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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收郑振铎《俄国文学的启源时代》、耿济之《俄国四大文学家合传》、沈雁冰《近代俄国文学家三十人合传》、鲁迅《阿尔志跋绥甫》、郭绍虞《俄国美论及其文艺》、张闻天《托尔斯泰的艺术观》、沈泽民《俄国的叙事诗歌》等论文，以及鲁迅、瞿秋白、耿济之等所译俄国文学作品多篇。
〔１１〕《被压迫民族文学号》即《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十期专刊，一九二一年十月出版。
内收鲁迅译的《近代捷克文学概观》（捷克凯拉绥克作）和《小俄罗斯文学略说》（德国凯尔沛来斯作）、沈雁冰译的《芬兰的文学》（ＨｅｒｍｉｏｎｅＲａｍｓｄｅｒ作）、沈泽民译的《塞尔维亚文学概观》（ＣｈｅｄｏＭｉｊａｔｏｖｉｃｈ作）、周作人译的《近代波兰文学概观》（波兰诃勒温斯奇作）等论文，以及鲁迅、沈雁冰等所译芬兰、保加利亚、波兰等国文学作品多篇。
〔１２〕指那时曾留学英美的某些绅士派如吴宓等人，参看《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中的有关论述。
〔１３〕关于创作是处女，翻译是媒婆的话，见《民铎》第二卷第五号（一九二一年二月）郭沫若致李石岑函：“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１４〕珂罗连珂（DACAdK‘KFGJOK，１８５３—１９２１）通开柯罗连*疲俄国作家。
主要作品有小说《马尔加的梦》、《盲音乐家》、《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等。
〔１５〕膜拜曼殊斐儿的绅士指陈源。
他曾在《新月》第一卷第四号（一九二八年六月）《曼殊斐儿》一文中，称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儿是“超绝一世的微妙清新的作家”。
后来，他根据英译本翻译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一九三一年六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１６〕郭沫若曾根据德译本翻译了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一部分，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文艺书局出版。
〔１７〕为了卢布参看本卷第９页注〔１２〕及《二心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１８〕意在投降参看本卷第２２０页注〔５２〕。
〔１９〕“破锣”反动派对“普罗文学”的污蔑。
当时，一般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普罗文学”：“普罗”
是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无产阶级）的音译“普罗列塔利亚”的简称。
〔２０〕《战后》德国作家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的续篇，当时有沈叔之的中译本，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２１〕希特拉（ＡAＨｉｔｌｅｒ*保福福埂保梗矗担⊥ㄒ胂Ｌ乩眨鹿ㄎ斯头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首之一。
下文的I字旗，即德国法西说钠熳印！癐“，纳粹党的党徽玻玻病场端赖氖だ贰∫獯罄*作家邓南遮在一八九四年出版的小说，当时有芳信的中译本，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２３〕里培进斯基（oAYAXTVGJTJSOT，１８９８—１９５９）通译里苯够樟*家。
