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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证明秦汉时期中国人仍然赞同中国包括整个世界的看法。下面可以举出
一例。公元前 １９６ 年，高帝访问他的家乡沛，邀请他的旧日友人和邻居长者
聚会。在宴会到达高潮时，皇帝创作并演唱了著名的《大风歌》，其中一行
是：
威加四海兮归故乡。②
宴会以后，他对长者们说，他有天下应归功于沛的土地和人民，因为他
的帝业是从作为沛公开始的。这个例子清楚地表明，“海内”是在地理学意
义上使用的，表示中国领土的界限，而“天下”则是较纯粹的政治概念，与
现代的帝国是同义语。
战国后期和秦汉时代的地理著作中提到中国时实际上全都使用更加现实
的“海内”一词，指出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这些著作包括《书经》中的《禹
① 关于后汉时期对外关系的某些方面，读者可参考雷夫？德克雷斯皮尼：《北部边疆：后汉帝国的政策和
策略》（堪培拉，1984），该书出版时本书在印刷中。
① 《史记》卷七四，第 2344 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卜德译本，第 1 卷，第 160—161 页。
② 《史记》卷八，第 389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 2 卷，第 397 页。伯顿？沃森：《英译〈史记〉》（纽
约和伦敦，1961）第 2 卷，第 114 页。关于“天下”观念，见安部健夫：《中国人的天下观念》（东京，
1956），第 83—89 页。
贡》篇，《山海经》，③《吕氏春秋》中的《有始》篇，以及《淮南子》的《坠
形》篇。《淮南子》尤其显示出邹衍的影响。它断言中国之外有八殥，八殥
之外有八极。①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因此仅仅是全部世界的一个小的组成部
分。
此外，由于他们的世界地理知识随着时间而增长，汉代中国人甚至认识
到中国不一定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国家。这在后汉时期中国人称罗马帝国（更
确地说是东罗马）为大秦一事中表现得很清楚。根据《后汉书》的记载，用
此名称呼罗马帝国，恰恰是因为它的人民和文化可与中国相提并论。②
但是，如果汉代中国人在地理学意义上并不认为中国是中心，那末，在
政治文化意义上，他们的确是中国中心论者。因为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秩序
从来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倒不如说，他们关心的是建立和维持中国人的世
界秩序，这一秩序是由中国中心论来确定的。汉代中国人的世界秩序不仅作
为一种思想存在，更重要的是，还作为一种制度形式表现出来。
五服论
作为一种概念，汉代的世界秩序主要是根据所谓“五服”的理论来界说
的。③按照这种理论，自从夏朝起，中国划分为五个同心的和分层次的地带或
区域。中心区甸服是皇室管理区，在国王的直接统治下。直接环绕皇室管理
区的是国王建立起来的中国人的列国，被称为侯服。侯服之外是为统治王朝
征服的中国人的国家，构成所谓绥服或宾服。最后两个地区是留给野蛮人的。
生活在绥服或宾服外面的蛮夷居地称为要服（受管制的地区），这样命名是
因为假定蛮夷隶属于中国人的控制之下，即使这种控制是很松散的。最后，
在控制地区以外的是戎狄，他们在荒服（荒凉的地区）中基本上是自己作主，
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在荒服到达了它的自然的终点。
这五个等级对中央的关系还通过不同地区奉献给国王的贡赋名目（包括
地方土产和服役）有所表现。大体上，贡赋是按递降的次序由从王室管理区
到荒凉地区的五类百姓交纳的。因此，国王按日从甸服收取贡赋，按月从侯
服、按三个月向绥服、按年向要服收取贡赋，对荒服则只收一次。
不用说，五服理论描述了一种理想的模式，因此不能按表面价值去理解。
