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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武则天的酷政下剧烈地变动，造成当武则天篡唐时，朝臣中竟难以形成一个反武轴心。
但是，武则天毕竟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她任用酷吏是有限度的。27名酷吏除傅游艺外，即如周兴、来俊臣、丘神责力、索元礼等也无一授相职，只是让他们执法而不执政。在司法机构中又保留了狄仁杰、徐有功、杜景佺、李日知等一批执法平允的良吏。尽管这批能干优秀的大臣被酷吏们视为眼中钉，一再受到诬陷，但总是受到武则天的亲自保护，这对整个政局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酷吏的滥杀也引起朝臣们人人自危，形成新的危机。武则天为缓和政局，便将这些酷吏当作替罪羊，一一杀之以平民愤。酷吏的残暴最后落得个引火烧身的下场。从临朝称制到称帝前期，武则天运用其铁的手腕，残忍的性格，实行了10余年的酷吏政治。武则天要以女性来巩固自己既得的权力，进而保证在皇位争夺中稳操胜券，酷吏政治取得了预想的效果。杀人虽多，却没有动摇她的统治基础，相反得到了更广泛的庶族势力的支持，这是由于武则天所杀的反对派，大都是那些不赞成她称后称帝的李唐宗室和掌大权享高位的关陇士族，在客观上抑制了士族势力，扶持了庶族势力。这也是武则天政权得以巩固的重要原因。
四、复立李储逊位而终
随着酷政的终结，帝位巩固了，政治气氛也随之得以改善，然而，武则天并没有感到舒心，在皇位继承人的选择上。她无力摆脱传统的束缚，从而陷入困境。
武则天改唐为周，立即起用武氏子侄为宰相、为将军，臣下有功也赐给武姓，又免去天下武姓的田赋，改文水县为武兴县，追封武氏先人，上谥号，立庙宇。显然，她是想传位给武氏子孙。
以武承嗣、武三思为首的武家子侄们更是跃跃欲试，甚至勾结酷吏迫害李氏宗室。武承嗣对皇嗣李旦的地位提出公开挑战。
长寿二年（公元693年）元旦，武则天在万象神宫（明堂）举行祭典大礼，竟让武承嗣为亚献、武三思为终献，公开摆出武氏家天下的阵势。皇嗣李旦尴尬地站在一边。由此，李武两姓争夺储位的矛盾日趋激化了。
狄仁杰、李昭德等几位有见识的宰相坚决反对立武氏为皇嗣。武则天伤透了脑筋：立本家子侄为皇储，可以保全她的武周政权，但继位的人是不会把她作为先祖供奉太庙的。而立儿子为储君，可以同夫君共享子孙的祭祀，得到名正言顺的皇后位置，但这又必然使自己重新回到她亲手打破的传统中去。
一天，74岁高龄的武则天对狄仁杰说：“昨天夜里，朕梦见一只大鹦鹉，两翼折断了，卿看是何征兆？”狄仁杰趁机借题发挥说：“鹉者，武也，即指陛下，两翼即指陛下的两个儿子。陛下若起用两位殿下，两翼不就复振了吗？”
这时，宰相吉顼为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出主意：你们兄弟俩专横跋扈，深为群臣忌恨，要想保全自己，现在惟一可做的是参预立储的大政，借枕席之便，劝说武皇复立庐陵王为皇太子。二张听其言，屡次吹枕边风，促使武则天做出最后决断，不再考虑立武氏储君。
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初，武则天派人把庐陵王李显秘密接回洛阳，皇嗣李旦知趣地请求退位，李显被立为太子。武承嗣见太子位眼看到手又易人，一气之下，怏怏死去。
复立李显，不仅阻止了武氏诸王图谋太子位的活动，适时压抑了诸武的气焰，使他们在武则天在世时没能严重地危害政治，而且对缓和当时的民族关系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契丹军队侵扰河北时，曾发布檄文说：“还我庐陵王。”圣历元年八月，武承嗣之子淮阳王武延秀前往突厥迎娶默啜可汗女儿，被当场拒绝。默啜可汗说：“我世代受李氏恩赐，打算把女儿嫁给李氏子作为报答，你武家儿哪有资格。听说李氏还有两位皇子，我应当发兵相助。”可见，储位问题极有可能成为契丹、突厥出兵犯唐的口实，促使武则天要及早解决。
