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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经验的人建立起来的。”③
储安平及《观察》在抗战胜利后的出现，可以说为费正清的判断作了一个有力的注解。曾经留学英国的储安平详细考察过英国的政治情况，并分别写了《英国采风录》和《英人法人中国人》两本书及许多介绍英国工党执政的论文。④超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使命，使储安平在《观察》时期为自由思想的传播做了很大贡献。储安平虽然没赶上像胡适年轻时那样开一代风气的历史时机，但他在本世纪40年代所扮演的角色，不仅在思想上信奉自由主义理想，而且身体力行。他没有像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样跻身于激烈政治斗争的旋涡，也没像他同时代的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有直接介入的兴趣，他始终保持了一个独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言论政的形象，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都有待于重新认识。
第二节 “《观察》丛书”的情况
《观察》周刊社成立后，除了出版《观察》周刊外，还出版“《观察》丛书”。
储安平是一个有事业心的人，在创办《观察》周刊的时候，他确是将这项工作作为一件长远的文化事业来做的，他的愿望是希望能在中国培养一点自由的种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做一点基本工作。
储安平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除了具备通常理解的一般自由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胸怀、知识和品质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他不是一个书斋型的学者，除了对学问的研究，他对于办报纸、办刊物这样的事业都有执著的追求。他在20多岁的时候，即出版过小说集，后又做过大学教授，照理他完全有资格作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型的学者，即在思想上保持超然和独立，但对于具体的社团活动和具体文化事业的操作则又缺乏热情。储安平的长处是他能够为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有一块生长的田地，甘愿舍弃自己在学术上的进一步发展，全身心地投入文化建设事业，储安平有这方面的才能，又有这方面的热情和宽广胸怀，所以在40年代末，《观察》才能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重镇。
储安平是一个有清醒头脑和良好判断力的知识分子，他懂得自己事业的价值和意义，他在《中国的政局》中曾说过：“我们这一代，大概也已注定了是一个‘牺牲自己为后代造福’的时代。然而我们可以牺牲自己，而不可以不为后代造福。”①这种理想主义精神，不但体现在整个《观察》周刊上，也体现在同时出版的《观察》丛书中。
《观察》丛书，虽然不属于《观察》周刊的范围，但它和周刊是平行的，成为《观察》社的两大业务，并同时引起了读者的关切。
据储安平在一份报告中说，他们出版丛书有几个动机：一是周刊只能刊载短文，而且多数是有时间性的，所以要出丛书，以便容纳有系统、字数较长的著作。二是有许多作者有出版物出版，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出版人，所以他们愿意担当这个任务，为许多作者服务。三是当时一般出版界比较消沉，大家很少出书，而《观察》周刊略有盈余，《观察》既然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愿意以周刊的赢利来帮助丛书的出版，同时也给读者增加一些精神食粮，为消沉的出版界增加一点生气。
《观察》丛书前后一共出了16种，分别是：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潘光旦《政学罪言》吴恩裕《唯物史观精义》费孝通《乡土中国》吴世昌《中国文化与现代化》储安平《英人·法人·中国人》朱自清《论雅俗共赏》何永佶《中国在戥星上》费孝通《乡土重建》萧乾《红毛长谈》樊弘《两条路》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神权》王了一《龙虫并雕斋琐语》周东郊《新疆十年》潘光旦《优生原理》储安平《英国采风录》这些作者多数都是《观察》的主要撰稿人，除樊弘、朱自清和王了一没有列在《观察》封面下连署的“撰稿人”中外，其余都是。周东郊的《新疆十年》多次刊出了出版广告，但最终没有出版，所以现在可以见到的完整《观察》丛书共有15本。
《观察》丛书出版后，受到各方面读者的好评。各位作者对于《观察》出书及时、印校认真以及支付版税迅速等都表示满意。《观察》丛书成为当时很畅销的一套书籍，今天看来，这些著作多数也成为研究每一位作者不可不读的重要资料。这套丛书多数再版，甚至连印四版，行销都在三千册以上，像张东荪的著作，一个月内曾销完五千册，在当时出版界萧条的情况下，确实很难得。
《观察》丛书，基本上都是集子，新写的很少，这可能是由于当时动荡的环境和生活的不安，使许多学者难以安下心来写作系统的著作。储安平在当时也非常清楚这点，可当他设法改变的良好愿望尚未实现的时候，《观察》周刊即受到查封，丛书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虽然这套丛书的销路很好，但由于当时纸价的原因，对《观察》社来说，还是要赔本的。储安平说：“在业务上虽然是赔的，在精神上却是有收获的。”①足见这位理想主义者的远大眼光和胸怀。
另外，丛书出版后，引起读者的广泛好评，许多读者投书《观察》，希望发表书评，但储安平明确规定，《观察》周刊绝对不发表任何《观察》出版社出版书籍的书评。虽是小事，但也可以见出储安平身上所体现出的民主风度。
