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府崩溃。
邓小平进入重庆预备学校所参加的活动的正式名称叫“勤工俭学”，其先驱是李石曾。李是一位爱国人士，信仰无政府主义，推崇法国文明。他已作了多年的努力，建立中法之间较密切的联系，并且设法要使中国工人与学生同时在法国享受工作与教育的好处。他本人家境富裕，曾在法国的中学和巴黎的巴斯德学院学习。
李最早的筹划始于1908年。他在巴黎郊外创办了一家豆腐加工厂，并开始给工人们（都是来自中国他家乡的同乡）传授中文、法文、基础科学和良好的社会行为。按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的做法，他主张对学生们严格管理，禁止喝酒、吸烟和赌博，只是鼓励他们努力学习。这个尝试最终没有维持多久。豆腐加工厂因为不赚钱而破产厂，李只好把参加这项实验计划的学生送回祖国。
但李并不灰心，他接着又策划了一项新的更具雄心的计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的几年里，他安排约一百三十名中国男女学生在巴黎、蒙达吉斯个和枫丹白露的中学里学习。战争期间，他创建了一个学会。这个学会就是给在法国工厂里的中国工人以基础教育，并使他们了解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性。该协会在巴黎开办了一所学校，部分中国工人在辛苦工作之余，还抽空前往学习。
1916年，仍在法国的李石曾又推出了一个计划：招收一大批受过教育的年轻的中国人到法国，边工作边学习。他热切地希望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克服轻视体力劳动的坏思想，同时让他们教导当时在法国的三万名中国工人，并使他们学会对中国的现代化有用的技能。他创办了“华法教育会”，希望“发展中法两国联系，尤其是在法国的科学与精神教育帮助下，改进中国的道德、学术与经济生活”。④他劝说中国的朋友们和具有善意的人们在中国开设华法教育会分会，并设立学校，招考学生，为到法国生活和工作准备经验。
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非常糟，也因为第一代现代中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所以一大批中国青年被李的计划所吸引。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期间，有近一干六百名学生，其中约三十名是女生，从海上乘船前往法国。像邓小平这祥还不到二十岁的学生不多，三十多岁甚至四十多岁的更少，大多数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学生。他们大部来自四川省和毛泽东所在的湖南省。有些是大学毕业生，但绝大多数没有超过中等教育程度。他们来自社会的中层，大多是比较贫穷的地主、商人或知识分子的子女。即使轮船公司提供一百银元的优惠票，大部分家庭还是难以承担（有时候，商会会借钱给他们买船票，如果他们手头不方便，商会会延长贷款的期限）。
从一些回忆录和相关的记载来看，大多数勤工俭学的学生动身赴法时是乐观的，确信虽然必须辛苦工作，但最终会获得先进的专业知识和工业技能。有人还希望了解法国如何成为并保持民主共和制的成功秘诀。周恩来（他和邓小平后来成为最知名的勤工俭学学生）1920年6月，在赴法的五个月之前，写了一首诗，诗中称法国是“自由的故乡”，并期待有一天能够在中国“扯开自由旗”。⑤在法国这边，也对这些中国学生抱有很高的期望。有一段时间，法国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们曾为英美文化的传播，特别是新教徒传教士通过创办中学和大学对中国施加影响，而感到优虑。所以他们欢迎中国的这个勤工俭学运动，认为这是让中国人了解及敬仰法国文化的最佳方式。他们中有些人同年轻的中国人一样浪漫，断言这项运动会带来两种文化的交融。一位热心者写道，中国人是“遥远东方的法国人”。因为他们是哲学家、诗人和艺术家⑥。
在重庆学校，必修的基础课程是法语、中文和基本工业技能。邓小平在班级里表现如何，不得而知，不过他的一个同学六十多年后写道，他当时学习“非常勤奋”。⑦从法国外交部的档案文件里，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文件记载，他到法国时希望到冶金厂工作。文件里也指出，他成功地被学校录取，并通过了由设在成都的法国领事馆主持的法语考试。从重庆学校毕业后，邓可能回到广安作了短暂停留，为旅法准备行装等，并向他的家人道别。离别是痛苦的。倘若他和他的父母事先知道他们注定永远不会再相见，那么这次离别会更加令他们伤心。
