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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帮会与辛亥革命（7）
广安、嘉定（乐山）的起义，也是由同盟会领导，而以哥老会、孝义会为基本群众。起义队伍分为两支：一支由佘竞成召集渠河运铁船帮400名帮会分子，先期在县城东门外河街集合，并由廖云从、刘慎终等数十人潜入城内，以便内应外合攻打保安营，夺取枪弹；另一支由熊克武指挥，率秦炳等人在东门外河坝，攻打知州衙门。但是，在出发之前，突然发生变故，起义夭折。
（3）参与保路运动
辛亥（1911）年五月至九月，四川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保路运动”，保卫川汉铁路的路权。四川的川汉铁路主要是通过对全省人民的摊派、收取租股的办法筹集资金而兴办的，同全省人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而四川的保路运动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哥老会作为四川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首当其冲地卷入到斗争中来，出现了“众哥弟振臂一呼，四方响应”的局面。1911年6月17日，四川成立“保路同志会”，公推立宪派的蒲殿俊、罗纶分别担任正副会长，会上发表了《保路同志会宣言》。由于四川袍哥的势力很大，不仅在下层群众中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已经渗透到了当局的衙门、军队和团练之中。于是，在各地建立保路同志会分会时，革命党人便利用当地袍哥的码头，把群众吸引到同志会中来。
当时，同盟会没有武装，难以独立发动武装起义，为了把保路运动从“文明争路”引导到武装斗争方面来，同盟会联络各地的袍哥，建立以袍哥为主的“保路同志军”。
1911年9月，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将保路同志会的头面人物蒲殿俊、罗纶骗到总督衙门逮捕，下令搜查川汉铁路公司，封闭铁路学堂和股东招待所，查封了与保路运动有关的报刊，并下令向抗议群众开枪，酿成“成都血案”，导致各地同志军纷纷起义。
重庆起义成功后，建立了四川军政府，哥老会的势力也乘机膨胀。尹昌衡为了利用哥老会的势力，在就任军政府都督后，在军政府门口挂出了一个“大汉公”的招牌，而且自任“舵把子”。最初几天，他每天都要到成都各个袍哥的公口、码头去拜客，各个公口、码头也都为他挂红进酒。周骏在就任军政部长后，也在军政部挂出一个“大陆公”的招牌，参谋部也有人要求组织“大参公”，因为部长不同意才作罢。这样，哥老会也就更加不可一世。
由于得到四川军政府首脑的倡导和支持，成都及川西一带的哥老会组织迅猛发展，人数呈几十倍的速度增加，仅成都及其附近几个县的袍哥公口便增加了300多个。在广汉一带的袍哥也是“红极一时”，“只要你有点点（即加入袍哥）就算走运”。当时人称之为“袍哥翻身”，以致人人都想当袍哥，袍哥的人数，比过去增加了几十倍。哥老会成员的头脑中大多充满着君主专制意识，不少袍哥分子仅仅把革命看做是“要门槛”即各霸一方做土皇帝。不少袍哥“大爷”、“舵把子”拒绝与革命党人合作，有的袍哥首领甚至与清朝当局相勾结，杀害革命党人，袍哥首领的这些所作所为，也给四川辛亥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4。陕西
（1）革命党人对哥老会的引导与联络
辛亥革命时期，哥老会在陕西已经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建立了许多“山堂”，比较著名的大约有十来个，其中以张云山创立的“通统山”最为突出。“通统山”以新军士兵作为主要发展对象，而且与同盟会有密切关系，在山堂开设时所吸收的1000多名哥弟，绝大部分是新军士兵。新军中重要的哥老会首领除张云山外还有朱福胜、吴世昌、万炳南、马玉贵、刘世杰等。由于哥老会并非统一的组织，所以在新军中哥老会的山堂虽多，首领也不少，但并没有统一的领导，各个山堂虽然在反对清朝统治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在组织上却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经过同盟会对哥老会的积极联络与引导，哥老会才得以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第六章 帮会与辛亥革命（8）
