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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11个工业部所属的559个企业中，亏损的有223个，占整个企业的面对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1962年5月，中央财经小组再次讨论国家计委关于1962年的调整计划，研究国民经济调整措施，向中央正式提交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案）》。对如何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做了非常具体的安排。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中央财经小组在报告中又系统地陈述了当时国民经济存在的八大困难。
即：
（一）粮食供应还很紧张。经济作物还在继续减产，整个农业经济的恢复还不可能很快。
（二）工业生产要上去，没有农业的恢复不行，没有工业内部的大调整也木行。
（三）基本建设规模缩小以后，必须踏步两三年，做好调整工作，才能创造条件继续前进。
（四）货物运输量减少了，铁路运输的紧张状况暂时缓和下来，目前的突出问题是短途运输能力严重不足。
（五）职工人数大大超过了目前的经济水平，特别是农业的生产水平。
（六）市场的供应情况，特别是吃的和穿的，在今后三、五年内很难有大的改善。
（七）对资本主义国家外汇的收入不可能再增加，支出的一半左右必须用于进口粮食。
（八）财政严重亏空，货币发行过多，主要商品挖了库存，生产资料大量积压。
从这个分析出发，中央财经小组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需要进行大幅度的调整：把建设规模调整到同经济的可能性相适应，同工农业生产水平相适应的程度；把工业生产战线调整到同农业提供的粮食和原料的可能性相适应，同工业本身提供的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的可能性相适应的程度；把文教事业的规模和行政管理机构缩小精简到同经济水平相适应的程度；把城镇人口减少到同农村提供商品粮食副食品的可能性相适应的程度，使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不那么紧张。财经小组的争取经济形势根本好转的指导思想是要退够，争取快，准备慢。中央在批转这个报告时指出：中央财经小组的这个报告比较全面地深入地铃析了当前国民经济的重要情况，我们对于财政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对于克服困难的快慢，从总的方面可以说认识清楚了。报告中提出的措施是目前情况下克服困难、调整国民经济的一项最积极的措施，现在下最大的决心，实行这个措施，我们整个工作就有可能不再被动，而逐步转为主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就可以不再严重化，而能逐步好转。
1962年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西楼会议、国务院扩大会议和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形成的一系列文件，落实调整国民经济的部署。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都在会上讲了话，要求大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充分估计困难，扎扎实实地工作，把经济调整好。李富春在会议第一天，就进一步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和缩短工业生产战线问题作了发言。他指出，尽管1960年北戴河会议就提出了调整工作的八字方针，但是由于当时情况不明，对于调整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是逐步地认识的。真正的调整是从1961年开始的。经过一年的调整，工农业生产的关系应该说有所改善。但工农业生产失调现象仍很严重，农业的恢复现在看来要三、五、七年。
因此，在现在的情况下，不能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进行调整。他提出必须进行企业的大调整、大改组，进一步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缩短工业战线有三点办法：第一，裁并企业。把中央管理的企业和地方管理的企业、工业部门的工业企业和非工业部门的工业企业、国营工业企业和公社企业、现代化工业企业和手工业工业企业生产单位，统一规划，按行业、按地区进行全面安排。第二，按照国家的生卢任务进行排队。把生产任务和原材料首先分配给消耗低、成本低、质量好、品种合乎需要、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先把这些企业安排好，其他没有条件进行正常生产的企业，先停下来，把人减掉，再进行调整。第三，精简职工。对于有任务的重点企业，一定要把多余的职工坚决减下来；对于没有任务的企业，一定要采取关、并、转、缩的办法加以处理。减下来的职工，中央原则上决定以两年为期，第一年发70％的工资，第二年发至50％的工资。先逐步地把粮食减下来，最后减到按照城市一般居民的水平发给口粮。当时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区上报压缩城镇人口的计划为970万人（其中职工900万人），同中央提出的当年压缩城镇人口1300万（其中包括职工900万人）的计划尚有距离。会议认为需要来一个全面动员，坚决完成和力争超额完成任务。
5月会议比西楼会议对问题的认识和分析更加深入，提出的措施更加具体有力，对进一步扭转国民经济困难局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会后，5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正式批发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报告》坦率地指出，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还是很严重的，经济正处在一种非常时期。西楼会议已经暴露出财政牧支有很大的赤字，商品供应量和社会购买力之间有很大的差距。这样一来，原订的调整计划还有不少缺口。《报告》提出，第一，整个国民经济需要进行大幅度的调整，按照农轻重次序进行平衡的方针，把建设规模调整到同经济的可能性相适应、工农业生产水平相适应的程度；第二，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要争取快、准备慢；第三，大力加李富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62年5月7日强农业生产战线，努力恢复农业生产，坚决缩短工业生产战线，继续大量减少城镇人口和减少职工。