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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三位文学评论家都做了噩梦，可能是羊肉加酒精的效应；醒来时，虽然努力回忆，但依然想不起来什么。让－克劳德梦见一张纸，正面、反面都看过了，各种方式都使用了，来回摇晃纸张，或者摇晃脑袋，摇晃的速度越来越快，仍然摇不出结果。丽兹梦见一棵树，是英国橡树，她举着树，在田野里走来走去，就是没有一块让她满意的地方。那树有时没根，有时树根拖拉得很长，好像大蟒，或者像戈耳工的长发。曼努埃尔梦见一个卖地毯的女孩。他想买一块，随便什么样式的都行，女孩给他展示大批地毯，一块又一块，忙个不停。女孩的一双黝黑的胳膊细长，总是在动弹，这让他没法开口讲话，不能说些要紧的事，于是拉住她的手，带她离开摊位。
次日早晨，丽兹没下楼吃早饭。两位男士给她房间打电话，以为她不舒服了呢。可是，丽兹口气肯定地说她就是想睡觉，你们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不必等我。二人无精打采地等来了阿玛尔菲塔诺。三人开车去了城市的东北部，那里有个马戏团。据阿玛尔菲塔诺说，马戏团里有一位运用错觉的德国魔术师，名叫柯尼希博士。他是昨天晚上从烤肉晚会上回家时，在花园里发现的小广告上得知的，不知什么人挨家挨户扔进花园里的。第二天，他在街角等候开往大学的公交车，发现一面天蓝色的墙上贴有一张彩色的海报，介绍了马戏团里的各位明星。其中就有那位德国魔术师。阿玛尔菲塔诺心想，这个什么柯尼希博士可能就是化了装的阿琴波尔迪。冷静下来想一想，这想法很愚蠢；可是，三位文学评论家情绪低落呀，他觉得还是应该建议他们看看马戏团。当他把这建议说给两位评论家时，这二人看他的眼神就像面对全班上最傻的学生一样。
上车后，让－克劳德问阿玛尔菲塔诺：“阿琴波尔迪在马戏团里能干什么？”
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专家啊。我只知道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德国人。”
它名叫“国际马戏团”。几个男人在使用复杂的绳索、滑轮系统安装大帐篷，他们告诉三人老板住在那辆旅行车里。老板是个五十岁左右的奇卡诺人［68］，曾经在欧洲几个马戏团工作过多年，从哥本哈根一直走到西班牙南部的马拉加港，在小村庄里演出，命运各异，最后决定回美国加州厄利马特，那是他的出生地，后来成立了自己的马戏团。他给它起名“国际马戏团”，因为他起初的想法之一就是要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虽然到了开张的时候，大部分演员是美国人和墨西哥人，偶尔也有一两个中美洲人来找工作；有一次，他雇佣了一位七十岁的加拿大驯兽师，因为美国任何一家马戏团都不愿意接受这位老人了。他说，他的马戏团不大，但他是第一个奇卡诺人的马戏团老板。
如果他们不外出，可以在贝克斯菲尔德找到他们，那里距厄利马特不远，有冬季大本营；不过，有时也在墨西哥的锡那罗亚落脚，时间不长，就是为了去墨西哥城旅行，完成南方的合同，最后到达与危地马拉接壤的地区，然后返回贝克斯菲尔德。当客人们向老板打听柯尼希博士的时候，老板希望了解柯尼希博士与客人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纠纷或者债务问题，阿玛尔菲塔诺赶忙声明：没有，怎么可能呢！这两位先生是西班牙和法国最尊贵的大学教授，而他本人不用多说，为了保持与客人的距离，只说是圣特莱莎大学的教授。
那奇卡诺老板说：“啊，太好了，既然如此，我带各位去看柯尼希博士，我想他过去也当过大学教授。”
