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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长只得又将情况报告给省监狱管理局，希望监狱管理局能协调一下，但转过来的情况是市里一口予以回绝，在未确认系非典之前，就地医治，就地隔离，等待专家组的鉴定，由于非典防治工作实行属地管理，监狱局也没有办法，只能按条条把情况报给卫生厅，但从卫生厅反馈来的情况是，全省这种情况比较多，各市都在紧张的进行排查，但真正是非典的几乎还没发现，目前只确认几例疑似，让监狱局不要紧张，等待当地的市里派专家组。
监狱长打了一圈电话发觉只有耐心等着专家组一条路了，他只得宽慰肖院长耐心的等着，他还特意去医院外面远远的看望了一回，虽然他知道是非典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他也不敢进去。
知道要被隔离的时候，整个当时在东湖监狱医院的人脸都灰了下来，特别是肖院长宣布要排查与病犯密切接触的人员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迅速扫视了一下周围的人，然后默默的拉开与身边人的距离，很不幸，戴斌是属于与病犯密切接触人员中的一员，肖院长于是安排了几个病房让他们进去，算是再隔离了。
戴斌与一个犯人一个病房，两个人关了门之后都默默不语，谁都没想到非典的阴影居然离自己如此之近，居然盘旋到自己的头上。当两人从窗户里看到穿的就似太空人一样的防疫人员来了之后，心情如结冰一样的冷，对死亡的恐惧油然而生。
戴斌默默的等待着，直到防疫人员进门对房间消毒，给他们量体温的时候，戴斌才恍然醒悟，赶紧询问情况，可是，防疫人员并不能给他们什么好消息，只是宽慰他们，只要专家组来鉴定不是疑似病例就可以解除隔离了。
但事情并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直到晚上11点，专家组似乎什么时候能到没有个准信，需要鉴定的病例比较多，专家组现在似乎还在哪个县里，而从门外医生告知的信息中，这个病犯的高烧依旧没退，病情仍在加重，而医院也只能按照普通的肺炎进行医治。
当生命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对每个人都是一种重压，那个与戴斌在一起的犯人终于承受不住了，哭了起来，他还有一年多就出狱了，他不能承受，马上就要迎来自由，却倒霉的遇上这种事情，甚至会威胁到生命，一边哭，一边大骂着，就像在无边的黑夜里，向着一盏灯光行走的人，而即将触碰到的时候，突然这盏灯被无情的熄灭了。
戴斌没有哭，他在一种近乎残酷的冷静中思考，在这种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他想起了很多事，那就是万一真是非典的话，自己还有哪些事情要做。非典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死亡，而自己还有哪些事情要处理呢，他想到儿子，想到林燕妮，想到薛小云，想到老家的哥哥和姐姐，想到自己尚未处理的一些事情，他感觉自己似乎在打遗书的腹稿了。
夜里，戴斌无法入睡，这一刻，他想见儿子，想见所有那些自己还挂念的人。
第四章 非典时期的QQ 六十七、我的父亲母亲
等待专家组的时间仿佛被拉长了，监狱长几乎每隔一个小时都打一个电话给县里的非典防控指挥部，但答案都是让他耐心的等，他感觉自己毫无用力之处，尽管他不断的在电话里强调监狱的特殊性，但是电话那头也表示无能为力，全市总共才组成了两个专家组，而各地不断报上来有病例需要鉴定，在这个特殊的时间里，谁也不敢擅自确认哪个病例不是非典，包括那些有多年临床经验的呼吸科医生，而每一级政府都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原则，对这些病例的处置是慎之又慎，一旦忽视一个潜在的传染源，那是谁也背负不了的责任。专家组每到一处排除一个病例都需要时间，自然没有那么快。