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比较全面地、深入地分析了当前国民经济的重要情况，完全同意这个报告，并且要求向全党主要干部说清楚当前全国财政经济方面的严重困难情况，认识清楚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困难，充分估计今后可能出现的困难，在最大的困难面前能够挺起胸脯，顽强斗争，克服困难，战胜困难。为了贯彻5月会议提出的任务，国家计委党组成员兵分两路：一部分到各省、市、自治区帮助落实调整工业、压缩城镇人口的措施，了解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对支援农业的措施的安排，并同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商量1963年的计划方案；另一部分留在机关做日常工作。无论是派出的还是留在机关的同志，都以调整为中心，以压缩城镇人口、支援农业为重点，相应地安排其他工作。
从1961年8至9月的庐山会议开始，直到1962年底，党中央实施了一系列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果断措施，大体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力压缩基本建设战线。1962年基本建设总额，由1961年的1233亿元压缩为676亿元；国家投资，由1961年的898亿元减为566亿元。预算外投资压缩刭11亿元，这样小的基建规模，是1953年以来从未有过的。
（二）大幅度降低工业生产发展速度，改善工业生产内部结构。大刀阔斧地对工业企业进行关、停、并、转。1962年，县以上的工业企业减少2万个，加上1961年减少的24万个，共计减少了44万个，相当于1960年底工业企业总数的45％。工业规模的压缩幅度是相当大的。1962年工业总产值指标比1960年下降了47％，重工业下降了57％，轻工业下降了26％。同时，还切实整顿了保留的工业企业的管理，使企业的经济效益明显改善。
（三）大力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1962年，精简职工达935万人，城镇人口减少约1200万人。从1961年1月开始，在两年半时间内共精简职工1940万人，如减去新安排就业的大中专学生等，净减职工1744万人，其中回乡、下乡参加农业生产的有1300万人。同期，城镇人口总共减少2600万人左右。
（四）消灭财政赤字，稳定市场。主要措施是：努力增加日用工业品，扭转企业亏损，增加商品供应，增加财政收入；压缩基建投资、各项事业费和国防费以减少财政支出。1962年全国财政支出比上一年减少617亿元。
（五）进一步调整农村政策。1962年2月23日，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通知》，决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至少三十年不变。
在采取以上经济措施的同时，还在政治上采取了一些政策和措施，以调整各方面的关系。如为在反右倾斗争中遭受打击的党员和干部进行甄别平反工作；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加强统战工作；调整民族政策，等等。从而加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保持了社会的稳定，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从政治上保证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经过一系列果断措施，在全国人民的奋斗和各级干部的努力下，调整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明显好转。首先是农业生产开始回升。这一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200亿斤，比上年增产250亿斤；油料总产量达到40066万担，比上年增产3976万担；猪年底头数恢复到9997万头，比上年增加2445万头。按当年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达到58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62％，结束了连续三年下降的局面。其次是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有所改善。农业和工业的产值比例，由1960年的21。8％：78。2％改变为38。9％：61。1％。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产值比例也由1960年的33。4％：66。6％改变为47。2％：52。8％第三是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结余83亿元，结束了连续4年的赤字。市场商品供求紧张的状况有所缓和，集市贸易价格比上年下降约35％。全国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比上年提高47％。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我国的国民经济终于迈过困难的谷底。但是调整的任务并未完成。
三、对管理体制与计划方法的探讨与变革
（一）加强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
在调整时期，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变化的主要趋势是集中统一，克服分散主义。
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提出管理权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三级，在最近二三年内更多地集中到中央和中央局一级。地区计划应当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以大区为单位，由中央局进行统一安排。中央局计委，在中央局各口和省（市、自治区）划草案的基础上，综合平衡，编制计划草案，国家计委在国务院各口和各中央局计划草案的基础上，综合平衡，编制全国计划草案。
同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再次指出，要切实改变过去一段时间内权力下放过多、分得过散的现象，在最近两三年内，要把工业管理的权力更多地集中在中央一级，对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统一安排。
具体措施有以下几条：
