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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基本建设方面，投资摊子铺得过大。由于1952年基本建设工作不够理想，各部门、各地方都想在1953年多搞些基本建设，因此在编制1953年预算时，就将上年的财政结余30多亿元列为当年收入，扩大了基建规模。又看到国营商业部门1952年的库存比1951年增加了24亿元，因此又通过压缩库存、挤出流动资金来安排基本建设。同时，地方政府为了追求速度和效益，也盲目地上一些投资少、见效快的轻工业项目。结果，1953年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计划比1952年增长了75。5％，但是实际比上年增长83。7％，职工总数比上年增加了15。8％，工资总额增加了31。8％。而同期重工业产值则比上年增加37％，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7％，其中粮食产量仅比上年增长18％，棉花反而比上年下降99％。由于基本建设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尤其是大大超过了农副产品的增长速度，结果使得1953年市场供求关系紧张。
（3）在商业和金融方面，为配合基本建设的资金需要，银行和国营商业部门过度压缩了商业库存和流动资金，引起生产和流通的不正常。1952年底，由于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系统的库存增加，由于对物资储备和平抑物价的作用认识不足，在国家强调经济核算和基本建设资金短缺的情况下，认为商业库存过多（1952年底，国营商业部门的商品库存比1951年增加72。7％，达到75亿元）。因此，国营商业部门于1953年1月共同决定压缩库存和流动资金（当时称之为泻肚子）并估计可以挤出30亿元资金归还银行贷款，支援工业建设；银行则计划收回商业贷款20亿元，支持财政动用上年结余。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国营商业部门纷纷压缩库存，一方面对国营工业企业的某些产品和农副产品少购少销或不购不销，另一方面则大力推销库存商品甚至降价销售。这样做的结果，一是引起部分国营企业产品积压或减产，某些商品市场脱销；二是导致市场上出现公退私进的局面。
（4）在农业方面，出现为追求高指标而强迫农民的急躁冒进倾向。1952年冬至1953年春，地方政府在编制农业计划时，由于缺乏经验，既将指标订得过高，又将计划变成指令层层布置，下达到农户；同时，为了落实1953年的农业增产指标，基层干部又受宣传的影响，将合作社作为增产的主要措施加以推广，由此造成农村中的命令主义、五多现象（即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和不顾条件地大办合作社。这既干扰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也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对于上述冒进的苗头，1953年6月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对此作了系统纠正。
会议一方面及时息结了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批评了基本建设工作中的盲目性和冒进，要求今后提高计划性，强调计划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财力必须集中使用，提倡节约，反对百废俱兴；另一方面，会议又把前一阶段的修正税制和商业中白勺泻肚子，上升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将经济工作中的失误与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联在了一起。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在经济建设工作中应极大注意以下四个问题：（1）发展生产，保证需要，提高计划性，防止盲目性；（2）重点建设，稳步前进。计划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财力必须集中使用，提倡节约，反对百废俱兴；（3）既要加强集中统一，又要发挥地方与群众的积极性；（4）必须坚持党的统一领导。上述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出，对于一五计划的编制和前三年的经济建设，都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53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通知。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下达后，全国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国家计委也对1953年的年度计划作了调整，压缩支出，增加收入，经济情况迅速好转。到1953年底，财政收入经过努力达到2229亿元，财政总支出为亿元，实现了收支平衡尚有28亿元的结余。与此同时，还纠正了税收、商业、银行、农业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冒进倾向。【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1953年尽管经济建设取得很大成就，工业增长速度很高，但是也造成了财政收支、市场供求、物资供应、银行信贷等方面的全面紧张。在纠正冒进倾向后，中共中央制定的1954年度圉民经济计划，则比较稳妥可靠、留有余地了。
三、1956年冒进的形成及其原因
1956年经济建设中出现白勺冒进，与1953年经济建设中的小冒进相比，其形成原因是有所不同的。前者是自发形成的，主要是各部门建设热情过高、计划不周造成的，原因比较单纯，纠正起来也比较容易。
1956年是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四个年头，也是社会主义改造突飞猛进、迅速提前完成的一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兴起，对经济建设工作产生了较大影响。
