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ㄕ岳锤泄吹闹种衷帜眩缓笪室簧忝欠词×寺穑克恼缕鸬奶饽渴恰端遣豢贤� 记》，下面的潜台词就是：我们忘记了吗？宾雁很兴奋地给我讲他在德国访问期间的感受，特别提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总理勃兰特在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墓前下跪的一幕。他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实行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给德国带来很大变化。它推动了德国社会向自由民主方向发展，并且注重社会公平正义，保护工人利益。他说，看了德国的社会主义，就知道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根本就是假的。他断定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在西欧社会党执政的国家中已经实现了。
我们还谈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纲领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路线的联系。其实宾雁从来都对“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格外敏感。他当年在哲学所编《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就收入了好几篇很有份量的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其中弗兰尼茨基的文章《社会主义和危机》
同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们的论述多有相通之处。我知道在宾雁心目中，有一种理想社会模式。正象他自己写到的：“我为什么没有选择国民党而投靠了共产党呢？……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青年人所具有的魅力。中国的苦难实在是太深重了，中国人对于改变自己的奴隶地位的愿望实在是太强烈了，因而越是主张激烈、彻底变革的思想越是富于吸引力。”但眼见共产集团国家的社会主义进程，同马克思给出的社会主义理想背道而驰，他开始困惑，希望找出症结何在。
为此我们回顾了百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史。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修正当然是绕不过去的。他指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的设想是错误的，认为社会进步应当通过民主改良的方式来实现。其实，他的某些观点恩格斯在晚年也同意了。这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津津乐道的恩格斯的名言：“资产阶级的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伯恩施坦的继承人，但是比他走得更远，因为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已不同于那个时代。伯恩施坦在哲学上信奉马堡学派的新康德主义，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勃兰特时代的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则吸收了卡尔。波普批判理性主义的思想。受波普“开放社会”的影响，他们提出“开放的民主社会主义”，并从马克思的遗产中继承了有关个人和人类自由的人道主义遗产，把它当做自己的理论基础。勃兰特宣布：“自由精神是我们党的原始基础”。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九五九年哥德斯堡纲领中也指明：“社会党人主张这样一个社会：
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地成长发展，都能以主人翁态度投身于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民主社会主义者认同民主政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强调公平原则，关注个人道德，开放地择取人类精神文化成果，与不同观点的思想流派对话，批判苏式社会主义，显示出它的生命力。