1。加强计划的集中统一管理，扩大计划的范围并增加计划指标。1961年编制了12种计划，1963年扩大为20种计划。计划指标基本上恢复到一五时期的数量，有的比一五时期还要细。例如，工业计划包括工业总产值、商品产量、主要产品产墨、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工业设备大修理等。对全民所有制单位还规定了一套考核指标。
集中统一的程度也提高了。中央直接管的指标占了各项经济活动的大部分。例如，中央管理的工业主要产品有400种左右，这些产品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60％左右；中央管理的农林牧渔主要产品有30种左右，这些产品的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70％左右；中央管理的主要零售商品指标有90种左右，这些商品的零售额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70％左右；中央管理的进口商品有50多种，这些商品的进口额占进口贸易总额的左右；中央管理的出口商品有80多种，这些商品的出口额占出口贸易总额的85％左右；中央统一分配的主要生产资料200种左右，主要生活资料10种左右。中央管理全部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和投资。1965年，中央安排的投资占总投资的85。8％。这个时期的计划分三级管理：中央直接管理国民经济中关键性的指标；各部门管理本行业全国性的重要指标；省、市、自治区管理本地区的重要指标。在加强计划的集中统一管理的同时，要求各部门、各地区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发挥各自的积极性，并且对不同的经济成分，实行了不同的计划管理方法。对全民所有制企业和事业单位，实行直接计划；财集体所有制企业（农业、手工业）实行间接计划。
2。加强对基本建设的集中统一管理。规定基本建设投资不再由地方财政包干，改为中央财政专项拨款，严加控制并减少部门、地方、企业的预算外资金。同时，改变基本建设审批权限。1962年5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编制和审批基本建设设计任务书的规定》、《关于加强基本建设计划管理的几项规定》、《关于基本建设设计文件编制和审批办法的几项规定》等文件。规定大中型建设项目一律由国务院或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一切基本建设都必须按审批权限报请批准，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所有建设项目要在设计文件经过批准和各种建设条件落实以后才能动工。上述改革措施，有利于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使其与国家的财力、物力基本适应，缓和了财政、物资供应的紧张状况。
3。上收了一批下放得不适当的企业管理权限。大跃进中一些产销面向全国的大型骨干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后，由于企业之间原有的协作关系被破坏，地方不能保证这些企业的正常生产条件，不少物资、利润、资金被挪用。导致完不成国家计划，中央财政收入减少。1961年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中提出：
1958年以来，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下放给专区、县、公社和企业的人权、财权、商权和用工权，放得不适当的，一律收回。中央各部直属企业的行政管理、生产指挥、物资调度、干部安排的权力，统归中央主管部门。国防工业一律由国防工委直接领寻，过去下放的国防工业企业一律收回。全国铁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路运输由铁道部集中指挥。这些措施加强了对重要企业的集中统一管理，与各地分头管理相比，调度比较灵活，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了。但是，权限上收也带来一些弊病。中央各部委管理那么多企业事业单位，把主要精力花在日常繁琐的产供销调度上，削弱了对制定本行业规划、技术标准等战略问题的研究；同时，由于将企业上收过多，使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增多，部门间重复建设、重复生产有所增加；同时由于地方对工业产品的需要得不到满足，自成体系思想根深蒂固，也促使地方重复建设，盲目生产。但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这些问题不算突出。
4。加强财政、信贷的集中统一管理。1961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的财政部《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加强财政管理的报告》指出：在财政管理和财政体制方面，相当突出地存在着纪律松弛、财政管理偏松、资金使用分散和财权分散等现象。《报告》提出，国家财权基本上集中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自治区）三级，缩小专区、县、公社的财权；国家预算从中央到地方实行一本账，保持收支平衡，不准打赤字预算；整顿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的预算外资金，有的纳入预算，有的减少数额，都耍加强管理；为了集中财力，调低了国营企业利润留成比例。从1961年起，全国企业利润留成比例从13。2％降为6。9％。1962年后又取消了利润留成办法，改为企业基金制度。为了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促进国民经济的调整，中央于1962年发布了《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和《关于严格控制财政管理的决定》。要求所有的经济部门和企业单位都要改进经营管理。加强经济核算，切实扭转企业大量亏损的状况。
上述措施，使中央直接掌握的财政收入由原来的50％提高到60％左右。
5。加强物资的集中统一管理，收回部分物资管理权限，大跃进运动中，物资管理权下放过多，造成物资供应渠道紊乱。各部门、各地区自成系统，物资分配计划和供应合同不能兑现，物资调度不灵。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62年初，中央决定成立由薄一波、谷牧、袁宝华任正副组长的全国清仓领导小组，号召全国各行各业开展物资大检查，为克服经济困难而努力。5月，中央批准了国家经委党组《关于在物资工作上贯彻执行集中统一方针，实行全面管理的初步方案》。这个方案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全面管理生产资料，统一管理供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