1920年9月，邓和他的叔叔以及其他近一百名同学，乘轮船从重庆启程，踏上了旅法的第一段旅程，同时也就开始步入了他的革命生涯。
注释：
①《邓小平传略》第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②作者本人。
③《邓小平传略》第3页。
④贝利《中国的勤工俭学运动在法国》，第449页。
⑤同七书，第452页。
⑥同上书，第453页。
⑦弗朗兹：《邓小平》第28页。
邓小平传……第二章 油印博士
第二章 油印博士
1920－1926年
1920年9月11日，邓小平、邓绍圣以及其他近二百名勤工俭学学生，其中约有半数来自四川，从上海乘坐“鸯特莱蓬”号邮船驶赴法国。他们都是四等舱旅客，没有自己的客舱，也不能到餐厅去用餐。他们不得不睡在甲板上或者通风条件很差的货舱里，而且只能自己找地方准备三餐和用餐。从几位勤工俭学学生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这次航行令大家吃尽了苦头，有许多人晕船，有少数人则非常想家，以致于在远未到达马赛以前，便开始询问返家的可能性。
邓和他的伙伴们于10月19日抵达马赛，随即前往巴黎。华法教育会的官员把这些来自重庆预备学校的学生，每二十个人左右划分为一个小组，并把各个组分送到许多省的中学就读。邓和他的叔叔所在的组被送到诺曼底的巴耶中学。
在巴耶中学的一个特殊的班里，这些年轻的中国人又重新开始中断了的法语学习。按照原定计划，他们必须继续学习法语，等到掌握了充分的法语知识，再学习正常的中学课程。在这个阶段，他们中一些人可能转到别的学校，另外一些人则到工厂做工，为的是获得基本的工业技能，同时也为了挣到足够的钱，以充作日后进一步接受教育的费用。这后一种学生都是比较贫穷的勤工俭学学生，他们到达法国后可以把钱存在华法教育会，而家里也没有钱接济他们。
但这还算不了什么事。1921年1月，教育会发出通告，说该会的费用已经用完了，只有那些能自己支付费用的学主才能继续留在学校就读。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会管理不善。教育会容许来法国的勤工俭学的学生众多，而它却未能开辟新的财源来满足日益增加的开销。这个危机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倘若李石曾（这时候他已回到中国）和这个活动的其他负责人能够积极地去募捐，事情就不至于弄得很狼狈，然而他们没有这祥做。在整个1920年里，他们对这项活动逐渐失去了兴趣。这或许部分是因为这件事管理起来太麻烦了，但主要还是因为他们自认为，加强中法文化联系，给中国带来有用的知识的更好的办法是按法国模式在两国设立高等教育机构。这个设想特殊的吸引力在于有个新的前景，这是勤工俭学活动所不能提供的，就是从法国政府得到资金，这笔资金是从1901年的庚子赔款调拨的。
这些远离家乡的勤工俭学学生尚不了解这场风波是怎样刮起来的。所以当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以华法教育会会长的身份在巴黎宣布，该会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再也无法照顾他们，他们必须自谋生路的时候，这些留法的学生感到了极大的震动。
对邓小平来说，这样做的结果是他所在的那个巴耶班被撤销了。此时他还能收到家里寄来的钱，因此按理说，他可以请求教育会为他另找一所学校。但他或许是自己的选择，或许是被劝说，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同意到克鲁梭的施奈德工厂工作。克鲁梭位于巴黎和里昂之间。在施奈德工厂，已经有几十名勤工俭学学生和约一千名普通的中国工人在工作了。
邓小平在巴耶中学所度过的这段时间，是他在法国整整五年里唯一的一段比较舒适、安宁的时期。在其余的时间里，他都是住在工厂宿舍或者收费低廉的旅馆里，做的工作往往是临时的，而且都是没有技术的。他第一次干的活是最差的。据他的官方传记的说法，他在施奈德工作时是做“杂工”①。而这个公司的记录表明，他实际上是在该厂的轧钢车间当一名轧钢工。在那里，他和其他学徒工及不需熟练技能的工人一起劳作。他们的工作是通过传送带，把沉重而炽热的钢板运到车间的另一处。他的雇佣登记卡片上注明，他的日工资是6．6法郎比学徒工应该所得的还低，而他一个星期要工作五十个小时，甚至更长。在这种状况下，再加上他当时只有十六岁，所以仅仅干了三个星期，便使他感到无法再承受了，他决定宁可在巴黎冒失业的危险也不再继续干下去了。
