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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西太后等人的进逼，光绪帝也感到形势危急，于是便同维新派一起，也加紧制定对策。八月三十日，光绪帝给康有为一个密诏，让他和谭嗣同等迅速筹划，设法相救。可是光绪帝和维新人物既没有实权，也无军队，因此显得十分软弱，当即陷入手忙脚乱的境地。九月初，在康有为等人的支持下，光绪帝先后两次召见当时以维新派面目出现，手握一定军权的袁世凯，给他加官进爵，竭力拉拢，幻想利用袁世凯的军队来保护自已，保护维新事业。可是，狡诈的袁世凯并未明确表示要真心诚意地为光绪帝效劳。至此，光绪帝也认识到败局已定，无法挽回了。在这种情况下，为给将来的维新事业留下组织力量，光绪帝于九月二日密谕康有为说：“你可迅速外出，不可迟延。你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望你爱惜身体，善自调养，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这时，康有为、谭嗣同等也在为保护光绪帝而做积极的努力。九月三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请求袁世凯杀荣禄，围颐和园，袁世凯假意答应。九月五日，光绪帝又接见了来华游历的日本前首相伊滕博文，希望他帮助自己。当天，光绪帝第三次召见袁世凯，命他保卫圣躬。可以看出，光绪帝以及维新派在紧急关头，病重乱投医，未能拿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应急办法。相反，西太后及其亲信却做了大量的准备，已经磨刀霍霍，准备动手了。
在这新旧较量的关头，善于见风使舵的袁世凯，雪上加霜，又给光绪帝等人捅上了一刀。九月五日，袁世凯被召见以后，立即乘火车赶回天津，把光绪帝及维新派的谋划全盘告诉了荣禄。荣禄立即乘车赶到北京，告诉了西太后。西太后听到荣禄的报告后，十分恼怒，她痛恨维新派，更痛恨光绪帝，恨不能立即处置他们。第二天黎明，西太后在重兵控制北京后带人直奔光绪帝的寝宫，光绪帝知道事情不妙，慌忙出来迎接，西太后也不理睬光绪帝。命人搜查光绪帝的寝宫，把全部奏章席卷而去。然后怒斥光绪帝说：“我抚养你20余年。你竟听小人之言要谋害我？”光绪帝吓得浑身战栗，面色发白，慌忙回答：“我无此意。”西太后唾了光绪帝一口，说：“痴儿，今日无我，明日还有你吗？”当日，又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谕旨，重新让西太后训政。随后颁布谕旨，捉拿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已在政变以前逃出，幸免于难。九月十三日，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等6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至此，光绪帝及其维新派的变法活动就被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绞杀了，光绪帝的变法图强方案也就被无情地摧毁。随之，光绪帝进入了他一生中最苦闷和痛苦的时期。
四、被囚瀛台抱憾而终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光绪帝生活境遇更加恶化了。为了彻底消除光绪帝的政治影响，西太后曾连续3次对光绪帝组织围攻和斥责。西太后发动政变的当天，在便殿召集起一大群顽固守旧大臣，令光绪帝跪在案前，并置竹杖于座前，如同审讯一般。她质问光绪帝说：“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你怎敢任意妄为，各位大臣，皆我多年历选，你怎能任意不用。你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刑。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之法？”面对西太后的斥责，光绪帝虽然不敢顶撞，但也不想忍气吞声，他为自己分辩说：“我自己固然糊涂，但洋人逼迫太急，为了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是听信康有为之法。”第二天，光绪帝再次被西太后等人围攻，西太后还逼迫光绪帝颁布捉拿康有为的谕旨。第三天，西太后组织顽臣，将光绪帝寝宫、书房等处搜去的奏疏文稿拿出来，逐条批驳，要光绪认罪。此后，又把光绪帝押解到瀛台的涵元殿，囚禁起来。
