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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中的几件大事（节选） —５４６—
祥同志在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他说，博古和李德必须让位，由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 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后来回忆时还经常说，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投了重要的一票，是为会议的胜利立了一功。 周恩来同志发言认为毛泽东同志对博古和李德的批评是非常正确的。 张闻天、朱德同志等也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张闻天同志一直担任党的总书记职务。 他与毛泽东同志的合作是很成功的。 他非常尊重毛泽东同志，许多重要事情的确定，都要事先征求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同时也认真听取其他同志的意见。为此，毛泽东同志曾风趣地向我们说：洛甫同志真是“开明君主”。我们听了后也曾同张闻天同志的夫人刘英大姐开玩笑，戏称她为“娘娘”。
应该说，张闻天、王稼祥同志的转变是有其内在的思想基础的。 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对李德、博古的错误指导早就有看法，而且在有关的会议上进行过争论。 同时，同毛泽东同志给予的真诚帮助也是分不开的。 会议召开前，他们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这对于保证会议的圆满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革命大本营要放在西北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撤出根据地。 究竟去何处，五人知晓。 按照张闻天１９３４年９月２９日为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写的社论中说的：“我们不得不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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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６—王首道文集
放弃一些苏区和城市……我们必须冲破封锁线，转移苏区，保存军队主力的有生力量。“
但新的中心根据地应放在哪里？
谁也猜不透。遵义会议后，中央曾指示我和李井泉同志带领一部分干部和一个独立营的兵力，在现四川中南部冕宁地区开辟一块根据地。冕宁这一带居住的是彝族人。他们还处在奴隶社会，有自己的宗教（信奉黄教）
，迷信魔法和鬼神。 他们也有自己的语言，但文字不完善。 由于历代汉族统治者，特别是国民党反动军队对他们的迫害，他们惧怕汉人，又仇视汉人。 这种心理不是短时间可以消除的。 举行各种仪式、念咒、宣誓和歃血，构成彝族的社会生活。 因此，他们不欢迎我们留在那里。 红军主力北上后，当地彝族头人就千方百计想法赶走我们，甚至企图缴我们的枪。 对此，中央经研究决定放弃原计划打算，要我们撤离冕宁随罗炳辉、何长工同志领导的红九军团北上。 这一方面说明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不合适，另一方面又说明红军北上才是出路。 在这里有一件事我要说明，即我和李井泉同志随红九军团北上长征过程中，中央发给九军团的电报报头一般是称“罗、何、首道、井泉”。
据此，有些文章和资料就认为我是“中央派驻九军团的代表”
，这是不恰当的。当时，朱德、周恩来同志在指挥我们撤出冕宁时，给我们的电报也说明了红军不宜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的理由。电报指出：“依据我们今日经过夷民地域经验此间山地一时难容外籍红军小游击队独立活动完全依托夷民又易与汉民造成对立”。电报同时表明了中央的精神还是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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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中的几件大事（节选） —７４６—
１９３５年６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 随即举行会议，毛泽东同志提议红军继续北上，明确指出应向东往甘肃和宁夏方向移动。 党中央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和党中央确定的方针，把革命大本营放在有工作基础的陕甘宁地区是十分英明的。 但张国焘出于个人野心，怀着分裂党和红军的不可告人的动机，擅自带领左路军南退，为了欺骗广大指战员，扬言要到川康边地区建立根据地。 中央负责同志曾耐心地说明，到人烟稀少、物资贫乏、语言不通、毫无工作基础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想法和做法，实践已经证明是不可取的。可是，张国焘仍一意孤行，使红军遭受了损失。１９３５年９月，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天险进入甘肃境内，随后开进了哈达铺。 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同志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确切知道陕北有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军，有苏维埃政权，并且徐海东同志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也在那里。 这时中央才明确解决了有关红军去向的重大问题。 为了争取四方面军随中央北上，彭德怀等同志也曾致电张国焘等，说明北上的方针是正确的，电文还说：“请你们立即继续北进大举消灭敌人争取千百万群众创造陕甘宁区实现中央战略方针”。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它说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主张北上，并最终确定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全党全军衷心地拥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
三、红军主力先后会师会宁
１９３６年２月我被调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该军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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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鄂豫皖苏区的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于１９３５年９月先期到达陕北后，与陕北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组成的。１９３６年５月，中央决定以红一军团、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组成西路野战军，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分左右两路军西征，打击西北马鸿达、马鸿宾等国民党军队，创造条件，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同年５月１９日，红十五军团在徐海东司令员、程子华政委率领下，从延川王家坪出发，经安塞、靖边，进驻长城脚下的宁条梁。 