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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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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天叙、张天佑二人虽然表面上对朱元璋言听计从,但内心深处对郭家军变成朱家军一直心有不甘。况且两个人在名义上地位高于他,因此在军队中总是一股离心力量。特别是对于那些郭子兴的嫡系旧部,这两个人的号召力其实是大于朱元璋的。大敌当前之时,这种离心力不大看得出来,但是一旦危险远去,他们势必要和朱元璋争权夺利。

更为直接的隐患是陈野先。朱元璋对陈野先寄予很大希望,以为此人可以成为他的左膀右臂,然而不久,他就失望了。他发现陈野先表面上信誓旦旦,但实际上根本瞧不起他们这些农民军,认为他们成不了大事,暗地里还和元军保持密切接触。那么,如何处理陈野先部这两万人,就成了个棘手的问题。

投入起义军之后,朱元璋经历了无数次的义军内部斗争。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建立起强有力的一元化集权领导,才能达成队伍的真正统一。而要建立一元化领导,就必须消灭多核心。

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思考,一个大胆的计划在朱元璋的头脑中形成了:以借刀杀人之计,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郭张二人。

攻占太平之后,朱元璋下一个计划就是攻取集庆。这个城市是他渡江作战的最大目标,也是他天下蓝图中未来根据地的核心。能否攻占此城,关乎他天下大计的成败。按理说,这场战争朱元璋应该派出最精锐的部队,亲自挂帅,精心组织,要求必胜。但是朱元璋却不按常理出牌,派出了一支奇怪的组合:一支由郭天叙、张天佑带领,另一支由陈野先带领。一个由东,一个由南,两路夹击集庆。

说奇怪,一是这两支军队都不是他的嫡系;二是朱元璋通过安插在陈野先身边的奸细,已经掌握了陈野先与集庆城内元军勾结,准备里应外合、击败朱军的消息,却“姑许之”,仍命他带兵与郭、张二军一起进攻集庆;三是朱元璋居然没有把如此重要的情报告诉郭张二人。

朱元璋的用心因此也就一清二楚了。龙凤元年(公元1355年)九月,两路大军出师,郭张二人积极用命,率领东路人马一路势如破竹,攻破元将设在城外的营垒,直趋东门,准备第二天发起进攻。陈野先也到达南门,并且当天傍晚设酒宴请郭张两位元帅。郭张二人毫无防备,高高兴兴应约前去,结果被陈野先抓住杀掉。陈野先与元军内外夹攻,红巾军被打个措手不及,败退溧阳。从此,郭子兴的旧部全归朱元璋指挥,他成为这支队伍名副其实的都元帅,郭家军彻底改名为朱家军。

朱元璋借刀杀人之计操作得实在高明,他以损失几万军队和攻城战役彻底失败为代价,来清洗两位并非迫在眉睫的对手。这种看似不合情理的安排将他的计谋遮盖得完全不露痕迹。在他看来,用这样巨大的代价来换取自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无疑是值得的。

郭张二人死后,朱元璋只剩下了一个隐患:郭子兴的小儿子郭天爵。

朱元璋分两步处理这个人。在郭张二人死后,他以体恤故主的姿态,让年纪不大的郭天爵做自己的二把手,“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不过天爵年纪太轻,只是一个牌位,并不管事,只是为了把他拴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控制他的活动自由。到了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朱元璋的权威已经彻底巩固下来,人们已经把郭子兴忘掉之后,他找了个小小的借口,以郭天爵“怨望”、“谋叛”,将之逮捕杀掉了。

通过代价巨大的清洗,朱元璋的一元化集权领导终于建立起来了。朱元璋带领这支被他融为一炉的军队,于第二年二月一举攻下了集庆,将之改名为应天。

第四章 割据一方:朱元璋成功的三大法宝

第一节 异常顺利的帝王之路

二十五岁以前,朱元璋一直沉沦于社会最底层,命运悲惨,一无所有。

从二十五岁到二十八岁,朱元璋的命运曲线出现了一波迅猛的上升:

二十五岁那年,他投身郭子兴军,当年,成为郭子兴的干女婿。二十六岁,因为招来徐达等七百名军人,从普通亲兵升为镇抚,成为中级军官。

二十八岁,郭子兴去世,他就成为郭军的实际领袖。短短三年多,就从一个社会最底层的穷和尚上升为元末义军“群雄”之一。

从二十八岁到四十一岁这十三年,则是他正式走上帝王之路的十三年。

这十三年虽然有过大惊大险,基本上也是节节上升,一路走高:

