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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初俄罗斯的文化复兴与人们的交往５４１
和严肃的成分与摹仿和时髦的成分结合在一起。 过多的人突然成了爱美者、神秘主义者、通灵术崇拜者。蔑视伦理学，轻视科学。 任何晚到的理性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都无法估计这个时期在爱上的成就。能够估计到在爱上的成就的，在４０年代，只有唯心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在６０年代只有唯物主义者和善于独立思考的现实主义者，在７０年代只有为了人民的利益和解放的民粹主义者，在９０年代则只有马克思主义者。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运动中存在着特殊的俄罗斯的浪漫主义，按其精神来说，完全不是古典主义的。 顺便说说：浪漫主义精神表现为色情和美学占了伦理学的上风。２０世纪初的文学断绝了１９世纪文学的伦理传统。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遗产（旧俄罗斯的批评界不能正确评价）
、这些俄罗斯的天才所提出的问题被深深地感受着。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兴趣恢复了，这表现在Ｈ。 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优秀著作《。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中，还是Q在去彼得堡之前我就带着很大兴趣读了它。还是在１９世纪末，我们这里就出现了与知识分子的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相脱离，与文学中的功利主义相脱离的派别。 在《北方通报》和《哲学与心理学问题》上刊登了这类文章。我在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时期就读过这些杂志。Ａ。沃伦斯基是哲学唯心主义文学批评的第一批辩护人之一。 他希望，批评能够达到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的高度，首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 托尔斯泰的高度，他尖锐地责难传统的俄B罗斯文学批评，责难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这些人在广大的知识分子中享有声望。 这是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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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传统的断裂。 但是，沃伦斯基的令人不愉快的写作方式、不明确的哲学立场以及历史前提的缺乏，减弱了他的影响。 。梅列日科夫斯基则有较大的影响。 他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 托尔斯泰的书有很大的意义。 他企图揭示伟大的俄罗Q斯天才作品的宗教涵义，尽管他的评论过于提纲式。 他在文学中发现了宗教上的不安与寻觅。罗札诺夫很早就开始写作，但只是在宗教—哲学会议（在会上，他的课题占了上风）之后，在《新道路》出现之后，他才具有了重要性。 新的学派主要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影响，也部分地受到Ｂ。 索洛维约夫的影响和西方的尼采及象征主义者的影响。这是文学艺术中新的美学意识和新的学说的时代，但在社会——伦理因素方面则比１９世纪减弱了。与文学潮流一起还产生了哲学的潮流，不过，哲学创作的主要书籍还没有出现。俄罗斯哲学思想开始探寻传统，它在斯拉夫主义者那里，在Ｂ。索洛维约夫那里而不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发现了这种传统，我的哲学的起源开始是与大转变这一特点相联系的，但发生于大转变之前。 比起大部分左派知识分子来，我是由于另一种哲学——文化根据而走向马克思主义的。 我是通过康德与叔本华，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通过尼采和易卜生而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我和神秘主义派别有交往，与。舍斯托夫和Ｃ。 布尔加科夫也有有意义的交往。 在彼得Q堡的环境中我终究接受了许多新东西，发现了生活的新的方面。