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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反”的旗号，对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成“保卫局”凌驾于根据地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之上的反常现象，使全国的红色根据地丧失了９０％，陕北也深受其害。 王明路线派来的代表及其在陕北的忠实执行者把刘志丹等许多革命干部打为“反革命”
，投入监狱，搞得干部人人自危。 加上蒋介石的重兵“围剿”和隐藏的阶级敌人乘机破坏，眼看这块根据地也有被葬送的危险。就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党中央的到来，给陕北军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正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治路线和干部路线，挽救了刘志丹等一大批革命干部，挽救了陕北。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１９３５年１０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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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在吴起镇和陕北红军——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以后，毛主席亲自指挥了直罗镇一仗，粉碎了蒋介石向陕甘边区的第三次“围剿”
，给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正当毛主席紧张部署直罗镇战役的时候，陕甘边区的干部和群众向毛主席反映：一个多月前，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大批负责同志被捕了，有的甚至被杀害了。 对此，广大干部群众无比义愤，希望毛主席、党中央公道处理。 毛主席仔细地听取了当地干部群众的反映后，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 毛主席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 当时，我在国家保卫局工作。 由于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负责同志正忙于部署直罗镇战役，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派我和刘向三等同志到瓦窑堡去，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的工作，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毛主席在下寺湾的一次干部会上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 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当时，直接审理刘志丹等同志案件的是戴季英，他当时任后方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陕甘边区保卫局的局长。 我们一到瓦窑堡，他就拿出许多案卷来，作为刘志丹等同志是“右派”
、“反革命”的“证据”。我们按照毛主席“要慎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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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针，并不轻信这些案卷，立即进行调查访问。据调查了解，刘志丹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革命，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委派到广州黄埔军校学习，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１９２８年，他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领导了陕西渭南、华县的武装暴动，后来又到陕北开展游击战争。“九。 一八”事变后，刘志丹同志曾先后担任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和红二十六军的领导职务。 他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 在他和谢子长等同志的领导下，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围剿”
，使这块根据地有了迅速的发展。１９３５年９月，原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改编为红十五军团，刘志丹同志与徐海东等同志共同指挥作战，在甘泉的劳山、富县的榆林桥打了两个大胜仗，消灭了敌人１个师和４个营，给“围剿”根据地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为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创造了条件。 从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来看，刘志丹同志一贯是坚定不移、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 像这样一位同志，怎能说成是“右派”
、“反革命”呢？
我们又了解到，刘志丹同志和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 他对陕北许多村子有多少人家，多少窑洞，多少大锅，都记得一清二楚。 他处处关心群众生活，不管斗争多么艰苦，总是教育干部和战士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他在陕北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人们亲切地称他“老刘”
，千方百计地给“老刘”
的部队以支持和掩护。 正因有了这种鱼水相依的关系，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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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才能在艰难困苦中建立和巩固起来。我们一到陕北，就听到当地流传的一首民歌：“正月里，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一心要共产……。”
这首民歌充分体现了陕北人民对刘志丹同志的高度信任和无比热爱。 一个深受广大人民拥护和爱戴的群众领袖，又怎能是一个“右派”和“反革命”呢？
