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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康先生和钱先生的指控还有一个有力的旁证：从秦到汉，书生们也确实热衷于伪造经典。
遥想秦汉时代，广袤的华夏大地上，书生一度是珍稀濒危物种——本来就不多，又被秦始皇活埋了不少，剩下的各自躲在阴暗的角落，喘息着，守一盏如豆孤灯，听天地间大风横行，他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像那位姓伏的山东老儒生一样，活着，并且要记住，竭尽全力把被焚毁的典籍记在心里；另一件事就是，大家都做梅先生——从秦到汉，一二百年间，中国书生们一直在辛辛苦苦地替他们的古人写书，不署名、无报酬，上不告父母下不告朋友，用尽平生所学，在竹简上一字一字地书写，终于，那无名的书生对自己说：就在此刻，又一部伟大的典籍重新出世……
这件事的结果是，我们很难确认我们的一些基本典籍是否像传说的那样古老，或者它的作者究竟是谁。比如《礼记》写于何时？《管子》是谁写的？《尚书》中哪一篇是古君王的文告哪一篇是后人的编造？《庄子》中哪些篇章是庄子的作品哪些是后人的手笔？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其后两千多年间，中国的学问家分成今文和古文两大学派，争论的焦点就在于谁真谁假或者谁更真谁更假，而且这种争论照例演变成了比谁道德更高尚，比谁更会讲故事。
到了清末民初，今文学派出了康与钱两位大师，这两位中，康是讲故事的能手，亲身经历的百日维新都被他自己忽悠得云遮雾绕，而钱先生是五四运动摧枯拉朽的先锋，两位加在一起，学问和想象力和激情均非博尔赫斯能及，讲出的故事撼天动地：刘歆是有史以来最大胆、最成功的伪经制造者，造一个大鼓把中国人蒙了两千年，如今真相大白，传统文化的根基就此碎裂——康写《新学伪经考》，立意就在旧章不可信，从此要维新；钱更是激进，由怀疑一切到打倒一切，既然连《说文解字》里的古文都是假的、都是刘歆伪造的，索性把汉字废了，改用罗马字母，让时间和文化从现在开始，咱们创造一个如假包换的新世界！
但是，且慢。钱穆先生写了一本《刘向刘歆父子年谱》，没有想象力，没有激情，摆事实、讲道理，老吏断案，一板一眼，最终论定康有为、钱玄同两先生的大故事“其不可通者二十有八端”：原来刘歆并非超人，他的同代人也并非傻瓜，即使在两千年前，他也无法完成那超现实的壮举。
——很扫兴。康与钱在讲故事，这另一位钱先生偏要讲道理、讲常识，故事有审美价值，常识不那么激动人心，但幸亏常识能够捅破故事，我们脚下才有稳定的地面，于是，我现在还是写方块汉字，还在读《左传》、《毛诗》，中国人总算还有一个可以凭依的背景和来历。
但问题仍在：秦汉书生为何热衷于制造伪经？莫非他们像如今的网上才子那般富于娱乐精神？
我以为，原因就在秦始皇帝。这位被当今的中国人热情讴歌的大人物，功业之一就是焚书坑儒。不要以为皇上这么干仅仅是受不了七嘴八舌，始皇帝岂能和你们单位的小头头一个水平？大人物必有大志，始皇帝的大志是，他要抹去天下人的记忆，让时间、让一切从他开始、从大秦朝开始。他才是真的只手遮天，只可惜天不给他时间，否则这件大事他很可能就真的办成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就真的从秦朝开始，没有孔孟，没有老庄，没有《诗经》和《离骚》，一切都不曾有。
劫后余生——余下了几个书生，他们在废墟上力图重拾记忆，重新让人们有一个过去。后人很难体会他们的艰难，那是在大火烧过、大风刮过之后，于灰烬中拣出几片残简，他们只能凭此去追索曾经存在的一切。
这种时刻，你让他们怎么办？他们沉默，重新书写。