庐陵王的复位，使一度紧张的气氛趋于缓和。武则天为了防止在自己死后，诸武与太子再度纷争残杀，便召集起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与诸武，宣誓明堂，祭告天地，立下铁券，藏于史馆，让他们和平共处。由此，武则天赢得了最后一段比较安定轻松的日子。复立李显为太子，是放弃酷吏政治之后，这位女政治家晚年的又一英明决策。
武则天晚年，得到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的悉心侍奉，她很感谢张家兄弟的奉献，便授之高官，委以国政，二张成为她晚年最亲信的人。
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中山义丰（今河北安国）人，其祖父辈的张行成在贞观末年当过宰相，也算得上出身名门。薛怀义被杀后，御医沈南璆充为男宠，但沈已年过中年，难以满足武则天的要求。70多岁的武则天又陷入了寂聊烦闷之中，喜怒无常，脾气暴躁，动不动就责骂侍女。
还是女儿理解母亲的心事。万岁通天二年，太平公主将美貌少年张昌宗带给武则天，张昌宗聪明伶俐，通晓音律，当场献上一曲，然后与武则天相拥入内室，侍寝一宿，武则天非常满意。半月后，张昌宗又把自己的亲哥哥张易之推荐给武则天。从此，张易之、张昌宗都深得武则天宠爱，顿时身价百倍，俨若王侯，每天随武皇早朝，女皇听政完毕，就在后宫陪侍女皇。在则天皇帝近似溺爱的宠幸下，这对美少年在朝廷内外炙手可热，即使朝中的当权者如武承嗣、武三思、武懿宗、宗楚客、宗晋卿等，也争先恐后献媚于他们。
圣历二年（公元699年）正月，武则天在宫中新置控鹤府，以张易之为控鹤监，张昌宗、吉顼、李迥秀、薛稷等为内供奉（后来改名奉宸府，张易之为奉宸令），恣意宴饮嬉戏。为掩饰他们的荒淫生活，武则天又召集宋之问、阎朝隐、李峤、张说、刘知几等26位文人学士，在控鹤府编纂《三教珠英》1300卷，张昌宗、李峤为修书使。
二张恃宠而骄，不仅在后宫独断专行，而且开始干预朝政。武则天也有意把政务委托给他们处理，二张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文武大臣对此惶恐，朝廷上下议论纷纷。长安四年（公元704年）末，武则天病卧床上，累月不见宰相，身边只有二张侍奉，“居中用事”，使朝臣们心神不安，不知二张会干出什么事来。这促使政变提上日程。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经过一段时间的周密筹备后，宰相张柬之等人领导发动了军事政变，杀二张于宫内。病榻上的武则天被迫逊位，唐中宗复位，李唐政权再度重建。
正月二十五日，武则天被迫离开她做了15年天子的皇宫，迁居到洛阳宫城西南的上阳宫。中宗为其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以示慰藉。武则天无法忍受失去皇位的痛苦，心境极坏，精神涣散，已是风烛残年的身体随之彻底垮了下来。神龙元年十一月初二，虚岁82的武则天凄冷地死在上阳宫的仙居殿。临终遗嘱：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归葬乾陵（高宗的陵墓）；赦免遭她迫害的王皇后、萧淑妃二族及褚遂良、韩瑗、柳姡У那资簟１豢崂艄瓜莸娜嗽谒傧绿ㄊ币延枭饷狻�
武则天的谥号曾几经变化，睿宗即位后，改称“天后”，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再改为“大圣天后”，延和元年（公元712年）又追尊为“天后圣帝”，不久改为“圣后”。唐玄宗当皇帝后，开元四年（公元716年），改谥“则天皇后”，天宝八年（公元749年），最后定谥号为“则天顺圣皇后”。这些谥号的变化表明，武则天一直保持受到李姓子孙的尊崇。
神龙二年正月，武则天的灵柩在唐中宗李显护送下运回长安，与唐高宗合葬在乾陵。她临终曾留遗嘱，让儿子李显为她树碑但不须立传，从而留下了“无字碑”之谜。
第一百九十九章 少帝李重茂
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韦皇后惊恐于中宗对她与安乐公主专权的义愤，用药饼毒死中宗。中宗死后，韦后仿效武则天，先立温王李重茂为太子，由自己执政，让相王李旦参谋政事。不久，又根据古礼叔嫂不通问之忌，罢相王参政，命李旦为太师。韦后当政，改年号为唐隆。过了几天，才让16岁的太子李重茂即位，这就是唐少帝。
