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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四九养过两个儿子，头奇大，两眼间距远，四肢短小，都是约在三四岁就死了，听人说因为夫妻俩是表兄妹才结出的这苦果。后来又一气生养了三个女儿，怕留不住，就听了算命王瞎子的话，抱到船上，请行船的船家用大碗盛一盛……所以分别被叫做大碗、二碗、三碗。三个“碗”皆水灵活泼，人见人爱，年龄和我们差不多，都在镇上小学念书。只要是晴天，三姐妹放学后，总要去河滩上拾一大捆柴火，有时也会拖回一棵被水流冲下来的枯树。那处河滩是个很美的地方，绿色的草坪覆盖着潮润的地面，赤脚踏在上面软软的，柔柔的。水边茂密的芦苇丛在风中轻快地舞动，发出一种神秘的飒飒声，柔和而静谧，仿佛来自天际。芦苇的下面，清澈的水可以映照出人的影子，里面有灵巧的水鸟快速跑过，和一些游鱼打出的水花。
我上四年级的那一年梅雨初夏，三姐妹在河滩上拾柴时，上游水库放水泄洪，大水突至，卷走了那个有一双月牙似的眼睛的最小的三碗，同时卷走的还有一个摸螺蛳的老头……两天后，老头的尸身在下游一个深水区捞到，但三碗却一直未露面。陶四九和他老婆就站在堤岸边泣血喊，三碗啊，你再不上来，我们心都要碎了……你还要折磨我们吗？据说，话音刚落，就看见一个小小的尸身缓缓地浮了上来。
从那以后，陶四九的水罐炉子就不再烧柴而改烧煤了。。电子书下载
“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陶四九享受起了内查外调的待遇。炉子给封了，打不上开水，好多人家生活大受影响。卖牛肉脯子的根泰大爷领着人找到镇“革委会”，说明陶四九从苏北过来时只是十来岁的毛头小孩子，不可能是逃亡地主和历史反革命什么的。根泰大爷是老军属，两个儿子都在部队当干部，说话有分量。不久，陶四九的水罐炉子又生火冒烟，人来人往络绎不绝……
第二十一章 『挑水老王』王大仁
早先，小镇邮局门前有个代写家书的，叫王大仁。一张放着墨水瓶子的黑旧的小桌，两把小竹椅，对面而坐的，多是些拄拐杖的老头老太和一脸苦相的农村妇女，你讲我写，聚精会神。由于写的大都是山长水远的家书，有时，讲到思念或是伤心处，不免泪水涟涟，王大仁便住笔好生安慰几句。等一封信全部写完，再通读一遍，主顾面露满意之色，点头认可，这才封了信口，贴上邮票，投入邮箱。
“文革”来了，邮局门前不见了王大仁。王大仁胸前挂着打上红叉的木牌，每天早上低着头跻身于街头“请罪”的“牛鬼蛇神”队列中。由木牌上我们方才知道，王大仁原来是个“右派分子”。
家书不让写了，而且勒令必须去干重体力活，改造思想触及灵魂，王大仁只得选择卖水维生。王大仁找来几层厚布粗针韧线纳成半月形垫肩戴在肩上，以保护肩头衣服不被磨破，脚穿防滑的草鞋，一根扁担，担着两个水桶，桶里浮块小木板，可防晃动时水泼出。在河沿跳板上取了水，踩着石级，一步一步从河底艰难地挑上来，走完那段水巷子，穿街入室，再倒入用户家后院厨房水缸里。水巷子自河底便由一块块条石铺上来，头顶是人家的楼板，两边窄窄的石墙缝里长满叶片肥绿的虎耳草，阴寒袭人。水巷子名字的来历，不仅仅是因为长年不散的水汽，还因为它是那一截街道上人挑水的必经之通道。
