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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朴的这种毁家助党的高尚品德，在革命同志中产生巨大影响。作为富家子弟，他对组织和同志时常慷慨相助，自己则始终过着俭朴生活。吃饭时，他都是与学校同桌共餐，即使外出工作误了餐，也只在厨房煮碗面条充饥，从不特殊。有一次，王朴与老师喻晓晴一起，从重庆市区回“莲华”时，步行了八、九十里路，却只在路上吃了碗咸菜稀饭，可同志们知道当时的王朴口袋里装着几百银元大洋。王朴说：这钱是他家捐助党的，不能随便用。他的这种精神和忠诚，无不令人钦佩。由于他平时总以刻苦耐劳的俭朴生活磨厉意志，所以后来在狱中能始终坚贞不屈、经受各种酷刑等其它严峻的考验。
王朴于1948年4月27日被敌人被捕，也是因叛徒出卖而入狱。作为一名江北地下党的负责人，徐远举曾以为可以从这位家庭出身富有的青年人口中获得“有用”的情报，结果无论严刑拷打，王朴像许建业一样，始终表现出一位坚定的共产党人英勇气慨，没有丝毫能让敌人有可乘之机。
烈士的妻子楚群同志在丈夫牺牲37年时的一个纪念大会上有过一段极其动情的回忆：
我爱人王朴是由于中共重庆市委的机关报《挺进报》出事而牵连被捕的。当时我带着仅有十个月的儿子狗狗，就在莲华中学校长办公室，与他“一别永诀的……我们分手时，儿子小狗狗还在香甜的睡梦之中。特务们抓走他时，他还悄悄暗示我留在学校，对付有可能突然袭击而来的其他敌特分子，他自己却推说城里还有一摊子急需处理。临别前，他拿出来一对“歇福儿”牌的金笔，我挑了一支，给他也留了一支。王朴被捕后，齐亮等领导我们抓紧营救工作，母亲还备了三包厚礼，去找过当时反动派政权的杨森市长的二姨太，可没有什么下文。于是齐亮又导演了一场“寻夫记”，要我打扮起来，抱上孩子，跟着王朴的二姨妈到重庆特务机关那里，探到了王朴被捕是因一张支票的牵连而入狱的。当时特务告诉我，说王朴的罪名是：“物资助匪”。为了营救王朴，我到了王朴老家的徐州，求母亲出钱，可老人家已经将家产全部捐给了办“莲花”学校所用，最后给了我一只手表和一对金戒指，说家里就这么多值钱的东西，老人家听说儿子被捕入狱，非常伤心。我将一对金戒指带回后，交给了王朴的组织同志，作为了我和王朴所缴的党费。后来我知道，就在这时，王朴已经在渣滓洞黑牢里被叛徒刘国定始出卖，他成了“重犯”，不再允许我们家属送东西和保释了。
楚群同志回忆说，王朴在被捕初期，由于身份没有暴露，特务们根本没有谁去理会他。到了刘国定出卖他后，特务头子徐远举才亲自出现审讯。
徐远举：“王朴，你认不认识刘国定？”
王朴从容镇定地：“不认识。”
徐远举又叫来刘国定对质：“刘国定，你认不认识这个王朴？”
王朴立即回过头去，与曾经的上级、叛徒刘国定的目光碰在了一起……此刻的“领导”就象一只癞皮狗似的那么狼狈。王朴什么都明白了，他上前当场就给了这位出卖他、也出卖了许多革命同志的“领导”一个响亮的耳光。从此，王朴就以共产党人的坚定气节，面对面地与敌特分子公开地进行斗争了。他历经了敌人的种种威逼利诱，多次受电刑和坐老虎凳，然而他始终坚贞不屈，顽强战斗。即使在血淋淋的皮鞭下，他依然用冷笑讥嘲敌人，成为狱中硬汉之一。
1949年10月28日，王朴与陈然、成善谋、雷震、华健、兰蒂裕等“共产党重犯”被敌人残杀于重庆郊区的大坪刑场。最后时刻，他面对匪徒们的子弹，竭尽全力呼口号、高唱《国际歌》……牺牲前，他留给母亲和妻子、儿子的仅是三条革命遗言：
——小群！我还年轻，莫为我牺牲泪以弹！党还有许多任务交给你去做的，你能“化悲恸为力量”也就是给我们报大仇了。在今后漫长的革命道路上，你还年轻呢，记住：“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给咱们的小狗狗起个名字叫“继志”，要让他长大成人，长一身硬骨头，千万莫成软骨头。让他长大了真正能够懂得“继无产阶级之志，继共产主义之志，继承革命先烈们的遗志。”
