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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拿出条子去，签了名，换得钱票，总算一帆风顺。
这组的旁边还坐着一位很胖
的官，大概是监督者，因为他敢于解开了官纱——也许是纺绸，我不大认识这些东
西。
——小衫，露着胖得拥成折叠的胸肚，使汗珠雍容地越过了折叠往下流。
这时我无端有些感慨，心里想，大家现在都说“灾官”“灾官”，殊不知“心
广体胖”的还不在少呢。
便是两三年前教员正嚷索薪的时候，学校的教员豫备室里
也还有人因为吃得太饱了，咳的一声，胃中的气体从嘴里反叛出来。
走出外间，那一位和我差不多大的官还在，便拉住他发牢骚。
“你们怎么又闹这些玩艺儿了？”我说。
“这是他的意思……。
”他和气地回答，而且笑嘻嘻的。
“生病的怎么办呢？放在门板上抬来么？”
“他说：这些都另法办理……。
”
我是一听便了然的，只是在“门——衙门之门——外汉”怕不易懂，最好是再
加上一点注解。
这所谓“他”者，是指总长或次长而言。
此时虽然似乎所指颇蒙胧，
但再掘下去，便可以得到指实，但如果再掘下去，也许又要更蒙胧。
总而言之，薪
水既经到手，这些事便应该“适可而止，毋贪心也”的，否则，怕难免有些危机。
即如我的说了这些话，其实就已经不大妥。
于是我退出花厅，却又遇见几个旧同事，闲谈了一回。
知道还有“戊组”，是
发给已经死了的人的薪水的，这一组大概无须“亲领”。
又知道这一回提出“亲领”
律者，不但“他”，也有“他们”在内。
所谓“他们”者，粗粗一听，很像“索薪
会”的头领们，但其实也不然，因为衙门里早就没有什么“索薪会”，所以这一回
当然是别一批新人物了。
我们这回“亲领”的薪水，是中华民国十三年二月份的。
因此，事前就有了两种学说。
一，即作为十三年二月的薪水发给。
然而还有新
来的和新近加俸的呢，可就不免有向隅之感。
于是第二种新学说自然起来：不管先
前，只作为本年六月份的薪水发给。
不过这学说也不大妥，只是“不管先前”这一
句，就很有些疵病。
这个办法，先前也早有人苦心经营过。
去年章士钊将我免职之后，自以为在地
位上已经给了一个打击，连有些文人学士们也喜得手舞足蹈。
然而他们究竟是聪明
人，看过“满床满桌满地”的德文书的，即刻又悟到我单是抛了官，还不至于一败
涂地，因为我还可以得欠薪，在北京生活。
于是他们的司长刘百昭便在部务会议席
上提出，要不发欠薪，何月领来，便作为何月的薪水。
这办法如果实行，我的受打
击是颇大的，因为就受着经济的迫压。
然而终于也没有通过。
那致命伤，就在“不
管先前”上；而刘百昭们又不肯自称革命党，主张不管什么，都从新来一回。
所以现在每一领到政费，所发的也还是先前的钱；即使有人今年不在北京了，
十三年二月间却在，实在也有些难于说是现今不在，连那时的曾经在此也不算了。
但是，既然又有新的学说起来，总得采纳一点，这采纳一点，也就是调和一些。
因
此，我们这回的收条上，年月是十三年二月的，钱的数目是十五年六月的。
这么一来，既然并非“不管先前”，而新近升官或加俸的又可以多得一点钱，
可谓比较的周到。
于我是无益也无损，只要还在北京，拿得出“正身”来。
翻开我的简单日记一查，我今年已经收了四回俸钱了：第一次三元；第二次六
元；第三次八十二元五角，即二成五，端午节的夜里收到的；第四次三成，九十九
元，就是这一次。
再算欠我的薪水，是大约还有九千二百四十元，七月份还不算。
我觉得已是一个精神上的财主；只可惜这“精神文明”是不很可靠的，刘百昭
就来动摇过。
将来遇见善于理财的人，怕还要设立一个“欠薪整理会”，里面坐着
几个人物，外面挂着一块招牌，使凡有欠薪的人们都到那里去接洽。
几天或几月之
后，人不见了，接着连招牌也不见了；于是精神上的财主就变了物质上的穷人了。
但现在却还的确收了九十九元，对于生活又较为放心，趁闲空来发一点议论再
说。
七月二十一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五期。
〔2〕C君 即齐寿山。
“做点小工作”，指翻译《小约翰》。
〔3〕檀越 梵文音译，意为施主。
〔4〕方玄绰 作者一九二二年所作短篇小说《端午节》（后收入《呐喊》）中
的人物，并非真有其人；但小说描写的是当时实际情况的一斑。
〔5〕“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语出《文选·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
百，常怀千岁忧”。
记念刘和珍君〔1〕
一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
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2〕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
见程君〔3〕，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
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
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4〕全年的就有她。
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
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
——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
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
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
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
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二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
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
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
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三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
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
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
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5〕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
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
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
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
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6〕，赁
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
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7〕，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
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不相见。
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
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
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
