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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黄蔡叶，一夜西风起，干瘪。”不久，朱元璋的大将军徐达领兵攻破苏州，黄、蔡、叶三人皆被处死，并且抽出他们的肠子挂在高处，直至干枯。
明末张献忠抓到的明朝官吏使用的酷刑也有抽肠这一项。做法是，先用刀从人的肛门处挖出大肠头，绑在马腿上，让一人骑着这匹马猛抽一鞭向远处跑去，马啼牵动肠子，越抽越长，转瞬间抽尽扯断，被抽肠的人随即一命呜呼。张献忠的所作所为，是以野蛮对野蛮，以兽性反兽性，以此对明朝的虐政进行变本加厉的报复。鲁迅说过，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也可以说，明朝是以抽肠始、以抽肠终，这也算是一种有始有终吧。
射 杀
弓箭是古代战争中常用的武器。如果在非战争时用箭射的方法把人处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残忍的酷刑。
唐代宝历年间，唐敬宗李湛曾特制一种纸箭，箭头也是用纸制作，里面裹着少许麝香或龙涎香的粉末。宫中闲暇无事的时候，李湛就把宫嫔们叫到一块，他站在一定距离之外用纸箭射她们，被射中的宫女或妃嫔，身上就上了香末，遍体散发出浓烈的香味，却不会感到疼痛。当时宫中把这种纸箭叫做“风流箭”，宫嫔们都希望能射中自己，由此可以进一步得到君王的宠幸。她们之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风流箭，中的人人愿。”李湛常用这种办法在宫中寻欢作乐。
所谓风流箭，只是一种娱乐方式，不能算作刑罚。但是，这做法本身却反映了统治者征服他人的心理状态。有些暴君用真正的弓箭射人，亲眼看着被射者饮镞身亡或鲜血迸溅，来获得兽性的满足。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南朝宋元徽年间，后废帝刘昱凶残无道。后来成为齐高帝萧道成当时仕宋为中领军。刘昱早想除掉他。某年夏天，天气炎热，萧道成袒胸露腹，躺在府中、树阴下睡午觉，刘昱不经侍卫通报，径自来到院内。他见萧道成睡得正熟，就用笔在萧道成的肚子上画出箭靶。这是时萧道成被弄醒了，刘昱就让他站在厅中，自己站到稍远的地方，引弓搭箭，瞄着他肚子的靶准备发射。萧道成在这紧急关头神色不变，施礼说：“老臣无罪。” 刘昱的侍从中有个名叫王天思的进谏说：“萧领军的肚子大，作为箭靶是最好不过了，但是，陛下一箭就能把他射死，以后还怎么射呢？不如改用雹箭来射他。”雹箭是一种不带镞箭头的演习所用的箭支，不会伤人，王天思用这番话巧妙地为萧道成解难。刘昱果然采纳了他的主意，叫人取来雹箭，搭在弦上，一箭射去，正射着萧道成的脐眼。刘昱非常高兴，他把弓扔到一边，大笑道：“你们看我的箭法怎么样？”众人谁敢扫他的兴？只得随声附和。后来，刘昱又叫人用木头刻成萧道成的摸样，在木人的肚皮上画出箭靶，他叫侍从们都用箭来射。刘昱的所作所为正是为了满足一种虐待欲和报复欲，但是他始终没能把萧道成置于死地，而他自己却在十五岁时就因施虐过分被身边的侍从们杀死了。
历史上用箭射人的暴君酷吏又何止一个刘昱？唐初，唐太宗的第五个儿子李祐横行不法，他的长史权万纪经常直言进谏，李祐特别忌恨他，贞观十七年（643），权万纪奉诏入京，李祐派亲信燕弘亮追到途中奇书网，用箭把他射死。武则天时，和亲使者杨齐庄和另外一名官员段瓒被匈奴拘禁，段瓒约杨齐庄一同逃走，杨齐庄害怕事情不成而遭祸，段瓒便一人先逃了回来，受到武则天的奖赏。不久，杨齐庄也回到京师，武则天怀疑他通敌，传旨让王懿宗审理此案。王懿宗素以酷暴著称，他主张将杨齐庄处死，并得到武则天的准许。于是，王懿宗把杨齐庄带到洛阳天津桥南，截断手足，高吊起来，命令段瓒用箭射他。段瓒三发三中，接着又有段瑾取箭射他，也射中他的身体。王懿宗又命令诸司百官都一齐用箭射他。一刹时，杨齐庄的身体中了数十箭，像只刺猬似的，但他的嘴唇仍在微微翕动，好像还有一口气。王懿宗又命令把杨齐庄放下来，用刀刺入胸膛，再向下剖开肚子，取出心脏，杨齐庄才死去。明洪武年间，叶伯巨上书言事，触怒了朱元璋，朱元璋竟要亲手用弓箭射死他。明宣德年间，宣宗朱瞻基下旨开拓西内皇城，大兴土木，刑部主事郭循极力进谏，宣宗不听，命令武士把郭循用毡报裹起来，抬到宫中，亲自审问。郭循不肯屈服，慷慨申辩，宣宗大怒，就取来弓箭射中郭循的头部，血流满面，之后又把他下锦衣卫狱，直到宣宗死后才释放。