两位文学评论家一听见这话，立刻怦然心动。随后，大家跟随老板穿行于旅行车之间，还有马戏团周围的兽笼，最后来到可能是营地的边缘地带。营地那边只有黄沙一片、一个接一个的黑色棚屋以及墨西哥—美国边境的铁丝网。
“他喜欢安静。”不等别人问，老板主动介绍。
老板用指关节敲敲魔术师的小旅行车车门。里面有人开了门，一面问什么事。那老板说是他，带来几位欧洲朋友，想看望您。那声音说：请进！四人上了车，钻进车内，里面只有两扇窗户，比舷窗大些，拉着窗帘。
“看看在什么地方让我们都能坐下！”老板说着拉开了窗帘。
在惟一的床铺上坐下，他们看到一位谢顶的家伙，皮肤是橄榄色的，只穿了一套黑色的大号运动服。他费力地眨动眼睛望着客人。此人不会超过六十岁，即使有六十岁，也立刻被排除在外了；但是，他们决定再逗留片刻，至少应该感谢他能接待客人。阿玛尔菲塔诺是几人中情绪最好的，向柯尼希博士解释说，两位欧洲朋友在寻找一位德国人，是作家，一直找不到。
“你们以为能在我的马戏团里找到？”老板问道。
“只要能找到认识那位德国作家的人也成啊。”阿玛尔菲塔诺说。
老板说：“我从来没雇过作家。”
“我不是德国人。”柯尼希博士说，“我是美国人，我叫安迪·洛佩兹。”
安迪说着从衣架上的西装里掏出钱包，拿出驾照给大家看。
让－克劳德用英语问道：“您用错觉艺术表演的节目是什么？”
“一开始把跳蚤变没了。”安迪说。大家都笑了。
“这是大实话。”老板说。
“然后把鸽子、猫、狗一一变没，最后是个小孩子，也把他变没了。”
离开国际马戏团后，阿玛尔菲塔诺邀请二人去他家吃午饭。
曼努埃尔到后院转了一圈，看见一本书挂在晒衣服的绳子上。他不想走到跟前去看究竟，但进入室内以后，还是问阿玛尔菲塔诺那是一本什么书。
“是拉法埃尔·迭斯特［69］的《几何学遗嘱》。”阿玛尔菲塔诺回答说。
曼努埃尔说：“拉法埃尔·迭斯特是西班牙加利西亚地区的诗人。”
“就是这个人。”阿玛尔菲塔诺说，“但这本书不是诗集，是几何学。是迭斯特当学院老师的时候想出来的问题。”
曼努埃尔把阿玛尔菲塔诺的话翻译给让－克劳德。
“一直挂在院子里吗？”让－克劳德笑着问。
“对，就像一件要晒干的衬衫。”曼努埃尔答道。与此同时，阿玛尔菲塔诺在电冰箱里寻找食物。
“你们喜欢菜豆吗？”阿玛尔菲塔诺问道。
“什么都行，什么都行。我们都习惯了。”曼努埃尔说。
让－克劳德走近窗户，看那本书。晚风轻轻吹拂着书页。接着，他走到室外，仔细查看那本书。
“别摘下来！”他听见身后曼努埃尔的声音。
让－克劳德说：“这本书挂在这里不是为了晾晒，它在这里很长时间了。”
“我也是这么猜想的。”曼努埃尔说，“还是别碰它为好！回室内去吧！”
阿玛尔菲塔诺咬着嘴唇注意着那两人，虽然这表情在此时此刻不表示绝望，不表示无可奈何，但绝对是深深的悲伤、无尽的悲伤。
等两位欧洲文学评论家转身要回室内时，阿玛尔菲塔诺赶忙后退，迅速回厨房去了，装出聚精会神准备饭菜的样子。
等二人回到旅馆的时候，丽兹告诉他俩她明天就离开！他俩听了并不吃惊，好像早有准备。丽兹搞到的机票航班要从美国图森起飞。尽管她再三表示不用送行，而是自己坐出租车走，他俩还是决定送她去飞机场。当天夜里，三人聊得很晚。他俩给丽兹讲述了访问马戏团的经过；他俩肯定地说，假如一切照旧，过不了三天也要离开。随后，丽兹睡觉去了。在她走前，曼努埃尔建议三人一起度过在圣特莱莎的最后一夜。丽兹不明白他的建议，说只有她走啊，你俩还要继续在这座城市过上好几个夜晚呢！
曼努埃尔说：“我是说三人在一起。”
“一起上床吗？”丽兹问。
“对，上床！”
“这主意不好。我要自己睡觉。”丽兹说。
于是，他俩送她到电梯门口，然后回到酒吧，要了两杯血腥玛丽。在等酒的时候，二人默默无语。
酒吧招待把酒送来以后，曼努埃尔后悔地说：“我真不该瞎说！”
“我看也是。”让－克劳德说。
又沉默了片刻后，曼努埃尔问：“你发现没有？这次旅行咱俩才跟她上了一次床。”
“我当然发现了！”让－克劳德回答说。
曼努埃尔追问：“谁的错呢？怪她还是怪咱俩？”
让－克劳德说：“不知道。说实话，这几天我没心思做爱。你呢？”
“我也是。”曼努埃尔说。