我们又进一步调查了刘志丹同志被捕的经过。 那是在９月下旬的一天，戴季英等人秘密地命令红十五军团的保卫部立即逮捕刘志丹，刚好那一天刘志丹同志因公到瓦窑堡，半路上碰到传递命令的通讯员，通讯员不知底细，把信交给了刘志丹。 刘志丹同志看完信后，表现得十分冷静，他把信退给通讯员，并说：“你赶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去，就说我去瓦窑堡了”。然后，又叫自己的警卫员同通讯员一起回部队去，他一个人前往瓦窑堡。 一到瓦窑堡，他就被捕了。 这里，刘志丹同志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光明磊落的气概。在掌握了大量事实之后，我们就向戴季英提出：如果刘志丹他们这批干部都是反革命，那么这块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里的对敌斗争是怎样坚持下来的？这里的苏维埃政权又怎能建立和巩固起来呢？
对于这些问题，他都答不上来。 但他仍顽固地坚持有案卷、口供为据。 我们仔细地翻阅了那些案卷，发觉其中所列举刘志丹同志的“罪状”都是不能成立的。 所谓刘志丹执行“富农路线”
，是指他在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所谓“捎山主义”
，是指他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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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所谓“投降主义”
，是指他在统战工作中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等等。 显然，这些“罪状”只能证明刘志丹等同志坚持了正确的路线。 我们还陆续提问了几个所谓“犯人”
，当他们知道我们是毛主席、党中央派来的时候，他们就敢讲真话了。 经过再三审查，证明所谓“口供”中，除极少数是坏人故意捏造事实、蓄谋破坏外，其余都是逼、供、信所造成的结果。同干部本人谈话，是了解干部的重要途径之一。 刘志丹同志被捕时，戴季英没有让他说一句话，就将他关押起来了。我们亲自访问了刘志丹同志。 他是“首犯”
，带着手烤，还钉了脚镣。 他说：“我承认是有错误的，组织审查是应该的。 但我是光明磊落的。红二十五军来到了陕北，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中央又派人来，我非常高兴。”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残酷迫害下，刘志丹同志丝毫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和安危，而是一心想着党的事业，对毛主席、党中央充满着无限热爱和坚定信仰，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和崇高品质。从这里，我们深刻体会到，对干部的了解，绝不能完全依靠案卷和汇报，必须废除主观成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群众，认真调查研究，对客观情况作出科学的分析，才能实事求是地了解干部，并作出正确的评价。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主席来到瓦窑堡。 我们将审查刘志丹“案件”的情况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汇报，毛主席、党中央肯定了我们的看法，并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
，应予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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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释放。 同时，为严明党纪，毛主席、党中央对制造这起冤案的有关负责人作出了处理：给予戴季英最后警告处分，并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 毛主席号召全体干部军民进一步加强团结，一致对敌。 毛主席的指示和刘志丹等同志获释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
“陕北得救了！”
刘志丹同志出狱后，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亲切地接见了他，询问了他的健康情况。 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你受委屈了！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也是一种考验，又是一种休息。 周副主席风趣地说，“左”字号的监狱，也“左”得出奇哪！毛主席接着又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 这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刘志丹同志听了，内心万分喜悦。 他向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详细汇报了陕北的工作，并表示要跟着毛主席、党中央坚持革命到底。不久，毛主席、党中央任命刘志丹同志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和红二十八军军长。１９３６年初，刘志丹同志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命令，率军渡过黄河东征，取得了许多战斗的胜利。４月中旬，在围攻山西中阳三交镇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为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刘志丹同志牺牲后，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和广大军民深感悲痛，当刘志丹同志的灵柩运回瓦窑堡时，周副主席亲自扶柩送葬。 毛主席亲自向刘志丹同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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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表示慰问。１９４３年刘志丹同志壮烈牺牲７周年时，党和人民把他的遗骨迁回志丹县（原保安县）修建陵墓。 毛主席亲笔写了“刘志丹将军墓”的碑志，并写了一块“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的碑石，还作了题词：“我到陕北，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是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而不会磨灭的。”周副主席也亲自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等中央领导同志都题了词，对刘志丹同志表示深切的悼念，给予高度的评价。
二、搞五湖四海，任人唯贤