少帝即位后，朝廷大权仍控制在韦后手里。然而宫廷内部变乱迭起，人心动荡。相王李旦的第三子李隆基看到这种情况，就暗地里收拢了一批有才能的人。当时有个叫冯道力的道士和李隆基关系不错。一天，冯道士来到李隆基家里，对他说：“您居住的地方叫‘隆庆’，许多人说‘隆’就是‘龙’；现在韦后又改元唐隆，和您的名字正相符合，这正是您成为帝业的时候。”李隆基听后大受鼓舞，便找他的姑姑太平公主商量，决定除掉韦后。太平公主赞成，还派了儿子薛崇日柬简做李隆基的助手。唐隆元年（公元710年）六月二十一日的夜晚，李隆基率刘幽求、钟绍京等人冲入玄武门，袭杀了羽林将军韦播、中郎将高嵩等，然后斩关夺门，冲入后宫。韦后被乱兵杀死，韦氏的党羽安乐公主和上官婉儿等人也都先后被斩首示众。
几天以后，少帝李重茂颁布诏书：“叔父相王，高宗之子，昔以天下让于先帝。神龙之初，已有明旨，将立太弟，以为副君。请叔父相王即皇帝位，朕退守本藩，归于旧邸。”于是，相王李旦即皇帝位，少帝李重茂被封为温王，平王李隆基被立皇太子。
第二百章 玄宗李隆基
一、宫廷角逐夺权登极
唐玄宗（公元685年～762年），亦称唐明皇，名李隆基，女皇武则天嫡孙，睿宗李旦第三子。公元712年至756年在位。当政期间，唐朝达到了鼎盛时期，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开元盛世”；又酿成了天宝末年的安史之乱，使唐王朝从此由盛转衰。
李隆基生于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其时正是武周天下，作为李唐皇子，他无可选择地承受了宫廷内部激荡多变的风风雨雨的磨炼。据史书记载，隆基小时即有大志，在宫中常以“阿瞒”自诩，但并不为武氏家族重视。7岁那年，他例行至朝堂举行祭祀仪式，金吾将军武懿宗对其随从大声喝斥，隆基立刻声色俱厉斥之曰：“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我骑从？”据说武则天知道了这件事后，便对他另眼相看了。第二年，隆基被封为临淄郡王。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张柬之逼迫武则天退位，拥立中宗李显。这时隆基曾一度兼任潞州（治今山西长治县）别驾。
武则天死后，唐中宗昏庸懦弱，大权操于妻子韦后、女儿安乐公主之手。张柬之等功臣均遭贬逐，太子李崇俊等被杀，武三思等沉滓余孽迅速泛起，韦后又援用其从兄韦温等掌握大权，纵容安乐公主卖官鬻爵，又大肆建筑寺院道观，奴役人民，可谓朝政日非。景龙四年（公元710年），中宗被妻女鸩杀。韦后准备效法她的婆婆武则天做历史上的第二个女皇。这时，武则天的第四子李旦还有相当的势力，李旦的第三子隆基也在悄悄积蓄力量，身边已有一批有才能的文臣武将，成为韦后夺位的主要障碍，韦后决意将其置于死地。但李隆基决非等闲之辈，还没等韦后动手，他便与姑母太平公主合谋发动政变，率羽林军万骑抢先攻入皇宫，将韦后及其党羽一网打尽。后由太平公主出面，恢复了睿宗李旦的帝位。隆基也因功被立为太子。
睿宗也是一个昏懦的帝王，甘心听任太平公主的摆布，太平公主恃拥戴睿宗有功，大树私人势力，左右朝政。她开始认为隆基年轻，所以对他不以为意，后来，看到隆基十分明断果决，对自己专权不利，于是便把攻击的目标对准了隆基。她造舆论说，现在的太子不是长子，不应当立，立了必有后忧，阴谋废之。隆基地位并不稳定。先天元年（公元712年），睿宗让位给太子，隆基即帝位，但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及重大军国行政却仍然由睿宗决定。这期间，隆基与太平公主的关系极为紧张，可谓剑拔弩张，各自磨刀霍霍，暗藏杀机。双方的决斗势不可免。
先天二年七月三日，玄宗抢先下手，率厩牧兵马镇压了太平公主及党羽数十人，依附太平公主的官吏尽被黜逐。至此，动荡的局势才稳定下来，李隆基获得了全部权力。是年，改元开元。
二、文治武功开元盛世
玄宗李隆基的皇位来之不易，亲政后面临的形势也十分严峻。长期的宫廷政变，削弱了中央政权的力量，吏治腐败，官吏冗滥。玄宗在开元三年（公元715年）明确宣布：“官不滥升，才不虚受。”倡导任人唯贤，他所用的宰相，大都成了有名的政治家。
