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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职工工资和农民收入的增长情况计算，1962年社会购买力将达到1000亿元，比1959年的638亿元增加362亿元，三年平均每年增长16。2％，其中购买生产资料的部分约为230亿元，三年平均每年增长41。2％；购买消费资料的部分约为770亿元，三年平均每年增长11。4％。要求结合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发展，积极发展科学研究事业，加速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要特别注意加速工农骨干的成长，逐步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1962年我国科学技术干部将由1959年的280万人（包括中医中药人员），发展到500万人左右，其中，工程技术人员由1959年120万人增加到250万人左右，农业技术人员由1959年的189万人增加到50万人左右，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技术人员由1959年的55万人增加到20万人左右。在统一规划、分级管理的原则下，实行国家办学同事业、企业单位和公社办学同时并举的方针。
三年内职工的工资总额将增加43％左右，用于职工的集体福利支出总额将增加70％左右；除新增职工外，原有职工因为必要的升级和适当的奖励，平均工资每年增长5％左右，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平均收入每年将增加10％左右。
为了保证三年补充计划的实现，为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为了促进各大协作区经济体系的建立，要求进一步改善经济管理和物资分配体制：
（1）发展趋势必然是进一步做到由条条为主转到块块为主，实行在中央统一规划下、条块结合而以块块为主的管理体制。（2）在计划体制上，实行条条和块块分别包干的办法，把投资、材料和任务分别下达给条条和块块；中央必要的直属企业，由条条包干，地方企业由块块包干。除了国家计划安排的重大项目以外，其余项目作为建议项目，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任务的条件下，具体安排可以由块块机动调整，然后报中央综合平衡，制订国家计划。（3）块块为主，基本上是以省、市、自治医为基础；但当前的任务是首先完成以各大协作区为单位的经济体系，要以协作区为主。因此，要加强大协作区，要考虑建立相应的指导机构和业务机构。（4）在中央各部主管的企业中，除了一些必要的重大骨干企业以外，其余可进一步下放给地方管理。中央各部的机构将适当缩小，逐步改变成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企业主要是由条条管理，全面负责本行业的规划，如铁道、二机等部。第二种是：管一些必要的全国性的重大骨干企业，同时进行本行业的全面规划，加强对地方的督促检查、技术指导和总结经验，如冶金、机械、煤炭、化工等部。第三种是：基本上不管理企业，或者完全不管理企业，主要是进行全面规划，督促检查，技术指导，总结经验，如轻工、纺织等部。
为了争取三五年内各大区基本建立起经济体系，特别是为了加强战略后方的建设，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要积极支援经济还不很发达的地区，例如东北、华东支援西南、西北等；老的骨干企业要积极支援新建的骨干企业，例如鞍钢支援酒钢，富拉尔基重机厂支援德阳重机厂等。要从技术力量、管理干部、非标准设备等方面成套地全力地支援。
老厂不要一个劲地在原地无限制的扩大，必须到外地建立子厂。各行各业如何支援，由中央各部协同地方诃出具体规划，并且会同有关方面具体组织地区与地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大协作。
在反右倾的背景下，国家计委制订的三年补充计划完全违背了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和综合平衡的方针，进一步发展了1958年以来盲目拔高指标的错误。其中的大量指标在制定时就已察觉到难以实现，却没有人正面提出意见反对计划。但是，毕竟有了1958年下半年和1959年上半年压缩空气的经验，面对1960年春夏以后，国民经济中的问题逐渐暴露得更加明显，在4月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正式提出数字要老实的问题。
（二）要报个老实数字，计划只搞一本账，不要搞第二本账
从1960年夏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鞍钢工人的供应仅为每月二两肉，每天四两菜，已经难以长期维持。1960年已过近半，而生产任务完成得很不好，国民经济上的问题更多地暴露出来。
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二五计划后三年（1960－1962年）的补充计划。这次会议对1958年以来的三年的工作进行了初步总结。毛泽东在开幕时指出：建设时间还太短，认识不足，要经常总结，使我们的认识更加全面一点。不要隐讳我们犯的错误，只有抓紧总结，才能及时指导。对后三年的补充计划，他说，宁可定低一点，在年度中去超过。绝不可以定得过高，以至于超不过。为了开好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前中央召集有关负责人开座谈会，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分别就工业交通、农业、粮食，生活安排、对外贸易、计划和经济建设等问题讲话。此前草拟的三年补充计划，是按照（到1962年）钢产量3600至3800万吨、粮产量6600至7000亿斤来安排的。会议提出，这个指标是内部数字，对外公布的是钢产量3100至3300万吨、粮产量6600亿斤。即使如此，这实际上仍是一个在反右倾的氛围中作出的脱离实际的计划。
在会议上，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指出：这个任务是一个雄心壮志，而且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他坦言对外公布的1959年粮食产量是预支了一年，公布的是5401亿斤，实际上只有4800亿斤，到1962年粮食产量要达到6600亿斤，三年内年均增长600亿斤不是容易的。他说：今年报个老实数字，明年、后年才好搞。针对大跃进