我提问题很复杂化了，我与文学和艺术的关系很丰富了，我认识了许多有意思的人。 同时，我也敏锐地感觉到，在彼得堡的那个时代的空气中有着有毒的气体。 存在着某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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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存在着有模棱两可思想的人，而没有坚定的选择，到处泛滥着不健康的神秘主义的感受，这是过去的俄罗斯所没有过的。《生活问题》杂志是所有新潮流的集合地。它的编辑人员从不同的世界走来，又都沿着不同世界散开，除了编辑人布尔加科夫和我之外，参加工作的有：梅列日科夫斯基、罗札诺夫、卡尔塔谢夫、依万诺夫、索洛古布、布洛克、别雷、布留索夫、列米作夫、丘尔科夫、舍斯托夫、格尔申宗、弗兰克、司徒卢威、特鲁别茨科伊公爵、诺夫郭洛得切夫、捷连斯基、基斯恰科夫斯基、沃日斯基、埃伦；还有一些政治家——“解放社”的激进派和某些思想更加自由的社会民主党人。 回忆这些在《生活问题》共同工作的人物时，我痛心地想到，现在我很少和谁在一起，与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思想上是敌视的。 在巴黎我与他们中的任何人也没有会晤过。 某些人很敌视我，比如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司徒卢威，他们认为我差一点就是布尔什维克。《生活问题》不是有组织的机构，它是一个按政治的或经济的问题写作的撰稿者团体。 不过这个团体的成员是各个独立的，他们与杂志的核心及其主要目的很少有共同之处。 对我来说，在彼得堡最有意义的是与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会晤。 我与吉皮乌斯经过较短时期的频繁交往和真正友谊之后，大部分时间里是相互敌视的，最终竟丧失了会面和谈话的可能性。 这是可悲的，我永远不理解为什么成为这样。 当然，我们属于不同的精神类型，而且许多人用这个或那个方面的进攻性来解释这种情况。 梅列日科夫斯基们一直有构造自己的小王国的倾向，并且很难容忍脱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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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批评他们的文学思想的人，他们有宗派主义的权欲，周围的环境是神秘主义的小圈子。１９０５年冬我与吉皮乌斯长谈到夜里三点。 后来我们又有频繁的通信，吉皮乌斯与我保持了特殊的关系，现在，当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的时候，却永远不能相会，我们属于不同的世界。我经常在梦中见到他，这对我是多么的沉重！我想，吉皮乌斯对我是好的。 我认为他是很卓越的人，但是他也很痛苦。 他的阴冷的无情一直使我惊讶，他缺乏人的温情。 女人的禀性和男人的禀性在他身上明显地移动，但又很难确定何者更强些。 按其本性来说，吉皮乌斯是个不幸的人。 我对他的诗评价很高，但是如同那个时代的许多诗人一样，他没有富有诗意的品质，甚至没有反诗意的品质。 在俄罗斯文化复兴的氛围中，在一个诗歌繁荣的时代，我一直因缺乏诗才而痛苦。 我不大喜欢诗人，我忍受不了他们那种极端的自我中心态度。 我与梅列日科夫斯基没有私人的交往，这种私人交往大概是不可能的，他不听任何人的话，也无视人们。 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沙龙环境中存在着某种超个体的、弥漫于空气中的不健康的魅力，很明显，它是存在于宗派团体中的东西，而在宗派中是既没有理性主义的类型，也没有符合福音的类型的，后来我在施泰纳①主义学派中才感受到这种魅力。 梅列日科夫斯基派一直自称“我们”
，并希望吸引那些与他们接近的人加入这个“我们”。。 菲洛索弗夫属于这个“我们”
，Ａ。 别雷在一个时期里几乎也
①施泰纳《Ｒｕｄｏｌｆ
Ｓｔｅｉｎｅｒ，１８６１－１９２５）
，德国神秘主义哲学家，人智学的创始人。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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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了它。 他们称这个“我们”为第三机密。 在那里形成了圣灵的新的教会，这个教会揭示着肉体的秘密。 我的最初的和激烈的人格主义（被不明确地称作个人主义）必然导致冲突，按我的特性我完全不会接近这个“我们”
，但是，我同样自认为是“新的宗教意识”的体现者，至今仍然如此。 梅列日科夫斯基派的环境大大促进了我向东正教的转变。 那个时期彼得堡的思潮使已经在我这里产生的宗教过程（常常是我的内在矛盾的结果）