在同盟会员与哥老会的联络与合作中，井勿幕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井勿幕（1888—1918）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秋，他回到陕西进行革命活动。因为在日本时受到孙中山、黄兴等人联络三点会、致公堂等洪门组织的影响，他主张在陕西联络哥老会和刀客等帮会，但受到一些革命党人的反对。经过一番艰苦的工作，革命党内统一了认识，同盟会陕西分会成立后，决定联合新军和哥老会、慕亲会、刀客的力量推动革命。为此，同盟会还拟定了一个类似帮会的名称“同盟堂”，并且模仿哥老会的做法，也编了一个“四柱”即：通统山、同盟堂、梁山水、桃源香，成为一个同盟会与哥老会合流的秘密革命团体。
在革命党人联合哥老会的工作中，同盟会员钱定三也起了重要作用。他负责军界和帮会的联络之责。为此，他亲自加入哥老会并成为首领，与新军中的哥老会首领张云山、吴世昌、刘世杰等建立了密切关系。为了推动同盟会和哥老会的进一步合作，双方于清宣统二年（1910）农历六月初三日（7月8日）在西安南郊大雁塔举行了一次“结盟仪式”，使双方的联合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参加结盟的约有30多人，号称36人。大雁塔结盟进一步巩固了同盟会与哥老会的团结，为日后的武装起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哥老会参与辛亥西安起义
在辛亥西安起义中，哥老会起了重要作用。起义开始后，新军攻占了巡抚衙门，哥老会首领万炳南率领众哥弟占据了军事参议官的衙署，督队官钱定三率领新军中的起义者迅速占据了全城的制高点——鼓楼，并派人占领了藩台衙门，城内其他衙门也几乎都被哥老会的大小首领所占据。同盟会的张凤翙率领哥老会首领陈殿卿来到军装局，建立了起义军的总司令部。在攻打满城的战斗中，哥老会头目刘世杰（俊生）、马玉贵（青山）等率部跟随起义总指挥张凤翙冲了进去。战斗胜利后起义军在着手恢复社会秩序时，便遇到了新的问题。由于哥老会在起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起义中的有组织行动，如攻打满城和东西路抗击清军的战斗以及外县的起义，几乎都是以哥老会为主进行的。因此起义成功后，哥老会的各级“舵把子”和资深头目，便成为实权人物。而同盟会员却一直没有建立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直到起义成功后，同盟会才开始招兵买马，建立自己的军队，所以实力上处于劣势。在建立军政府的过程中，哥老会凭借在军队中的优势，首领万炳南和张云山皆争着要做大官。在军政府里，除了“大统领”张凤翙是同盟会员、副大统领钱定三是同盟会员兼哥老会首领外，其余高层领导人皆为哥老会成员。总之，在军政府成立初期，军事实权基本上掌握在哥老会手中。一些哥老会首领热衷于发展个人势力，各地的哥老会在得知他们的首领在省城当了“大官”，就更加有恃无恐，遍地设码头，派款勒捐，甚至招兵买马，另组军队。哥老会的队伍多不服从调遣，更不愿接受同盟会的指挥，但闻洪会命令，几致不知有其他，对于军政府的公文告示，视若无睹。以致革命党人叹息：“不意两月之久，竟变成会党世界矣！”
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其他各省，如贵州、山西、内蒙、新疆、西藏、福建等，哥老会均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时也给革命带来不少损失。
第二章 帮会的命运：被历史抛弃（1）
革命党人中一些有识之士曾试图对帮会的组织加以改造，但均以失败告终。
帮会的横行霸道、无法无天、 祸害地方遭到社会各界的反对和唾弃，纷纷要求军政府予以打击和取缔。