姚崇，是有名的贤相，办事干练。入相前他曾向玄宗提了10项建议，大意是勿贪边功，广开言路，奖擢诤臣，除租税外不得接受馈赠，勿使皇亲国戚专权，勿使宦官专权等。玄宗样样应允，从而奠定了开元施政的方针。
当时，一些富户往往用出家作和尚的办法来逃避赋役，姚崇一次就查出1200多名假和尚，勒令还俗。又禁止百官和僧尼道士往来，抑制武、韦时发展起来的寺院地主势力。御弟薛王李业的舅父王仙童侵暴百姓，他不讲情面，请玄宗批准，依法进行了惩办。
开元初，黄河南北连年发生蝗灾。蝗虫飞来如云遮日，所落之处苗草罄尽。先朝也曾遇蝗灾，由于捕杀不力，往往造成赤地千里、横尸遍野的惨景，以致物价飞涨，民心不稳，政局动荡。因此姚崇对灭蝗十分关注，力主诏令郡县及时捕杀，并由官府奖励治蝗。结果蝗灾被有效地制止了，尽管蝗灾连年，灾区也未发生大的饥荒。
宋璟继姚崇为宰相，也很注意选用人才，使官吏都能称职。有一次吏部选人，他的远房叔父宋元超向选拔官员说明自己与宋璟的关系，想得到好差使，他知道了，特地关照吏部不给宋元超官职。
张九龄也是开元贤相。他是广东人，当时岭南被看作是荒远的地方，那边的人很不容易做到大官，玄宗破除偏见，惟才是举，他才官至宰相。他建议选用人才要慎重，在吏部议论人才，态度极其公正。他执政时，已在开元后期，玄宗有所松懈，他每见玄宗有什么过失，总是极力谏劝。
玄宗不仅注意任用贤相，还非常重视刷新吏治，整顿官僚队伍。在这方面他采取了许多措施。一是裁汰冗员，精简机构。他针对武后以来官吏冗滥之弊，一举裁汰了员外官、试官、检校官数千员，大大精简了官僚机构，提高了办事效率，也节约了财政开支。二是恢复谏官、史官参加宰相议事的制度。唐太宗时期，皇帝与宰相议事，允许谏官与史官参加，“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这可以减少朝政的弊端，有它的积极作用。但是武则天参与朝政以后，许敬宗、李义府提任宰相，“政多私僻”，不敢把朝政公开，取消了谏官和史官参加君臣议事的制度。玄宗下令恢复贞观年间的制度。三是重视县令的选择。玄宗说：“郡县是国家政权的根本，郡县长官是执政队伍的先锋，朕总是特别留意这种官职，和其他官职不一样看待。”玄宗有时对县官亲自出题考试，了解应考者是否通晓治国之道，凡是考试成绩优秀者即被任用，拙劣者即被罢免。四是实行严格的考核制度，来检查地方官的政绩，作为黜陟的根据。规定每年十月，委各道按察使到各地巡省风俗，观察得失，将地方官的政绩按五等划分，然后上报吏部长官详覆，减少了地方官贪赃枉法的现象。五是严明赏罚。玄宗认为，有善必赏，所以劝能，有罪必诛，所以惩恶。开元年间朝廷的赏罚基本上贯彻了这一精神。
玄宗的改革政策，主要是通过下级官员去贯彻执行，玄宗能注意用人，这是“开元之治”得以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玄宗在位的前半期，不仅文治取得了很大成就，而且武功也赫然可纪。在玄宗即位以前，边防危机十分严重。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契丹奴隶主李尽忠利用民族矛盾，煽动其部众举兵造反，并且攻占了营州。紧接着，营州都督府管辖的连昌、师、鲜等12州也相继失守。武则天派王孝杰等组织反击，结果大败，几乎全军覆没。此后，契丹贵族经常疯狂掠夺土地，残害北方人民。
至于玉门以西，长安三年（公元703年），突厥奴隶主贵族乌质勒攻陷了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镇，从此，安西道绝。乌质勒接着又向北庭都护府进攻，并强占了北庭西部一些地方。这不仅破坏了国家统一，同时也堵塞了“丝绸之路”，使唐朝对外贸易受到了严重影响。
在北方地区，唐初战胜突厥，统一了大漠南北，设置单于、安北都护府，分别管辖长城内外到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此后，长城以北保持了数十年的相对安定局面，但是，到了七世纪末叶，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