所作《一周间》，当时我国有蒋光慈的译本，一九三○年一月北新书局出版。
又有江思、苏汶的译本，一九三○年三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
〔２４〕“复交”国民党政府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宣布和苏联断绝邦交，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宣布复交。
〔２５〕“黑土”苏联的黑土区面积广大，有以“黑土”作为它的代称的。
如丹麦文艺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乔治。勃兰兑斯（１８４２—１９２７），曾在他写的《俄国印象记》一书中称俄国为“黑土”。
〔２６〕指英国作家萧伯纳和法国作家罗曼。罗兰。
罗曼。罗兰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对苏联持友好态度，一九三一年发表《与过去告别》一文，热烈支持无产阶级革命。
萧伯纳，参看本书《谁的矛盾》及其注〔２〕。
《总退却》序
中国久已称小说之类为“闲书”，这在五十年前为止，是大概真实的，整日价辛苦做活的人，就没有工夫看小说。
所以凡看小说的，他就得有余暇，既有余暇，可见是不必怎样辛苦做活的了，成仿吾先生曾经断之曰：“有闲，即是有钱！”
〔２〕者以此。
诚然，用经济学的眼光看起来，在现制度之下，“闲暇”恐怕也确是一种“富”。
但是，穷人们也爱小说，他们不识字，就到茶馆里去听“说书”，百来回的大部书，也要每天一点一点的听下去。
不过比起整天做活的人们来，他们也还是较有闲暇的。
要不然，又那有工夫上茶馆，那有闲钱做茶钱呢？
小说之在欧美，先前又何尝不这样。
后来生活艰难起来了，为了维持，就缺少余暇，不再能那么悠悠忽忽。
只是偶然也还想借书来休息一下精神，而又耐不住唠叨不已，破费工夫，于是就使短篇小说交了桃花运。
这一种洋文坛上的趋势，也跟着古人之所谓“欧风美雨”，冲进中国来，所以“文学革命”以后，所产生的小说，几乎以短篇为限。
但作者的才力不能构成巨制，自然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而且书中的主角也变换了。
古之小说，主角是勇将策士，侠盗赃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
“五四”以后的短篇里却大抵是新的智识者登了场，因为他们是首先觉到了在“欧风美雨”中的飘摇的，然而总还不脱古之英雄和才子气。
现在可又不同了，大家都已感到飘摇不再要听一个特别的人的运命。
某英雄在柏林拊髀看天，某天才在泰山捶胸泣血，还有谁会转过脸去呢？
他们要知道，感觉得更广大，更深邃了。
这一本集子就是这一时代的出产品，显示着分明的蜕变，人物并非英雄，风光也不旖旎，然而将中国的眼睛点出来了。
我以为作者的写工厂，不及她的写农村，但也许因为我先前较熟于农村，否则，是作者较熟于农村的缘故罢。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五夜，鲁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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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
《总退却》，葛琴的短篇小说集，一九三七年三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内收短篇小说七篇，与鲁迅作序时的篇目有出入。
〔２〕“有闲，即是有钱”这是李初梨的话，参看本卷第８页注〔８〕。
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文化列车》〔２〕破格的开到我的书桌上面，是十二月十日开车的第三期，托福使我知道了近来有这样一种杂志，并且使我看见了杨邨人〔３〕先生给我的公开信，还要求着答复。
对于这一种公开信，本没有一定给以答复的必要的，因为它既是公开，那目的其实是在给大家看，对我个人倒还在其次。