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
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
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
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
沉默中灭亡。
五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
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
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
死。同去的张静淑〔8〕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
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
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
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
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
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
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六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
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
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
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
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
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
潜〔9〕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
这也就够了。
七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
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
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
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
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
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四月一日。
※ ※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
〔2〕刘和珍（1904—1926） 江西南昌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文系学生。杨
德群（1902—1926），湖南湘阴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预科学生。
〔3〕程君 指程毅志，湖北孝感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
〔4〕《莽原》 文艺刊物，鲁迅编辑。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于北京。
初为周刊，附《京报》发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休刊。一九二六
年一月十日改为半月刊，未名社出版。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后，由韦素园
接编，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这里所说的“毅然预定了
《莽原》全年”，指《莽原》半月刊。
〔5〕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潮中，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
七日借召开“国耻纪念会”为名，强行登台做主席，但立即为全场学生的嘘声所赶
走。下午，她在西安饭店召集若干教员宴饮，阴谋迫害学生。九日，假借评议会名
义开除许广平、刘和珍、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姜伯谛等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
〔6〕偏安于宗帽胡同 反对杨荫榆的女师大学生被赶出学校后，在西城宗帽胡
同租赁房屋作为临时校舍，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开学。当时鲁迅和一些进步
教师曾去义务授课，表示支持。
〔7〕学校恢复旧观 女师大学生经过一年多的斗争，在社会进步力量的声援下，
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迁回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原址，宣告复校。
〔8〕张静淑（1902—1978） 湖南长沙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受
伤后经医治，幸得不死。
〔9〕陶潜 晋代诗人。参看本卷第73页注〔5〕。这里引用的是他所作《挽歌》
中的四句。
记谈话〔1〕
鲁迅先生快到厦门去了，虽然他自己说或者因天气之故而不能在那里久住，
但至少总有半年或一年不在北京，这实在是我们认为很使人留恋的一件事。
八月二
十二日，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会举行毁校周年纪念，鲁迅先生到会，曾有一番演说，
我恐怕这是他此次在京最后的一回公开讲演，因此把它记下来，表示我一点微弱的
纪念的意思。
人们一提到鲁迅先生，或者不免觉得他稍微有一点过于冷静，过于默
视的样子，而其实他是无时不充满着热烈的希望，发挥着丰富的感情的。
在这一次
谈话里，尤其可以显明地看出他的主张；那么，我把他这一次的谈话记下，作为他
出京的纪念，也许不是完全没有重大的意义罢。
我自己，为免得老实人费心起见，
应该声明一下：那天的会，我是以一个小小的办事员的资格参加的。
（培良）
〔2〕我昨晚上在校《工人绥惠略夫》〔3〕，想要另印一回，睡得太迟了，到
现在还没有很醒；正在校的时候，忽然想到一些事情，弄得脑子里很混乱，一直到
现在还是很混乱，所以今天恐怕不能有什么多的话可说。
提到我翻译《工人绥惠略夫》的历史，倒有点有趣。
十二年前，欧洲大混战开
始了，后来我们中国也参加战事，就是所谓“对德宣战”；派了许多工人到欧洲去
帮忙；以后就打胜了，就是所谓“公理战胜”。
中国自然也要分得战利品，——
有一种是在上海的德国商人的俱乐部里的德文书，总数很不少，文学居多，都
搬来放在午门的门楼上。
教育部得到这些书，便要整理一下，分类一下，——其实
是他们本来分类好了的，然而有些人以为分得不好，所以要从新分一下。
——
当时派了许多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后来，总长要看看那些书是什么书了。
怎样看法呢？叫我们用中文将书名译出来，有义译义，无义译音，该撒呀，克来阿
派式拉呀，大马色〔4〕呀……。
每人每月有十块钱的车费，我也拿了百来块钱，因
为那时还有一点所谓行政费。
这样的几里古鲁了一年多，花了几千块钱，对德和约
〔5〕成立了，后来德国来取还，便仍由点收的我们全盘交付，——也许少了几本罢。
至于“克来阿派忒拉”之类，总长看了没有，我可不得而知了。
据我所知道的说，“对德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