后来，邓小平到一家生产橡胶轮胎和橡胶雨鞋的工厂工作。他做的活计是把鞋子的各个部分粘合起来，他还做过机车的司炉工，到餐馆里做过厨房帮手。在离开法国之前，他是在位于巴黎郊区比扬古尔的雷诺汽车厂做工。在法国，邓小平从事过许多临时性工作。有两个星期，他和他的同学在巴黎城中找到一种扎花的工作。他们用薄纱和绸子作花，做成的花要贴上“战争遗馈和孤儿所作”的标签。他到法国后在学习工业技能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很小（他的官方传记说他在雷诺工厂是个钳工。而这家公司的档案证明，他是个没有技术的工人）。仅仅在橡胶工厂期间，他挣够了继续上学所需要的钱。不过这也只够支付中学三个月的费用（1922－1923年冬季，他在塞纳——夏蒂戎中学呆了三个月）。
邓小平就是在这种贫困、不安定的环境下投身政治活动的。他的官方传记对这个过程作了这样的记述： 法国的经济十分萧条，就业格外困难。中国人即使是到那些较好的大工广去的，工资也只有普通法国工人的一半。邓小平家中己无力寄钱给池，他只能艰难度日。冷酷的现实，使邓小平原来出国留学时的理想化为泡影。但是，一种新的革命思想强烈地吸引了这个年轻人。当时的法国，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广为流行，一批先进的中国留学生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较年长的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影响下，邓小平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行各种政治宣传活动②。
这个传记写得非常笼统。尤其是，他没有说明邓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关于这个问题，唯口的证折是提到了赵世炎和周恩来。1921年4月，邓在施奈德工厂做工时赵也在那儿工作，并且邓在巴黎的时间也与赵一致，都是1921年10月至1922年2月。周和邓1921年5月至1922年3月也同在巴黎。另外还有一个证据是，邓在1922年的某个时候成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成员，而这个组织是规定要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吸收党员的条件的。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邓小平在留法初期就作出了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定。［奇＋書网…QＩＳuu。cＯm］
这个官方的传记尽管笼统，但它明确地指出，赵和周是邓的两位引导者，这是很重要的，在所有文章的描述中，赵都是一个非凡、出众的年轻人——聪明，精力旺盛，非常引人注目。周恩来更杰出，他除了拥有赵世炎的优点外，此时已对意识形态和政治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因而他可以理智地解释各种原则和政策，这也是他一生独具杰出本色的根本原因。邓虽然个性比较拘谨，缺乏耐心，但也养成了和周大致相同的个性。在革命生涯中，除了与周共处的这段经验之外，大概没有其它的原因可以解释池为什么会养成这祥的性格。六十年后，邓对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说，他把周视为兄长。这是中国人使用的一种特殊的赞美词，表示言者愿以弟子自居以及对对方深厚的感情和崇高的敬意。
1923年6月，邓被选入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这使他有政治工作可做。从此他不再是一个勤工俭学的学生，而是转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做工也是为了支持革命工作。