不管怎样，两个令人无话可说的理由要我们认真对待这个理论。首先，所谓
九服论是由一些汉代注疏家阐述的，主要是虚构的，而五服论与之不同，基
③ 关于《书经》中的“海内”观念，见李雅各：《书经》，载《英译七经》第 3 卷上（牛津，1893），第
150 页（禹贡）。在《山海经》中有五篇题为“海内”（第 10、11、12、13 和 18 篇）。
① 《吕氏春秋》十三，第 1 页，参见以下；《淮南子》四，第 4 — 6 页（约翰？梅杰：《淮南子》卷四中体
现的汉初思想中的地形学和宇宙论，哈佛大学 1973 年博士论文，第 49 页及以下）。
② 《后汉书》卷八九，第 2919 页。
③ 五服最早可能见于《书经》，见高本汉：《书经》，《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2（1950），第 11—12
页；李雅各：《书经》，第 74 页。也见杨联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的历史评论》，收于《中国人的
世界秩序观》，费正清编（坎布里奇， 1968），第 20、 292 页注①。我对九州和五服理论的扼要叙述是
以多种版本为依据的，见李雅各；《书经》，第 142—149 页（禹贡）；《国语》上，第 3 页；孙诒让：《周
礼正义》64（卷十八），第 90—95 页；孙诒让：《周礼正义》（《四部备要》本）71（卷二十），第 80—84
页。
本上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当代最有批判能力的历史学家之一认为，三服
结构的确存在于早期中国的历史，即甸服、侯服和要服。①公元前 ２２１ 年，一
群朝臣（包括李斯）向秦始皇联合上奏说：②
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
关于远古中国人世界秩序的这种现实的报道，能够在可靠的先秦文献中
充分得到证实。显然正是在这一实在的基础之上，经过创造性的想象和在五
行思想的影响下，使实际的中国世界秩序理想化。他们在侯服之外创造了想
象的绥服，在要服之外创造了想象的荒服。
其次，五服说并不是一种空洞的思想。正好相反，它在汉代对外关系的
发展中扮演一个重要的历史角色。事实上，汉代中国人除了根据语言和这种
理论的参照结构，几乎无法去了解世界。例如，在公元前 １１７ 年，武帝说扬
州（现在的江苏和浙江）在夏商周时代称为要服；公元 １４ 年，王莽试图系统
地把五服论应用于他的新世界秩序。①
在对外关系领域中，这种理论甚至时时影响汉朝的决策。公元前 ５１ 年，
匈奴单于呼韩邪前来向汉朝表示敬意，萧望之向宣帝建议，宁可将单于作为
敌国的首脑来对待，而不要作为附属。萧用来作为论据的理由是，匈奴属于
荒服，不能指望他们向汉朝表示常规的效忠。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②按照五
服说，荒服的野蛮人只须向国王献纳一次贡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
种理论转化为行为的一个典型例子。班固发现把汉代对外关系的现实纳入五
服论的框架是很方便的，这个事实足以表明五服说构成了现实的一个不可缺
少的部分。
贡纳制度
汉代对世界秩序的认识在制度上的主要表现是有名的贡纳制度的发展。
确实，有些原型的贡纳常规甚至可以追溯到商代。但是，这些常规的制度化
以及它们在对外关系领域中的应用，无疑是汉代的独特贡献。原因是不难找
到的：汉帝国面临的对外关系问题和前帝国时期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基本上有
本质的不同。新的关系需要新的制度来表现。汉代的贡纳体系经历了一个漫
长的和复杂的演变过程，这在论述各个外族集团的几节中将予说明。但是，
在这里将提出几点总的意见。①
首先，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贡纳制度务必不能只在狭隘的意义上来理
解，而把它看成是用来调节中国对外关系的一种标准模式。就其广义而言，
“贡”的概念是汉帝国的一项普遍施行的政策，同样适用于中国人本身。例