对此，康和钱不能理解，我认为，他们二位比较理解始皇帝。但对那些沉默的书生们、那些伪经制造者，我怀有最深的敬意。
——一千个博尔赫斯也无从想象他们的绝望和他们不灭的信念。
汉语中的梵音——《长阿含经》
《长阿含经》为《四阿含》之一种。后秦弘始十四年至十五年（公元412…413年），由记宾（今阿富汗南部、克什米尔）僧人佛陀耶舍诵出，凉州僧人竺佛念译为汉文，道士道含笔录。
2002年，在去云南中甸的飞机上，我读《长阿含》，见晚年的释迦牟尼为肉身所苦，他说：“吾患背痛”，他独自坐在一棵树下，这时，一个名叫波旬的妖魔蹦出来叫嚣：“佛意无欲，可般涅磐，今正是时，宜速灭度。”
佛说：“止！止！波旬！佛自知时，是后三月，于本生处拘尸那竭娑罗园双树间，当取灭度。”于是，“魔即念：佛不虚言，今必灭度。欢喜踊跃，忽然不见。”
——我忽然觉得，此时的佛是软弱的，那是类似于受难的耶稣的软弱。释迦或者耶稣，宗教创立者包容和承担着人类的软弱。
“止！止！波旬！”这是佛的声音吗？翻成现代汉语，那个名叫释迦的老人也许正说：“且慢，别急……”他的声音是慈祥的、宽容的、疲惫的？
《四阿含》是声音的奇迹。佛陀入灭后，弟子迦叶在灵鹫山召集五百罗汉共同编订释迦训诲，编订的方式今日看来匪夷所思：先由侍佛二十五年的弟子阿难诵出释迦一段言行，迦叶提出质询，阿难答出相关的时间地点、前因后果，最后众人合诵，确认无争议、无讹误，遂定为一经，如此形成了汉语译文长逾百万言的《四阿含》。
也就是说，整个过程不立文字，佛之言阿难听了，阿难之言众人诵之、传之，神圣的经文存于声音之中、口耳之间，存于记忆，存于心。
——文明的普遍趋向是对声音越来越不信任，声音是风，是水，是红尘，是身体，是人类生活中比较嘈杂、比较混乱的部分，是世俗和大众，相比之下，书写是浮出海面的礁石，它稳固、超越，更像“真理”。人类曾力图以字迹覆盖声音，黄仁宇写《万历十五年》，主要困难之一是听不到明朝的“声音”，他不知那时的人怎样说话，他意识到，落在书面上的一切已远离人的身体和人的心。
然而，在文明的上游，几个人安详地发出声音，释迦、孔子、苏格拉底、耶稣，他们说出真理，他们坦然地以转瞬即逝的方式呈现永恒。他们何以如此？他们是绝对的天真还是绝对的悲凉？难道正是由于声音之脆弱、微渺，他们成为了人类的伟大导师？
天花乱坠。读《长阿含》，遥想当日我佛说法，必是绚烂、壮美。即使是家常情景，只要释迦开口，你一定会目眩神移。如果释迦和耶稣坐在一起，耶稣就是个寡言的木匠，而孔子或苏格拉底则是简朴的夫子，释迦也许是其中最具神性光芒的一位，他曾是王子，他的声音中有浩大的富丽，是无穷无尽、汹涌澎湃的繁华。
——可以想象，一千几百年前的中国人将为之迷醉。两汉是黑色的、白色的、黄色的，雄浑，然而单调，想起汉代、想起三国，你肯定不会想到“缤纷”、“丰饶”、“繁复”，佛经的传入不仅是宗教事件，还是一个审美事件，热带的思维、感性和想象如暖湿气流灌注我们的心灵。
我一向认为印度人是最罗嗦、最烦琐的民族，多年前读佛经，总是惊叹于他们可以在一个点上纹丝不动而任由言语四外蔓延，他们是能指游戏的高手，他们要用八万四千只狗去追一只兔子，他们的耐心举世无双，你会感到，那经文无论是被书写还是被念诵，书写和念诵行为本身就是对“永恒”的模仿。
《长阿含》是佛教原始经文，比较而言，它本色、质朴，但读它依然需要耐心。我在中甸读完了《长阿含》，但我一再自问，为什么读它？它对我有何意义？
没什么意义。我不是佛教徒，我迷恋世间苦。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倾慕释迦庄严而安详的语调，那种梦幻气质，那种博尔赫斯式的玄思，当然，准确合理的说法是，博尔赫斯有释迦式的玄思。在《者尼沙经第四》中，关于“摩竭国人命终生处”，整个叙述隐含着令人晕眩的时间回环，你越往下看，越找不到逻辑上和时间上的起点和终点，一切都是在终结之处开始，或者说此时的一切都已经发生……
