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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穿越墨西哥—美国边境线的时候,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道:“墨西哥人是好人,待人亲切,好客,是勤劳的民族,有强烈的好奇心,关心别人,勇敢,豪放,伤心时不是要死,而是要活。”
法特问她:“你会想念墨西哥人吗?”
她回答说:“我会想念我父亲和所有的人。”
在前往圣特莱莎监狱的路上,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对法特说她父亲家里没人接电话。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给父亲连续打了几次电话之后,给罗莎·门德斯打过去,那里也没有人接听。她说:罗莎·门德斯可能死了。法特摇摇头,感到难以置信。
法特说:“咱们都活着呢!”
罗莎说:“咱们都活着,是因为咱们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知道啊。”
墨西哥女记者龙卡尔的车子走在前面。那是一辆黄色小尼莫轿车。龙卡尔开车很小心,时不时地停车看看,好像不十分认路。法特想最好别再跟在她后面,干脆直奔边境得了。这个建议刚一提出,就遭到罗莎·阿玛尔菲塔诺坚决反对。法特问她城里有没有朋友。她说:没有。实际上,一个朋友也没有。她问:你认为丘乔、查理和罗莎·门德斯算朋友吗?
法特说:“不算。他们不是朋友。”
他们看见铁丝网另一侧的沙漠上有一面墨西哥国旗迎风招展。美国这一侧的海关警察十分仔细地看看法特和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这个警察有些纳闷:一个白人姑娘,而且如此美丽,在一个黑人陪同下来干什么?法特经受住了警察的审视。警察问他:你是记者?法特点点头。警察想:是个大人物啊。每天晚上都得让她忙碌一番啊。你是西班牙人?罗莎冲警察微微一笑。警察的脸上掠过一个失望的阴影。他们的车子重新上路后,那面国旗不见了,只看见铁丝网和一些商品仓库的大墙了。
罗莎说:“问题就是命苦啊。”
法特没听见她这句话。
就在大家在一个没窗户的房间里等候时,法特感觉阴茎越来越硬。在一瞬间里,他想起自从母亲过世后,阴茎一直没有勃起。但马上他就丢开了这个念头。他想,有这么长时间了,勃起是不可能的;对,不勃起是可能的,不可救药是可能的,不容争辩是可能的,那么为什么在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里阴茎得不到供血是不可能的呢?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瞅了法特一眼。瓜达卢佩·龙卡尔正在忙于笔记和录音机,她坐的椅子是用螺丝拧牢在地面上的。从监狱方向时时传来家常过日子的嘈杂声。有人在叫喊什么人的名字,经过弱音器传来的音乐,渐渐远去的脚步声。法特在一个木凳上坐下来,打个哈欠。他以为自己会入睡。想像着罗莎双腿架在他肩膀上的情景。他又一次看见了和风汽车旅馆里自己那个房间。他想:跟罗莎是不是做爱了?心里有个声音说:当然没有。后来,他听见叫喊声,好像是哪个牢房在过生日,也许是庆祝告别光棍生活的晚会吧。他想起了那些杀害妇女的案件。听见了来自远方的欢声笑语。听见了牛叫。听见了瓜达卢佩·龙卡尔在跟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什么以及后者的回答。睡意袭来,感觉自己安安静静地睡在母亲住宅的沙发上,地点在哈莱姆区,房间里开着电视机。他盘算着:我要睡上半小时,然后再干活。我得写那篇关于拳击比赛的报道了。我还得整夜开车。天一亮,一切就都结束了。
一过边境线之后,砖坯镇上的寥寥游客好像睡着了一样。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身穿花裙,脚踏耐克运动鞋,跪在地上察看印第安妇女编织的地毯。她的外表像40年代的现役田径运动员。三个孩子手牵手望着商店橱窗内的展品。那些东西极轻微地在动弹。可法特无法知道它们是活物还是机械装置。在一座酒吧旁边,几个身穿奇卡诺人服装和头戴牛仔帽的家伙,打着手势指示互相对立的方向。在那条大街的尽头,在人行道上有一些木棚和金属集装箱,再过去一些就是沙漠。法特想:所有这一切就像是别人的梦。在他身边,罗莎·阿玛尔菲塔诺的头部小心地靠在座位上,一双大眼睛注视着地平线上的什么地方。法特欣赏着她的膝盖,他觉得完美无缺,然后是臀部,然后是肩膀和肩胛骨;它们仿佛有自己的生命、一种模糊的生命、悬挂在空中的生命,仅仅是偶尔露面罢了。随后,他聚精会神地开车。离开了砖坯镇的公路钻进了一种深褐色的旋风。
“瓜达卢佩·龙卡尔出什么事了吧?”罗莎·阿玛尔菲塔诺问道,她的声音像在梦中。
法特说:“这个时候她应该飞向自己家中了。”
罗莎说:“真奇怪!”
