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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颜为笑，他们只好故作姿态勉励我：“孩子大了就好了，社会怎么能总是这样啊。”他们只能这样说了，也是他们唯一能做到的。我们都懂得，安慰的话没有一点十足的信心与把握。
我送出他们很远，分手后才分别走自己的路，沉重又遥远。
1997年农历中秋节那天，他们又来我家了，情景当然是今非昔比了，不然他们不会约来那么多的同学：
赵鸿德、吕维媛、常广荣、刘长发、贾广来、温雅坤、姜福林、张奎明、陈永泉、程德昌、刘玉华、洪桂琴、马怀青、齐景祥、王永清、柳鸿儒、回宗全，一共17人（还有一个朋友相随）。
赵鸿德和吕维媛是前两天从齐齐哈尔到新民的，在张奎明家他们“大闹天宫”，折腾了一整夜。事先约了我，我正在外地身不由己，但他们说什么也不能放过我一马。于是，余兴未尽，便于次日驱车“东征”。
17个同学当中，能经常见面的不多，都是我们知青一族的。好多同学从面容上看都模糊了，要不是知道都是同学，走在街上根本就难以认得出来，但说话的语音基本上没有一点变化。
姜福林，是我们当年的班长，现在我们母校的校长，他变的幽默了，一见面就说：“完了，老了，撒尿都没有扬程了！”
是的，时光是最残酷的，也是最公平的，捉弄人从不吝啬，也从不偏袒任何人。他把我们每一张脸都划出了沟痕，然后再把你弯成半拉括弧，让你像月牙似的还她的付出。
人到这步田地，知天命了，每个人的笑都没有遗憾与沮丧，该努力的努力了，该得到的都已经得到了。唯物的、现实的，平衡着每颗安份安宁的心；怀念的、真诚的，使我们散而又聚。又一次分手的时候，我没有什么礼物相赠与他们的，但有一副楹联算是对这次聚会的写真：
今朝举杯共度中秋节
何时携手再观元宵灯
程德昌为对联拟了横批：
天长地久
是啊，“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同窗学友令我难忘，同队农友更是情意绵绵。
2 同队农友（知心滑头）（1）
2同队农友（知心滑头）（1）
2同队诸友
董必武《挽沈骊美女工》中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者，粮食、饭食者也。天，由“一”字和“大”字组合，“天”是第一大的意思吧。由此看来，“民以食为天”，就可理解为“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我们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却不是农业的强国，世世代代都为吃饭而艰辛，而劳累，而忧心忡忡。假如没有农村、农业和农民，那吃饭就更难想象会是个什么样的了。从古至今，农民都在农村从事着农业生产劳动，脸朝黄土背朝天，为的就是个“食”字。自1964年8月1日起，我成了一个为“食”而奔波的农民了。我为自己的食，也为他人的食，实实在在地耕耘了整整6个年头的田垄。这也是历史赋予我的机缘，不然我绝不会选择这个又苦又累的行当的。
从小时候起，父亲就是个教师，家里没有一个人从事农业劳动。所以，我对庄家院的农事活动知之甚少，“只闻其声，不见其影”，了解得很肤浅。也就是说，虽然生活在农村，但从来没有干过一天农活，身在农村却不是农民。当然了，后来大跃进了，学校风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了，我才初次尝到干农活的滋味。
现在好了，干农活成了我的家常便饭，这饭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别无选择。说实话，我真的很畏惧这个强体力劳动，平时没有劳动的习惯与技能、技巧，身体有很虚弱……但是，我已经没有退路可走了，只好硬着头皮步入生产队的大门。
我们生产队的全称是：辽宁省铁岭地区新民县新兴公社德盛堡大队第八生产队，那时还没有划归沈阳市管辖。