……
步步寻真理
岁岁思党亲
廿八战刑场
花甲喜相眼
情漫邹容路
泪盈党史新
松柏仰虹日
蓬勃万代春
这是王朴的妻子楚群同志在爱人37个忌日时在王朴墓前留下的一首悼念诗。这一年，王朴的家里喜事连：儿子狗狗又添“接班人”，老寿星母亲金永华入党后被评为“先进党员”，妻子楚群同志的身体恢复健康……还有，王朴的家乡为这位英名长存的烈士建了一个可以让世代人瞻仰的墓地。
五
那场“11·27”大屠杀中，当特务们堵住渣滓洞牢房，用机枪和卡宾枪向狱室内扫射的一瞬间，有一位英勇的共产党员突然冲在同伴和难友们的前面，企图用自己的身体掩护部分同志逃生，然而无情的子弹不仅穿过他的身躯，令他当场倒下。当时这位英雄还有一丝生息，不曾想到的是凶残的敌人后来打开牢门，在他的身上浇上汽油，又点燃起来，他和他用身体掩护下的一个小孩最终未能逃脱灭绝人性的屠杀……
这位烈士名叫丰炜光，牺牲时31岁。在“红岩故事”中的共产党员中，丰炜光是又一位典型的剥削阶级出身的叛逆者。
丰炜光，四川广安人，其父丰聚文自幼从商，因经营布匹发迹，设丰泰隆号，既做外货入川生意，又兼营洋纱买卖，成为广安县商界巨子。丰聚文得财后，修别墅，置粮田，富极一时。其所生四子，炜光行四，名宗铸，生于1919年农历7月，乳名润生。小时候的炜光皮肤白净，眉目清秀，又聪明活泼，是丰家的宠儿。刚进学堂读书时，生意忙得团团转的父亲竟然要亲自接送，可见宠爱。据说头一天上学回家，父亲问小儿子：三加二减五等于几？小炜光眼睛一巴眨巴，又掰着手指数了数，答：没得了！丰聚文大喜，称儿子是一定是个天才，将来丰家希望全靠他了。稍长，炜光即可制作能转的风扇，这让丰聚文更立誓要将家业传给四儿子的信心了。
丰家有个厨工的女娃，名曾传碧，比炜光略小。俩个小娃娃整天在一起玩，炜光经常牵着女娃的手，像是亲兄妹一般。跟下人的孩子在一起，丰家人很不高兴了。小炜光的母亲对丈夫说：只要炜光读书了，他们也许会分开的。谁知小炜光上学不久，便向父亲提出要曾妹妹与他一起上学，“否则我也不去”。丰聚文不忍爱子弃学，只好依了。上学后的小炜光，常到父亲处要钱，有钱的父亲并不在意，可后来儿子越要越多，这才引起了他的注意。到学校一打听，小炜光拿钱后光知道去买书和帮助那些家庭困难的同学交学费。丰聚文对此很生气，不仅不再给儿子钱了，连曾传碧上学也不让去了。
丰炜光因此与父亲第一次争执吵架，这年他14岁，发誓不再上学，除非还让“曾妹妹上学”。丰聚文气不打一处出，最后还是依了儿子。可这以后，小炜光觉得自己的家里没了亲人，只有佣人和他的女儿曾传碧妹妹反倒成了他的依靠。他开始看不起父母和自己的兄弟们，因为他们不把佣人和曾妹妹当人对待，然而佣人和曾妹妹相当善良朴实而且可亲可爱。后来曾传碧妹妹失学了，这对心心相印的青梅竹马，终因门第悬殊而各奔东西，成为丰炜光少年时代留下的一桩遗憾的事。
1933年到1935年间，徐向前同志领导的工农红军在通（江）、南（江）、巴（中）一带打土豪分田地，广安一带的绅士们终日惊恐万状，不少人跑到了县城或重庆、成都等大城市。正在读书的炜光问父亲打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丰聚文便把国民党对红军的反动宣传——“红军是一些长得红眉毛、绿眼睛、红头发，专门要吃小孩”等等说给了儿子听。小炜光感到疑惑。于是当学校有地下党派来的青年团员在演讲和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时，他去听了，觉得这些人不像父亲说的那么可怕，相反很有正义感嘛！这时，爱又读书的丰炜光又读到了蒋光慈的《咆哮了土地》，巴金的《家》，以及进步作家丁玲、张天翼、殷夫等的著作，他感到耳目一新，心中顿然开朗：原来他们都是些好人啊！回到家里，小炜光对父亲说，共产党并不是什么红眉毛绿眼睛的坏人，而是打富济贫的好人，他甚至劝父亲把占有的田土送给穷人种。丰聚文立即瞪眼斥道：小崽仔，老子好不容易积存的千把挑谷，费了多少心血你知道吗？送了人，你不想活了？老子送你去读书干啥的？从现在开始，你也别上啥学了，干脆回家做生意吧。小炜光不同意，这回专横的父亲并没有依了四儿子，他觉得不能再顺着这个“孽种”了。丰炜光只得辍学从商。