二十九岁,他率军攻下江南重镇集庆(南京),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

三十岁那年,他连续攻占了长兴、常州、宁国、江阴、常熟、徽州、池州、扬州等地,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根据地。

三十一岁、三十二岁这两年,他攻取了富庶的浙江东部,根据地扩展一倍。与陈友谅、张士诚并肩成为江南三巨头。

三十三、三十四岁这两年,他两次击退陈友谅的进攻,并在三十四岁被小明王封为吴国公。

三十五、三十六岁这两年,朱元璋从守势转入攻势,在鄱阳湖大战中击败自己进军帝位上的最大对手陈友谅。

四十岁这年,经过三年征战,他消灭了另一个劲敌张士诚,江南已经尽为他所有。

四十一岁,他在应天(朱元璋于1356年将集庆改名为应天,即南京)称帝。同年,徐达北伐成功,元帝北逃。

回顾朱元璋从乞丐到帝王的道路,实在是太顺利了。中国历史上另一位著名的布衣皇帝刘邦,在称帝前经过了被项羽“发配”到四川、称帝后诸将连续叛变等大起大落,没有朱元璋顺利。从社会最底层到社会最高点,朱元璋却如同一支一路涨停的绩优股,没有什么悬念。

其实,论狡猾机变,朱元璋在元末群雄中不过中等偏上水平。那些游民出身的起义领袖,哪一个不是世事洞明,人情达练。比起首鼠两端,凶残厚黑,朱元璋并不见得胜他们多远。论起战略战术,朱元璋虽然胜人一筹,但也做不到步步高明。

朱元璋之所以在诸雄中脱颖而出,决定性的因素在于他身上具有那些草莽群雄所没有的另一些至关重要的品质。

第二节 元末明初第一影帝

朱元璋帝业成功的第一个原因,是他善于征取人心。

历代农民起义者虽然据说是历史中最先进因素的代表,但绝大部分人素质并不高。从各地义军领袖的绰号我们就能看出一二:什么“棒胡”、“韩法师”、“芝麻李”、“金花小姐”……他们一般都出身流氓无产者,之所以成为乱世英雄,是因为他们有常人所没有的勇敢和残酷,文化素质低下、眼界狭窄、目光短浅却是他们的通病。这些绿林英雄治下的众多好汉们,起兵之初没有完整计划,起兵之后热衷于“走府过县”,烧杀抢掠。他们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劫富济贫”,一心帮助阶级兄弟。他们连阶级兄弟也抢,甚至在大户逃亡净尽的时候,他们主要靠抢阶级兄弟们为生。就拿郭子兴的队伍来说吧,“郭子兴的队伍原来纪律很差。刚起义时,他们占领濠州,‘哨掠四邻’,往往不分青红皂白,不仅剥夺地主富豪,也打劫一般平民的财产,有时甚至放火焚烧庐舍,弄得人家屋无根椽片瓦,墙无立堵可观。‘不两月。越境犯他邑,所过亦然’。攻占和州,仍未改旧习,‘破城横暴’,随意砍杀掳掠,抢劫妇女,闹得百姓妻离子散,民心惶惶”(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

而朱元璋却从不像那些好汉们那样放任自己,今日狂歌痛饮,明朝弃尸马前。他参加起义,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也不是出于对“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向往。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慎重选择,他要的是安身立命,飞黄腾达。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只有那些看出五步之外棋局变化的人,才能笑到最后。

这个后来被证明是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皇帝之一的人,此时对百姓摆出的却是一副和善的面孔。他深知战争中人心的向背取决于军队的纪律。他对手下大将说:“我每次听说你们攻下一城之后不乱杀人,就打心眼里高兴。林子里有老鹰,别的鸟就不来了。你军纪不好,百姓们就会逃跑。”所以,独自带兵不久,他就开始注意军纪问题。

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朱元璋攻占和州之后,手下军人照老例烧杀抢掠。朱元璋首次召集手下大小头目,郑重宣布:“城破之后兄弟们都抢了不少女人。我规定,以后只许抢没结婚的少女,那些结了婚的,一律给我放回去!”(《皇朝本纪》)他召集全城的男人集合到州衙门前,把那些抢来的已婚妇人列队送出,让夫妻相认。全城百姓奔走相告,感激涕零,朱元璋成了和州人的大恩人,他的恩德被和州百姓久久传颂。