此后，十五军团又分两路西进，七十八师攻克定边，七十三、七十五师攻克豫旺县城。 后来又攻下同心城和韦州。７月底到８月底，十五军团集中到豫旺地区休整。这时我也来到豫旺县城。９月初，我随军团总部留在那里，而部队开始向兰新公路挺进。１０月２日，在徐海东司令员的指挥下，部队从西门和北门大举强攻进入会宁城。 随后，一方面军的其他部队在陈赓同志的率领下也进入会宁。会宁，是甘肃省内一座典雅的老城，四周环绕着城墙，东南西北各方有一座漂亮的城门，人口约２００人。 会师那天，城里红旗招展，标语遍布城内各角落。 当四方面军在徐向前总指挥的指挥下入城时，群情热烈，口号声、欢呼声响彻天空，军民沉浸在一片胜利的喜悦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留下一部分部队迎接朱德等同志率领的红军部队的到来。１０月９日朱德同志等同总部到达会宁。２２日，贺龙和肖克率领二方面军也与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一、二、四方面军的伟大长征胜利结束。５０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已是历史了。 但是，通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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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中的几件大事（节选） —９４６—
征体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孜孜追求，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无比忠诚的崇高精神，以及在长征中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实际问题的惊人智慧和力量，永远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宝贵传统。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长征的历史经验时说：“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 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 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 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泥坑里去。”
毛泽东同志是针对当时革命战争年代的现实问题讲这番话的。今天，我们正在进行以四化建设为中心的新长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们深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
（原载《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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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６—王首道文集
怀念叶剑英元帅
１９８７年２月３日
叶剑英元帅离开我们已３个多月了。 我又永远地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望着他留赠的照片，我的思绪不禁回到了１９７７年那金色的秋天。那是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第二年的１１月份，叶帅和小平同志同去广东视察工作，我和韦国清、许世友去接他们。此时此刻，见到我们的老首长，内心的喜悦可想而知。傍晚，我们在军区设宴招待叶帅和小平同志。 席间，大家热烈地畅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全国的形势，对党和国家的美好未来寄予希望，充满信心。 当时，我们把迫切盼望小平同志早些出来工作的意愿向叶帅作了反映。叶帅对我们说：“不是有人还坚持继续批邓吗？”一下子把大家逗笑了。 然后，叶帅语重心长地说：“从党和国家的未来发展看，无论如何也要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不是某个人的意愿，早就是全党、全国人心所向。”
当时，小平同志关心地向我们问了广东的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以及我们自己的工作、生活等方面的情况，我们都一一向他作了汇报。 随后，小平同志把他从北京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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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叶剑英元帅 —１５６—
的果脯分给我们品尝，大家都感到格外甜美。 同时，我们感到，我们伟大祖国在“十年动乱”之后，就要进入一个伟大的新时期了。我和叶帅是在１９３２年认识的。当时红军在中央苏区正进行反“围剿”。由于战争繁忙，叶帅没有时间和我们多谈，但是，他敏捷的才思，渊博的军事知识，雍容尔雅的风度，都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长征开始以后，他担任军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１９３５年６月，红二、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懋功地区胜利会师后，两支队伍总共有１０多万人，组成了左、右路军，叶帅任右路军参谋长。 这本应是红军走向胜利的又一新时期。 但是，由于那时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前进方向这一根本战略方针上与党中央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严重地危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为了统一战略思想，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军委根据这一方针，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但张国焘再次耍弄两面派阴谋，会上他并不反对，会后却在部队中散布不信任中央的言论，阻止红军继续北上，致使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现。９月上旬，张国焘又要危害党中央，叶帅知道后，急速赶到中央驻地，将有关情况报告毛泽东同志，使毛泽东同志和中央红军得以及时摆脱危境。叶帅对党和红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在１９４６年１月至１９４７年２月期间，为了建立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制止内战爆发，由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３方面组成军调处执行部，叶帅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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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驻北平的代表。 我党驻沈阳的代表初为饶漱石，后由我担任组长。 这期间，我曾得到叶帅许多帮助和支持。 