第三节 《观察》与学潮（2）
储安平说：“每当我们目击青年学生游行示威时，无不衷心激动，热泪盈眶，这些青年不幸而生在这样一个腐败黑暗的国家，竟使他们不能安心在校读书，冒暴雨或烈日，自清晨至深夜，声嘶力竭，奔走终日，曾不顾一己疲乏与饥饿，凭着一腔热血，以寻觅国家的光明。我们生在这样一个黑暗腐败的国家内，亦何幸尚有这一批热血青年，能责无旁贷地起来呼唤我们国家的灵魂。”②储安平在面对学潮的时候，能从公理和道义上给学生以强大的支持。在《观察》时期，从舆论学的角度看，储安平尽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职责，他称赞学生，认为今日的学生已非二十年前的学生，他们是成熟的，“非中年或老年人所能想像。他们有感情并有理智，并且能使他们的感情约束于他们的理智之中”。在这篇文章之后，紧接着储安平又写了《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的专论，他以严密的逻辑和充分的证据，对学潮予以公正的评价，他认为这次全国的学潮完全是政府逼出来的，而非发动的，他们的行动绝对是纯洁的，而非卑鄙的，他们的精神绝对是勇敢的，而非怯懦的。
从《观察》时期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看，他们对于学潮的评价基本一致。钱端升对学生的评价是：“今天的学生，比我们的学生时代进步多了。第一，现在的学生了解人民的痛苦，已与人民痛苦连一起。第二，现在的学生无领袖欲，群众化了，无个人风头，所以组织力强。第三，学生的见解进步，老实说，已走到我们的前头。”①《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写过一篇《我看学潮》，《观察》很快就在“观察文稿”专栏中全文转载。王芸生在文章中以自己在北方的所见所闻，开宗明义地宣称，对于学潮“我同情”。②《观察》在第4卷第7期中还发表过一篇《谈今天的学运》的专文，作者回顾了从抗战开始以来发生的多次学潮，以此来比较当时学生的精神面貌。他认为，今天的学生是有理想的，同时他们的理想也经过了社会的磨炼，他们有热情，同时也经过了社会的冷压。所以“他们比昨天的学生更结实，更坚定。这其实就是说他们能够发挥理智，发挥理智表面看非常简单，不过绝对不是那些把自己关闭在象牙之塔里的书呆子办得到的。……今天的学生运动，理智占据了主要的地位”。③赵超构发表了专论《论政府大捕学生》。他首先反驳了政府认为学潮被人利用的观点。他认为，就任何观点看，学生批评政府是好现象，学生有知识，有热情，如果还不能有政治觉悟，还能希望一般人民有政治的兴趣吗？假如多数公民都能像现在的青年学生关心政治，勇于批评，岂不是国家的幸运？对学潮的总体评价，赵超构的认识是：“历史可以作证：民国以来的学生运动，在发生的时候固然都给当时的政府以烦扰，事后看来总是功多于过。”对于政府大捕学生，赵超构呼吁：“我们诚恳地希望在处理过去以及以后的学生运动时，对于学生的政治表示有较宽大的看法，”而不要以暴躁的心理状态，对学生随意加以审判。④在赵超构文章发表后不久，《观察》又以同样头条专论形式刊出了律师张志让的文章《评全国学生被捕事》，文章对于政府搜捕学生及为此设立的各种借口逐条进行反驳，对学生的行动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还有我们不应该忘却的，学生既为国家人民，自亦享有人权，受有人民自由之保障。”所以政府没有任何理由对学生加以迫害。①总括《观察》对学潮及学生的看法，可以看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储安平及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能对学潮寄予同情，对学生的行为给予充分肯定，并用自己掌握的刊物，为学生进行呼吁，表达知识分子的良知，在学生受到政府迫害后，《观察》能够不畏强暴，挺身而出，这一切行为大体反映了四十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整个精神状态。
第四节 张申府的《呼吁和平》（1）
从年龄上讲，在《观察》时期，张申府已是将近60岁的人了，他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为一代人，对储安平来说，张申府算是他的前辈。在《观察》78位特约撰稿人中，没有张申府。在整个《观察》时期，张申府只给《观察》写过一篇短文，即著名的《呼吁和平》，发表在1948年10月出版的第9期头条。当时张申府还给《观察》写过文章，但因为时局的关系，文章未能刊出，为此储安平曾写信向张申府道歉，他说：②
申府先生：
这件事我觉得十分抱歉。
先生的论新政协我们本拟发表，并已排好，但戒严令突然颁布，对于言论自由的环境根本起了变化，我们充其量所能努力的，只能在批评政府的一个范围之内，此间同人认为：尊文在目前的情形下，不便刊载。我希望先生能特别原谅。
附上排好的小样一份，藉以证明我们确是付排了的。
专此 即颂
大安
储安平 十一，十五
《呼吁和平》这篇短文，对张申府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决定了他后半生的道路，可以设想，假如没有这篇短文，以张申府的学历、学识、资历和他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他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他的命运不会终止在一个图书馆研究员的位置上。张申府的《呼吁和平》成了他一生命运的转折点，因为他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以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良知，讲出了他最应该说的话。