二人又沉默起来。
过了一会儿让－克劳德说：“我估计她心情也一样。”
三人一大早就离开了圣特莱莎。行前，他们给阿玛尔菲塔诺打了电话，告诉他要去美国，可能一整天都要在外面。到了边境线，美国海关警察要看看轿车的一些证明文件，随后就放行了。遵照旅馆服务员的指示，三人开上了一条土路；在一段时间里，三人穿行在峡谷和森林中间，好像一头钻进了一片拥有自我生态体系的圆丘里。片刻间，他们以为无法准时赶到飞机场了，甚至以为永远走不出这个圆丘了。但，这条土路到了索诺依塔就结束了。从那里，他们开上了83号公路，然后上10号州际公路，最后直达图森。在机场，三人还有时间喝咖啡，谈谈回到欧洲后重逢时能做些什么。后来，丽兹不得不登机了；半小时后，她乘坐的飞机飞向纽约，从那里换乘另外的航班，把她送往伦敦。
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返回墨西哥时，开上了通往诺加莱斯的19号州际公路；经过里科河后，稍稍走了一点弯路，然后沿着亚利桑那一侧接近边境，最后到达罗歇尔回到墨西哥。二人又渴又饿，但没在任何村庄停车。下午五点，回到旅馆，淋浴后，下楼吃了一个三明治，给阿玛尔菲塔诺打电话。这位智利教授嘱咐他俩别离开旅馆，他马上就坐出租车，用不了十分钟就可以到那儿。他俩说我们不急。
对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来说，从此后，现实生活如同纸制布景一样被扯破了；背景倒地后，露出了后面的东西：一片烟雾弥漫的景色，好像有人，也许是天使吧，正在给大批看不见的人群烧烤羊肉。二人不再早起，不再跟美国游客一道在旅馆吃午饭，而是搬到市中心去了，选择了黑糊糊的馆子吃早饭（啤酒和辣椒烩玉米）；选择了有大窗户的地方吃午饭，那儿服务员用白粉笔在玻璃上写下菜单。晚饭随便在什么地方就解决了。
他俩接受了校长的建议，分别做了关于法国当代文学和西班牙当代文学的讲座，这与其说是讲座，不如说是“开屠宰场”，至少这两次讲座有能力让听众震撼；这些听众大部分是看动漫杂志长大的年轻人。后来，为教师们，二人联袂开设了关于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专题课。他俩的状态不像屠夫，更像卖牛羊下水的；但专题课一开始有某种难以辨别的内容，在追忆什么，虽然是静悄悄的，但绝非偶遇，克制住了心中的冲动，因为听众里，不算阿玛尔菲塔诺，还有三位阿琴波尔迪的读者，这让他俩激动得流下眼泪。三人中，有一位会法语，甚至还带来一本让－克劳德的译著。因此，奇迹是可能的。网上购书行之有效。文化虽说在消失，也有过失，但依然存在，依然处于不断地改造中；这印象他俩很快有所证实：报告一结束，阿琴波尔迪的年轻读者在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地坚决要求下，一起前往大学迎宾室；那里举行了欢迎杰出学者的宴会，或说酒会，或是小酒会，或者就是一个欢迎仪式；会上，由于没有更好的话题，大家就说起了德国人善于写作，说起巴黎大学或者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的历史影响力；让两位评论家吃惊的是，与会者中间有两位老师曾经在上述两所大学学习过（一位在讲授罗马法，另外一位在讲授20世纪刑法）。后来，系主任盖拉和校长办公室女秘书给他俩每人一张现金支票；再后来，他俩利用一位老师夫人突然昏倒造成的混乱局面，悄悄溜走了。
阿玛尔菲塔诺和三位大学生陪同让－克劳德和曼努埃尔上街。阿玛尔菲塔诺虽然讨厌这类应酬，但不得不忍受。三位大学生是阿琴波尔迪的读者。六人先去市中心吃晚饭，随后去那条无人入睡的大街兜风。那辆租赁来的轿车虽然很大，六个人还是很挤，人行道上的人们好奇地望着他们，如同他们好奇地望着街上的人们一样；最后人们看到了阿玛尔菲塔诺和那三位挤在后排座上的大学生，方才迅速掉转视线。