生产队的男女老少大多数都认识我，见了面打个招呼就算是见面礼了，就算我有礼貌了，就算是人家看得起我了。但是，确实有一些人在心里说：书白念了，到头来还不是和俺们一样土里刨食吗？
回想起走进生产队大门的那一刻，我有些恐慌，不安，不知道如何是好。等到打头的分配完了活计，心跳才慢慢地平息下来，觉得我这才是他们中的一员了。
我是新来的社员，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好的印象，处处小心翼翼。我本来就是个实惠人，干活不会耍滑头，也不想耍滑头，就闷着头干活，不像其他社员假借抽烟的机会喘口气，腰一哈下去就是半天。出汗，头胀，腰酸……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打头的怎么也叫我们不休息一会啊？
和我同岁的王凤成看我干的太实惠了，就喊我去上厕所，我才直起腰来。我苦笑，我哪来那么多的尿啊？这些废水早就从脑袋上变成了汗排泄了。
我知道他的用意，就跟他走了。不想，上班的第一天，他交给我许多耍滑头的招数。他说，凡是大伙在一起干杂活，这些招数都管用，干多干少没有办法衡量，不像铲地，一人一条垄，“老太太吃黄瓜，一人一条”。
说归说，做归做，我不习惯耍滑头，还是那么实实惠惠地干活，他就说我傻。他说，耍滑头是有“理论根据”的，老早年就这样，叫做“先学滑，后学屁，带带拉拉学手艺”。所有的老社员对此却另有看法，他们说，什么活计都可以“耍滑”，铲地也一样，别看一人一条垄。原来是，铲地可以连埋带盖，割地可以留高茬儿，落茬儿……总之，要想“耍滑”，无处不有。对于这些，我慢慢地懂了许多，大家都在“耍滑”。
头一天的劳动总算过去了，流了太多的汗水，喝几瓢凉水也就得到了足够的补充。头一天的劳动总算挺过去了，知道了许许多多的窍门儿，也是科科门门的必修课，也知道了劳累的确厉害，和如何去面对适应。
一年下来，队里的青年人对我有了很深刻的了解与认识，我们交上了朋友。
这些农友们，大都没有什么文化，有的是小学毕业的，也有的小学也没有毕业，全队只有一个初中“毕业生”，还让“文革”占去了一年的时间。他们都是为“食”所迫，走上为“食”这条坎坷路。
走路讲的就是一步一个脚印，所以人人都很实在，耍滑头不是他们的错，不能以此就认为他们不实在。
他们原以为我这个度过几天书的人会瞧不起他们，甚至会想方设法地捉弄他们，所以开始接触的时候没有那么紧密亲密，或是敬而远之。其实，我也是很实在的人，和他们一样讲求实在，从我干农活上他们慢慢地看到了。
不管是干什么农活，我总是显得笨手笨脚的，尽管我笨鸟先飞，到头来还是要落后于人家一大截子的。铲秋菜，割庄稼，王凤成总是要挨着我拿垄。见我挨落了，他就帮我铲一段割一垄，让我喘喘气儿。我手上磨出来的血泡，新的接上了旧的，像似生了根儿长了芽儿。中午和晚上要下班的时候，我更是着急了，别人到地头了，我还在地中间晃悠呢。王凤成总是接我，和我一起回家吃午饭和晚饭。有这样朋友帮助我，心里就不再觉得那么的孤单无助了。
王凤成结婚很早，19岁就成家立业了，小日子过得很红火。他会喝酒也会抽烟，常约我去他家里坐坐。他家的成份也是上中农，社会关系比我好多了。1970年，我去学校当了老师，他当上了生产队队长，靠的就是人老实实在，有点“蔫巴”主意——我行我素的性格。王凤成不善于说话，感情的事儿，义气的事儿，都是以一招一式的行动来体现的，也爱憎分明。
王凤祥，是他的亲堂弟，用王凤成的话说，他是个“连滑带屁”的主儿，是个跟谁都玩心眼儿的货。可是在我们俩之间，王凤祥跟他们说的大相径庭，他对我一口一个“大哥”的叫我，既亲热又实在。王凤祥很前卫，比我小5岁，他理发非我不可，理发店都不去，就是相信我。我们俩互相给对方理发，也理清了我和他独有的情感。
他就要结婚了，姑娘姓陈，是和我们一河之隔的法库县三面船公社的。姑娘的个头长相虽然够不上百里挑一，但也是人见人夸的秀女。娘家哥哥在铁岭一家工厂当书记，名声显赫。陈家在三面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在旧社会，那里是法库的商贸重镇，商船直通营口，陈家老早年就有自己的买卖。王家能娶上这样的贵妇人，自然要讲讲排场，给新亲陈家长长脸面。