但这终究是遥远的，与我无关。远处是大雨中的中甸草原，这里已经正式改名为“香格里拉”，一个西方人的梦境覆盖和篡改了这座高原古城。
我听到一个长须飘拂的僧人正流水般咏唱，他的面容就像电视新闻里阿富汗群山间的老者，他的音调低沉悠长，让我想起印度电影里热烈的歌曲，我一直觉得印度的语言最具音乐性，在我的想象中，印度人说话就像唱歌一样。
佛陀耶舍在背诵，他的声音通过另一个人变成另一种声音，第三个人让这声音落在纸面上。这个场面令人震撼，也令人惶惑。佛陀耶舍的声音是千年以前那个人或佛的回声吗？对此我们如何确证？而当这声音转为汉语、落为汉字时，什么留下了，什么消失了？留下的一切在什么程度和什么意义上改变了我们的语言？
——想想是有趣的，当我们使用“思维”、“觉悟”、“成就”、“欢喜”等等无数词语时，公元前六百年北印度的阳光、树叶上的露珠、吹拂衣带的风、一个人的微笑，也许一切都隐秘地存于我们的声音里……
黑夜之书——《酉阳杂俎》
我在谢弗的《撒马尔罕的金桃》中隐约看到《酉阳杂俎》，这部研究唐代外来文明的书灿烂、淫靡，书读完了，如夜宴散了，惨淡的白昼降临。
（谁能把一部学术的书写得灿烂、淫靡？）
《酉阳杂俎》散落在《撒马尔罕的金桃》的引文和脚注中，像一根细而长的金丝，在锦缎上闪烁不定。那时，在我的想象中，《酉阳杂俎》是一本秘密的书，它有一种魔鬼的性质，它无所不知，它收藏了所有黑暗、偏僻的知识。
（我断定，王小波肯定读过《酉阳杂俎》，我甚至看见，在博尔赫斯的图书馆里，在月光伸不到的角落，也有一本《酉阳杂俎》。）
后来我得到了这本书，但那是铅字横排本，一种大众的、工业的气息损伤了它的魔力，这不是魔鬼的书，而是公司职员或公务员的书。所以，我的梦想之一就是拥有一部明版的《酉阳杂俎》，借着昏黄的烛光读，同时风雨敲窗。
（矫情而且腐朽。）
于是，你就感到世界多么广大深微，风中有无数秘密的、神奇的消息在暗自流传，在人与物与天之间，什么事是曾经发生的？什么事是我们知道的或不知道的？
比如，盐的知识：
昆吾陆盐周十余里，无水，自生末盐，月满则如积雪，味甘；月亏则如薄霜，味苦；月尽则全尽。
（我们在品尝月光吗？）
比如，关于一种遥远的树：
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国，山谷间树枝上，化生人首，如花，不解语。人借问，笑而已，频笑辄落。
（大食为古阿拉伯，西南两千里应是非洲，如花的脸挂满树梢，他们在银子一般的笑声中飘落。）
比如，关于老虎的死亡：
虎初死，记其头所藉处，候月黑夜掘之。深二尺当得物如琥珀，盖虎目光沦入地所为也。
（老虎绝望的目光凝固为物质，金黄、透明。）
——所有诸如此类的知识都透露了世界的某种不为人知的本质，这种本质在此时已经消散。
鲁迅读过《酉阳杂俎》，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此书“或录秘书，或叙异事，仙佛人鬼，以至动植，弥不毕载，以类相聚，有如类书。虽源或出于张华《博物志》，而在唐时，则犹独创之作。”
（《故事新编》中那颗令人惊骇的人头在古中国的夜空中飞翔，《酉阳杂俎》载：“晋朱桓有一婢，其头夜飞。”那女子一定有飘逸的长发。）
“类书”，一般的解释是古代中国的“百科全书”。但两者形式上或有相似，基本精神却判然有别，百科全书意在“启蒙”，用理性对世界进行澄清、整理，而类书则汇集所有的奇谈怪论和奇思妙想，所有的猜测、幻觉、传言和胡说。百科全书是“正确”的，它已经照耀全世界，但是，正确的生活是贫瘠的生活，正如正确的头脑是无趣的头脑，类书所保存的世界仍在理性的背面浮动，容纳人类千变万化、无穷无尽的错误。
（两部著名的类书：《太平广记》和《太平御览》是由宋太宗倡议编纂的，我因此对该皇帝怀有敬意，他对人类生活的复杂性有着宽阔明智的理解。）
本雅明曾梦想撰写一部全由引文构成的书，而类书正是引文之书。但编纂类书通常是浩大的集体工程，在官方组织下，一群饱学之士从所有的书中搜捡只言片语、零砖剩瓦，然后构筑一个所指涣散的宏大文本。