王大仁成了人们口中的“挑水老王”。这样的称呼，或许同我们许多人早年都曾唱过的一首儿歌有关。记得那儿歌是这样唱的：“海螺过江，踩到泥鳅；泥鳅告状，告给了阎王；阎王打鼓，打到老王屁股；老王挑水，挑到你这个小鬼……”我们这挑水的“老王”，不论谁招呼一声，他轻声答应一句“来了”，水桶跟着他一波一荡，水巷子也就有了常年不干的水迹，潮湿地长满绿油油的青苔。有些人家天蒙蒙亮就要用水，所以他的水桶里常年晃动着细碎的星星和月色，也晃动着水巷子里昏暗的路灯光亮，挑水的路显得那幺漫长。“挑水老王”进了人家厨间总是憋住力，水桶里不晃不悠，挑满一口七石缸，地上清清爽爽。“挑水老王”最大的雇主，便是东门巷子口陶四九的水罐炉子。大灶旁边靠墙一连排开的三口大水缸，一天要挑入十二担水，到月末，按三百六十担水结账。他每次都是一声不响地从陶四九手里接过挑水钱，道声谢，转身就走。
那时，上街头有一对无儿无女的盲老人，“挑水老王”免费给他们挑水。逢上雨季，山洪下泄，水倒入缸里，“挑水老王”就抄起一根打着小眼、内放明矾的竹筒在水缸里一圈一圈地搅着，他的眼神里，有一种东西很远很远地飘出，混浊的河水慢慢沉淀变清。
挑水最辛苦，除了两肩，就是一双脚，终日踩在湿草鞋里。草鞋和垫肩，最能表达生活的艰辛，它是挑夫和苦力们的身份标志。瘦高个子的“挑水老王”，身子骨本来就不壮，一担水上了肩，两颗眼珠就努力朝外鼓突着，看上去异常吃力。炎天酷暑，挑水爬坡累得满头大汗，背上和胸前的汗珠粒比赛往下淌。数九寒冬，水巷子里结一层冰，湿漉漉滑溜溜的，肩上负着重，稍不小心，就会一步驰出去，两桶水全泼洒光。好不容易从河里挑上来的一担水，也只能换来捏手心里的两分钱。两年不到的工夫，“挑水老王”就肩胛紫黑，四肢乌瘦，身子明显佝偻了下去。
苦撑了两年，那水实在是挑不动了，幸好有个熟人介绍他去长江边一个叫荻港的地方划接江船。那里长江水道虽有客轮通航，但沿途尚有少许停靠站未建码头，轮船无趸船可靠，上下旅客全凭渡船接送。这种船每天专接上下两班轮船，称之接江船。远远地望见客轮身影，等候旅客争相上了接江小船，“挑水老王”同另一艄公划桨逆行，几乎和轮船同时到达停靠水域。接过水手抛来的缆绳，小船迅速靠上大船，旅客先下后上，小船又满载客货划向岸边。风平浪静还好，若遇风浪，艄公吃力，旅客更担惊受怕。为了安全，遇到大风浪，轮船在很远处就鸣笛发出不靠信号，久候的旅客无可奈何。搭帮手的那个艄公便宽慰大家说：“明天再来吧……明天一定是个好天气！”老王便望着江面出神，明天……自己会有明天吗？
到了1980年元月，头顶上终于吹来了早春的风。县里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提出了复查冤假错案具体操作的十条政策界限，不久，全县532名右派全部平反改正。“挑水老王”王大仁是最后摘帽解除枷锁的一位，申诉的问题得到了改正，很快办理了退休手续，并领到了一笔补偿工资。“挑水老王”想奔走相告自己获得平反改正的好消息，可是亲友寥落，往事不堪回首，只得重又回到邮局前代写家书，无奈今不似昔，找他写家书的人越来越少了。刚好镇上建了自来水站，是一间低矮的房，一窗一门，两根自来水管从墙内引出，管口呈90度垂直向下，“挑水老王”就在房内窗口扭转着水阀卖水。自来水站前排成购水长龙，小点的桶卖一分钱一担，大点的桶两分钱一担。再后来，有人给他撮合了一个只有三十来岁的刚死了丈夫的瘸腿女人。两人合铺盖的那晚，“挑水老王”把自己给灌醉了。喝醉了的“挑水老王”，把一串苍凉的嗓音送入窗外的沉沉夜色里：“我王大仁……一个学水利的……啊，也算和水打了一辈子、一辈子交道……”
何先生早年念过上海一家大学的法律系，可恨的东洋鬼子打来让何先生断了学业。何先生当过两年参议员，后来跟什么有势头的人闹翻，不干了，就在家乡小镇上设帐教起了私塾。何先生大名叫何叙兰，高大板挺的身材，方正的脸，浓眉，上唇蓄着一排深黑的短须，相貌威武，很有几分气势。