如，各个地区的地方产物都要作为贡品献给朝廷。在理论上，有理由这样说，
中国人与非中国人之间在贡赋体系下的不同是一种程度的问题。
① 顾颉刚：《史林杂识》（北京，1963》，第 1—19 页。
② 《史记》卷六，第 236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 2 卷，第 125 页）。
① 武帝述及要服之事，见《汉书》卷六，第 2759 页。关于王莽，见《汉书》卷九九下，第 4136—4137 页，
所述与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一致，见该书 71（卷二十），第 80—84 页（见前第 408 页注③）。
② 《汉书》卷七八，第 3282 页；杨联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的历史评论》，第 31 页。
① 关于进一步的论述，请看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中夷经济关系结构研究》（伯克利和洛杉矶，
1967）。
学者们普遍同意，五服说基本上和现实地看，无非是叙述内部和外部地
区之间相对的二等分法。对野蛮人的外部地区来说，中国是内部地区，正如
同对外部的侯服来说甸服是内部地区，在中国文明周围的要服对荒服来说就
成为内部地区。理解了这种方法，那末，我们就可以发现，汉代世界秩序的
制度实际上是完全和五服系统相适应的。
如我们所知，汉代早期的皇室统治区位于以关中命名的京师地区，这个
地区以四座关口和帝国的其余部分隔开。在前汉的大部分时期，关中地区防
卫保持如此高度的警惕，以致百姓经过关口时都要携带传（通行证）。在这
个地区以外的是郡，可分为两类。据 ３ 世纪的学者韦昭说，在中国内地的郡
称为内郡，而那些沿着边境并以要塞和关卡对付野蛮人的郡则称为外郡，也
可分别称为近郡和远郡。②很容易看出，内郡和外郡十分类似侯服和绥服。
最后，更为有趣的是，与要服和荒服之间的区别粗略相当，汉朝政府也
将非中国人分为两个较大的集团，即外蛮夷和内蛮夷。一般来说，外蛮夷生
活在汉朝边界之外，因此并不直接受帝国的统治。与之相反，内蛮夷不但居
住在汉帝国之内，而且承担保卫汉朝边境的责任。在汉代，“葆塞”这个专
门名词经常是适用于内蛮夷的。这样，便有了所谓卫边的蛮夷，卫边的羌人，
卫边的乌桓，等等。①
此外，这种内外的区别在行政管理方面也制度化了。外蛮夷在归顺汉帝
国以后，通常处于属国的地位。在指派一名中国官员（属国都尉）负责属国
事宜的同时，蛮夷照例可以保存原有的社会风俗和生活方式。在理论上，他
们现在已成为帝国的“内属”，但实际上他们继续享受外蛮夷的自由。有证
据表明，至少在前汉时期，匈奴和羌的几个属国在汉的疆域之外。另一方面，
居住在帝国之中的归顺的蛮夷组成“部”，直接受汉朝的管理。当状况合适
时，帝国政府便采取最后的步骤，将“部”转变为正式的州郡。许多例子说
明，在公元 ２、３ 世纪这个过程一直在继续进行。
这种讨论不应认为要断言汉朝政府完全成功地将中国的贡纳制度强加于
非中国人身上。这只是表明，汉代中国人有一种中国的世界秩序的清晰观念，
这种观念是建立在内外之别基础上的；他们作出了认真的努力，将它强加在
邻近的非中国人身上。必须强调指出，在实践中，汉代贡纳制度在对外关系
领域中从来没有达到象它在内部同样稳定的程度。这种制度的平衡取决于许
多因素，诸如大多在中国控制之外的各色各样外国政权的兴起和冷落。因此，
在维持一种理想的世界秩序方面汉朝的成就充其量也是有限的。然而，如果
脱离汉代对中国的世界秩序的观念去看问题，那末，汉代中国的外交关系显
然将是难以讲通的。从一开始这种观念便是外交关系的一个不可分开的特
征。
② 《汉书》卷八，第 241 页；《汉书》卷九九下，第 4136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3 卷，第 343
页）。
① 《后汉书》卷十五，第 581 页；《后汉书》卷十九，第 717 页；《后汉书》卷二四，第 855 页；关于“葆”
字及其涵义，见杨联陞：《中国历史上的人质》，收在他的《中国制度史研究》（坎布里奇，麻省，1961），
第 43—57 页；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剑桥，1967）第 2 卷，第 202 页。