瀛台是中南海中的一个人工岛屿，四面环水，一面设有板桥，以便出入。西太后把光绪帝囚禁在瀛台后，选派20多名太监轮番看管。太监每天送“御膳”之时，就架起跳板，走进瀛台，“进膳”之后，便撤掉跳板。光绪帝只能望水哀叹，不能离开瀛台一步，为此他曾写下“欲飞无羽翼，欲渡无舟楫”的诗句。生活在瀛台的光绪帝，接触的都是那些令人讨厌的太监，所到之处，无非是瀛台上的几座殿阁，没有什么乐趣。他在看《三国演义》时，往往哀叹：“我还不如汉献帝。”光绪帝无法排解自己心中的闷气和怨恨，有时往往把太监作为自己发泄的对象，经常对他们发脾气，罚令长跪，还天天书写袁世凯的名字，以表达自己的怨恨之情。贵为一国之君的光绪帝，成为一名不见天日的囚徒。
其实，按照西太后的意愿，何尝不想彻底废掉光绪帝呢？只是迫于外界的压力，不敢贸然行事，所以才把光绪帝押入孤岛。可是西太后囚禁光绪帝一事，不仅引起国内舆论的哗然，而且也引起各国列强的注意。列强各国感到，西太后的复旧很有可能使中国回到排外的时代去，与其如此，还不如支持开明的光绪帝，对自己更有利，于是他们对光绪帝的处境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心。英、日驻华公使极力帮助康有为、梁启超出逃，并再三要求觐见光绪帝。英国在华的舆论工具《字林西报》也多次发表文章，抨击西太后，赞扬光绪帝。这一切，都给西太后很大压力，使她不敢断然对光绪帝下毒手。但她一直担心光绪帝的存在会威胁自己的权力和统治，忍气吞声地寻找机会实现她的废帝阴谋。
正当西太后为废掉光绪帝而忙碌时，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西方列强出兵武力干涉，爆发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在对待义和团的剿抚问题上，尤其是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战和问题上，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于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光绪帝对此忧心忡忡，虽身陷囹圄，但却及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五月二十日，西太后在仪鸾殿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到场的有大学士、六部九卿，光绪帝也奉西太后之命到场。会上，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人极力主张议和，而载漪等人却从自己的私欲出发，说：“义民可恃，其术甚神，可以报仇雪耻。”竭力煽动对外宣战，两者相持不下。光绪帝则说：“现在人人喜言兵，然而甲午中日之役，创钜痛深，可引以为鉴。况且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联合而谋我，怎样才能抵御呢？”分析完利害得失后，光绪帝断然说：“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的道理。”五月二十一日，西太后再次召开御前会议。一开始，西太后便怒气冲冲，她对列强各国庇护康有为等人，干涉自己的废立活动十分不满，积怨甚深，所以一向对外妥协的西太后，现在却决心对外开战了。她说：“今天的事，各位大臣都看到了，我为江山社稷着想，不得已而宣战；然而成败未可知，如果宣战之后，江山社稷仍无法保全，诸公当谅解我的苦心，不要归咎我一人。”西太后话音刚落，载漪等人立即应声附合，大谈宣战。光绪帝心中十分焦急。国家安危，在此一举，想到这里，光绪帝再次表示异议，他说：“战不是不可言，但中国积弱，兵不足恃，用乱民孤注一掷，会有什么好处呢？”接着他又耐心地分析说：“民众均未经训练，一旦上阵，在枪林弹雨之中，以血肉之躯抗击敌人，怎么能持久？所以，不要以民命为儿戏！”西太后听了光绪帝的话，心中老大不自在，但她没有正面反驳，质问光绪帝说：“依你之见怎么办呢？”光绪帝回答说：“寡不可以敌众，弱不可以敌强，决没有一国能敌七八个国家的道理。