起封建经济分化破败的情况下，毅然吸收了西方先进蒸气机吸取盐水，并因陋就简，自力更生地发明了多种凿井和运盐工具以及分井火的方法，推动了自流井的盐生产，成为当时当地井盐革命的领导人。据说，罗声衢发明的盐井钻机，还被美国人引用去打石油，结果才有了世界上第一口油井，而美国从此步入了20世纪的世界强国。
罗世文的父亲罗万隆，长期经营盐运，其前妻无子，娶了罗世文的母亲。过门不久，前妻生了儿子，罗世文的母亲就遭到虐待。生罗世文后，母亲因与丈夫不和，只身悲愤地和艰辛地领着年幼的罗世文生活。1907年，罗声衢生意亏损，又负官运局及票帮债务达数十万两，被抓入狱中作抵押，不久因忧愤过度，庾死狱中。从此，罗世文与母亲相依为命。幼时的罗世文就聪颖过人。入私塾读书后，更加刻苦勤学。他从小就手不释卷地纵览了古今中外的各种史籍、小说和诗文等。罗世文家族中有一些留学日本的长辈回到家乡，不但给家乡带来了不信神而信科学的民主思想，而且也给罗世文等小学生讲外语，讲自然科学，开拓了罗世文的眼界，为他打下了外语基础。
威远、自贡一带，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爱听老人讲故事的罗世文生前的革命传奇——
这得把时间推到1911年，四川人民为反抗清政府出卖粤汉、川汉铁路建筑权，掀起了大规模的保铁路风潮。这年9月15日，威远县爱国鋕士、同盟会会员胡驭垓领导威远民军起义，杀死威远县县吏，宣布威远独立。随即，吴玉章与王天杰、龙鸣剑等人领导的荣县起义成功，同时也宣布了荣县独立。不久，义军从荣县、威远一带向自流井进攻。义军统领杨绍兰带兵驻扎在威远县观音滩一带，有的就借住在罗家大院。次日晨，义军从观音桥向对岸山堡的五子营八安寰营的清兵发起进攻。义兵们端着土枪、土炮，大刀、长矛，冒着清兵的毛瑟枪、五子枪、九子枪等射出的枪弹，冲过观音桥，在马鞍山与清兵展开了一场大血战。正在激战中，从成都传来了清帝退位的消息，义军又经观音桥撤回威远。这段时期，年仅七岁的罗世文亲眼看见起义军扛着土枪、长矛，头扎白头巾，住在自家大院，就十分好奇地前去听起义军讲打仗，杀清兵的战斗故事，听他们讲推翻满清皇帝的道理。不几天，起义军回到观音滩，许多人手里都提着一串一串的清兵的耳朵（当时义军以此论功请偿）。义军还抓住了一些清兵士兵，要当众斩首。罗世文家族的长辈出面为这些士兵求情，说这些士兵都是无辜的，杀了怪可怜。于是义军就把这些俘虏留下来了。不久，义军撤回了威远、荣县。但是，起义军推翻满清皇帝的壮举和他们英勇战斗的事迹，却给罗世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15年底，袁世凯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公然演出了复辟帝制的丑剧。这年12月25日，也就是袁皇帝“登极”前一星期，蔡锷在云南组成“护国军”，宣布独立，并于1916年1月，分三路向四川、贵州、广西进后，讨伐袁世凯。其时，朱德率领一个旅转战和驻扎川南一带，朱德部下一位姓张的连长讲故事。张连长经常受朱德之命，率一连人驻在观音桥。11岁的罗世文经常和同学一起请张连长讲故事。张连长经常受朱德旅长的指导，思想比较进步、他给孩子们讲：“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独吞了革命果实，投靠外国洋人，压迫国内人民，大搞专制独裁，还要想当皇帝。我们云南“护国军”在蔡锷领导下兴兵讨袁，就是为了推翻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保护国家民族的利益。罗世文听他讲得很有道理，又想起小时候看到的辛亥革命军战斗的情景，对讨袁的护国军十分尊敬，对妄想称帝的袁世凯充满了仇恨。晚上回到家里，恰好窗前的腊梅开花了。黄灿灿的小花，迎着凛冽寒风，傲然开放，在晚风中散了出幽微的清香，使罗世文心旷神怡。他在梅树下久久徘徊，蓦然想到：今天，北方正是冰封雪裹，寒风凛冽，可我们这里，怒放的梅花却预告着春天的到来！这不正象征着当今中国的政治形势吗？这盛开的梅花终究胜过那富贵的解语花，温暖的春风一定会融化那漫天的冰雪！想到这里，他不禁欢快地跑进屋里，提笔写下了《咏梅》诗：
北国银山冽，
南庾已报春。
浮香羞解语，
寄意陇头人。
这首诗写出后，受到老师好评，也在同学中广泛流传。1920年秋，16岁的罗世文经前清举人罗爱棠的推举和资助，到重庆读书。母亲知道这个消息后，高兴异常。但是一想到儿子就要长久地远离自己，又不禁暗暗地心伤。晚上，母亲亲切地说：“娃儿，你都16岁了，这下又要出远门，妈给你说一个媳妇，你娶了亲再走吧！”罗世文一听，不禁睁大眼睛，诧异地望着妈说：“妈，这怎么行，我还这么年轻，怎么就谈这些事哩！”