但是，我如果要回答也可以，不过目的也还是在给大家看，要不然，不是只要直接寄给个人就完了么？
因为这缘故，所以我在回答之前，应该先将原信重抄在下面——鲁迅先生：
读了李儵先生（不知道是不是李又燃先生，抑或曹聚仁先生的笔名）的《读伪自由书》一文，近末一段说：“读着鲁迅：《伪自由书》，便想到鲁迅先生的人。
那天，见鲁迅先生吃饭，咀嚼时牵动着筋肉，连胸肋骨也拉拉动的，鲁迅先生是老了！我当时不禁一股酸味上心头。
记得从前看到父亲的老态时有过这样的情绪，现在看了鲁迅先生的老态又重温了一次。
这都是使司马懿之流，快活的事，何况旁边早变心了魏延。“（这末一句照原文十个字抄，一字无错，确是妙文！）
不禁令人起了两个感想：一个是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老了，一个是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为什么是诸葛亮？先生的“旁边”那里来的“早变心了魏延”？无产阶级大众何时变成了阿斗？
第一个感想使我惶恐万分！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老了，这是多么令人惊心动魄的事！记得《呐喊》在北京最初出版的时候（大概总在十年前），我拜读之后，景仰不置，曾为文介绍颂扬，揭登于张东荪先生编的《学灯》，在当时我的敬爱先生甚于敬爱创造社四君子。
其后一九二八年《语丝》上先生为文讥诮我们，虽然两方论战绝无感情，可是论战是一回事，私心敬爱依然如昔。
一九三○年秋先生五十寿辰的庆祝会上，我是参加庆祝的一个，而且很亲切地和先生一起谈天，私心很觉荣幸。
左联有一次大会在一个日本同志家里开着，我又和先生见面，十分快乐。
可是今年我脱离共产党以后，在左右夹攻的当儿，《艺术新闻》与《出版消息》都登载着先生要“嘘”我的消息，说是书名定为：《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将对我“用嘘的方式加以袭击”，而且将我与梁实秋张若谷同列，这自然是引起我的反感，所以才有《新儒林外史第一回》之作。
但在《新儒林外史第一回》里头只说先生出阵交战用的是大刀一词加以反攻的讽刺而已。
其中引文的情绪与态度都是敬爱先生的。
文中的意义却是以为先生对我加以“嘘”的袭击未免看错了敌人吧了。
到了拜读大著《两地书》以后为文介绍，笔下也十分恭敬并没半点谩骂的字句，可是先生于《我的种痘》一文里头却有所误会似地顺笔对我放了两三枝冷箭儿，特别地说是有人攻击先生的老，在我呢，并没有觉得先生老了，而且那篇文章也没有攻击先生的老，先生自己认为是老了吧了。
伯纳萧的年纪比先生还大，伯纳萧的鬓毛比先生还白如丝吧，伯纳萧且不是老了，先生怎么这样就以为老了呢？我是从来没感觉到先生老了的，我只感觉到先生有如青年而且希望先生永久年青。
然而，读了李儵先生的文章，我惶恐，我惊讶，原来先生真的老了。
李儵先生因为看了先生老了而“不禁一股酸味上心头”有如看他的令尊的老态的时候有过的情绪，我虽然也时常想念着我那年老的父亲，但并没有如人家攻击我那样地想做一个“孝子”，不过是天性所在有时未免兴感而想念着吧了，所以我看了李儵先生的文章并没有联想到我的父亲上面去。
然而先生老了，我是惶恐与惊讶。
我惶恐与惊讶的是，我们敬爱的文坛前辈老了，他将因为生理上的缘故而要停止他的工作了！在这敬爱的心理与观念上，我将今年来对先生的反感打个粉碎，竭诚地请先生训诲。
可是希望先生以严肃的态度出之，如“嘘”，如放冷箭儿等却请慎重，以令对方心服。
第二个感想使我……因为那是李儵先生的事，这里不愿有扰清听。
假如这信是先生觉得有答复的价值的话，就请寄到这里《文化列车》的编者将它发表，否则希望先生为文给我一个严正的批判也可以。
发表的地方我想随处都欢迎的。
专此并竭诚地恭敬地问了一声安好并祝康健。
杨邨人谨启。
一九三三，一二，三。
末了附带声明一句，我作这信是出诸至诚，并非因为鬼儿子骂我和先生打笔墨官司变成小鬼以后向先生求和以……“大鬼”的意思。
邨人又及。
以下算是我的回信。
因为是信的形式，所以开头照例是——
邨人先生：
先生给我的信是没有答复的价值的。
我并不希望先生“心服”，先生也无须我批判，因为近二年来的文字，已经将自己的形象画得十分分明了。