1955年下半年出现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是在批判右倾保守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产生，党在胜利面前不够谨慎了，特别是年10月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在开展了反对农业合作化方面的右倾保守主义之后，还认为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多少存在右倾保守思想，应该批判和克服这种右倾保守思想。1955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由刘少奇向在京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毛泽东指示的大意是：经济发展的速度应该快一点，不要出现两翼（指三大改造）走在前面而主体（指工业化）落在后面的现象。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在1956年初公开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书的序言中也表示出来，并为全国人民所知。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地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社论，这篇文章从题目到内容都充满了形势喜人、形势逗人的气息。
上述思想和舆论的变化，反映出党，尤其是毛泽东在经济建设方面产生了急躁情绪。这种情绪的产生，不完全是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和心血来潮的产物，它有着一定的经济背景。
众所周知，1955年的经济发展速度由于受1954年农业自然灾害的影响（工业原料不足），增长速度比前几年大幅度下降，工农业总产值仅增长5％，其中工业总产值仅增长6％。到1955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只剩下两年时间，尽管工业已完成一五，划增长额的61％，农业已完成一五计划增长额的63％。但是基本建设计划投资额只完成一五计划的51％；第二，由于缺乏经验、估计不足，在制定和实施1955年度计划时，曾不适当地削减了某些非生产性建设项目，结果不仅年底财政结余18，1亿元，而且钢材、木材、水泥等物资也有较多剩余，使得1955年计划显得保守了一些。按照年经济建设速度，一五计划是难以如期完成的。这既是毛泽东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的重要原因之一（解决农业拖工业后腿问题），也是毛泽东对1955年计划工作不满意，认为存在保守思想的原因。另外，也有不少国蕾企业和部门的经营管理者为了增加完成任务的保险系数、减轻压力，在制定生产计划和预期利润时，都尽可能地压低指标。
当时的财政部长李先念即深有体会，说：一些企业和部门在提高生产和增加利润时是保守的，而在增加投资和建设新项目（即向上要钱、增加投入）时则是冒进的。这种多数企业在生产上仍有潜力可挖的现象，在反对官僚主义和保守主义时曾不时被揭露出来，毛泽东肯定会有所觉察。第三，1955年农业取得大丰收和当年财政物资的结余，也为1956年的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条件，使1956年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有了可能。第四，1956年，苏联援助的许多建设项目将进入施工高峰，为了避免建设任务过多地拖到1957年（即一五计划的最后一年）造成被动，基建部门也都希望加快1956年的经济建设速度。
由于上述经济因素的作用，加上政治上反右倾保守以及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推动，1956年1月第三次全国计划会议在编制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时，就对经济发展速度考虑较多，而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潜力、财力、物力等条件研究不够，结果提出1956年工业总产值比1955年增长21。7％，达到一五计划规定的1957年水平；粮食产量比丰收的1955年增长92％，棉花增长18。3％，均超过一五计划规定的1957年应达到的指标。为了保证上述增长指标的实现，1956年的基本建设投资、职工工资总额和农业贷款三个方面自然要突破原定计划，有较大增加。结果出现三管齐下的经济过热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基本建设规模过大。1955年9月国家计委预定的1956年度基本建设投资额为1127亿元，而1956年1月的全国计划会议则将其增加到147亿元，结果1956年的计划投资额比1955年增长71％，占一五计划基本建设投资额的35％左右。由于要大干快上，1956年2月召开的全国基本建设会议，又将一五计划期间的限额以上基建项目由原定的694个追加到745个，铁路建设也由原计划恢复和新建4084公里线路增加到8000公里线路。同年6月，限额以上基建项目又猛增到800多个，从而使年继续施工和新开工的建设项目大大超过了一五计划的规定。
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又造成以下两个问题：（1）基本建设增长速度超过了财政收入增长速度。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实际比上年增长62％（经过反冒进压缩后），而同期财政收入只比上年增长57％，从而造成资金供给紧张，财政出现赤字。（2）基本建设投资增长速度超过了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1956年基本建设比上年增长62％，而以生产资料为主要产晶的重工业产值只增长了40％，结果虽然动用了70万吨库存钢材，钢材仍然供不应求，其他建材和若干机械设备也供不应求，结果使建设工作中出现不少停工待料和窝工现象。仅1956年4月份，因建筑材料和设备供应不足而未能如期开工的项目即占同期应开工项目的五分之一。另外，由于基本建设使用的物资增加过多，因此国家在原材料分配时，为保证重点建设的需要，对于一般为市场服务的生产（即主要为生活消费资料）则照顾不够，分配减少，使这类生产受到限制，产品品种和数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造成市场供应紧张。以钢材为例，1955年供给轻工业市场的钢材占当年钢材供应量的23。2％，而1956年则降为18。7％，但是1956年因农业投入和职工工资总额大增，以钢铁为原料的农具和消费品的需求也大增，结果1956年出现手工业者到处抬价抢购废钢铁现象。