朱元璋渡江作战,是为了给自己夺取天下奠定基础。以前的奋斗是为了生存,以后的奋斗却是为了发展。要发展,就要立足长远。因此,他必须树立一股新风,让天下百姓耳目一新。

在渡江战役之前,朱元璋部的习惯是攻下一座城市后,总要大抢几天。

然而从渡江战役开始,朱元璋定下了攻城后禁止抢掠的新规。攻占太平后,有个小兵不遵军令,动手抢劫,即被朱元璋的亲兵队斩首示众。当然,朱元璋也不会亏待有功将士,太平路的富户们识相,“捐献”了一大批金银财帛,朱元璋下令分给诸将士。将士们虽然没有上街掳掠,所得倒也不比抢劫所得少多少,一个个又转怨为喜。此举以后成为定制:破城之后,不再抢劫,而是集中没收大户的财产,平均分配,军人百姓,两相安静。老百姓因此对朱军感激涕零。

中国老百姓就是这样容易满足。在乱世之中,握有暴力的人不全力残害他们,他们就会感激不尽。在后来朱元璋攻灭张士诚的战役中,张士诚兵尽粮绝,走投无路,举火自杀。因为他只烧了自己的王府,没有烧掉全城百姓的房屋,城内百姓对他感激得无以复加,一直尊敬地称呼他为“张王”。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逢张士诚的生日七月三十日晚上,苏州人就烧九四香(张士诚原名九四),点地灯来纪念他。所以,朱元璋军在元末诸军中“独不嗜杀”,很快就赢得了老百姓的衷心拥护,为朱元璋建设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朱元璋抓军纪,经常以身作则,甚至曾经上演过列宁与卫兵的故事。亲征婺州时,朱元璋有次睡不着觉,半夜上街散步。街上的巡逻士兵根据宵禁令出面阻拦。随行小先锋张焕告诉巡军,这是位“大人”,要求放行。巡军拒不答应,说:“我不知是何大人,只知犯夜者执之。”第二天,朱元璋就赏给巡军二石米,“后不夜出”。

这个时候的朱元璋,自我要求极严,一副清新向上之气。部下进献战争中得来的金玉装饰的马鞍辔,他退了回去,说:“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才能,所用者谷粟布帛,其他宝玩非所好也!”江西送来缴获的一张陈友谅用的镂金床,他下令砸毁,说:“此与七宝溺器何异!”文人学士听到这些,纷纷感动涕零说,此真非寻常人能及也!

当然,这种展示自制的行为有时难免流露出土匪气。《国初事迹》载:

“太祖亲征婺洲,有侄男子进女子一人,约二十岁,能作诗。太祖曰:‘我取天下,岂以女色为心,诛之于市,以绝进献。’”

朱元璋最后下令把这位才女推到街头,当众斩首。目的是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其他将领,不必再献这类“东西”了。本来杀掉的或者说受处罚的应该是他的侄子而不是这名女子,不过朱元璋和时人都不这样认为。所以《国初事迹》才这样公然记载,将此作为朱元璋“英明伟大”的证据。

在朱元璋的军纪面前,没有任何特殊人物。不管层级多高的将领违反军纪,朱元璋也都毫不宽容。胡大海领兵围攻绍兴,他的儿子胡三舍、王勇等三人犯酒禁,朱元璋命人拉出去砍头,都事王恺出面求情:“胡大海现总兵攻绍兴,可以本官之故饶他。”朱元璋大怒,说:“宁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坏了我号令!”当下就拔刀把胡三舍等三人杀死。

连亲情在纪律面前也不起什么作用。亲侄朱文正是大饥荒后他剩下的唯一亲人,跟随朱元璋打仗屡立战功。然而他恃亲恃功,胡作非为,他“专求民间闺女,用则数十日,不用即投之于井,为数甚多”,朱元璋大为恼火。

下令以“不谏阻”的罪名杀掉朱文正的部下郭子章、刘仲服、卫达三元帅,将其随从头目五十余人挑断脚筋,甚至准备将朱文正处死。直到马夫人出面苦苦劝阻,才免他一死,将他解送凤阳守护先人坟墓。朱文正耐不住寂寞,逃跑“谋奔敌国(指张士诚)”,抓回来后,被朱元璋一顿鞭子活活打死。