那个病犯的病情丝毫没有什么好转，高烧依旧不退，这种状况让隔离在医院里的人很不安，很不安，即使自己的嗓子痒了也不敢咳嗽一声，强制着让自己忍住，既是怕别人误会自己，也是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能忍住，只是嗓子痒，肺没事的。
傍晚的时候，专家组仍然没有来，戴斌同房的那个犯人已经吃不下饭了，人整个痴痴呆呆的坐在床上一言不发。戴斌偶尔走到窗口，看到外面有人，便问问病人的情况，但总没有好的消息，连路过的肖院长的话语也消沉了许多，见到这情况，戴斌心里冷了一大截。
天黑入夜了，监狱里沉寂的有些耍ふ饷创螅鞅蟠游从泄庋母芯酰馐巧艿酵驳母芯酰恢直豢志搴途粼釉谝黄鸶芯酰嗽诖耸毕缘檬侨绱隋钊醪豢埃《镜耐步朴谖扌危扔行蔚耐哺幸恢盅蛊攘Γ么鞅蟛恢侄陨囊懒担庖豢趟氲胶芏啵踔猎谀院＠锶绲缬盎嬉谎叵胱潘囊簧桓龈霰疽涯：纳碛坝智逦鹄础�
戴斌首先想起的是他死去的父亲、母亲，父亲是东北人，自幼是个孤儿，在辽沈战役的期间加入了人民解放军，作为一名新兵蛋子，随着部队南下，一直打过长江，枪还没摸多长时间，在戴斌老家那里与国民党部队的一次遭遇战中负伤了，腿部中枪，部队因为急着行军，就把他丢了下来养伤。在养伤的时候认识了戴斌的母亲，戴斌的父亲就没了再回部队的念头，这时候虽然他的伤已经好了，但也落下跛腿的残疾，所以申请到地方很快就被批准了，因为参加革命时间短，又没立过军功，戴斌的父亲就被安置当个普通的工作人员，直到死的时候也只是公社里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
父亲留给戴斌的印象并不是很深，戴斌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孩子，父亲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用还为不错的工资保住了一家老小没有饿死，但自己却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在条件稍微好转的时候得肺结核病死去了，那时候戴斌才三岁。
所有关于父亲的信息戴斌都是从母亲那里得到的，母亲每当念起父亲的时候都会念起父亲的好，也许父亲是孤儿的原因，家庭观念特别的重，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特别顾着全家人，不但顾着全家人，还顾及着母亲的娘家人，一个人的工资喂了全家五张嘴外仅余的一些都送给了母亲娘家人救急了。
母亲是一个可怜的农村女人，在父亲死去之后，一个人依靠一点抚恤金拉扯着四个孩子长大，还供着最小的戴斌上了学。这也是当初戴斌父亲种下的因果，母亲的娘家感激着戴斌父亲在自然灾害年代里的那份情，也以微薄之力支援着失去顶梁柱的戴家，生活得以周济。
戴斌能够上学也缘着母亲要争一口气，1968年，戴斌的大哥长到十八岁后，戴斌母亲听说公社里有顶职这么一说，于是就跑到公社里找领导要求让大儿子顶职，因为自己丈夫在职的时候死掉的。顶职的数字有限，若是戴斌父亲在世，让儿子顶自己的职或许有可能，但这人死去了，慢慢的人情就淡了，可能的事情也就不可能了，再说县里给的顶职数字那是精贵的很，早就有眼睛盯上了。
公社领导心里有数的很，这遗属的事情不能简单一推，要推的有理有据，公社领导拿出文件，问戴斌母亲孩子有没有高小文化，戴斌母亲顿时傻了眼了，戴斌大哥根本就没读过书，全在家帮着母亲看着弟弟妹妹干活了。公社领导一见戴斌母亲露出难色，心里也就有数了，笑着说要是家里有人有高小文化还是有机会的。
戴斌母亲回家之后，看着戴斌和他二哥，心里想一定要有一个读书以后能顶他爹的职，选来选去，还是选了最小的戴斌，因为他二哥要大上几岁，已经可以帮家里做不少事情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戴斌心里一直觉着欠着二哥什么，要是当初母亲选了二哥去读书，自己或许就走不出乡村当上国家干部。
第五章 减刑后的利益纷争 六十八、回忆少年时