罗莎的声音叫醒了他。
她说:“你听!”
法特睁开了眼睛,但什么也没听见。瓜达卢佩·龙卡尔已经起身来到了他俩身边,眼睛睁得很大,仿佛噩梦化做了现实。法特走到门前,开门。他有一条腿在抽筋,大脑没有完全清醒。他看见一个走廊,那尽头有个没粉刷的水泥楼梯,好像泥瓦匠半途撂挑子了。走廊里灯光昏暗。
他听见罗莎说道:“你别走!”
“快离开这个陷阱吧!”瓜达卢佩·龙卡尔建议。
一名狱警出现在走廊尽头,向三人走来。法特拿出记者证。狱警看也不看,点点头,冲站在门口的瓜达卢佩·龙卡尔微微一笑。随后,狱警关上房门,说了一句什么风暴。罗莎把他的话翻译成英语。是沙暴,或者暴风雨,或者雷暴。是高空云层下降,可能不会成雨落到圣特莱莎,但是会造成乌云密布的景象。是个坏天气。狱警说:天气不好,犯人情绪紧张。狱警年轻,留个稀疏胡子,这个年龄有点太胖,看得出他不喜欢这个工作。现在要把那个杀人犯带来了。
不要不理睬女人。最好的办法是倾听女人讲讲心中的恐惧。法特记得这是母亲或者已故霍莉小姐的话。霍莉是母亲的女邻居,那时法特还是个孩子。忽然,他想起一架天平,就是失明的正义女神双手举起的那种天平,只不过两侧不是两个小称盘,而是两个瓶子,或者类似瓶子样的东西。暂时就叫“瓶子”吧。左边的瓶子是透明的,装满了沙土,它有几个小洞眼,漏出沙子来。右边的瓶子装满了酸水,它没有小洞眼,但是酸水从内部腐蚀瓶子。在前往图森的路上,法特无法辨别几天前看到的一切,只是那时的方向相反罢了。以前是我的右侧,现在是我的左侧,眼下可没有半点可参考的地方。一切都抹掉了。将近中午时分,他们在路旁一家咖啡馆停车。一群样子像失业短工的墨西哥人,从柜台方向注视着他们。那些人喝矿泉水,吃一种有地方特色的冷饮,其名称让法特觉得很奇怪。有些新企业用不了多久就会销声匿迹。饭菜不好。罗莎困了,一回到轿车里,她就酣然入睡。法特想起来瓜达卢佩·龙卡尔那些话。没人在意那些杀害妇女的事件,但是那些案件里隐藏着重大秘密。是瓜达卢佩·龙卡尔说的,还是罗莎·阿玛尔菲塔诺说的呢?这个时候,公路就像一条河流。法特想:这是那个杀人嫌疑犯说的。就是那个跟乌云一道出现的浑蛋患白化病的巨人。
法特听见越来越近的脚步声的时候,他想这是一个巨人的脚步。瓜达卢佩·龙卡尔的想法大概也差不多吧。她打了一个要晕倒的手势,但是没有倒下,而是抓住了狱警的手,接着又抓住了狱警的衣领。狱警没有躲闪,而是搂住了她肩膀。法特感觉罗莎紧紧贴在他身上。他听见有人叫喊。好像犯人在给什么人加油。他听见笑声,听见有人叫喊“守秩序”的命令声。接着,从东边过来的乌云到达了监狱上空,天地一片漆黑。脚步声又来了。他听见了笑声和请求声。忽然,有人唱起歌来。歌声的效果很像樵夫砍柴。歌词不是英语。起初,法特不能确定歌词的语言。他身边的罗莎告诉他是德语。这时音调高昂起来了。法特忽然觉得自己在做梦。被砍伐的树木一一倒下了。我是个迷失在一片烧焦的森林里的巨人。但是,肯定会有人来营救我。罗莎把这个嫌疑犯的骂声翻译出来。法特想:这是一个会多种语言的樵夫,一会儿用英语,很快又用西班牙语,然后又用德语唱歌。我是一个迷失在烧焦的森林里的巨人。但是,只有我自己了解自己的归宿。于是,脚步声、笑声、喧闹声、囚犯和守卫(押解那个巨人)的鼓励声,再次响起来了。接着,他们看到了一个金发大个子走进了探视室,他弯着腰,好像担心脑袋碰到天花板上,他微笑的样子仿佛刚刚做了一个恶作剧:用德语唱了一首樵夫迷失在森林里的歌曲;他望着大家的眼神聪明而有嘲讽意味。后来,押解巨人的守卫问瓜达卢佩·龙卡尔要不要把巨人铐在椅子上。龙卡尔摇摇头。守卫拍拍巨人的肩膀后,走了。站在法特和两位女士身边的那位狱警,在龙卡尔耳边说了几句什么之后也走了。房间里就剩下他们几人了。
“你们好!”巨人用西班牙语问候。他坐下来,双腿伸到桌子底下,脚丫子出现在桌子外面很远的地方。
巨人穿着黑色运动鞋,白袜子。龙卡尔吓得后退一步。
巨人说:“随便问吧!”