获得了推动力。还是在去彼得堡之前，我就很关心彼得堡的宗教—哲学会议。 我甚至在《解放》上用笔名写了关于它的文章①。 这次会议由于是受到宗教惊扰的俄罗斯文化与文学的代表和传统的东正教会等级制度的代表的第一次会见而闻名。 担任会议主席的是现今的总主教谢尔吉②。 会议大部分讨论的是Ｂ。 罗札诺夫提出的问题。Ｂ。切尔那夫切夫同样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们谈到了基督教对文化的态度。关于肉体，关于“域”
（）
的问题占据了中心。梅B N W S列日科夫斯基从罗札诺夫那里接受了这些更加原初和更加新颖的命题。 我给予在基督教意识面前提出新的问题以巨大的意义。 与此相联系，存在着我之接近基督教的可能性。 但是，作为一个过去受过哲学训练的哲学家，我发现在这个非哲学的环境中所出现的概念的混乱，梅列日科夫斯基由于“肉
①论文《俄罗斯宗教风潮的政治意义》发表在《解放》杂志第１３、１４期上，Ｓｔｕｔｇａｒｔ
１９０３。
署名“Ｋ。Ｔ。－Ｈ。”。
这篇文章收入文集《Ｓｕｂ
Ｓｐｅｃｉｒ…》中，第１３—１５１页。②不久被选定为大牧首，在这以后很快就去世了。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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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符号而导致可怕的混乱。 我不止一次地对他讲过这一点，但他却体验着由词的组合而引起的狂喜。 我认为，混乱之处在于，在现实的基督教历史上”肉体“不是不够，而是过多了，而精神则是不够的。 新的宗教意识是精神宗教。 不过，对我来说，”精神“与”肉体“的矛盾本身是不真实的。自由与奴役的矛盾则是另一种情况。在２０世纪的文化复兴中多神教的东西过多了，这是敌视自由与个性的反动因素。 在其他方面，我与弗洛连斯基和莫斯科派发生了冲突。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的环境中我开始招来日常生活的麻烦。 我一直是很不赞成感染某种奇异气氛的人。 对此我有一系列的理由，首先，按我的性格来说，我倾向于积极的反应和对周围全部环境进行抵抗。 我无限地热爱自由，而自由是与任何奇异氛围相对立的。我一直进行争取个性独立的斗争，不容许把它与任何集体的力量混杂在一起，也不容许把它溶解到无个性的自发力量之中，有些人自以为是感染别人和使别人驯服的力量，我对此一直抱批判态度。 自由的激情，个性的激情，归根结蒂也就是精神的激情，我始终把它与２０世纪初占统治地位的氛围对立起来，那个时代的各种学说仅仅能涉及到我的精神的外壳。 我努力进行交往，努力结识新的人们，努力检验一切，努力拓宽知识，努力丰富自己，但是所有这些很少能触动我的存在的精神内核。 我一直是多层次和多结构的人。 这很使我的生活复杂化和陷于混乱，并引起对我的误解。我希望洞察时代的精神学说，理解它们的意义，但是我不能顺从它。因为实质上我正如在马克思主义中那样，在东正教里也是孤单的。 我辜负了所有人们的期望，永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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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自我复归。２０世纪初文学中的创作高潮以新的课题丰富了我，使我的思想复杂化起来。 我督促自己与那个时代的人们交往，我再说一遍，很多的才华赋予了那令人激动不安的时代的俄罗斯人，我对此予以很高评价。 但是，那种对于精神自由造成威胁的神秘氛围并没有很深地感染我。 我仍然存在许多矛盾。 在回忆自己的生活时，我可以说，任何一种氛围，即使是有时如强电流，也不能很深地控制我。 我的力量的源泉在此，我的弱点的源泉也在此。我能在醉态里保持清醒，这应当是带刺激性的。 无论我年轻时代的神秘氛围，无论是社会民主党人的极权主义的革命性，无论梅列日科夫斯基派的新宗教意识的氛围，无论人智说者的诺斯替宗派活动，无论四处泛滥的酒神自发力量，无论。 弗洛连斯基神秘的东正B教，无论剧烈起来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自发势力的强大法术，都不能控制我，强制我抛弃精神的自由和个性的良心。同时，我和所有这些运动与探索都进行交流，以便能内在地了解它们。当我被怀疑为神秘团体成员、共济会分会的成员等等时，我感到可笑。 这只是意味着对我的本性的完全无知。 他们不理解我不能属于任何组织，很多人反对我，我远离各种集团，经常示威式地与它们决裂，甚至到另一城市去。 这是我平生所特有之处。 我一直厌恶咬文嚼字、娇气十足的环境、小圈子里的封闭性、期待着赞扬自己诗作的诗人的自我中心主义、被神秘主义学说所迷惑的无意识的谎言。 缺乏足够的新鲜空气，世界空气也使我很不愉快。 