“妈就你这个独根苗看着你娶媳妇，妈就放心了！”母亲说。
“妈，你听我说。”罗世文深情地看着母亲开始起了皱纹的脸，说：“你不是经常教育儿子要作一个有用的人，使天下的女子再不象你那样受苦，使天下的儿童，再不象儿子那样受苦吗？！我到重庆，就是要去学习，去工作！我怎么能为生活上的事情影响我的学业呢？你说是吗？妈！”
儿子的雄心壮志，使母亲十分欣慰。她高兴得把儿子拉到自己的怀里：“你说得对！好好去学习吧！妈不拉你的后腿了！”
不几天，罗世文踏上大路，从观音滩步行百十里，走到邓井关搭盐船。一路上，罗世文看到船工们划船、接船，劳动十分沉重，生活却异常艰苦。船工们划船、拉牵时，都要喊着高亢的小河号子，那号子既好听，又令人悲怆：
脚蹬石头手爬沙，
挣点铜钱养我妈！
嘿唷嘿唷！……
穷人的困苦，给富家出身的罗世文留下深刻印象，他的心如火烧火燎一样难受。
最使罗世文气愤的是，盐船一路上都要受到各地军阀的检查。在每一个关口、码头，驻防在那里的哨兵们横行霸道，不给他们上税、行贿，就不让上岸。这一切，让罗世文深感世道的不平。
经过四天的航行，罗世文终于到达了他渴望已久的目的地——重庆城。在码头和街道上，罗世文看到那些肮脏褴褛、啼饥号寒的乞丐们到处皆是，紧皱双眉，愁肠百结：怎么城里贫富差异也这么大啊！
罗世文住在叔伯姐姐詹五姐家。这是一个古董商人，詹五姐在丈夫去世后继承了一笔很大的遗产，生活条件颇好，所以对对娘家来的亲戚也十分照顾，经常给予瞻济。罗世文安身于此，少了许多麻烦和不便。不久，罗世文以优异成绩考取教会学校——青年会的英语补习班，学习了一年的英语。1921年秋，他又以最好的成绩考取顾重庆甲等商业学校第13班。
重庆商业学校是一所职业学校，设在重庆机房街，开设中文，外文、数学、薄记、会计等课程。校长梅际郇，号树雨，是一位知名的举人和学者，很重视学习。罗世文进校后，校长又换成胡宇光。他是一位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常请社会上的知名的进步人士来校讲课，学校风气也很纯正。罗世文在商业学校，刻苦好学，所以每学期几乎都是头二名，因此皆为免费读书。这期间，“五四运动”对重庆影响很大。革命的新思想和新文化传播，使得罗世文受益不浅。他如饥如渴地看着在进步青年中广为流传的《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少年世界》、《星期天》等报刊杂志。他尤其喜欢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那些文章打开了罗世文的心灵窗口，解开了他思想上的疙瘩，使他明白了许多进步的道理，也因此逐渐明白了要想改变这个不平等的世界，就必须投身到革命浪潮中去。从此，罗世文积极参加学校和社会上的各种革命活动，期间他结识了四川早期的革命家吴玉章和杨暗公等人，以及192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到四川的特派员肖楚女等同志。在这些革命家的指导和帮助下，罗世文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在参加革命活动中，不断树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1923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4年1月20日，革命导师列宁逝世。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纪念列宁的专题演说。在四川成都，吴玉章和杨暗公等同志领导群众在少城公园举行了列宁逝世追悼大会，并发表了宣言和演说。在重庆，则由肖楚女和罗世文等人召集青年学生和群众团体代表，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个时候，重庆“一肖一罗”即肖楚女和罗世文，在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影响越来越大。