帮会无法改造成合法的社团，在主流社会的打击下转入地下活动，有些帮会头子便纷纷攀附军阀官僚，使帮会逐渐从原来下层群众的组织，蜕变为统治阶级的爪牙和欺压、剥削百姓的工具，成为典型的黑社会。
民国初年，帮会势力一度恶性膨胀，其首领自恃在辛亥革命中有功，便以革命的“功臣”自居，以为清王朝被推翻后，便应该是“洪家天下”了，应该由洪门的大哥出来当皇帝。帮会首领们大多不了解革命的真正意义，他们之所以能够接受革命党人的联络和引导，仅仅在“反满”这一点上同革命党人取得一致。但是，革命党人不仅要求推翻清王朝，而且要求彻底推翻统治中国数千年的专制皇权。如此，在清王朝被推翻后，帮会便必然同革命党人分道扬镳。有的帮会在民国初年甚至打出“扫除新政，灭洋复清”的反动旗号，不少帮会依然从事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活动，引起人们的普遍不满，纷纷要求对帮会加以取缔和打击。一些有识之士虽然在改造帮会方面进行多方努力，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各地军政府为了安定社会秩序，不得不对帮会加以取缔和打击，在此行动中不可避免也伤害了一些在辛亥革命中确实建立过功勋的帮会首领。
一 横行霸道遭唾弃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君主专制王朝，建立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清朝被推翻后，帮会“反清”的目的已经达到，失去了斗争的目标，许多人便走上了歪路。正如曾经担任过帮会首领的陈裕新所说：“由于缺乏正确的思想指导，所以到了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他们中就有很多人走上了歪路，逐渐蜕化变质。在长沙起义后的一个短时期内，进出都督府（焦达峰任内）的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吃大锅饭，要求安置。都督忙于接应，几至无暇治事。他们以为起义成功，就百事大吉了，根本没想到如何巩固革命成果和建设问题。衡阳以南各属会党更是风起云涌，得意洋洋，认为‘焦大哥做都督，今日我洪家天下矣’！他们就是这样庸俗地看待革命的。因此，各地流氓、痞棍就乘机假冒会党之名，破坏社会秩序，为人所诟病。”一些帮会甚至企图复辟帝制的旗号，图谋不轨。安徽有个“大把子会”，实系洪帮改组而成，其宗旨乃是反对共和，其头目所刻伪印上镌有“黑龙山大皇帝”字样。安徽芜湖的“海龙会”，还刻有“中华帝国海龙会”之关防，提出：“现在民国是我们建造成功的，到如今我们都无事可做，非推翻民国不可。”在苏、浙、皖地区的“九龙山会”，其成员上联衙厅差警，下至一般无赖匪徒，声势浩大，党羽千人，白日结队横行。总之，帮会本身的落后性，乃是其蜕变的内在根源。帮会认为打天下就是为了坐天下的皇权主义观念，最终导致了它们的蜕变。
部分帮会如天地会和哥老会，因为在辛亥革命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他们认为既然自己在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方面有过功劳，就应当在新政权里分一杯羹。所以在一些省份，新政权建立之初，他们便以革命的“功臣”自居，要求分享革命果实。他们对于革命党人提出的“民主”、“共和”缺乏了解，认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无非是传统的改朝换代。在他们看来，民国的总统与清朝的皇帝，只不过是名称上的差别，或者干脆认为总统就是皇帝，只不过不再是满人当权，改成了汉人当权而已。一些地方的帮会便利用手中的武装，在新政权中争夺权利，不少帮会首领在新政权里占据了重要职位，使得帮会的势力一度大为膨胀，其弱点和劣根性也得到充分的暴露。湖南省在宣布独立后，因与哥老会有密切关系的焦达峰出任军政府都督，湖南各地的哥老会分子便闻风来到长沙，认为“焦大哥做都督，今日我洪家天下矣”！帮会分子可以自由出入都督府，直呼都督焦达峰为“焦大哥”。他们“无器械，无戎装，则高髻绒球，胸前拖长带，以为汉官威仪，若戏之武伶装然。自都督府以至市廛街巷无处无之”。以至有人称湖南都督府是“梁山泊和瓦岗寨”。
第二章 帮会的命运：被历史抛弃（2）