中只强调多、快而忽视好、省的问题，李富春指出，我们的老观点，多快好省就是搞多一点，搞快一点，但是实际经验证明，不一定搞得多，搞得快，就可以多快好省，可能有些方面我们做得不好，反而少慢差费。他提出了今后多快好省需要注意的问题，强调要抓农业，以农业为基础，抓农业生产、基建、劳动力、生活的全面安排，真正实行工农业并举。不把这个环节抓住，就会拖工业的后腿，对基本建设的安排，李富春认为要有重点，要排纵队不能排横队，五百人排横队齐头并进不行，必须分别轻重缓急。当前首要的问题是原材料、动力和运输。不把这个搞上去，单是加工工业不行的。他还提出，要多种经营，综合利用，搞托拉斯，土洋结合。对计划，李富春指出，应当留有余地，留有机动，留有后备。他还谈到一些工业生产中的事故，指出要把工作做得踏实些，注意数量、质量、品种。邓小平赞同他的意见，插话说，不尊重科学，一定的规章制度不要，就是盲目出口质量、机器质量下降，这样的问题不能忽视。国民经济是个有机的整体，工业牵动农业，农业牵动工业，牵动交通运输，牵动商业贸易，都是互相联系的。工业内部也是一样，相互联系的。要从全面考虑……一件事情突出起来以后，其他的非跟上去不可，必须要做全面考虑。所以，我主张，除了预料不到的事情非专案办理不可以外，其他都照计划办事，要全面考虑。孤立地解决问题，就会产生很多意料不到的事情。这些问题虽然是从正面提出来的，但实际上具有相当鲜明的针对性，是对大跃进教训的总结。
毛泽东在上海会议期间写了《十年总结》－文，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他承认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乱子出得不少，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他特别指出，对于找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没有深刻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的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毛泽东对大跃进运动中一些问题的批评，尤其是对实事求是原则的强调，把问题提到认识论和思想方法的高度上来分析，对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6月下旬，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布加勒斯特召开，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策划几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搞突然袭击，横加指责。中苏两党和两国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7月至8月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的议程主要是讨论国际形势，同时也讨论国内经济问题，落实和安排国民经济计划。
7月18日，李富春对国内的任务及其应该采取的方针和具体政策提出了五点意见。第一，坚决贯彻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方针；第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中心，真正做到工农业并举；第三，以少数的大型企业为骨干，而以中小为主，遍地开花；第凹，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重点，保质量，质量和数量并举；第五，坚决贯彻全国一盘棋，中央、协作区和省市三级结合，共同制定全国统一的计划。其中对扭转当时严峻局势最有意义的是以农业为中心和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他提出，首先要注意安排工业支援农业的问题，主要是钢铁、机械、化肥、农药、运输。今后两年支农钢材的分配比例争取做到11％至12％；同时要保证一年四季的农业劳动力，其次是副业生产的劳动力，农业生产要贯彻劳逸结合的方针。谈到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李富春指出：上海会议以前，大家都感到基本建设战线拉长了，结果是基本建设的项目层层扩大，生产就不能不层层加码。
我们必须接受教训，下决心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下决心搞三级结合，统一计划。这样，才能克服层层扩大、层层加码、物物交换、采购人员满天飞的现象。他还说：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主要是缩短中央计划的基本建设，其次是各省市的，再次是县、公社的。李富春提出，在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的条件下，要保农业为基础、以钢铁为代表的原材料和突破尖端技术三个重点。
李富春强调：要打破追求总产值的观点。今后的计划首先要按产品的数量、质量、品种的要求完成任务，而不是首先统计产值。他郑重建议：从明年起。年度计划只搞一本账，只搞一个计划，不搞第二本账。会议期间，中央还召开了国务院各工业部长和各省市委工业书记会议。会上有些人对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还踌躇再三，很不情愿。李富春严肃批评一些地方和部门热中于层层加码，指出：削基建、保生产，削劳动力、保农业，不要再犹豫动摇，不要再讨价还价。在这次会议上明确宣布：明年在这样的基础上，必须贯彻全国一盘棋，一本账。第一，计划只搞一本账，不要搞第二本账；第二，各省、市制订了计划后，不搞计划之外的东西，大家按计划办事，不要想到哪里就做到哪里。这个精神，不仅省市委，而且希望省市委极力强调贯彻到专、县、社去。
李富春还总结了在计划指标安排上相互攀比，缺乏全面安排的教训：你长高了，我非跟着你长不可，我长不上去，你也长不上去。不管计划的安排也好，生产的安排也好，应该接受教训。基本的教训是这一条：综合全面的研究、安排考虑不够。李富春的意见得到中央工作会议的赞成。他和薄一波联名提出的《1960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的报告》也经会议讨论通过，并经中共中央批转全国。这个报告提出：为了扭转第二季度以来主要产品下降的局面，解决生产组织不力、企业管理工作松懈和基本战线迎长、物资使用分散的问题，必须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坚决削基建，保生产，集中力量把钢、铁、煤、运输的生产搞上去，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会议通过《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工业等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决定以后国民经济不再搞两本账，只搞一本账，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