结婚的前两天，王凤祥父子特意找我去他家商量有关婚礼的事宜。我说：“我年纪轻轻的，不懂得农村什么礼仪的事儿，你们还是……”
王凤祥很肯定：“大哥，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就按你的想法来！，啥说道也没有！”
他父亲是我堂哥哥的舅舅，也跟着说：“你想咋办就咋办，我乐意听你的！”
我看人家那么实在，还有什么好推辞的啦，不如痛痛快快地答应吧。
果然，娘家客人也同意我的想法，什么说道也没有，我就编制了一套婚礼程序，等待那个新庆典。
这套程序，没有老的一套，也没有“文革”革命的那一道。我的独出心裁打动了贵宾，王凤祥的大舅哥连连称好，还问了是谁的主意。
谢天谢地，不用谢我，我总算没给王家演砸了。后来，我的这套程序被好多新婚庆典照搬了，心里觉得很惬意，感谢我的农友对我的信任，也是实实在在的抬举。
1967年冬，“文化大革命”的战火纷飞，城里的空气霎时间紧张起来。农村，似乎平静了许多，但是我紧张起来。
2 同队农友（筹备过年）（2）
2同队农友（筹备过年）（2）
眼看就要过年了，手里还没有给孩子买花生糖块的钱，就别说卖猪肉粉条儿了。生产队秋收分配早已经结束，分得的几十块钱都还了盖房子落下的饥荒，宁可不吃不喝也不能改人家的吧。可是，年不能不过，不能眼巴巴的看人家过年吧，苦了大人不能苦了孩子，一个个都嗷嗷待哺，盼望着过年啊。但是，拿什么换钱啊？
那时，生产队种一种叫“大头糜子”的高粱，高粱穗脱粒后可以扎笤帚，我只好拿它便钱了。笤帚是扎出来了，很多也很漂亮。不过，就是因为你扎他也扎，扎得太多了，在当地卖给谁去？我们那个辽河边哪个生产队都种大头糜子，耐旱又耐涝，扎笤帚就成了传统的家庭小副业，连小孩子都会这个。
后来听说沈阳以西的于洪区马三家子是稻田区，那里既没有大头糜子也没有扎笤帚的，就去那里卖笤帚和刷过的刷帚。一打听，马三家子离我们这里有70华里远，心里不禁“咯噔”一下。一是因为天太短了，来来回回的时间都搭在了路上。二是“文革”的“文功武卫”闹得太凶，马三家子离沈阳很近，兵荒马乱的，怕打上自己的命。但我还是去了，不然这个年靠什么过去？过不好年也是要命的，反正都是“命”，就认命了。
生意还算不错，尽管起早贪黑，顶风冒雪又饥渴难忍，每天都能赚回3、5块钱。说起早贪黑，来回两头不见太阳；顶风冒雪，大北风烟雪你也得去，不然扎的笤帚就得扔在家里白瞎；饥渴难忍，渴了就喝人家的凉水，饿了挺着回家吃饭去，买面包饼干没有粮票，也舍不得钱，孩子一年能吃过几个面包？
我们生产队的李玉民也扎了很多笤帚，一把也没有卖出去，瞪着眼睛着急。扎笤帚是要投入的，细铁丝你得自己买吧，那东西奇缺，很贵的。笤帚卖不出去还得压着本钱，能不着急上火吗？
情急所迫，李玉民壮着胆子来找我：“大哥，明天我跟你去行吗？”
“行！有什么不行的？”我爽快地答应了。
李玉民比我小5岁，胆子特小。再有就是他怕和我抢生意大凡做买卖的都忌讳“船多碍路”，所以他壮着胆子来求我。我明白他的心事，也坦白：
“去吧，咱俩还是个伴，晚些回来，我们多走几个堡子就是了，你别多心。”
记得那天正是腊八，天气异常的冷，刚出门手脚就被冻得生疼。日头还没有出来，我们就直奔沈山线的三台子和马三家子的稻田区。中午，我们谁也没张罗吃饭，他比我还要“抠门儿”，也许是挣了钱一切都忘记了。
太阳的圆和地平线的直线相切的时候，我们的东西才卖完，开始赶70华里的回家路。走到于洪区解放公社，天早就黑了，每个村子都是死一样的寂静，没有人出来闲逛，一则天冷，二则时下慌乱。我们继续向北的方向骑着自行车，到了我们罗家房公社的地界，还有25里路就要到家了。就在这个时候，李玉民说啥也骑不动了，只好在路边休息一会儿。
天很冷，坐下来就觉得寒风刺骨，我就叫他起来赶路。糟糕的是，李玉民好像没听见我的话，没有丝毫反应。
他怎么了？漆黑漆黑的天，我什么也看不到他，他的脸色。我就用手去摸他，啊？他的脸上全是汗水，像洗过了一样，冰凉冰凉的。啊？他虚脱了！我心里一阵紧张，从来没有过得紧张。