六人钻进了其中一个小伙子熟悉的酒吧。房子很大，尽头通向有树木的院子，还有一处斗鸡场。那小伙子说，他父亲有一次带他来过这里。六人谈起政治。曼努埃尔把小伙子们说的话翻译给让－克劳德。三人都不超过二十岁，个个健康，有朝气，愿意学习。那天夜里，阿玛尔菲塔诺却表现相反，让人觉得空前的疲惫不堪。让－克劳德小声问他：出什么事了吗？阿玛尔菲塔诺摇摇头说，没事，没事。可是两位评论家回到旅馆后，议论道阿玛尔菲塔诺的情绪有沮丧的苗头，要么就是神经极度紧张，因为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烟，还不停地喝酒，整个晚上几乎没有开口。
第二天，曼努埃尔起床后，发现让－克劳德坐在旅馆花园里，身穿睡衣，脚踏皮凉鞋，正在阅读圣特莱莎本市的日报，手里拿着《西班牙语—法语词典》，很可能就是那天买的。
曼努埃尔问他：“咱们去市中心吃早饭吧？”
让－克劳德回答说：“不去。不能再吃喝了，胃口坏了。我想了解下城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于是，曼努埃尔回想起昨天夜里，有个小伙子给他们讲的妇女被害的事情。他只记得那小伙子说，被害的妇女有两百多人；那小伙子不得不重复说了两三次：两百多人，两百多人，两百多人！无论他还是让－克劳德都无法相信这个数字。虽然曼努埃尔不相信，但他想：这是夸张罢了。你看见了一个美丽的东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比如，有人给你讲了爱尔兰多么美丽……自然之美……人们在温泉、间歇泉里洗澡，实际上，你早就在照片上见过，可是你仍然会说真难以相信……哪怕实际上你已经相信了……夸张是一种有礼貌地表示惊奇的方式……你这是帮助对方说话：对啊，对啊……于是，你就说：真不可思议。起初，你是不能相信，后来你就觉得不可思议了。
昨天夜里，那个健康、强壮、纯洁的小伙子用肯定的语气告诉他俩，有两百多妇女被杀害了！随后，他和让－克劳德说的可能就是这个：真不可思议！曼努埃尔想：可事情发生的期限很短啊。从1993年或者1994年到现在……有可能被害人的数字更多。可能是两百五十人，或者三百人。小伙子用法语说，无法知道确切的数字。小伙子读过一本由让－克劳德翻译的阿琴波尔迪的作品，是通过网上书店的优质服务买到的。曼努埃尔想，他说的法语不地道。可有人说得不好，甚至开不了口，但能阅读。不管怎么说吧，很多妇女被杀害了。
让－克劳德问：“凶手呢？”
一个小伙子说：“很久以前就有人被捕，可杀害妇女的事件还是在继续发生。”
曼努埃尔回想起阿玛尔菲塔诺一直沉默不语，好像心不在焉，可能烂醉如泥了。旁边一张餐桌周围坐着三人，时不时地瞅瞅他们，好像对他们的谈话内容感兴趣。曼努埃尔想，还能回忆起什么？有个小伙子说到了杀手造成的影响。有人说到什么模仿犯效应。有人提起艾伯特·凯瑟勒这个名字。后来，曼努埃尔忍不住起身，去卫生间呕吐起来。与此同时，他听见外面可能有人在洗手、洗脸，对着镜子打扮，那人对他说：“伙计，吐出来就好了。”
曼努埃尔想，这话让我放松多了；但是，这话意味着那时我感觉不安，是因为紧张吗？他离开卫生间的时候，外面已经没人了，只有从酒吧传来的轻微的音乐声，还有下面水管里传来的痉挛般的声音。他纳闷：是谁把我们送回旅馆的呢？
他问让－克劳德：“回旅馆的时候，是谁开的车？”
“是你呀。”让－克劳德说。
那天，曼努埃尔让他的法国朋友独自在旅馆看报纸，自己上街去了。虽说吃早饭是晚了一点，他还是进了阿里斯佩大街上一家从未去过的酒吧；他要点能恢复肠胃功能的东西。
“先生，这东西对恢复酒后不舒服最好不过了。”酒吧服务员对他说，一面拿出一杯凉啤酒。
从酒吧后面传来油炸食品的声音。曼努埃尔要了些吃的东西。
“先生，来点奶酪饼，行吗？”
“行。要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