现在，只有停战议和才是上策，其次就是迁都。”由于两者争议不休，所以这次会议仍未能就和战问题作出决定。五月二十二日，举行第三次御前会议，西太后及载漪等人控制了局面，大喊大叫，不可一世，决意向列强宣战。光绪帝看到无法挽回，欲言又不敢言。他拉住许景澄的手，沉痛地说：“兵端一开，朕一身不足惜，只是苦了天下的百姓了。”我们知道，光绪帝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中，一意主战，是一个积极的主战派，那么他在义和团时期为何力主求和呢？这主要是从中外力量的悬殊考虑，虽然光绪帝的主和也并非什么高明的见解，但起码在了解外情这一点上比西太后等人高明一筹。
西太后等人不顾光绪帝等人的反对，一意孤行，盲目主战，于五月二十五日正式颁布了对列强的宣战上谕。然而西太后等人既没有御敌的力量和本领，也没有彻底抗战的决心，结果清军节节败北，七月二十日北京陷落，西太后只得仓皇出逃。当西太后逃出北京之际，光绪帝要求留下来，以便同外使会谈，收拾残局，并乘机摆脱西太后的控制。可是未被西太后应允，只得随西太后出逃。在逃亡的过程中，光绪帝所到之处，凄凉萧条，满目疮痍，民不聊生，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他痛恨列强的侵略，更加怀念自己的变法维新事业，也更加怨恨出卖自己的袁世凯。他每到一处，往往画一个龟，在龟背上填写袁世凯的名字，然后粘在墙上，用小竹弓射击，然后再取下来剪碎，用这种最简单的办法来发泄自己胸中的闷气。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经西太后批准，李鸿章、奕劻等人与各国列强签订了屈辱的卖国条约《辛丑条约》。十一月，光绪帝随西太后回到北京，当他看到被列强破坏后的京都情景时，立即感到一种无法排泄的耻辱，不可遏止的愤怒。
面对国亡无日的残酷现实，光绪帝多么渴望自己能够独掌大权，继续推行新政啊！然而，自幼养成的怯弱秉性使他无法摆脱西太后的控制，相反，为了自己的安全，只得屈从在西太后的淫威之下。可是，即便是这样，光绪帝也还是耐心地等待时机。为了更好地了解世界，光绪帝仍然朝夕研读书籍，尤其留意有关西学的书。而且，光绪帝还坚持每日以一定的时间学习英文，虚心向人求教，持之以恒，因此对西方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
政治上的挫败，生活中的不幸，使光绪帝陷入无法自拔的痛苦和郁闷之中，整日忧愁解难，焦虑不安，这极大地损伤了他的身体，使他的健康状况日益变坏。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帝抱着自己终生的遗憾在瀛台涵元殿病逝，终年38岁。
光绪帝死后，葬于崇陵，谥号“景皇帝”，庙号“德宗”。
第三百六十四章 逊帝爱新觉罗·溥仪
一、冲龄登基唯我独尊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爱新觉罗·溥仪是这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一生坎坷曲折，前半生，三岁登基，以后三度称帝，在位时名义上唯我独尊，事实上无异囚徒；后半生，由皇帝变公民，过上了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为中国人民做出了他所能做出的积极贡献。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正月十四日，北京城里醇王府邸，一位新生婴儿呱呱坠地，这就是中国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溥仪的父亲载沣，8岁时承袭王位，长大后谨遵其父醇贤亲王奕劻的遗训，为人处事酷似其父。他所以能像第一代醇亲王一样成了皇父，却不是因为像老醇亲王那样有一位皇太后的亲妹妹做福晋，而是另有因由。