1936年，地下党在广安城里组建了共青团支部，追求进步的丰炜光成为该县第一批共青团员。经过团组织的教育，他从一个侠义、进步的社会青年渐渐成长为自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革命青年。当时地下斗争缺乏经费，丰炜光便把他在“丰泰隆”号里赚的钱，全部献给了组织作活动经费，不够时还到家里拿。这事被父亲知道后，大骂他是“败家子”！开始成熟的丰炜光，为这事他不与父亲正面冲突，而是软磨硬泡，后来他又不声不响把商号上的事情几乎全部甩给了管事的佣人，自己则一头投入到了职业地下工作去了，担任共青团广安街道支部书记。根据组织安排，为动员群众，丰炜光出面与其他几位进步青年一起办了家“四友书店”，他出任经理。有了这块革命阵地的丰炜光，整天忙着经营那些进步图书的买卖和组织进步青年学习。“四友书店”从此成了当地传播新思想和抗日救亡的活动中心。时间一久，人来客往，影响很大。反动当局多次滋生事端，皆因丰炜光等采取多种形式与之周旋而获得继续开张。
“西安事变”后，抗日烽火燃遍各地，广安人民纷纷起来支持抗日。这时的丰炜光忙得不亦乎。1938年，广安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全部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并可以将团龄算作党龄。丰炜光接到组织的这个通知后，高兴得一夜未合眼，从此他对党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1938年，地下党派人回广安代市办纺织合作社，借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掩护从重庆市区来的地下党员。可办合作社需要大量资金，丰炜光知道后，连夜赶回自己家的商号，将全部盈余拿了出来，贡献给了组织。同时他又动员自己的财主父亲出钱。父亲当然不从。“那算我借你的行不行嘛！”丰炜光就以商铺亏损为由向父亲借贷。无奈，老头子只得又“出血”了一部分。
1942年秋，地下党新派来的县委负责同志，由于隐蔽不当，受到特务监视，没能与原县委接上头，这样，单线联系的丰炜光等同志便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这是他热衷追求革命后的第一大挫折。
无数次，丰炜光站在家乡的山坡上，任凭风雨吹打，像个失去方向的孤儿，仓皇内心一次次向天呐喊……
炜光，你有啥子不高兴的就说嘛！别这样糟蹋自己啊！他的年轻妻子一次次跟着他风吹雨淋。可依然换不回丰炜光的那颗盼望组织的心。
“我要到成都去！”终有一天，丰炜光对妻子说。
“到成都干啥子去？”妻子问。
丰炜光没有说。他参加革命，不想连累家人。其实，他在近半年里一直在思考如何重新找到党组织。他知道当地的一名共产党员去了成都方向。他丰炜光的堂兄丰宗铁、大哥丰宗锦也在成都。尤其是宗铁堂兄为人正派，同情穷人，有可能也是共产党员哩！所以丰炜光想：如果找丰宗铁，也就可能就找到了党组织。这样他才下定了决心到成都去。