自然，我决不会相信“鬼儿子”们的胡说，但我也不相信先生。
这并非说先生的话是一样的叭儿狗式的狺狺；恐怕先生是自以为永久诚实的罢，不过因为急促的变化，苦心的躲闪，弄得左支右绌，不能自圆其说，终于变成废话了，所以在听者的心中，也就失去了重量。
例如先生的这封信，倘使略有自知之明，其实是不必写的。
先生首先问我“为什么是诸葛亮〔４〕？”这就问得稀奇。
李儵〔５〕先生我曾经见过面，并非曹聚仁先生，至于是否李又燃先生，我无从确说，因为又燃先生我是没有豫先见过的。
我“为什么是诸葛亮”呢？别人的议论，我不能，也不必代为答复，要不然，我得整天的做答案了。
也有人说我是“人群的蟊贼”〔６〕的。
“为什么？”——我都由它去。
但据我所知道，魏延变心，是在诸葛亮死后，〔７〕我还活着，诸葛亮的头衔是不能加到我这里来的，所以“无产阶级大众何时变成了阿斗〔８〕？”的问题也就落了空。
那些废话，如果还记得《三国志演义》或吴稚晖先生的话，是不至于说出来的，书本子上及别人，并未说过人民是阿斗。
现在请放心罢。
但先生站在“小资产阶级文学革命”〔９〕的旗下，还是什么“无产阶级大众”，自己的眼睛看见了这些字，不觉得可羞或可笑么？不要再提这些字，怎么样呢？
其次是先生“惊心动魄”于我的老，可又“惊心动魄”得很稀奇。
我没有修炼仙丹，自然的规则，一定要使我老下去，丝毫也不足为奇的，请先生还是镇静一点的好。
而且我后来还要死呢，这也是自然的规则，豫先声明，请千万不要“惊心动魄”，否则，逐渐就要神经衰弱，愈加满口废话了。
我即使老，即使死，却决不会将地球带进棺材里去，它还年青，它还存在，希望正在将来，目前也还可以插先生的旗子。
这一节我敢保证，也请放心工作罢。
于是就要说到“三嘘”问题了。
这事情是有的，但和新闻上所载的有些两样。
那时是在一个饭店里，大家闲谈，谈到有几个人的文章，我确曾说：这些都只要以一嘘了之，不值得反驳。
这几个人们中，先生也在内。
我的意思是，先生在那冠冕堂皇的“自白”〔１０〕里，明明的告白了农民的纯厚，小资产阶级的智识者的动摇和自私，却又要来竖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就自己打着自己的嘴。
不过也并未说出，走散了就算完结了。
但不知道是辗转传开去的呢，还是当时就有新闻记者在座，不久就张大其辞的在纸上登了出来，并请读者猜测。
近五六年来，关于我的记载多极了，无论为毁为誉，是假是真，我都置之不理，因为我没有聘定律师，常登广告的巨款，也没有遍看各种刊物的工夫。
况且新闻记者为要哄动读者，会弄些夸张的手段，是大家知道的，甚至于还全盘捏造。
例如先生还在做“革命文学家”
的时候，用了“小记者”的笔名，在一种报上说我领到了南京中央党部的文学奖金，大开筵宴，祝孩子的周年，不料引起了郁达夫先生对于亡儿的记忆，悲哀了起来。
〔１１〕这真说得栩栩如生，连出世不过一年的婴儿，也和我一同被喷满了血污。
然而这事实的全出于创作，我知道，达夫先生知道，记者兼作者的您杨邨人先生当然也不会不知道的。
当时我一声不响。
为什么呢？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
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己舐尽了伤口的血痕，决不烦别人傅药。
但是，人非圣人，为了麻烦而激动起来的时候也有的，我诚然讥诮过先生“们”，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在《三闲集》中，一点也不删去，然而和先生“们”
的造谣言和攻击文字的数量来比一比罢，不是不到十分之一么？不但此也，在讲演里，我有时也曾嘲笑叶灵凤先生或先生，先生们以“前卫”之名，雄赳赳出阵的时候，我是祭旗的牺牲，则战不数合便从火线上爬了开去之际，我以为实在也难以禁绝我的一笑。
无论在阶级的立场上，在个人的立场上，我都有一笑的权利的。
然而我从未傲然的假借什么“良心”或“无产阶级大众”之名，来凌压敌手，我接着一定声明：这是因为我和他有些个人的私怨的。
先生，这还不够退让么？
但为了不能使我负责的新闻记事，竟引起先生的“反感”来了，然而仍蒙破格的优待，在《新儒林外史》〔１２〕里，还赏我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