记得有一次我来到北平，向叶帅汇报和请示工作时，叶帅把当时的战争形势、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我们的任务，都入情入理地对我作了具体的分析和指导，甚至有些很具体的谈判艺术，也一一教给了我们，对我们后来的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全国解放后，因为工作关系，我虽和叶帅接触不多，但他对我的帮助和指导还是很多的。６０年代，我在中南局工作，后来又在广东省委工作。 叶帅是广东梅县人，他对广东特别是对哺育过他的家乡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他经常回家乡探望父老乡亲。 对于他的母校也非常惦念，曾多次写信、题词勉励母校师生努力工作学习，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 他每次回乡，我有机会看到他时，都能恭聆他的谆谆教诲。 他说：人老了，对家乡就更有一种眷恋之情。 家乡人民在革命中吃过许多苦，对革命作出过很大贡献，现他们生活还不富裕，我们要好好干，把国家建设好，使他们的生活能得到改善，这样才对得起他们。 记得１９７１年初他来广东视察时，见到家乡的山都光秃秃的，很是伤心。 我和陈郁去看他时，他对我说，以前山下满是树木，现在怎么都剃光了，这对不起后代呀！
我感到很内疚，是自己的工作没做好。 他指示我们，要在山下多栽些果木，造林绿化，这才能保持好水土啊！我向他表示，一定把这些工作抓好。 后来，他再回广东视察时，一再叮嘱要做好这项工作。叶帅非常惦念台湾的同窗故旧，非常希望他们能早日回到祖国大陆和家人团聚。 他在港澳的朋友也很多，每当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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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叶剑英元帅 —３５６—
广东时，那里的许多朋友都来看望他。 他总是耐心地向他们宣传我们党的方针政策，希望他们能给台湾的亲朋故旧做工作，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 我深信叶帅的这一未了的夙愿，将来定会实现。叶剑英元帅永远活在我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中！
（原载《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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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６—王首道文集
为发展中日友好和世界和平而努力
１９８７年３月１３日
尊敬的笹川良一先生尊敬的各位日本朋友：今晚，我们出席笹川先生的答谢宴会，感到十分高兴。请允许我代表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并代表王震名誉会长和在座的中国朋友，对笹川先生的盛情款待表示衷心的感谢。笹川先生这次在北京逗留的时间虽然很短暂，但访问是非常成功的，先生出席了中国友好长城马拉松接力赛，与我有关方面进一步探讨了今后的合作问题，更加密切了友好关系。 特别是今天下午我国总理在中南海会见了笹川先生，高度赞扬了先生为中日友好和世界和平所做的努力和贡献。 我们坚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友好事业一定会不断发展，两国人民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最后，请允许我借主人的酒杯，为笹川先生的身体健康，为各位日本朋友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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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展中日友好和世界和平而努力 —５６—
为笹川先生的访华成功，为中日友好事业不断发展干杯！
（人民政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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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１９８７年７月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实践论》、《矛盾论》发表５０周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３０周年。 在这值得纪念的日子里，重温毛泽东同志关于实事求是的重要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扬光大我们党长期形成的这一优良传统，则是最好的纪念。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在延安时期，他进一步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入的概括，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一时期，他系统地提出和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 他指出，搞中国革命，必须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同志告诫大家，搞革命、做工作都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
，而要从实际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从中引出规律性的东西，作为我们的向导。 只有这样，革命才能取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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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７５６—
利，工作才会做好。 今天，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时刻记住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教导。我国是一个经历了２００多年封建社会和１００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极为落后，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而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 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在总体上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生产社会化程度低，劳动生产率也很底，等等。 尽管我们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影响和干扰，我们没能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伟大的成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提出并实行了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方针、总政策。 这是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继承和发扬。改革的８年多来，我们坚持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