在开始革命生涯后不久，邓就得到了一个雅号：油印博士。这从许多勤工俭学学生的回忆录中都能看到，但究竟是谁替他起的这个雅号，目前已无从考证了。他之所以得到这个称呼主要是因为他非常认真地在蜡板上刻写旅欧支部的半月刊《赤光》上的每一篇文章，并且负责油印工作。他所刻写的这些文章，有很多被保存了下来，上面的字迹一看就知道是邓小平的。同他的个性特点一样，他的字体也保持着清晰、有力的特点。
共青团支部的办公室就设在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一家廉价旅馆的周恩来的卧室内。它位于巴黎市南部的意大利广场附近。邓只能在这个面积仅有五平方米的空间里工作。房间里还摆放着周的床和别的家具，只能同时容纳三个人。所以团执委会（有四五个人）和其他盛大聚会只好在附近的饭馆举行。在这些饭馆里，周和其他人通常只点一盘蔬菜和几片面包，有时只买面包和热水。邓在巴黎时，有一阵子只吃牛奶和羊角面包。在这个过程中，他习惯了羊角面包的味道，所以当地1974年赴纽约出席联合国人会途经巴黎时，特意购买了一整箱这种面包。
《赤光》于1924年2月创刊。有一段时间邓是该刊两名编辑中的一名。年底，他开始为《赤光》撰写文章，现存的有三篇。这三篇文章都是抨击中国青年党的。1924年整整一年里，青年党都在和共青团争夺勤工俭学学生和普通工人，争取他们站在自己一边。显然，青年党深受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影响，该党党纲宣称，只有建立独裁制度才能拯救中国。邓的文章对此予以全然驳斥，并对国家主义者进行了猛烈而又严厉的鞭答。青年党的成员都是国家主义者，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文章并没有从理论上加以论证，读者无法从中看出，文章的作者有朝一日会同他人有力地辩论理论问题。
邓于1924年下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中共旅欧支部是旅欧团组织的母体，领导团的所有工作，虽然中共旅欧支部在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都设有分支部，但其组织规模还是比较小的，只有几十名成员。不过，她管理得很出色。她的安全防卫工作做得腹好。法国警察一直没有发现过她的任何机密文件。1925年警方进行了全力搜查，但依然一无所获。她同上海党中央莫斯科第三国际总部之间的通讯联系虽然很慢，但相当可靠。并且她有足够的经济来源支撑其制作和散发大量宣传品。到1993年，邓加入中国共产党已经六十九年了，这几乎可以断定，他是目前全世界党龄最长的共产党员。
1925年初，邓小平从巴黎去了里昂。党派池到那里去担任当地的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他被指定为“里昂地区中共旅欧支部特派员”，“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④在二十岁这个年纪，他便被赋予独立的政治领导权。他在领导劳工运动的工作中可能曾回过克鲁梭。因为那里仍有几百名中国工人，与巴黎相比，那里距里昂更近一些。另外，他还可能到圣艾提尼附近的圣夏门巡视过，那里也有不少中国工人。他自己则在里昂的一家工厂做工。
邓在里昂呆的时间很短。7月底，他回到巴黎。比扬古尔警察局花名册上登记的时间是7月30日。关于回巴黎的原因，尽管在任何法国或中国的文献中都没有明确的解释，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是由于几个星期以前，约一百五十名左翼激进分子离开了法国，其中人约五十人是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的。党和团需要他的领导。
这么多人集体离开法国，主要是左翼勤工俭学学生对五卅事件的激烈反应造成的：上海英国租界的警察同学生及大批示威者发生冲突，至少有十二名示威者被打死。示威的起因是群众支持日资纺织厂里的中国罢工者，抗议日本警卫的暴行，要求释放被捕的六名学生。
在巴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员（当时国共两党已经实现合作）迅速组成了一个行动委员会，他们不顾警察的禁令，于6月14日召集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吸引了数以千计的法国人和中国人参加。委员会从如此普遍的支持中受到鼓舞，决定下一步向中国公使馆发动攻击。这个行动于6月21日进行，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