在有的朝代，射杀也曾被用作惩罚罪人的手段。汉元帝初元年间，王尊任美阳（今陕西武功西南）县令，该县有个妇女控告他的义子不孝，说这位义子要以她为妻，若不顺从就予以毒打。王尊审理此案，派吏调查属实，将那义子逮捕，吊在树上，王尊亲自监刑，让五百名骑士张弓搭箭，把他射死。官吏和百姓们看到这种情景，无不惊骇。辽代刑法规定，有一种处死方式曰“射鬼箭”，就是乱箭把人射死。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七年（913）六月，养子涅里思参与叛乱，太祖下令用鬼箭把他射杀。天赞二年（923），太祖讨平叛贼奚胡损，将他擒获，也以射鬼箭处死。天愿十二年（937），辽太宗耶律德光在云州北将唐大同军节度判官吴峦射了鬼箭。乾亨二年（980），辽景宗耶律贤驾幸南京（今北京市），将擒获的敌方俘虏也射了鬼箭。另外，辽圣宗耶律隆绪统和四年（986）五月，辽国俘获了一批宋朝的官吏与百姓，同年十二月，俘获一批宋朝士兵，统和二十二年（1004）闰九月，辽主亲自南征，俘获了数名宋朝间谍，兴宗耶律宗真重熙十三年（1044）俘获党项族的斥候，等等，统统以射鬼箭处死。还有，辽穆宗应历七年（957）四月，女巫萧古进献益寿延年的药方，并说煎药时必须用男人的胆汁作配剂，穆宗耶律璟按方服药，几年间为取胆汁杀死许多人。后来，穆宗发觉这是骗人的把戏，就命令逮捕女巫，把她乱箭射死。辽代统治者是游牧出身的少数民族，擅长骑射，因而爱用箭射的方法将人处死，这不奇怪；但在汉民族统治的朝代，乱箭射人的做法依然被采用，如各代在军队出征时取出一名死囚犯来“射鬼箭”，作为祭旗的仪式，显然是受到了游牧民族的影响。
和用箭将人射死的做法相似的，还有用弹子弹人的手段。春秋时，晋灵公夷皋奢侈而暴虐，他聚敛民财建造百尺高台，雕墙绘梁，极其华丽。他常站在高台上用弹子击打台下过往行人，看见人们惊慌走避则以为快乐。三国时，魏国的齐王曹芳也喜欢用弹子打人。他看见朝臣令狐景不顺眼，就用弹子打他的头部和眼睛，令狐景竟然任他击打，不肯躲避。清商丞庞熙直言进谏，曹芳又用弹子打庞熙。东晋安帝司马德宗在位时，瑯琊内史孙无终为人贪横，姬妾中有人违拂他的意旨，他就取弹子弹她们的脸。十六国时，后赵石虎喜游猎，善击弹，左右手都能发射，发则必中，他常用弹子随意打人，军中将士们都非常怕他。北齐时，南阳王高绰任定州刺史时，也曾仿效当年的晋灵公，建筑高楼，在楼上用弹子打人。唐初，高祖李渊的第二十二个儿子滕王李元婴更是无赖，他任金州刺史时，每逢农忙季节就带领侍从到乡间游玩，一路上看见行人就取出随身所带的弹子击打，行人纷纷躲避，李元婴则纵情大笑。这些用弹子弹人的事例，纯粹是某些虐待狂的残忍意识的肆意发泄，完全不受法制、法规的约束，同前面所述随意用箭射人的事例一样，只有古代暴虐无道的统治者才能如此为所欲为。
沉 河
战国时期，魏国魏文侯在位时（公元前446～公元前396）时，邺地（今河北省临漳县一带）的三老、廷掾勾结女巫，聚敛百姓钱财，假言说是为河伯娶亲，每年挑选民家女沉入漳河。西门豹任邺令以后，识破了女巫们的阴谋，将计就计，把女巫和三老投入河中。这个脍炙人口的“西门豹乔送河伯妇”的故事，说明了这样的事实，战国时已经有把人沉入河中的做法。三老、廷掾和女巫耍弄欺骗手段，借机渔利，竟使无辜少女惨遭毒手。西门豹运用智慧和权力，以毒攻毒，为当地百姓除了大害。