我注意到自己的弱点，即在我接近那个时期的智力精神运动时自己有某种衰退现象，并且把我所固有的社会兴趣推到后面去了。 这是文化精华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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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主义。 这部分地是由于我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冲突，他们一直非常敌视我的精神探索。和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交往对我有很大的意义。 我知道了精神结构，这是我过去所不了解的。正是在２０世纪初我们这里出现了掌握双重思想的人们，梅列日科夫斯基是俄罗斯作家，但他完全站在欧洲文化的高度上。 他是第一批把尼采学说的因素引进俄罗斯文学的人之一。 梅列日科夫斯基著述甚丰，他的全部作品都是揭露被图像和反命题（“基督与反基督”
，“灵魂与肉体”
，“上面的和下面的深渊”）所掩盖着的双重性与双义性、选择之不可能性、意志薄弱以及伴随着言词对现实的呼号而产生的东西。 对梅列日科夫斯基来说，俄罗斯文学那种罕见的对正义的热爱和道德热情消失殆尽了。 在他关于。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中，论托尔斯泰Q艺术创作的部分是很有意思的，但这是反对托尔斯泰的抨击性文章。 梅列日科夫斯基完全没有感受到托尔斯泰对恶与非正义（历史与文明就以它们为基础）进行抗议的真理性，他想宣布历史的物质载体无罪，并将其神圣化，就像后来弗洛连斯基和新形式的东正教所作的那样。 在梅列日科夫斯基那里已经不可能找到俄罗斯的同情心和怜悯心，这些被整个归之于佛教。 梅列日科夫斯基鼓吹尼采主义化了的基督教。 尼采本人抓住的并不是这个，而是查拉图士特拉的英雄精神，如山之高的吸引力，特殊的忍受苦难的禁欲生活。 和当时的很多其他俄罗斯人一样，梅列日科夫斯基把尼采学说和性的酒神精神联系在一起。 我一直认为，自己离那种要求将其神圣化的“肉体”很远。 他对这种“肉体”的态度带有心灵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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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的性质。 他有时也使用“自由”这个词，但是在他那里缺少（自由问题）
，他任何时候也没提B M N e W S f C J L N e T出过这个问题。在他那里，“肉体”
吞没了自由，自由是精神。特别是由于他缺乏自由的命题，所以我疏远了他。要知道，这是涉及人的尊严的问题。 他把“肉体”变成为性的符号。 当他讲到以安娜①爱沃伦斯基②之正义来反对严守法律的伪君子卡列宁③的非正义时，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个命题应当表述为：为了人的自由和价值，为了反对屈辱人的法律和权威的非正义而斗争。 梅列日科夫斯基把这个溶化于自己关于肉体与灵魂的纲要之中，溶化于神秘的性的唯物主义之中了。精神是自由，而不是僧侣禁欲主义的否定和肉体的消除。 在罗札诺夫那里，这个问题不带有任何心灵主义——文学的性质，肉体和性意味着向前基督教、犹太教、多神教的复归，但是这种肉体与性的地位之恢复是敌视自由的，是和作为自由的精神的个性的完满相冲突的。 没有革新的和不充满崇高精神的性是人的奴隶制，属于种的个人自发力的俘虏。 在罗札诺夫这里没有个性，在他看来，生命的喜悦不在于经过复活以达到永恒的生命，而是经过生殖，也就是经过个体分解为许多新的、延续种的生命的个体而达到生命的永恒。 对他来说，基督教是死亡的宗教。 梅列日科夫斯基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跟随他，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性也不是生出来的。 在罗札诺夫那里一切都是天然的，而梅列日科夫斯基则认为，什么东西都不是天然的。这样最极端地来看待自然意义的性，就
①②③托尔斯泰的《复活》中的人物。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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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精神至上主义，它影响着全部的文学创作。 在我与罗札诺夫之间存在着鸿沟，因为对我来说基本问题是自由与个性，也就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