是啊，路途的遥远劳累，腹中无食，天气寒冷，还有他胆小的恐慌，不虚脱才怪呢。其实，那时的我也是浑身无力一个劲地打颤。可我不能倒下，否则他就崩溃了。
我继续呼唤着他，少顷，他终于说话了：
“大哥，我害怕……”
为了给他壮胆，我自称沿途的“造反派”我都认识的，不会打劫我们的，他点点头，表示我说的他相信了。
那时的农村也有“造反派”，只是没有城里闹得凶。他知道我念过初中高中，同学很多，“造反派”就是学生的代名词。
李玉民总算被我的信心打动了，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勉勉强强上了自行车。当时的砂石路几乎和土路差不多，坑坑包包的，我在他前面开路，他跟在我的身后。走了不到一里路，他又支持不住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干脆，我就把一条麻绳拴在他的车把上，另一端拴在我的货架上，我拉着他骑车。
他没有一点力气蹬车了，全凭我的牵引。最费劲的是，他很难把住车把，东歪西扭要摔倒，我就得使劲地加速来控制他的倾斜，汗如雨下……
我一边骑车还要一边和他搭话，否则他又闭上了眼睛，那就危险了。
大约快9点了，我才欣喜地看见家乡的灯光。我问他：
“玉民，你看看前面的堡子是哪里啊？”
“大哥，我不知道。”
“到家了，这不是大桥吗？”
我们的堡子南，是一座大木桥，1953年洪水过后修建的，从此，就把德盛堡北部的村子叫“大桥”了。后来的地图上就有了这个地名，一直叫到如今。
我叫住了他，让他下车，怕他拐弯是跌倒，再说，我也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
这时候，他清醒了，他说他一路上都在做梦，忽忽悠悠的。我苦笑。
走到我家门口儿时，我没有进屋，先把他送到家里。
到了他家大门口儿，他还要往前走，不认得自己的家了。我好笑。
“是俺家吗？”
他又糊涂了。
我一直送他进屋，他见到爸爸妈妈和媳妇，才如梦方醒。
回到家里，我的脑袋嗡嗡作响，棉衣棉裤早就被汗水湿透了。
这一趟我卖了10多块钱，最大的面值是1圆的，只有一张。孩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比吃糖还高兴，一个一个地数着，我在一边一大口一大口地吃着饭，夹杂着时不时落下来的眼泪。我不仅仅是为了钱而感慨，只是觉得孩子太苦了，一年也见不到钱，见不到我从远处回来买些什么东西给他。
2 同队农友（出谋相亲）（3）
2同队农友（出谋相亲）（3）
李玉民是很能吃苦的，特勤劳勤奋。他自己的房场原来是个很深的大坑，修辽河的沈北大堤取土时挖的“土方坑”。我们生产队的最后一趟街北面紧靠大堤，南面全是住户，房基地比其它生产队都紧张，要想盖房子，只好选择那个大坑了，把它填平。李玉民硬是挺起双肩把那个大坑填平了，人称现代愚公。
他虽然能吃苦耐劳，就是胆子太小，从此他不做笤帚的买卖了，他永远不会从那天的噩梦中醒来。这就是那时许多农民的心态和生活的原则：宁走百步远，不涉一步险！
李玉民是贫下中农，尚且不敢冒险，地主富农的子弟就敢冒险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们有他们的生存法则。
李风仁，富农成份，比我大一岁，更是胆小怕事。他父亲李庆瑞不是富农份子，他们家借了他堂爷爷李殿军的光，就是前文老两口游街的那个人。他们李家就成了一窝“地富子弟”，备受歧视。
60年代农村的婚姻习俗，依然被旧社会早婚的影子笼罩着。王凤成等好多青年都是早婚的，男女青年20一出头还没有找到对象、结婚，就算大龄的了，就成了人们背后议论的对象，父母就会为之忧心忡忡。这时的李风仁已经27岁了，对象还没有影子，愁得爹妈的眉头紧锁，从来就没有舒展过。
1968年初春的一个上午，我们在地里刨玉米茬子。歇气儿的时候，李风仁会我去僻静的地方解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