那时，镇上有四五家茶馆，每天从早到晚，自耆宿名流到工匠农夫，三教九流的人，将茶馆坐得满满的。茶馆里可以品茗吃早点，可以议事、叙谊、谈生意，或者什么也不做，泡茶馆只是每天的习惯。堂倌肩搭毛巾手提长嘴铜壶，迂回应酬，循环往复轮番给茶客续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嘴快腿快手快，方能照应周全。只要有人招呼，堂倌应声而至，立身一定距离外，右手揭开茶壶盖，左手拎高铜壶，长长的壶嘴冲下一点、二点、三点，热腾腾沸水注满茶壶，桌上滴水不落，行话叫“凤凰三点头”，堪称一绝。那些气定神闲的老茶客，茶斟上来，端杯闻一闻，轻轻呷上一口，却并不急于咽下，而是闭上双眼，含在口中，尽心去融入彼此……有时一干人围桌而坐，谈兴正浓，忽然走过来两人，一个老者操琴，悠扬悦耳的胡琴声响起，便有十七八岁的背后拖着长辫的姑娘唱了起来，唱些京戏选段或地方小调，最凄惨哀婉的便是《孟姜女》，还有《十八相送》。你可以很有兴致地欣赏，要是觉得误了谈正事，只需摆摆手，摸出若干小钱递过，那两人便叩谢而去。
奇怪的是，还有一种所谓吃“讲茶”的，就是把一些民事纠纷拿到茶馆里评理。堂倌将几张方桌拼起来，双方摆开阵势围桌而坐，各个陈述理由，边喝茶边辩论，让众人评论。邻座的茶客也可以旁听插话，最后由一位较有声望的人仲裁。胜败定论，当场调解和谈，方告散席，全部茶资由败方承担。此种裁判具有很大的社会约束力，失败者即使再写状子上诉法庭，转败为胜，社会舆论也不承认，说他是买通了衙门。这能行使裁决权的人物，当然非何先生莫属了。
每当有人请何先生吃讲茶时，镇上老老少少大致都知道事由了，因为这之前通常已闹出来不小的风波。那天，茶馆俨然成了法庭，双方都请了能说会道的人申述理由，和现在的律师辩论差不多。面色凝重的何先生就坐在正中的一张茶桌上，像个法官，掌控着场面，那些孵茶馆的老茶客就是陪审团。何先生头顶上方有一副对联：放鹤去寻三岛客，任人来看四时花。若是场面沉闷，形成不了讨论的气氛，何先生就戟手朝谁一指，让谁说话谁就说话，遇有证人胆小嘴头打结，何先生就会低下头饮几口茶水，再抬起头来时，尽量和颜悦色鼓励人家把话讲周全讲透彻。有时抓住了一个问题，还要尽可能将话题引向深入。何先生学过法律，善于引导和启发，家中的书箱里又有全套的《六法全书》和讼词辩词集粹《刀笔精华》，但何先生却从不替人写诉状，也绝不做代理人上县衙答辩，他说他只愿在民间秉公裁断而不跟官家往来。
但何先生有一回却彻底栽了。那已是解放以后了，镇上看守水闸的周老二家姑娘讲了一门亲，后来男方病亡，但未过门的婆家一定要让死者的弟弟接着跟女方成亲，周老二当然不同意，闹开了，被人家打伤了腰。这事本来不难处理。没想到那天吃“讲茶”时，男方的一帮人一听裁决对己不利，就大骂山门，大打出手，打得茶壶茶杯乱飞，板凳桌子断腿……原来他们是仗着有个本族子侄在县里公安局做副局长，才敢如此放肆。自那以后，何先生就谢绝了所有的吃“讲茶”，不再给人评理了。一九五六年夏天，何先生的私塾被改造，他本人被吸纳入公办学校体制内，成了一名拿固定工资的人民教师。
仅两年，他又辞掉了工作，说是受不了公办学校的拘束。自那以后，他的生活散淡如云烟，碰着｛'文'｝茶客谈｛'人'｝交情，见到｛'书'｝文人谈｛'屋'｝诗文，遇上农民说年景，很是放浪不羁。再后来，喜爱上杯中物，常常口里念着“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 ……言行举止与先前殊异，竟为自己赢下了一个“何疯子”的绰号。
晚年的何先生以编蓑衣为业。他在每年的立秋前后去河湾里割来一大堆蓑衣草，晒干了用木棒捶软备用。有一个关于蓑衣的谜语，叫“千疙瘩，万疙瘩，猜不到，憋死他”，一件蓑衣，就是由无数根蓑衣草打成一个个菱形疙瘩连接而成，每一个疙瘩都大小相等。蓑衣外表毛茸茸的像个怪物，但内里平滑柔软透气。何先生编的蓑衣就挂在茶馆门口，乡下人买回去，雨天遮雨不湿身，晴天遮阳晒不透，同时，还是田间、地头、树荫下休息最好的铺垫。