1924年5月21日，杨暗公同志由成都返潼南故乡后，来到重庆。罗世文热情邀请杨暗公到进步青年中讲演马列主义的真理。而杨暗公同志则以敏锐的目光，很快发现了罗世文是个革命的人材，并认为罗是“本团的健者，很可造的”，并对其给予特别的器重和培养，提携罗世文担任重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地委书记。从此，罗世文与肖楚女、杨暗公等同志一起，成为领导重庆市革命斗争的领导骨干。
这年11月19日，日本商船乘军阀混战之际，私运伪币来渝，被重庆军警团重庆督察处查获。船主不但拒绝检查，反而将督查的士兵六名一齐捆绑，掀下大江，淹死四人，重伤两人。重庆军警团即将船主及船上伪币押回督察处。日本领事不但不依国际公法让中国人按法律处理该船主，反而污蔑中国兵士侵犯日本轮船警察权，要中国放人、道歉，赔款。卖国贼的重庆关督察江岳生不但不处理日本船主，反而将日本船主释放，还对其道歉认错。激起了重庆人民的极大愤慨。
罗世文立即与杨暗公等同志商议，决定要以这件案子作为一个事例，激发重庆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肖楚女和杨暗公赞成罗世文的主张，他们三人开始领导了这场在重庆近当史上留下重要影响的革命运动。11月20日之后，肖楚女接连在《新蜀报》发表评论，愤怒声讨日本商船私运伪币、打死中国地方检查官的暴行，同时揭露江岳生等卖国官员投降媚外、压制舆论的行为。罗世文则以重庆学联领导人的身份，到省立二师、川东师范和联合中学等学校以及市商会等群众团体进行讲演和鼓动，主张由人民直接进行国民外交，发动全市群众猛力抨击日商船惨无人道、道貌岸然的行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四川重庆的种种罪行。集会和宣传获得巨大成功。随后，肖楚女代表报社，罗世文代表学联，同其他几位群众代表登上日本领事馆之门，同日本领事馆及其代理人进行谈判斗争。在谈判中，日本领事馆骄横地说：“我们日本政府同贵国政府签订的条约中规定，我们日本有在贵国行使警察权、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的权利，因此，日本商船的船主由我们处理，贵国不得进行干预！”罗世文一听此话，勃然大发怒！他立即愤慨地批驳道：“贵领事所谓的，‘警察权’、‘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等等，都是中国反动腐败政府在你们这些帝国主义的炮舰和强权之下产生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四万万人民从来没有承认，今后也永远不会承认！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我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行使所谓的，‘警察权’、‘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并且强烈要求立即取消这此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次日本船商德阳丸号船主在中国的国土上违反中国的法律，害死中国的士兵，当然该由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按照中国法律进行治裁！你们有什么理由干涉和破坏？！”罗世文和肖楚女等同志的义正词严、气壮山河的发言，驳得日本领事张口结舌，狼狈不堪。然而，日本人勾结重庆当地政府反动官员，企图大事化小。罗世文他们看穿日方的阴谋，12月13日上午，在他们的组织和发动下，在打枪坝召开了有七千多人参加的“重庆人民声讨日本帝国商船惨杀我同胞案”的群众大会。大会发表了宣言，并向全市人民发出了呼吁通电，同时向日本领事馆提交了抗议书，也向重庆伪政府提出了六点要求。这次群众大会及后来的盛大游行活动，振奋了山城人民的革命精神。杨暗公十分高兴地指出：“今后只要善于用其气，加以培养，必不可限量的，真是可喜！”罗世文也从杨暗公、肖楚女身上学到了领导群众运动的丰富经验与卓越艺术，同时也深深感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工作，必须抓住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每一个非法行为，使其在中国到处碰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