与此相反，列宁在同第二国际的斗争中，分离出另一条在不发达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即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个名称表明，它把组成社会生活的要素之一——活生生的个人，简化为可以用自然科学方法处理的客体。他们相信，在社会生活中同在自然科学中一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掌握在最高领袖手中。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可以简化为具有互换性的标准件。因此他们可以数字化地处理人命，按比例地迫害大众。选择了这条道路的政党必然信奉暴力革命、一党专制、领袖独裁、思想禁锢、舆论控 制、党内清洗、警察滥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视万民如刍狗。它实质上是反社会主义的，霍尔瓦特将之称为“国家主义”。如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可以通过组织工会、发动罢工来捍卫自己的权利，那么在这种国家主义之下，工人则只能听任统治者宰割。这种制度在斯大林手中登峰造极，传至中国，贻害至今。
宾雁在他的自传中说：“这是没有民主与自由的社会主义，大权独揽，不受监督的党的领导，没有人民参与，对人民不承担责任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毛泽东式的‘马列主义’”。
宾雁将其称为“四个不改”。他特别赞赏罗莎。卢森堡对列宁的批评：“列宁所主张的极端集中制，本质上不可能产生积极的创造性精神，而只能孕育打更人式的毫无独创性的思想。”他把这句话抄在一张卡片上。在自传中，宾雁还写道：“他们是企图消灭人们头脑中的理性，同时又把个人的自我意识、表达和发展自我以及改变世界的欲望窒息在萌芽状态中。要创造一种全无独立的思维，又无发展自我欲望的，最易统治与驾驭的动物。”我想他的心与罗莎。卢森堡是相通的。
宾雁赞同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但他对苏联、中国的现存社会主义持严厉批评的态度。他认为，人们忽略了这种社会主义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社会主义的血缘关系。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社会主义、苏联的“发达社会主义”和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们的政治结构、统治方式，是一致的，可以统称为极权社会主义。汉娜。阿伦特正是把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当作分析极权社会的样板。苏联的克格勃、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墨索里尼的褐衫党，都是用来制造社会恐怖的工具。当恐惧笼罩着社会，并渗入每个人的内心时，专制暴政便高歌猛进。宾雁感慨，德国人在总结历史教训时，往往会反省到全民族的软弱，每个人都有悔罪感。他提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纳粹时期是受到残酷迫害的，但勃兰特却不以此开脱自己的党。他在纳粹受害者墓前毅然下跪，代表的是整个德意志民族的忏悔和认罪。宾雁问我，在中共手下屈死的人命何止千万，有谁曾向老百姓下跪悔罪？我说，他们不会下跪，只会让冤魂下跪来感谢虐杀之恩。宾雁长叹一声，默然无语。
一九八六年，政治气氛略有宽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赵紫阳的干预无疾而终。甘阳从北大毕业分配到社科院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我们从朋友又变成了同事。那时甘阳已经着手筹划《中国：文化与世界》丛书。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他当时的设想是要把西方世界有重要意义的现代学术文化成果大规模迻译到中国来。在我们看来，中国对现代西方学术文化的了解尚肤浅，许多问题的讨论都是无根的游说。我很赞成这种学术建设的基础工作，特别是想到能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做些扫荡意识形态，重建真正的学术文化精神的工作，心里很高兴。甘阳联系了一批北大、社科院的青年学者，组成了《文化：中国与世界》