从此，自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为了满足大跃进的形势要求，为了反冒进，避免被说成保守，也为了满足地方的需求，写进了毛泽东的《工作方法六十条》的三本账的办法被终结了。实际上，1958年以来，从中央和地方层层搞自己的两本账，一路下来，已经远远不是两本账，而是六、七本账了，指标层层拔高，成为炮制高指标的重要源泉。两本账的终结，在计划方法上为纠正高指标做了铺垫。
但是，在这次会议进行过程中，发生了苏联政府提出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和终止合同的突然事件，激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在这种情形下，一些人不能冷静地考虑问题，又提出要炼争气钢，要在当年炼出2000万吨，提前实现钢产量赶上英国的目标。结果，会议没有能就调整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高指标继续延续，国民经济继续走低，调整工作又拖延了一年多才全面开始。
第04章 国民经济调整中的计划工作
·1。调整方针与调整内容的确定
一、调整方针的提出
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出台的根本原因是三年大跃进破坏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客观经济规律逼迫中央不得不做出调整国民经济的安排。
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特别是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的泛滥，严重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反右倾运动使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加上从1959年起连续3年遭受了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急剧减产。1959年的粮食产量降到3400亿斤（当时估产亿斤），1960隼又降到2870亿斤（当时估产3700亿斤），跌到了1951年的水平。棉花、油料、肉类生产也普遍大幅度减产。加之高估产、高征购，留给农民群众的口粮远远不够维持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也异常紧张，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恐慌和危机，许多人由于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很多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由于大炼钢铁，致使各个工业部门之间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农业减产致使工业原料供给不足，职工生活十分困难；企业盲目下放和破除规章制度使企业管理混乱等等，也使工业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困境。
1960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上海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十年总结》。指出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鉴于当时经济形势严峻，各方面的供求关系十分紧张，生活资料奇缺。1960年7月中旬以后，李富春在北戴河找一些部门的领导座谈，深感这样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对国民经济必须进行必要的整顿，填平补齐，巩固提高。他把这些想法，同当时在北戴河的邓小平交换意见，得到邓小平的赞同和支持。他们认为这应该作为编制1961年计划的指导思想。李富春将自己的意见告诉了计委党组同志。
1960年8月30日至9月5日期间，国家计委党组四次在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恩来汇报编制1961年经济计划的情况，国家计委提交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压缩重工业生产指标，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加强农业和轻工业的生产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周总理在审查报告时指出，对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与其提整顿，不如提调整，并建议增加充实二字，从而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这个方针的基本内容是：以调整为中心，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夫衡的比例关系，巩固生产建设取得的成果，充实新兴产业和短缺产品的项目，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根据这一方针，1960年8月中下旬，国家计委党组讨论编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李富春对八字方针的关系作了阐述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着重解决配套、补缺门、前后左右和品种质量问题，以便取得主动。在草拟和编制1961年计划过程中，国家计委向中央各财经部门及各大区通报了李富春的意见，强调编制明年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李富春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的有力支持。
9月30日，经周恩来签发，中共中央基本同意并批转了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将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第一次见之于中共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