把沉河作为惩罚人的酷刑，春秋时早已采用，晋国的赵简子曾把鸾缴沉入河中。赵简子对别人说：“我爱好声色，鸾缴立即给我送来歌女舞姬；我爱好宫室，鸾缴很快为我建好亭台楼阁。但是，我喜爱有才能的仁人志士，鸾缴却没有选中一个人。他的所作所为是助长我的过错而损害我的善行，要这样的人有什么用呢？”赵简子的做法，意在惩治谗佞之徒，鸾缴被沉河也算是罪有应得。鲁成公十一年（公元前580），晋国的郤犨向鲁国的声伯求婚，声伯强行夺取施氏的妻子嫁给郤犨。施妻和郤氏生了两个儿子，后来郤犨病死，晋国人把施妻送还鲁国，仍旧施氏，施氏就把郤氏的两个儿子沉到河中淹死。如果将上述两例加以比较，可以说，施氏的做法，处理的是本家族的私事，沉河属于私刑，而赵简子的做法则带有官刑的性质。
沉河不论作为宫刑或私刑，后世都曾被使用过。北魏时曾规定，凡是利用巫蛊之术害人的，都要让他背一只黑色的公羊、拖着一条狗，一齐沉到深渊中。这是朝廷明文颁布的刑法，当是官刑。沉渊就是沉河，这负羊拖犬的做法，像是一种迷信的仪式，也可能是仿效历史上的西门豹，对那些害人的巫蛊者的惩罚手段也带上一些巫蛊的色彩。
唐代末年，李福镇守南梁州时，该地区有不少在朝做官者的庄园和田产。这些做官者的子弟在这里居住，结伙为非作歹，不受官府管束，当地百姓颇受其害。李福到任后，让人制造一批大竹笼，然后把作恶最严重的几个官宦子弟叫来，询问他们的家族世系和在朝做官的父兄或姻亲的姓名，他们都一一作了回答。李福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倚仗着官宦家庭的门第和权势，在乡间做出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不是给在外做官的尊长脸上抹黑吗？今天我要对你们严加惩处，你们的尊长知道了，一定会赞赏我的做法。”于是，李福下令把这几名首恶分子装到大竹笼里，沉入汉江，并向民众宣布说：“这伙人横行霸道，残害黎民，不曾受过约束，我让他们死后也永远处在牢笼之中。”从此，其他官宦子弟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李福创造的沉竹笼的方法在南方不少地区被民间继承下来，成为一种处治奸宄的通用手段。有些地区的家族统治比较严苛，家族内部若有人背叛或危害家族利益，或者做出伤风败俗的事，本族的族长可以决定将他“沉竹笼”。有的地区是直接在人的身体上绑上石头，沉入江中。这是族规范围内，最重的惩罚。直到现代，某些偏远山区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规矩。近年来，虽然经过多年的法制宣传教育，仍然偶尔发生此类事件。
明代，在官方规定的刑罚之外，也采用过那种原始而野蛮的沉河的刑罚。洪武年间，有个叫陈养浩的佥事，作的诗中写了“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二句，朱元璋知道后，以为是怨恨朝廷，下令将他遣送到湖广，投到河中淹死。正德年间的名臣王守仁上疏言事，得罪刘瑾，谪贬贵州龙场驿丞，还未前往，暂居在杭州胜果寺，有一天来了两名军校，说是“奉圣旨赐你淹死，不可迟缓”，立即把他带走，捆绑起来，从江边投入水中。当然，这一次并没有把王守仁淹死，这件事也不见于《明史》中王守仁本传，详细情形尚待考，但在正德年间刘瑾派遣特务把人暗地里投河处死，不是不可能的。到了明末，张献忠使用过的酷刑也包括沉河。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攻陷汉阳，又率全军从鸭蛋洲渡江，占领武昌，生擒楚王朱华奎，也把他装到竹笼里，沉入长江。