丛书编辑委员会。后来他希望编委会的成员涵盖面更宽一些，我就帮他联络了我的几个老朋友，邀刚从美国回来的银河和正在美国的天予、林春加盟编委会。银河和天予同意了，林春却因为某些考虑而婉拒，让我有些遗憾。
当时三联书店负责人沈昌文先生和董秀玉女士对编委会的工作帮助很大。沈先生开玩笑 说自己是文化商人，但是他确实慧眼独到，看到了由青年学者自组编委会编辑大型丛书的生命力。我记得编委会的代表甘阳、国勋、依依、王炜和我，曾在在三联书店与沈先生董秀玉女士见面，谈合作的事。沈公明确表示，丛书的大政方针完全由编委会自己决定，三联书店只提供出版发行服务。在中国当时的出版体制下，沈先生的这种做法开了先河。八六年气氛宽松，宾雁很高兴，我们见面打电话的机会略多了一些，他一如既往地乐观。我向他谈起甘阳的设想和编委会的工作。他觉得一代新人已经开始成气候了，特别是有了组织形式。我曾把甘阳计划出的书单寄给他，他希望我给他几本已经出了的书。我和甘阳商量，甘阳说“统统给，凡是出了的书都给老刘一份”。我记得大约寄了十几种书给他。
八六年十一月下旬，父亲二次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安然去世。我给宾雁打电话想告诉他这个消息，正巧他不在北京。但当晚他就从外地来了电话，除了劝我节哀之外，特地嘱我代他和朱洪给父亲送一个花圈，以表达他的哀悼。追悼会那天，宾雁送的花圈摆在中间，“刘宾雁、朱洪敬挽”的署名清晰醒目。
送走父亲以后，北京的政治空气紧张起来。八七年元旦，北大等高校学生到天安门广场试图集会，被警察逮捕了若干人。当夜，北大学生冒雪从中关村走到天安门广场，在那里静坐到天亮，迫使当局释放了被捕的学生。一位北大的朋友当天到了我家。他一直在学生队伍中，情绪激动地给我讲了经过。一月八日，在中共高层工作的一位朋友打电话来，说中央书记处已经决定开除宾雁的党籍。我听后悲愤难抑。对我来说，宾雁在不在共产党里并不重要，而是这种公然的政治迫害令人愤怒。我急给宾雁打电话，家里没人。夜里辗转难眠，披衣起来，给宾雁写了一封信，随信还寄给他一部国平写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祈盼着查拉如斯特拉的精神能帮他在这大逼迫来临之际挺住，不要受太大的伤害。多年来我从没问过宾雁是否收到我的信和国平的书，他也从未向我提起。但在读他的自传时，发现他把这封信全文收录在书中，并写道：“我流泪了，谢谢你，我的朋友，你已经为我分担了痛苦。当许多人和我在一起时，幸福便会把我的痛苦淹没。”我突然明白，男人之间只交换思想和匕首，不交换同情和关爱。
一月下旬，电视和电台都播发了开除宾雁党籍的消息。我知道他回北京了，决定去看他。严冬时分，街上行人稀落，上午十时左右，我赶到金台路人民日报宿舍。院门前异常安静，惟在墙外停着两辆212吉普车。我敲开门，只有宾雁一人在家。他很平静，说昨天来了很多人。又问我，楼下有人吗？我点点头。他走到里间，从临街的窗口往外看了看，随手把录音机的音量开大。坐下就开始闲聊，他向我历数昨天来家里的人都是谁。我开始劝他，反正记者这个行当是干不成了，不如干脆回哲学所。他倒挺感兴趣，问了问哲学所的情况，但说以现在这个身份，哲学所大概不敢再要他回去。又说反正今后有时间了，正好把这些年积攒下来的书读一读，写写那些考虑了很久的问题。我许诺说今后会送许多书给他。坐了大约不到一小时，竟然一句都没提开除党籍这回事。有几次，谈话突然中断，两人相视无语。我能感到他平静外表下掩藏着的心底波澜。他几次催我走，我终于起身道别。出门正要下楼，宾雁突然从后面扳住我的肩膀，说“这一别不知何时能见”，我回头，见他泪水涌出，顺着 面颊的皱纹淌下。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他落泪。
那时他已知道外省与他交过手的那些歹人极欲乘他遭难之际落井下石，要以诽谤罪送他上法庭，他心里在作入狱的准备。不记得如何分的手，只记得一路上想着怎样在法律界找几个能帮上宾雁的人。第二天刘东在前门外珠市口丰泽园请客，大约有十几个人聚会。我到饭店后情绪极坏，国平问出了什么事，我说昨天去看了宾雁，稍讲了些情况，搅得大家败了兴。饭没吃完我就走了，事后才知国平心里郁闷，喝得大醉。阿坚送他回家，途中他醉倒街上，指着路人大叫“你们都醉了！”
春天到了，编委会的工作进展顺利，出书已渐成规模。甘阳提议请宾雁来聚一聚。我去接宾雁、朱洪，在我家附近的德胜饭店吃了一顿饭。编委会的同仁来了十几个人，苏大哥，小枫，一休哥王焱，王炜等都到了。饭吃得非常高兴，甘阳和宾雁谈了很多，把他对编委会未来的设想讲给宾雁。饭后，大家兴致正高，就一起回到我家里喝茶。抛开政治阴影，朋友相聚总是乐趣横生。笑语声中，约林唱起歌来，随后大家请宾雁唱。他站起来用俄文唱起“在那遥远的地方，那里云雾在飘荡，晚风轻轻吹来，掀起一片麦浪”。声音厚厚的，略带点沙哑。众人安静地听着，渐渐有人应和。歌声飘出我的家，散落在黄昏的晚风中。