龙卡尔用一只手捂住了嘴,好像正在吸入毒瓦斯一样,她不知问什么好了。
注 释
[1] 假释官的名字。
[2] 这些人以观看奴隶厮杀取乐。
[3] 斯派克·李(Spike Lee; 1957— ),美国著名黑人电影导演。
[4] 伍迪·艾伦(Woody Allen; 1935— ),美国著名电影导演。
[5] 罗伯特·罗德里格斯(Robert Rodriguez; 1968— ),美国电影导演。
[6] 美国秘密极右组织,常常从事迫害、暗杀黑人的活动。
[7] “9·11”事件的嫌疑犯。
[8] 法语,缩写,摘要。
[9] 法语,谢谢。
[10] 法语,再见。
[11] 法语,做爱。
[12] 法语,跟我睡觉。
[13] 法语,您愿意今天晚上跟我睡觉吗?
[14] 原文cirros,指卷层云。
[15] 英国儿童文学《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的角色。
[16] 丹泽尔·华盛顿(Denzel Washington; 1954— ),美国好莱坞著名黑人明星。
[17] 帕伦(Wolfgang Paalen; 1905—1959),奥地利画家。在墨西哥生活多年。
[18] 大卫·林奇(David Lynch; 1946— ),美国电影界著名的多面手,编剧、导演、摄影、美术、作曲等样样精通。
2666 第四部分 罪行
女尸是在花卉区一片小空地被发现的。她身穿白色长袖衬衫和下摆到膝盖的黄色裙子,衣服是大号的。是在空地上玩耍的几个孩子发现了女尸,他们赶忙报告给家长。一个孩子的母亲报了警。半小时后,警察到了现场。那片空地面对贝拉埃斯大街和查贡兄弟大道,空地的另外一侧是条水渠,对岸是一家废弃的乳品店的后墙。贝拉埃斯大街上没有人,因此警察起初以为这是个玩笑。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拦住了一辆巡逻车。其中一个警察进入空地查勘。片刻后,这名警察发现了两个蒙着头巾的妇女跪在杂草里祈祷。从远处看去,这两个女人好像上了年纪,其实岁数不大。女尸就横躺在她俩面前。那警察没有打断她俩的祈祷,转身去找同事,用手势招呼在轿车里抽烟的警察下车。接着,两名警察(其中一个原来在车里,带着手枪)向妇女所在地走去,到跟前后,开始观察那具女尸。带手枪的警察问两个女人是不是认识死者。一个女人说:先生,我们不认识她。从来没见过她。这孩子不是这里的人。
此事发生在1993年。是1993年1月。从此,以这具女尸开始,计算后来妇女被杀的人数。但有可能此前就发生过妇女被杀事件。这第一位死者名叫爱丝贝兰萨·戈麦斯·撒尔达尼亚,十三岁。但有可能她不是第一个被害人。也许出于统计方便,由于她是1993年第一个被害人,因此在被害人名单上她排位第一。尽管可以肯定在1992年有别的妇女被害。在名单之外,或者有一直没有被发现的被害人,有的被埋葬在沙漠中公墓里,有的骨灰在夜间胡乱抛洒,甚至连抛洒的人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了。