原来在戊戌政变后，光绪虽被囚瀛台，但只要他活着，对慈禧和顽固派们来说，就是一个潜在的莫大威胁。因此，他们想方设法要根除后患，结果由于洋人的干涉，未能如愿。于是，慈禧决意利用“义和团”发泄胸中的闷气，同时要使列强明白左右中国局势的是她，而不是那个列强为了自身利益所极力维护的光绪。结果弄巧成拙，胸中闷气未出自不必说，还险些被列强当做“祸首”加以惩办。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公开要光绪五弟载沣前往德国，为克林德公使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一事道歉，载沣到德国后，受到了德国皇室的隆重礼遇。再有列强对光绪的态度也还没有改变。积数十年统治经验的慈禧，深知“庚子事变”后的清王朝，内外诸事若违背了洋人的意愿，后果不可逆料。因此，为缓解各方矛盾，确保自己的地位，慈禧觉得有必要觅一良策。这个“良策”很快让她找到了：即为醇亲王指婚，将心腹大臣荣禄之女嫁与载沣，以笼络控制光绪及载沣。不过，这时她恐怕还没有在醇王府里再造出一条“潜龙”的想法。促成醇王府飞出第二条“潜龙”的，应该说主要是庆亲王奕劻和戊戌政变后飞黄腾达的袁世凯。
奕劻（公元1836年～1918年），爱新觉罗氏，乾隆第十七子之孙。为人贪鄙庸劣，精于投机钻营之道。光绪一朝，由一名远支宗室最低爵位的辅国将军，累迁至亲王。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他奉旨议和，结好洋人，同时也为慈禧所看重，随后即入值军机处，并升到首席军机大臣的高位上，儿子载振也做了工部尚书，父子同朝，显赫一时，令王公大臣们侧目。
袁世凯自戊戌政变为慈禧立了大功，从此官运亨通，扶摇直上，几年时间由直隶按察使逐次升迁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外务部尚书。在此期间，他不惜重资，买通了只要给钱连祖宗都可以卖掉的庆亲王奕劻，借改革军制扩编北洋新军之机，使其成为京师重地的一个强大武装集团，并采取种种手段，几乎使北洋军成了完全听命于他一人的袁氏武装。
奕劻的贪鄙庸劣、要钱不要祖宗，袁世凯的贿买新贵、暗建袁氏武装，使慈禧有些不放心。于是，她借筹备立宪之机，上调袁世凯入值军机处，意在收回袁世凯军权。政治嗅觉十分灵敏的袁世凯，从自己的升迁调任中，也感觉到气候有些异常，他这时感到自己远不是西太后的对手，因此为长久计，不待慈禧下令，便主动交出了北洋军权。作为一名汉族官员，袁世凯的这一举动非但没有使慈禧解除疑虑，反而使她预感到了某种可怕的威胁，这不但是对自己的威胁，而且是对爱新觉罗氏江山的威胁。这位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皇太后，虽已届垂暮之年，对权力斗争并不糊涂。她深知袁世凯交出北洋兵权并非出自本意，其对北洋军的实际控制能力，远非朝夕能解除得了。至1908年秋，慈禧也大病缠身。就在这时，一个令她震惊的消息传来：袁世凯怕西太后死在光绪之前，光绪再次执政将报复自己，因此正在策划废掉光绪，拥立奕劻之子载振为皇帝。为了爱新觉罗氏的江山社稷及子孙计，慈禧认为该是采取果断措施的时候了。
经过再三权衡，慈禧终于拿定了主意。谕令庆亲王奕劻前去察看东陵工程，同时将袁世凯的亲信段祺瑞所部第六镇北洋军调离北京，令陆军部尚书满州贵族铁良统辖的第一镇进京换防。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十月二十日，光绪帝病危，慈禧颁发了“醇亲王载沣著授为摄政王”的懿旨，同时令将载沣年满3岁的长子溥仪送进皇宫教养。从而为大清王朝的皇统接续做好了安排。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驾崩，慈禧面谕王公大臣：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着入承大统为嗣皇帝……着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大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这时慈禧并不知道自己也将紧随光绪而去，二十一日这天，她“终日料理大事，至晚乃获休息，虽极辛苦，而体力反较佳。翌日，仍于6点钟起召见军机与皇后、监国摄政王及其福晋即荣禄之女，谈话多时，以新帝之名下一谕，尊皇后（光绪皇后隆裕）为太后”。不意午饭时分突然晕倒，醒后感觉异常，自知末日已至，急诏隆裕皇太后暨监国摄政王等，谓：“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由摄政王随时请而施行。”做好了这样的安排之后，慈禧才放心地归天去了。她满以为有光绪亲兄弟摄政监国，有自己的亲侄女裁决“重大事件”，大清王朝的江山就万无一失了。
光绪、慈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