临出发前，妻子特意给丰炜光找来两个农民抬滑竿，丰炜光本不想要，后一想到路途遥远，关卡甚多，如果扮成富商或阔少会一路顺当些，于是便答应了。可当抬滑竿的农民将丰炜光抬出广安城门后，他就嚷着要下滑竿自己走。“少爷，你是不是瞧为起老子嘛！”两个农民觉得很没面子，有些生气道。丰炜光笑了，说：你们是人，我也是人，你们有一双脚，我也有一双脚，为什么要你们抬着走？两个农民憨厚地着说：你是有钱人，当然该坐滑竿啦！丰炜光嘴一撅，说：有钱人，有钱人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这不是从你们穷人身上搜刮来的嘛！丰炜光接下来又给两位农民讲了很多社会现象，并对他们说，农民不是命穷，富人也不是命中就富，只要穷人联合起来与富人斗，穷人就能富起来。两个农民听了直点头，说他们从娘肚子下来，还是第一次见到丰少爷这样的读书人。丰炜光又给他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当他提到共产党时，这两个农民面面相觑，惊骇得不知所措。丰炜光板着脸，说：共产党又啥不好？他们都是为穷人说话做事的好人哪！两个农民如梦中醒来，小心翼翼地问炜光：你是不是共产党？丰炜光突然大笑起来，说：我还不够条件呢！中午，三个人在一个店子里吃饭，丰炜光一个人掏钱，三个人不分贵贱在一起吃喝。饭后，两个农民见自己只跟着少爷走，还白吃少爷酒饭，内疚地提出如果少爷不让抬，他们就回去了。丰炜光则坚持把他俩留住，依然每天照常给他们滑竿钱。一个白面书生、富家弟子，宁愿不坐滑竿，每天跑得满脚起泡，还请他们吃饭喝酒，这是没有见过的“怪事”。四天下来，丰炜光竟然把这两位农民教育成思想进步的革命者，后来都上了华蓥山，参加了游击队。
再说丰炜光到了成都，才知丰宗铁只是个进步人士，不是共产党员。又一次失望，让丰炜光久久地徘徊在成都街……这时他想起了在广安一位已经被捕的共产党员彭明同志。天真可爱的丰炜光想：如果把彭明营救出来，不就有了党了吗？于是他就去找大哥丰宗锦，得知大哥的药店生意兴隆，家道富裕，很有积蓄。只是大哥不在家，嫂嫂不肯将钱借他。丰炜光就给嫂子做工作，并把借钱的目的和盘脱出，并保证今后一旦有了钱后，如数还她。嫂子听了小叔子的话虽觉唐突和惊异，但见他待人诚恳，忠厚，又沉着，不像是浪荡子弟，于是便如数拿出了丰炜光所需的十多两黄金。后来，丰炜光的哥哥知道妻子把黄金她给了兄弟，再三追问其用场，妻子始终不说，一气之下，服安眠药自尽了。为这事，丰炜光觉得很对不起嫂子，内心也十分悲痛。
成都没有找到党组织，又无工作，生活渐感困难。几个月后，丰炜光又经历艰辛，回到了重庆开始找党。此时抗日战争刚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抢夺胜利果实，正在全面准备内战，“陪都”重庆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丰炜光在每天东奔西走，依然不知党在何处，最后连身上的衣服都买光了。有一次，他正帮一个老板在店面抄写账目度日，突然一辆警车在街上刹住，几个荷枪实弹的特务冲击店里，把他的老板抓走了。丰炜光这时才回想起这位老板平时的举止言谈，顿时如梦初醒：哎呀，这老板不就是我要找的党内同志吗？丰炜光想到这儿，拨腿追赶远去的警车，可最后几经打听，依然不知特务们把他的老板关在何处。1946年春，丰炜光在几度失望中又回到广安。这年冬天，地下党派谈剑啸从重庆回广安清理地下党组织时，漂流、彷徨了三年多的丰炜光，才算重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不久，他担任中共代市特支书记。
1947年，地下党代市特支接到中共东临委指示，要求开展农运工作，发动当地群众，进行抗丁、抗粮、抗税运动。出身富家的丰炜光生来皮肤白懒，即使太阳晒也照样细皮懒肉的，有人就觉得他不像是共产党员。可他以身作则，事事走在同志们的前头，每天与穷人促膝谈心，给青少年讲革命故事。吃苞谷的日子，他白天与农民一起下地，晚上帮助他们搓苞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