以上所述都是把活人沉河的事例，这当然都是相当残酷的。在古代，更多的做法是把人杀死之后，将尸体投入河中。春秋时，吴国的伍子胥。被太宰伯（喜否）谗害，自刎而死，吴王夫差把他的尸体装入一个皮袋子，投到江中。也有人说，当时吴国亡后，越人把西施也用皮袋子装着，扔到江里，让它随波漂浮。唐李商隐《景阳井》诗云“肠断吴王宫外水，浊泥独得葬西施”，皮日休《馆娃宫怀古诗》云“不知水葬今何处，溪月弯弯欲效颦”，都是咏的这件事。另外，春秋时，楚国的司马子期死后，尸体也被抛入江中。这种投尸于江河的做法后世也常见。十六国时，西秦乞伏暮末的弟弟轲殊罗与叔父什寅谋杀暮末，暮末得到消息，捕获其同党尽皆处死，赦免了弟弟，将叔父什寅剖腹，挖出肚肠，然后抛尸河中。北齐时，齐文宣帝高洋在某年冬天杀阴王晖业，派人凿开冰层，把他的尸体沉到水里。唐末天九零五年六月，朱光忠在白马驿把朝臣裴枢、独孤损、崔远等三十余人在一个晚上尽行杀戮，把他们的尸体都投入河中。当时投靠朱全忠的李振原来曾多次赴试，没有考中，因此特别忌恨那些进士出身的朝臣，他对朱全忠说：“崔枢这伙人平常以清流自居，应该把他们都扔到黄河里，让他们成为浊流。”于是朱全忠采纳了他的意见。《金史·海陵纪》中的记述则更为残酷，一一六一年八月，金主完颜亮杀皇太后徒单氏于宁德宫，又命令将她的尸体焚烧，把她的骨头抛到河里。
投尸于河虽然不能算作刑罚，但它和将活人沉河的刑罚一样，都是人类的报复心理和残忍意识的发泄，这同春秋时西门豹将坏人沉河的行为相比，其性质完全不同了。
绞 缢
今天，人们对绞刑是比较熟悉的。在世界近代史上，不少革命者被推上了绞架，英勇就义。这种绞刑并不是近代的产物，它在中国古代具有悠久的历史。
《左传·哀公二年》有“若其有罪，绞缢以戮”的话，杜预注解说：“绞，所以缢人物。”即是说，绞的本意指一件东西，当是绳或带等索类物品，可以把人缢死。在这之前，人们早已把自缢作为一种自杀的方式，如晋献公时，太子申生受骊姬迫害，于公元前656年十二月自缢于新城（今曲沃）1。把缢死作为惩治人的刑罚，今世学者一般认为它始于《左传·哀公二年》的那条记载。
但是，从春秋，战国经秦、汉直到魏、晋，都还没有把绞刑列入朝廷颁布的正式法律条文。春秋时，除自缢的情形外，也有将他人绞杀的事例，如公元前541年，楚公子围借问病之机，将楚王郏敖“缢而杀之”，这都是讲的将人处死的手段，不是法律规定的死刑方式。秦、汉时的死刑有车裂、斩首、腰斩等，并没有绞缢。晋时，周顗等人提议恢复肉刑，有“截头绞颈，尚不能禁”之语，但绞缢没有形成正式的法规，今天也见不到晋代执行绞缢的具体事例。晋泰始年间，郤诜回答晋武帝司马炎的对策中说：“有亡命而被钩悬者也矣，有缚束而绞戮者矣。”这也不能作为晋代已有绞刑的例证。因为郤诜所说的是已曾曾使用过的死刑手段，而不是已成文的法律。
将绞刑列入法典，始于北魏。神麚四年（431），太武帝拓拔焘让崔浩改定律令，规定死刑有斩、绞、腰斩、车裂和沉渊等。北周、北齐承袭北魏刑律，都把绞作为死刑之一。北周规定的死刑有五种：一罄，二绞，三斩，四枭，五裂。“罄”又作“磬”，也是绞刑的一种，执行的办法是用绞索套住人的脖子将人悬挂起来，就像古时的乐器磬那样悬挂着似的。“磬”作为刑罚的一种早在周代就有了，《礼记·文王世子》云“公族起有死罪则磬于甸人”，郑玄注解说：“悬缢杀之曰磬。”后世的绞缢大概只是用绳索把人勒死，并不一定要悬挂，北周明确地把磬与绞分为二种，说明它们在执行时还是有区别的。当时对犯什么罪应当处以绞刑有具体的规定，如建德五年（576）春正月诏令，私自铸钱者要绞缢处死。北齐规定死刑分车裂、枭首、斩、绞共四等，其中绞刑最轻。
隋代，《开皇律》定死刑为斩与绞二等。此后各代相沿，绞刑遂为正式的官刑。和斩首相比，绞刑是人们公认的轻一等的死刑。因为斩首使人身首异处，腰斩使人手足异处，车裂、支解、凌迟等更使人身体破碎，而绞缢能使人保持完整的尸体，同时，施用绞刑时，由于绞索勒紧人的颈部动脉，犯人能在相当短的时间死亡，因而痛苦程度较凌迟、斩首为轻。所以绞刑的设置较为符合人道，近现代世界不少国家执行死刑单用绞，道理即在于此。
唐德宗时，刑部侍郎班宏言建议将绞刑和斩首改为重杖处死，被批准实行。于是，当时被判死刑的人，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