（2）职工总数增长过快。1956年计划增加职工84万人，大干快上的结果是新增加职工230万人，超过计划近2倍，增幅达到37。7％。这一年，因职工人数增加和职工升级调资（职工平均工资比1955年增长14％），全国职工工资总额比1955年增长45。8％，而同期国民收入仅增长11。9％，以生产淌费品为主的轻工业，产值只比上年增长不到20％，农副业总产值仅比上年增长49％，而农副产品的交售量反而低于年。由于职工工资总额的增长超过消费资料的增长，使得1956年出现生活消费品供不应求的紧张局面，造成持币待购，影响了货币回笼。
（3）信贷突破计划，货币发行增加。从银行信贷情况来看，冒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1956年的存款增长计划订得过高。1956年财政预算列入动用上年结余10亿元，这意味着财政存款要减少，但是中国人民银行在编制信贷计划时，反而把财政存款定为增加35亿元，实际上当年财政存款减少197亿元。对其他存款也有估计过高的倾向，例如农村存款原计划增加18亿元，实际仅增加19亿元。结果，1956年银行各项存款增减相抵，反比1955年减少76亿元。（2）贷款增长过猛，大大超过原计划。
1956年农业贷款计划增加112亿元，结果却增加203亿元，使得农贷总额比1955年增长2倍多，超过前三年的总和，而当年的还贷率仅为45％，低于1955年的75％。同时，对城市公私合营企业的贷款，原计划1956年比1955年增加29亿元，但实际增加了94亿元，也大大超过了原计划。到1956年底，银行各项贷款余额比上年增加亿元，增长14。5％。由于存款减少，贷款却大量增加，遂导致存货差额扩大，货币发行增加。1956年底，市场货币流通量比1955年增加42％，大大超过了工农业总产值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
（4）农业生产急于求成，指标订得过高。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一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这个草案所提出的农业增卢目标，按当时世界农业的发展经验来看，即使大量增加投入（水利、化肥、农药、品种改良、机械），也不容易达到。而1956年初，由于受合作化高潮和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影响，许多地方都主张三至五年实现纲要指标。结果在制定农业生产计划时，指标一再追加，使得1956年粮、棉产量计划指标变动多次。粮食产量指标，1955年9月提出：1956年比丰收的1955年增长17％，到同年12月则改为81％。1956年2月又改为92％；棉花产量指标，1955年9月提出：1956年比1955年减少13％，同年12月则改为增长16。9％，到1956年2月，又改为增长18。3％。不仅如此，各省市制定的计划，则比中央制定的上述计划指标还要高（粮食、棉花的增产指标平均比中央计划指标分别高43％和11％）。实际上，我国农业当时还靠天吃饭，加上1956年农村经济体制剧烈变动和缺乏足够的投资，上述指标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尽管1956年不断追加农业投资，使得农用物资供应紧张，但是由于当年自然灾害严重和合作化过急两个因素的影响，粮食产量仅比1955年增长44％，棉花产量反比1955年下降其他农副产品产量也远没有迭到计划指标。1956年初农业计划指标订得过高，其影响不仅仅是农业本身，由于农业为轻工业提供60％以上的原料，农业税在财政收入中占11％（1955年）的份额，因此农业计划指标过高必然也影响工业和基本建设提高指标。
由于以上原因，尽管经Lr反冒进的压缩，1956年执行国家预算的结果，仍出现财政赤字183亿元，支出超过收入6％，打破了1951年以来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局面。
加上当年多放的贷款，1956年共多支出30亿元。财政信贷的多支出引起银行货币投放的增加，市场货币流通量比1955年底增加17亿元。同时社会购买力比上年增加14％以上，而同期生活消费资料的产量仅比上年增长7％左右，致使国家不得不动用库存物资，1956年商业库存物资比1955年减少17亿余元，但是市场供求关系仍然很紧张。
上述情况表明，1956年国民经济建设中确实存在着急躁冒进倾向，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超出了国家经济承受能力。这种经济过热现象如果不及时纠正降温，必将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并可能引发市场混乱，同时也会导致经济效益下降，反冒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
四、反冒进的提出和初步实施
对于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倾向，具体抓全面工作的周恩来最先察觉并感到不妥。
1956年1月20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上就呼吁：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这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1月30日，在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治报告》中重申了上述观点。2月6日周恩来与计委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长李先念研究如何在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上压缩指标时，指出：既然已经存在不心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现象，计委、财政部就要压一压。
后来周恩来曾多次把这两个压指标的会议戏称为二月促退会议。
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上又一次指出，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4月10日，在政务院常务会议上，周恩来又一次提出搞计划必须实事求是。5月11日，周恩来在第28次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再次指出i反保守、右倾，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