三、他乡的日子多么寂静，周围多么空旷多么微薄，暗淡的霞光象大家一样，你也会消失，我的朋友为何心中又泛起波浪？
—《夜》 别雷八九年底，我到了巴黎。经历了八九学运和六四屠杀之后，离开中国，即使不是目的明确的逃离，心中也会有避秦的想法。九零年二月份，我和宾雁联系上了。自他八八年出国，我们一年多未通消息。在这样大的动荡之后再通上话，双方都有无限感慨。我知道六四屠杀之后，宾雁曾来过巴黎，他义无反顾地谴责中共暴行，成为公开的反对派，他在国外的访问便成了无限期的流亡。不久，我接到了他从美国的来信，信中说“在出来的人中，你是我最挂念的一个”，还为我在国外的生存提了些建议。后来，在我申请研究基金时，宾雁的推荐信起到了关键作用。四月份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位素不相识的女性，声音亲切悦耳，她告诉我，是宾雁让她来找我的，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她就是巴黎七大东亚语言系的谭雪梅女士，后来我一直叫她谭老师，我们因为宾雁的介绍成了十几年的朋友。九零年八月间，我又接到宾雁的电话，说他要去德国参加一个活动，会到巴黎来看我。于是，我们在巴黎相逢了。
宾雁住在圣日耳曼草地附近的麦迪逊旅馆，旁边的小街是狄德罗曾经住过的房子。旅馆门前小广场上是狄德罗手持书笔的青铜雕像，在法国梧桐掩映下，俯视着来来往往的路人。
早晨，我去旅馆找宾雁，他正坐在餐厅吃早餐。见我来，匆匆把一大杯牛奶喝完，就开始问我近来的情况。人到了国外首先关注的是如何生存，所以他问的大多是生活上的问题。谈到国内的事情，他问了军涛被捕的细节，我对此所知不多，无法给他更多的消息。但他还是问军涛有无生命危险。我说因为国外的关注，大约不会有立刻的危险。宾雁却担心人在牢里，万一有人下黑手就麻烦了，说共产党的监狱可不是好呆的地方。
聊着聊着，宾雁突然谈起回国的问题，说共产党今后的日子不好过了，因为杀人和社会结了血仇，很难永远靠暴力压制，几年之内会有大变，他就可以回去了。让我吃惊的是，他那么相信人民的觉醒，相信六四屠杀之后中国社会变革必然发生。我本来对此不太乐观，但他的情绪还是感染了我。他一再鼓励我，说人既然已经出来了，就好好看看西方民主社会，有时间多读读书。我提到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里面记录了许多俄国白银时代的诗人流亡巴黎的往事。宾雁对爱伦堡的书很熟悉，他当时还提起几个人的名字，记得有别雷、巴尔蒙特……。下午宾雁又来电话，约好去高行健家吃饭，高先生当时住在巴士底广场附近。晚饭后，他展示了他画的几幅水墨画，有一幅画给我印象很深，画面上部是浓重的墨块，下部似乎是变形的人体，扭曲挣扎着，像“六四”之后中国文人的心情，很压抑。
宾雁在巴黎呆了三天，我们每天都见面。一次我们坐在狄德罗雕像下的长椅上，谈起流亡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无可能留下些思想文化成果。对此宾雁相当悲观。他认为我们所知道的流亡者大都是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他们离开自己国家，但没有离开自己的基督教文化。那些俄罗斯流亡者，从来就浸淫在欧洲文化之中。象赫尔岑，就是用法文和德文受的教育。十月革命后流亡的人中，既有白银时代的文学家，又有别尔嘉耶夫那样的哲学家。他们离开俄罗斯，但文化血缘没断，只不过换个角度看问题，思想上艺术上还可能有新发展。
而中国知识分子则完全不同，首先语言不通，其次出国流亡之前基本上受共产党教育，从思维方式到为人处事，都有很深的烙印。我问他假如别尔嘉耶夫不是在十月革命后流亡法国，他随后的思想发展会认同苏联的意识形态吗？宾雁想了一想说，别尔嘉耶夫对自由看得很重，即使他不离开苏联，也会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这是早晚的事。
他还说到自己的反抗意识和自由思想的由来。那时候，哈尔滨文化气氛中俄国味比中国味浓，宾雁自幼就读俄国文学，后来倾向社会主义，其实是受俄国文学影响。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俄国知识分子，很少有不信仰社会主义的。别尔嘉耶夫就是个社会主义者。听宾雁讲到这里，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要懂宾雁这个人，恐怕要回溯到拉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