经过雷厉风行的整顿,朱元璋的队伍终于变成一支军容整肃、纪律严明、服调遣、听指挥的队伍,攻城略地,“秋毫无犯”,“市井宴然”,根据地的官员也一个个奉公守法,不敢胡作非为。

朱元璋的这些与众不同之处,不仅使底层百姓感激涕零,也使地方精英敏锐地发现了他是可以依靠之主。因此,当他在太平禁止抢劫之后,太平路的老儒陶安拜见朱元璋,说:“我辈今有主矣。”为什么?因为朱元璋让他们在纷乱无序的乱世中看到了一线建立有序政治的希望。各地精英人物因此纷纷来投,朱元璋的大名日益广播。

第三节 惠民减负措施

攻占集庆之后,朱元璋踌躇满志,心潮澎湃。他登上城楼,极目远眺,这座城池果然如同想象一样雄伟壮丽,周围形势也果然如传说一样虎踞龙盘。他的帝业计划第一步顺利完成,他相信,凭借自己这颗与众不同的大脑,他的最终目的也一定会水到渠成。

在历代,农民起义军大部分是流动作战,打到哪是哪。朱元璋却不是这样。他做事,从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吃掉一块地方,就要彻底消化,将之建成自己的根据地,然后再向外扩展。

要建立根据地,最重要的是解决军队的粮食问题。对于农民起义军来说,军需往往是最让他们头疼的问题。和元末大部分农民军一样,朱元璋军以前解决粮草供应问题的方式有两种:“稍粮”和“检刮”。

所谓“稍粮”,又称“寨粮”,是一种有组织有纪律的比较文明的抢劫。以前朱元璋军出征之时,都不带粮食,而是随行随抢。具体抢法是在远近乡村山寨“书押大榜(张贴告示),招安乡村百姓,岁纳粮草供给”。

也就是说,命令各村村长里甲交纳粮食草料。如果拒绝呢?那当然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玉石俱焚杀无赦了。但是,这种抢劫和我们下面提到的“检刮”比起来,对元末百姓已经是一种极大的恩惠。许多军队实行的是“检刮”,“检刮”二字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端倪:“检刮者,尽取而靡有孑遗之意”,也就是见什么抢什么,翻箱倒柜,扒房掘地,如梳如篦,一点不留。军队走了,老百姓也随之一无所有。不仅农民军如此,甚至有的官军也是这样。比如湖广苗军元帅杨完者,因为元廷不向他们提供军饷,他们就四处抄掠,“所过无不残灭”。所以,遇到一支寨粮的军队,一般来讲不会被百姓拒绝,他们再穷再苦,也会勒紧裤带,挤出点东西来,把“军爷”们打发走,然后还要感谢苍天让他们遇到一支文明之师。

而如今,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朱元璋决定改变解决粮食问题的方式,不便再强行征取:他决定兴起“大生产运动”,在自己的占领区实行“屯田”。龙凤四年(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二月,他任命康茂才为营田使,专门负责兴建水利。又分派诸将在各处开荒垦地,立下规矩,用生产量的多少来决定赏罚。他发布命令说:“若兵食尽资于民,则民力重困。故令尔将士屯田,且耕且战……自今诸将宜督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庶几兵食充足,国有所赖。”几年工夫,屯田就成绩显著,仓库皆满,军食丰足。龙凤六年闰五月,朱元璋正式下令废除“寨粮”制度,全面实行百分之十的“十一税”,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

除了减轻农民负担,朱元璋还对根据地内的“自发土改”予以事实承认。龙凤四年亲征婺州之时,他“命籍户口”,也就是开始登记百姓的地产。当时许多地主逃亡,土地被贫民占领,朱元璋对现状一律予以承认。由于朱元璋的支持,许多地区的农民都积极行动起来,夺取地主的土地和财物。如朱元璋的军队打到诸暨,地主赵淑携带田契逃入深山穷谷,他的家产全都被农民夺占,“无纤毫存”。朱元璋亲征婺州,地主俞元瑞从乡下逃往处州城里,处州被攻克后,他也遭到农民的清算,“家业荡然,遗田数亩而已”。朱元璋还“令民自实田”,也就是发动群众,进行田产清查,不许地主瞒报土地,少交赋税。这些措施使根据地内的土地分配平均化,大大刺激了小农的生产热情。

事实证明,朱元璋的眼光确实远高于其他农民军。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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