在五四时期，由于受李大钊的影响，张申府信仰过共产主义，并译介过一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但张申府毕竟是一个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他虽然参与过共产党的最初建立，但他对政党的理解却执著于一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秉性，不愿在政党铁的组织纪律支配下失去个人的充分自由。1925年，在中共四大上，他能毅然退出共产党，足见其对个人自由的渴望和愿以学者身份参政的超然姿态。他后来参与“北平救国联合会”，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组建民盟等政治活动，都是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而作出的选择，他不是那种愿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具体政治活动中去的人，他的思想深受罗素、罗曼·罗兰等人的和平主义影响，始终愿以超然的独立态度表达自己对战争、对和平、对一切反人道现象的独特见解，而不计较个人一己的利害得失。①
因为《观察》上的这篇文章，张申府被开除出了民盟，并受到共产党及民盟左派领导的严厉批评。《毛泽东选集》中收有一篇《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的文章，“呼吁和平”是加了引号的。虽然没有指明这一口号的具体来历，但可以从中看出对这个口号所持的激烈批判态度。对于张申府的“呼吁和平”，很多人以为是书生气十足的议论，因为当时淮海战役即将开始，国民党败局已定。此时提出和平的要求，正适应了国民党政权企求喘息的需要。这种评价其实误解了张申府。
以张申府的学识和他多年接触政治人物和政治活动的经历看，他不会想不到自己文章将要遭受的命运。张申府作为一个远离具体政治活动的大学教授，他不可能从具体的党派利益出发，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只能凭自己的良知说话，至于他所说出的话在客观上对参与战争的双方哪面有利，他是不考虑的，他面对的是被战争搞得疲惫不堪的人民和丧尽元气的国家。在分清政治操作者和知识分子的区别之后，才能对他们的言行进行具体的评价。如果按照政治操作者的逻辑，张申府不应该“呼吁和平”而应该“呼吁战争”，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这怎么可能呢？
对于张申府的《呼吁和平》，应当持这样评价：书生论政，惟负言责。以党派利益判断一正直知识分子的言论，并以这种言论不符合自己的利益而对这个知识分子加以冷漠是不公正的。
其实张申府在1945年初就发出过和平的呼吁，而且是在《新华日报》上。为什么同样的声音得到的回应却截然不同呢？①在《观察》时期，与张申府声音保持一致的知识分子并非个别人，像杨人楩、董时进、钱端升、梁漱溟等都发出过类似的声音。
张申府认为，现在呼吁和平，就像抗战前呼吁民主一样，不管一时怎样受尽了误会，但在理完全对，所以他“充分相信，必有一样的成功的前程。”
张申府开始呼吁的时候，大局已经大致明了，不要说知识分子，就是一般的民众也看得分明。从当时知识界的情况看，虽然有少数不计较个人私利的知识分子仍在执著地抱着和平的希望，四处奔走，大声为和平疾呼，但对于将要到来的变化，绝非没有一点判断。这时的情形，张申府绝不会一无所知。他明白，这时呼吁和平，会“受尽了误会”，但他还是这样做了。他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着眼点的，他的思路是：“一个国家绝无可以百年内战或百年勘乱的道理。”
张申府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敢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讲出呼吁和平的话，从个人的角度讲是不明智，因为这种声音非常明显会使打得顺手的一方反感，自己的处境可想而知。但张申府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又不能在国家和人民面临战乱的危机时刻一切为自己的私利考虑，这有背于他作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良心。他的呼吁和平，实际就等于把自己的未来置于度外，甚至是冒生命危险的。以张申府的性格论，他是自信的，他是北大数学系出身，对哲学有极深的研究，对于眼前的利害，不会毫无判断，但他还是把自己应讲的话讲出来了。在当时，有资格发出这样声音的著名知识分子绝非张申府一人，但多数人是沉默的，虽然这种沉默不能成为后人非议的前提，但呼吁与沉默比较，就更能显出张申府的可贵。
第四节 张申府的《呼吁和平》（2）
《呼吁和平》中说：“一般人所以还未群起呼吁和平，也许是感到和战决于有力作战的两方，而两方现在显然还无要收兵的模样；在此情况下，呼吁和平，适足于招犯嫌忌，若伤无谓，非但于事无补，更且于己有损。”看得出来，张申府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才出此言的，他完全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深思熟虑，发出自己尽管微弱，但却不能不发的声音。
《呼吁和平》一文对知识分子有深刻的剖析和批评。张申府认为，近些年来，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已经犯了一个绝大的毛病，那就是：“把是非与成败利害混在一起。且常常是只管眼前成败利害，而不管是非。”张申府认为，为国家打算，只应辨是非，而不应该计较个人的成败利害，所以他认定：“凡事，但令其是，就应该说，就应该做。”张申府对于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作法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说：“可惜就在抗战之前，有些号称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已是左了怕得罪现在，右了怕得罪将来。”这样的情形造成了多数知识分子既不敢左，又不敢右，畏首畏尾。
张申府对于当时的国共双方是比较了解的，他对时局的变化绝非毫无所察，他在文章中分析道：“也许有人以为，现在有一方正打得顺手，正打得起劲，正要一劳永逸，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