匈奴
汉代政治家在他们的外交政策形成过程中面对的第一个强敌，是北方草
原帝国匈奴。①那个时代的大部分岁月中匈奴问题是汉代中国世界秩序的中心
问题，因此，我们从考察东亚两个最强大民族之间关系的变化入手，是唯一
合理的办法。
冒顿和他的联合体
公元前 ２０９ 年，即汉朝建立的前三年，一个新兴的匈奴草原帝国由名叫
冒顿的新单于②建立起来，他是在杀死自己的父亲以后取得统治权力的。冒顿
是一个杰出的有能力而且有活力的领袖，在短短数年之内，他不但成功地在
各个匈奴部落之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而且几乎向所有方面扩展他的帝
国。向东，冒顿击溃了生活在东部蒙古和西部满洲的强大的东胡。自从冒顿
取得政权以后，这些集团曾对匈奴施加强大的压力。向西，他发动了一场针
对居住在甘肃走廊的月氏人的成功的战役，月氏人是匈奴的世仇，冒顿曾由
他的父亲送到他们那里充当人质。向北，他征服了一些游牧民族，包括南西
伯利亚的丁零在内。向南，由于中国在河套地区防御体系的衰落，他收复了
那个地区的全部土地——这是秦朝大将蒙恬过去从匈奴手中夺去的。①
在这些广大的新领土之中，冒顿在龙城建造了匈奴每年集会的场所，它
位于和硕柴达木（现代外蒙古）的附近。龙城等于是匈奴联合体的首都，所
有重要的宗教和政府事务都在那里集中处理。每年秋天，匈奴在龙城附近举
行大会，统计人口以及牲畜的数目。②
也是在冒顿领导之下，一种更加成熟的政治组织形式开始在匈奴联合体
中脱颖而出。这是左右二元体制，左在右先。《史记》说：“置左右贤王、
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③匈奴的
左右支系是在地域基础上划分的，左方管理帝国的东部，右方则管理西部。
匈奴的最高统治者单于直接统治中部领土。这样，当汉高帝转而面对匈奴的
① 匈奴与匈人（Huns）不能等同，见拉施克：《罗马与东方贸易新探》，载《罗马帝国的兴衰，反映罗马
历史与文化的新研究》，特姆波里尼和哈斯合编（柏林和纽约，1978），第 2 部，第 612、697 页注 101。
关于匈奴生活方式的资料，见斯？伊？鲁登科：《匈奴的文化和诺颜乌拉的墓穴》，波伦姆斯德译（波恩，
1969）。
② 单于是匈奴语言中统治者称号的汉译。由于我们无法重建匈奴语的任何有价值部分，而且匈奴的称号和
名字只能通过中国著作来了解，因此，我使用中文的译名。这样，王的名字（如日逐王），甚至这个民族
的名称匈奴，都是汉语。后者实际上是强烈的污蔑之词，汉语的意义是“凶恶的奴隶”。在这个时代和以
后时代我们遇到的其他非汉人民族的名称通常也是汉人用汉语表达的称呼，如乌桓、鲜卑等。
① 关于蒙恬，见前面第 1 章《道路、城墙和宫殿》。
② 《史记》卷一一○，第 2892 页（沃森：《英译〈史记〉》第 2 卷，第 164 页）；《汉书》卷九四上，第
3752 页。《汉书》卷九四上和所提到的其他几卷的段落的译文，见德格罗特：《亚洲史中的中国文书》第
1 卷《公元前的匈奴》，第 2 卷《公元前中国的西域》。但是，由于这部著作很罕见，本卷的脚注没有它
的参考材料。
③ 《史记》卷一一○，第 2890 页（沃森：《英译〈史记〉》第 2 卷，第 163 页；《汉书》卷九四上，第
3751 页。
威胁时，冒顿不但基本完成了他的新草原联合体的领土扩张，而且已经巩固
了他对所有匈奴部落以及被征服民族的个人统治。因此，在公元前 ２００ 年，
为了和他的中国对手在战场上进行一次历史性的遭遇战，他作好了充分的准
备。④
讲到汉高帝，他已完成了内部的统一，现在决定将匈奴赶出中国之外，
并且建立汉朝对北部边界的控制。应该指出，匈奴对汉帝国的威胁是双重的：
他们经常侵入中国边境，并且在边境地区的中国人中间，特别是对那些强有
力的地方领袖，散布不和的政治影响。这种政治威胁在叛变问题上表现得最
为清楚。在汉朝初期，投向匈奴的中国变节者包括刘信（韩王）、卢绾（燕
王）、陈豨（代郡太守）等重要人物。同样值得着重指出的是，汉朝边境将
领中有些人以前是商人，因此很可能仍维持着在王朝建立以前便已开始的和
匈奴的贸易关系。他们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