毛主席对干部问题历来强调要从团结全党出发，搞五湖四海，强调要把各个山头的力量都团结在党的周围。当时，在延安，就有来自各个革命根据地、各个方面的干部，有来自一、二、四方面军的，也有来自白区地下党的，还有当地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等等。 尽管他们的工作经历、爱好特长、生活习惯都各不相同，但毛主席总是强调指出：他们都为革命作出了贡献，都有自己的光荣历史，都是党的宝贵财富。要反对破坏党的团结的山头主义，在承认山头存在中逐步削弱和溶化山头，使全党结成一体，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紧密地团结起来。在这方面，使我深受教育的事例是很多的。 毛主席对红四方面军的英明决定和正确处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红四方面军是我们党领导下的一支革命队伍，但是，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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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心家、阴谋家张国焘曾一度篡夺了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权，大搞军阀主义和惩办主义，残酷打击迫害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大肆残害知识分子干部。 在长征途中，张国焘公然对抗毛主席北上的方针，分裂党，分裂红军，另立中央，把四方面军作为实现他个人野心的工具，使四方面军遭到惨重的损失，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的危害。 当时，应该如何对待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呢？有的人错误地认为，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都是不可信任的，主张对他们进行无情斗争或采取包围缴械、甚至逮捕的作法。 毛主席及时地制止了这种错误的主张，明确地指出：四方面军是党领导的部队，不是某个人的队伍；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好的，是英勇顽强的，以往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搞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结果，要把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严格区别开来。 毛主席还亲切地接见了四方面军的负责干部，号召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在开展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像一个人一样，紧密地团结在中央的周围，完成党当前的伟大任务。为了使全党全军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统一的正确认识，１９３７年３月，毛主席在延安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清算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并指出，中央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苦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 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所获得的极大进步与对张国焘路线的正确认识，表示极大的欣慰。”
强调“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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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毛主席、党中央对四方面军的团结，是我们正确进行党内斗争，团结绝大多数同志的光辉范例。毛主席”任人唯贤“的无产阶级干部路线，他对广大干部爱护备至的崇高风格，是同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的锐利武器。 王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路线在干部问题上都搞宗派主义，他们自立门户，结党营私，亲一部分，疏一部分，对坚持正确路线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和迫害，务求置之于死地。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毛主席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们党的干部路线、方针和政策，深刻地批判了宗派主义。 在会上，毛主席还亲自为在江西中央苏区被王明”左“倾路线打击迫害的邓小平、毛泽潭、谢唯俊、古柏４位同志，以及其他受王明、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打击迫害的一批干部公开平反，恢复名誉，使这些同志解除了思想负担，一心一意为党努力工作。在这里，不禁使我想起了一件终身难忘的事。 那是１９３８年农历的除夕，毛主席邀请张启龙、谭余保同志和我到他家里作客。 当我们高兴地走进毛主席在杨家岭的窑洞时，主席立即放下工作，同我们亲切地握手，请我们坐下。 主席慈祥地询问了我们的近况之后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忘了把张启龙等同志的问题讲一下，现在，请你们一起把湘赣苏区的问题谈一谈吧！
我们一听，原来主席找我们来是为这桩事啊！。电子书
我们的心情一时激动万分，回忆起湘赣苏区的战斗岁月。 在湘赣苏区，在毛主席“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指引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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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曾经有过较大的发展。 后来，由于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也影响到湘赣苏区。 他们派来的钦差大臣把过去的正确作法都诬为“右倾保守”
、“富农路线”
，还大抓ＡＢ团，搞扩大化。 我们起初也受了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推行了一些错误的政策。 但是，后来看到许多工作积极、忠实勇敢的工农干部、县委书记，都被推行“左”
倾路线的保卫部门当成ＡＢ团抓起来了，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有的甚至被杀害，搞得人心惶惶。 这样，我们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我和张启龙同志商量，如果真有那么多的ＡＢ团，我们在湘赣苏区能站得那么久吗？
我们的事业是正确的，在湘赣苏区工作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 于是，我们对王明路线那一套进行了抵制。 不料这样一来，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就说我们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
，进行打击迫害。 他们撤销了我湘赣省委书记的职务，给予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对张启龙同志的处分更为严重，撤销了他湘赣军区总指挥、省苏维埃副主席、党组书记等职务，开除了党籍，还判处了１４个月的徒刑。遵义会议以后，第二方面军党委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恢复了张启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