而《酉阳杂俎》却由一人独自完成，他是段成式，生当残阳如血的晚唐，当过秘书省校书郎，官至太常少卿，得以浏览浩瀚的皇家藏书，又因为迭任刺史，行万里路，想必听了无数奇闻异事、流言蜚语。那时，类书的概念尚未形成，他只是怀有一种荒唐的激情，在他的想象中，许许多多的古时圣贤、后世大儒和史学家，他们在共同撰写一部大书，在这部书中阐述和描绘人类在白天、在阳光下的清醒生活，但是，他将在这部书的背面全面记录人的黑夜，黑夜的美妙、迷狂、恐怖和神秘，人在黑夜里放纵的怪癖……
（中国散文的这一脉，现代以来早已丢失殆尽，如今居然有人告诫你散文不能虚构，他们没读过《庄子》吗？）
所以，《酉阳杂俎》是黑夜之书。
作为类书，《酉阳杂俎》并不纯正，其中有大量个人创作的成分，即使是引文也经过了段成式的重述。一千多年前的夜里，这个人卧于榻上，他似乎沉于幽蓝的水底，他透过荡漾的水凝望星空，每当一颗流星划过，他就翻身而起，匆匆写下几行字，然后把字条纳入一个五彩斑斓的锦囊……
然后，在2002年的一个夜晚，我看到另一个唐朝，唐朝背面的唐朝。
——一个狂热、刚猛的诗歌爱好者在身上刺满了白居易的诗篇和插图：
“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肤挠，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成式尝于荆客陈至呼观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暗记。反手指其札处，至‘不是此花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又‘黄夹缬林寒有叶’，则指一树，树上挂缬，缬窠锁胜绝细。凡刻三十余首，体无完肤。”
（啥是“酷”啊，这就是了。）
——据说，地里的瓜是忌香气的，因此一场巨大的瓜灾发生了：
“郑注大和初赴职河中，姬妾百余尽骑，香气数里，逆于人鼻。是岁自京至河中所过路，瓜尽死，一蒂不获。”
（疯狂的香，瓜因窒息而死。）
——黄昏，一个女人被怪物吞噬了头颅：
“柳氏露坐逐凉，有胡蜂绕其首面，柳氏以扇击堕地，乃胡桃也。柳氏遽取玩之掌中，遂长，初如拳、如碗，惊顾之际，已如盘矣。曝然分为两扇，空中轮转，声如分蜂，忽合于柳氏首。柳氏碎首，齿着于树。”
（“齿着于树”！想想吧，想想吧。）
……
盛大、永恒的城——《东京梦华录》
《东京梦华录》，一部奇书。
在星光灿烂的宋朝，在陆游、辛弃疾的宋朝，这个叫孟元老的人本来不会被我们看见。但是，有一天，孟元老决定写一部书。这时已是南宋高宗绍兴年间，“靖康耻，犹未雪”，而逃到杭州的河南人已经安居乐业；他们有时也会谈起家乡，那座丢失在万里河山之外、二十年时光尽头的大城——东京汴梁；他们常常发生争执，每个人心中都有各自不同的汴梁，尤其是那些年轻人，东京沦陷时也许只有两三岁甚至还没有出生，但他们和21世纪年轻的网民一样，固执、热情地相信种种道听途说。
孟元老这时五十多岁了，他曾在东京度过了二十三年，他预感到那座大城将第二次丢失，丢失于人们的记忆和传说之中；他本非文人，但他决定写一部书，把东京保存在书中。
这就是《东京梦华录》。在文学史上你大概找不到这本书，它是可以忽略不提的，它与那伟大的道统和文统并无关联；这不过是一个身份可疑的老混混儿的无聊之作，文字鄙俚、笨拙，章法平板如流水帐或菜谱或戏单，最要命的是这里没有“精神”，没有“情思”、“感怀”，也几乎没有什么主观痕迹……
但正因如此，《东京梦华录》被我反复阅读。我穿行在近千年前东京汴梁的大街小巷：宏伟的宫观，鳞次栉比的店铺，灯红酒绿的妓馆，我苦苦寻找一个人，那个叫孟元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