童年的记忆对戴斌来说并没有那么美好，因为戴斌的父亲在村上是外来户，老家的村子叫刘村，自然姓刘的是大姓，姓戴的只有这么一家，戴斌的母亲姓杨，在村上除了戴斌母亲家有几户亲戚之外，戴家在村上根本没有父系的亲戚扶持。小孩们在一起打架，人家又堂表兄弟帮衬，吃亏的总是戴家的几个孩子。孩子打架之后，通常连带着女人们之间吵架，戴斌母亲也总是吃亏，往往在这个时候，最小的戴斌总是会贴在母亲的身旁去安慰母亲，而母亲看着身边这个唯一在读书的老幺儿子，总是叫戴斌好好念书，以后读书出息了，吃上公家饭，让村上人看看，为戴家长脸。
穷人的孩子懂事早，戴斌从小就知道家里的苦处，一个劲的读书，在小学，一直都是班上成绩靠前的孩子，还跳了两级，他使着劲儿用成绩赢得别人对他的尊重，但这种尊重也仅限于在老师面前，那时候的农村，能重视孩子教育的没几个，一般不让孩子读书，即使读了书，念完小学会认识一些字，算些简单的账目就行了。
读书给戴斌还是带来好处的，上了初中以后，在本村上，到了过年的时候，村里的人有多半不再去公社上去买春联了，都买了红纸到戴斌家里求戴斌写，省下钱不说，也省的跑那个路了。得了人家的好处，乡里人倒是不会让人家吃亏，多半要带些吃食给戴斌，有的家里杀了猪的，甚至会带些肉到戴家来。不但仅此，村上的人多半会对自家儿子说，戴斌那小子是个读书的人，不似你们那么野，人家是使笔，莫要与人家打架，久而久之，小小的戴斌就成了村里特殊的人。
戴斌回忆起来，自个儿觉得社会地位高的好处，估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因为读书成绩好带来的少许社会地位，自个儿比村里同龄人在成年人面前得到了多些个的尊重，而又因为自个儿为戴家长了脸，家里人在本来就对戴斌特殊照顾的基础上更加特殊了一些，他母亲和姐姐几乎不让他做任何的家务。
当时处在十年浩劫期间，*不但毁坏了那几年的教育，也差点毁了戴斌的前途，1975年，戴斌念到高一，去县城中学上了两个月的课。可是在县城中学里，因为取消了高考，学校老师没心思教书，学生没动力上课，觉得这书实在是没办法念下去了，再因为家里的大哥结婚分了家，也需要劳力，戴斌就离开学校回了农村。
戴斌记得大哥是25岁才结婚的，当时这个年龄在农村里结婚已经是很迟的了，主要是因为家里穷，出不起彩礼，房子也不好，所以一直没讲上老婆。后来母亲托人在山里面的农村找了一个姑娘相亲，那姑娘也就是戴斌的大嫂，相亲的时候看上了戴斌大哥的实在，但是看了家里还有两个没成人的兄弟，怕以后负担重，于是就托中间人带话过来，彩礼少点行，房子差点也行，但嫁过来以后就必须分家。戴斌大哥知道家里离了自己这个劳力日子不好过，就说算了，但戴斌母亲一口就答应了，反过来做戴斌大哥的工作，戴斌大哥这才结了婚，结了婚之后就按着戴斌大嫂的意见分了家。
戴斌大哥结婚之后，家里明显就缺劳力了，收入也减少了，见到家里的情况，戴斌实在不愿花家里的钱在县城的高中混下去了，回家就开始务农了，家里多个人干活可以多挣点工分。原本让戴斌读书好顶职的目标因为公社都乱了套，原来的公社书记都不知道揪在哪里去了，也就实现不了了。
戴斌回家没多长时间，大队干部上门了，让戴斌去大队小学当代课教师，教小学的数学，给他记工分。这活计比务农好，也符合戴斌在村里是个小文化人的身份，所以没扛锄头几天的戴斌又脱离了农业生产，当孩子王去了。
戴斌回想那时候也多亏去了，要不是去小学当代课教师，也认不识那几个下放到本大队的知青，要不是他们的鼓励，要不是在他们口中了解到一些外面的世界，自个儿也不会在以后重新捧起书本参加高考，没准到现在或许是个乡村代课教师，但那样也不至于今天会蹲了深牢大狱。
即使是今天成为劳改犯，戴斌也不后悔当初迈出这一步，人生不能回头，即使有这样一个回头的机会摆在戴斌面前，戴斌仍然会决绝的要走出农村，因为那个天地太小，而知识给了戴斌翱翔的翅膀，他不可能局限在那个小天地里。
第五章 减刑后的利益纷争 六十九、知青李建国
戴斌回忆起当代课教师的日子，自然想起了李建国，这个他一生都无法忘记的人，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教化了戴斌，为戴斌打开一扇权力的窗户，虽然，他只比戴斌大四岁，只不过是一个下放知青。
大队一共来了六个下放知青，四男两女，都被大队安排在村里小学里住着，其它人的名字戴斌都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李建国。