在推翻清朝统治的过程中，陕西哥老会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当时，革命党人起义的决定过于仓促，没有来得及制订完整的部署与起义计划，因此，新军中的起义者进城后，各营都单独行动，而且又不是原来陆军的建制，难以指挥。于是，军事指挥权就落到新军中哥老会各级“舵把子”手里。革命党领导人对于起义军各营的位置和那个地区有多少队伍，皆不清楚，使得哥老会在军政府中占据了很大优势，军政府的副统领万炳南、兵马都督张云山等皆是新军中哥老会首领，财政和军权都掌握在哥老会手中。兵马都督张云山发布的告示，不仅要盖兵马大都督的关防，而且要加盖“洪会公议”的哥老会印记才能生效。在商州、临潼、三原等许多地方，哥老会遍设码头，而且“广收弟兄，擅用公款，处理词讼，干涉地方行政事宜，俨然把‘码头’置于地方行政之上。有的甚至于勒索抢劫财物，闹得民怨沸腾，激起地方民众义愤”。这些地区甚至“但闻洪会命令，几至不知其他”。哥老会首领们“恃功骄恣，气焰日嚣，既以为纯系会党之功，且不知民主共和为何事，误以为会党出头之日也”。
四川独立后，在省城成都内外驻有哥老会的同志军十余万人，他们自恃对革命有功，把哥老会公口的牌子公开挂出来。会众刀枪往来如织，每街公口设公座，每户贴公口红片如大汉公、多福公、共和公、熙庆公之类。四川军政府的正副都督尹昌衡、罗纶认为哥老会的同志军难以控制，特别设立了“大汉公”，作为哥老会的总公口。尹昌衡为了使哥老会听命于军政府，稳定政局，只好亲自参加，并自任大汉公的“舵把子”。军政部长周骏甚至在军政部门口挂出了“大陆公”的牌子。城内各街道、各警署也挂出公口的牌子。同长沙一样，成都的哥老会也提倡恢复汉族衣冠，于是头扎英雄髻，身穿戏装，腰佩宝剑，脚蹬花靴，招摇过市者随处可见。这样在许多地区形成了两个政治中心，损害了新政权的权威。
在贵州，由于哥老会在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中出了不少力，起义成功后，各地哥老会大肆鼓吹“非公口不足以立国”，贵州的政府及社会非公口不足以辅助而保全。军政府首领黄泽霖无法维持社会秩序，于是利用哥老会来驾驭哥老会，倡导支持公口。军政府首脑也大开公口，设立斌汉公、黔汉公、大汉公等公口，招兵买马，甚至设大堂、提公案，俨然与政府对埒。而且，“自光复以后，省内外公口开设，凡数百处。汉刘（留）权力，侈然伸张，一泻千里，有不可复遏之势矣”。“上至都督，下至微职以及军队大小职官，无一非公口中人。掳磕邪淫，肆行无忌。”在贵阳，哥老会明目张胆占领民房、衙署以立公口。在城外各地，各公口之间为争夺地盘，械斗时有发生。
帮会作为一种原始形式的落后组织，其政治理想是对旧的专制统治取而代之，在推倒清王朝以后，他们要求建立“洪家天下”，即建立以帮会首领为首的专制王朝，这与革命党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格格不入。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便反对共和政体，企图恢复清朝统治。四川大足哥老会首领余栋臣甚至提出“扫除新政，灭洋复清”的反动口号。罗江哥老会首领谢厚鉴也假立前清旗号，聚众数千人于罗江、绵竹、德阳等处，谋为不轨。1913年6月，洪江会成立“振兴哥老会”，宣言说：“民国定难长久，必须仍归清廷。”并向会众们鼓动说：“近日满洲某某数人已统兵南来，没有战争，我等即行率众占据城池，将来清朝还旧，我等受其招安，亦不失为功臣元勋。”他们的政治理念与时代潮流完全背道而驰。
第二章 帮会的命运：被历史抛弃（3）
另外，民国初年，那些未曾参加过革命的会党分子，则仍然以打家劫舍、抢劫夺财为宗旨，成为扰乱社会治安的土匪。如广东三合会在增城大肆抢劫，附近居民被惨杀者甚多，商民只好逃避他处。陕西哥老会在各地抄家破寨，强奸勒派。贵州哥老会进城后，“估买估卖，抢劫居民”。而且大开山堂，“敲锣打鼓，成员多穿戏装，头扎包巾，两缕头发分挂两耳，身披鹤衫，腰佩刀剑，招摇过市，弄得人心惶惶，居民不敢出街买物，夜里不敢脱衣而睡，不知几时大祸来临”。哥老会的公口还大肆抢劫，甚至连北伐军的10万元军饷也被他们抢劫一空。陕南安康一带哥老会，在民国初年“以号召洪汉为名，由是哥弟云布，码头星罗，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