识别爱丝贝兰萨身份的工作相对容易些。她的遗体先是被运到圣特莱莎一个警察局(全市有三个)里,由一名法官和几个警察检查和拍照。过了一会儿,一辆急救车在外面等候的同时,警察局长佩德罗·内格雷特来了。他身后跟着两名助手,局长重新检查。检查一结束,局长立刻与那位法官以及在办公室等他的三名警察开会。局长问:大家有什么结论吗?法官说:扼杀致死,这是显而易见的。其他几位只是点点头。局长问:知道死者是什么人吗?大家都说:不知道。局长说:好,咱们调查吧。说完就跟法官走了。局长助手留下,他派人把找到女尸的那两位警察叫来。有人报告:他俩又巡逻去了。助手说:笨蛋,把他俩叫回来!后来,女尸被运往城里医院的停尸间。法医对尸体进行了剖验。根据尸检的结果,爱丝贝兰萨是被扼杀致死的。下巴有血肿,右眼有血肿。双腿和两肋有血肿。阴道和肛门都被强暴过,可能不只一次,因为这两个器官都有撕裂和擦伤,两处都有大量出血。凌晨两点,法医做完了尸检,走了。一个多年前从墨西哥韦拉克鲁斯迁居到这里的黑人护工,抱起这具尸体,放到冰箱里去了。
五天后,1993年1月结束前,路易莎·塞里娜·瓦斯盖斯被掐死。她十六岁,体格强壮,白皮肤,已经怀孕五个月。跟她一起生活的男人和这男人的朋友,经常在大大小小的家用电器商店偷东西。位于曼塞拉小区、鲁文·达里奥大街一幢楼的居民报警后,警察赶到现场。大家破门而入,发现路易莎·塞里娜被一根电视电线勒死了。当天夜里,警方拘捕了塞里娜的情人马尔克斯·塞布尔维达和他的同伙爱塞基尔·洛美罗。两犯人被关押在第二警察局的审讯室里,进行了整夜审讯,由圣特莱莎警察局长助理埃比法尼奥·卡林多警官指挥。突审的结果令人乐观,因为天亮前,嫌疑人洛美罗交代了:他偷偷背着朋友和同伙与死者保持亲密关系。路易莎·塞里娜一得知自己怀孕,就决定中断亲密关系。但洛美罗不答应,他以为自己是即将出生婴儿的父亲,而不是马尔克斯。几个月后,洛美罗知道塞里娜决心不可动摇的时候,就冲昏头脑,决定杀死塞里娜;最后,他趁马尔克斯不在家的机会,勒死了塞里娜。两天后,马尔克斯被释放。洛美罗没进监狱,而是继续关在第二警察局的看守所里。但这时审讯的问题不是要他说明杀害塞里娜的细节,而是打算指控他杀害了爱丝贝兰萨,这时她的身份已经验明。出乎警察意料,初审让洛美罗坦白后,警察被疑犯交代之快带入了歧途,以为洛美罗还会迅速认罪,但他很硬,绝对不承认与爱丝贝兰萨之死有什么牵连。
2月中旬,清洁工人在圣特莱莎市中心的一条小巷里发现了另外一具女尸。她三十岁左右,身穿白衬衫和黑裙子,袒胸露臂。她是被乱刀刺死的,但面部和腹部有大量被殴打的青肿痕迹。在她口袋里找到了一张前往美国图森的长途汽车票,上午九点发车,但这女人没能成行。找到的东西还有:口红、脂粉、睫毛膏、卫生纸、半盒香烟、一盒安全套。她没有护照,没有记事本,没有任何可能证明她身份的东西。没有打火机。
3月,北方使者广播台(《北方使者报》的兄弟单位)女播音员,在一个男播音员和一位音响师陪同下,夜间十点钟离开了播音室。三人向那沃纳广场餐厅走去,那里专卖意大利饭菜。三人要了三份馅饼,三小瓶加州葡萄酒。第一个告辞的是男播音员。女播音员名叫伊莎贝尔·乌莱阿,音响师名叫弗朗西斯科·圣达玛利娅,二人决定再聊一会儿。他俩谈到工作上的事情、时间表和节目;后来,又谈起一个已经离开广播台的女同事,她已经结婚,跟丈夫前往墨西哥北部的埃莫西约附近一个村镇生活,村镇的名字记不得了,但是那里靠近海边,一年中有六个月像天堂,这是那个女同事说的。女播音员和男音响师是一起离开餐厅的。音响师没车,女播音员主动提出送他回家。音响师说:用不着,住的地方很近,再说也喜欢走一走。就在音响师向大街下方走去的同时,女播音员向自己停车的位置走过去。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