知青刚开始下放的时候，还是很守规矩的，但是时间一长和农村里的人熟了，在城市里惯下的毛病也就出来了，吃不得苦，年青人嘴还馋，经常会发现附近生产队种的东西和村民家的鸡不见了，多半是进了他们的肚里，村上人一开始还不好意思怀疑他们，时间一长，东西少了就上他们这里找，多半能发现点痕迹，但是后来知青们也学乖了，鸡毛、骨头都能在晚上埋出两里地远，让人拿着没辙。还有一些臭讲究的毛病，女知青每天都擦着雪花膏，男知青的球鞋用鞋粉擦得雪白，漂亮倒是漂亮，但是不是农村人能学的，农村的孩子闺女最后都是要下地插秧的。大队书记先是指望着让这些知青顶替着代课，但时间一长，听了村民反映，怕这些知青教坏了自家的孩子，也为了响应知青接受劳动教育的号召，都让他们下地劳动，这才有了戴斌来当代课教师的缘由。
李建国是知青小组的组长，十几岁的戴斌刚到学校第一天，李建国就找上门来，很有范儿的伸出手找戴斌握手，然后介绍了自己的身份。戴斌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农村青年顿时被这个城里的小伙儿的气质折服了，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戴斌观察着李建国如领导一般安排着另外几个知青干这干哪，不禁对李建国充满了崇拜，于是戴斌有事没事的就去找李建国聊天。
李建国出身本省一个市里的小干部家庭，是家里的长子，对官场和权力的领悟因为家庭的关系要比其他几个来自于一般家庭的知青要高许多，下放之后很快就和公社里分管知青的领导以及大队书记搞好了关系，顺利的当上了知青小组的组长。李建国对各种关系的处理也十分擅长，几个知青也十分信服他，包括偷鸡打牙祭的事情都由他一手策划，而他总是在村民找上门来时以一副知青领导的面孔做最后的调停者，提出用肥皂什么的来赔偿村民，不至于让事情闹到大队乃至公社里去。
有些年头之后，戴斌才明白，李建国一开始并不是认为自己是有和他交朋友的资格的，而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李建国需要戴斌这个朋友，因为年轻的李建国深谙官场的一套，刻意保持着与其他知青的距离，而学校另外两个只有高小文化的教师除了对工分感兴趣之外就是想着法儿把家里娃儿的肚子弄饱，也没闲工夫和李建国扯淡。人是需要和别人交流的，特别是戴斌这样白纸一般的青年摆在李建国面面，恰好满足了李建国这种需要，而戴斌那种农村青年的谦虚和对他小小的崇拜恰好的满足了他的虚荣心。
1977年初秋的那个下午，22岁的李建国和18岁的戴斌两个人坐在小学校后面的小山上，看着遮掩在绿荫里的村庄，李建国又像是自言自语，又向是对戴斌说：“我一定要离开这里”。戴斌看了看李建国不知所云。
这个时候的李建国在知青里面已经没有以前的地位了，他的父亲在*中始终摇摆不定，到了打到四人帮的时候，最后落个两面不是人，已经没有能力把李建国通过当兵或者招工从农村里弄回去，反而倒是其他知青中，有两个知青通过别的途径回了城，一个知青当了兵，这对李建国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剩下的几个知青也都在各想各的办法，或者就是昏昏度日，谁也理不上李建国这个小组长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悄悄的通过各种渠道传来了，李建国的父亲能为儿子做的就是高价买了一套复习资料寄给儿子，让他通过高考这个方法离开农村，李建国看了父亲寄来的学习资料和信，一个人默默的来到了学校后面的小山上，而恰巧这个时候戴斌想去找李建国玩，也就找到小山上来了。
李建国明白父亲的苦心和难处，他是不甘于现在环境的一个人，经过短暂的思考，他决定要认真进行复习，争取冬季在高考中一次通过，看着眼前这农村，他觉得自己一刻也呆不下去，有感而发的说出一定要离开这里的话。
第五章 减刑后的利益纷争 七十、我也想考大学
戴斌一开始并不明白李建国说要离开这里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