何先生养了一只乌龟，让它在铜盆里自己磨皮擦痒消磨着岁月。有时，他身披蓑衣，把乌龟用帽子托了，捧在手里招摇过市。可笑的是，帽子上还飘一张字条，上面有毛笔写的墨字：
千年老鳖万年龟，
一入江湖浑不悔；
甲骨犹存酩酊字，
缩头始信是无非。
石裁缝的老子是早先的石针匠。老一辈人都说，方圆百十里的裁缝师傅，还没有哪个人的手艺能超过石针匠。石针匠缝制的对襟衫，上点年纪的人穿上显得年轻、精神，缝制的掐腰旗袍，年轻女人穿在身上，更加妩媚、窈窕。石针匠能和大布商王个移的三姨太暗度陈仓相好一场，就是因为他旗袍做得好，俘获了女人心。但民国三十三年，日本鬼子把石针匠打死在上街头的河滩上。石裁缝那时还小，学艺未成，这就造成了他终身技术缺憾。常有人摇头说，唉，这石裁缝，比起他老子，差多了……
差到什么程度？街坊都知道，石裁缝做裤子还将就着穿，做褂子，不是两边不对称就是前后难协调，总之穿上身，用我们那里专为石裁缝准备的评语，叫“像吊鳖的样子”。那时候裤裆口没有拉链，全是扣子，密密的一排。石裁缝挖的扣眼不是大了就是小了，有时候内急，真的很慌张，生怕扣子被扣眼卡死了解不开，尿了裤裆。尽管石裁缝收费低廉，但我们小时每每让大人领着到石裁缝那里量体裁衣，心里总是气鼓鼓的，老大不高兴。系着蓝布围裙、脖子上挂根皮尺的石裁缝却丝毫不受影响，哈着腰满脸堆笑地一律称我们为“小同志”。 他不紧不慢地帮我们量尺寸，手指凉凉地滑过我们的脖颈，很异样的感觉。量过之后，拿了粉饼在布料上做记号，嚓嚓，嚓嚓，布料上现出一道道粉色的线，空气中，弥漫着棉布的味道。我们搞不明白，鬼子打死了他老子，可他一点不恨，偏偏留着电影上常见的从中间两分的那种汉奸头，还镶着亮晃晃的大金牙，就差没在身上斜背一只王八盒子枪了。
入了冬，也有人把石裁缝请到家里做衣裳，他随身带一个厚厚毛毡布针线包，上面别着各式各样的针，裹着一把剪刀和一支竹尺。还有一个生铁的熨斗，熨衣服时就在里面装入点燃的木炭，含一口水喷在衣服上，把衣服喷潮湿再烫。他一般会教当家的女人或姑娘们做下手工，如缝纽攀条、开纽扣洞等，还教她们穿挽布纽珠，制作盘香纽、琵琶纽等。一边忙手里活，一边与打下手的人说说笑笑，似乎很得女人心。也有男人们看不惯他的这副奶油腔，怀疑他心术不正。
“文革”初起时，不论男女老少，人人皆以穿军装为荣耀，大街小巷到处充斥着草绿或屎黄的还有自家染出的绿一块黄一块斑秃一样的伪劣军装。那一阵子，石裁缝带了两个女徒弟加上自己的老婆，日夜不停地做假军装。直到一年后，他将其中一个最漂亮的女徒弟肚子搞大了，女徒弟未过门的婆家来人好一通大闹，砸了裁缝店，不但把石裁缝头打破，还逼得石裁缝远走他乡。
两年后，石裁缝悄悄返乡，且带回了一项包括成套工艺在内的先进技术成果，就是生产“假领子”。虽然，他旁边的案板上照例放着剪刀、粉饼、直尺、裁剪好的布料、零碎的布头，但是已不大对外接活，而是一心专务“假领子”。“假领子”又叫“假衬衣”，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深受年轻人喜爱。衣领并不假，是真的，但半截领身仅仅几寸长，有三粒纽扣，领口有风纪扣，只是第三粒纽扣再往下就没有文章了，唯在两边腋部用细带子襻了，套在身上，外衣一罩，露着里面漂亮的领子，别人不知下面的真实内容，看上去很是体面。那时物质匮乏，一般人家多少年也很难添置一件新衣，虽强制在灵魂深处闹革命，但野火春风，爱美之心难死。石裁缝做出的足以乱真、很是撑面子的“假领子”，可说是顺应民心，风光无限，一下占领了市场。石裁缝这回又带起了五个女徒弟，加上自己的妻儿，组建了一个作坊式生产流水线，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