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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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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遭到严重冲击。从1967年上半年起,京广线长江以南,津浦路徐州、蚌埠地区,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东北长春、四平地区等许多路段被迫停止通车,或断续通车。到8月份,铁路平均货运日装车比7月下降45%。由于武斗,全国铁路干线除北京至山海关、徐州、武汉、包头,郑州至西安及黑龙江省内各线尚能保持基本通车外,其他干线都堵塞或经常不通或时通时断。1967年铁路日平均装车数仅为计划的46%。沿海和长江航运8月货运量比7月减少21。6%,有些港口发生武斗,沿海8个港口滞留在港船舶已达200艘,其中外轮163艘中停工待卸或待装的有112艘。

煤炭:自1967年初起生产节节下降。5月,不得不宣布对煤炭部直属6个矿务局实行军事管制。6月,又对煤炭部直属的68个矿务届实行军事管制,但都无法有效地控制局面。8月,部属煤矿平均日产量24万吨,比7月减少30%。由于武斗陷于停产、半停产的煤矿有16个。到1967年12月,煤炭部直属各矿务局日产煤水平只达到正常生产水平的50%左右,是建国后历史上最低水平。

铁路运输和煤炭生产的紧张局面,直接影响到冶金、电力等等其他生产部门,造成恶性的连锁反应,导致整个国民经济都不能正常运转。

冶金:1967年8月上旬,全国平均日产量钢19200吨、生铁19000吨,比7月下旬分别减少1800多吨,到8月底又分别减少11100吨和8800吨,9月比8月分别再减少1800吨和3400吨。钢铁冶金企业除鞍钢稍有好转外,其他产量都下降。长城、重庆特钢厂停产,大冶、抚顺、大连钢厂半停产。8月1日至5日,10个主要钢铁企业每天只有3万吨煤,仅够焦炉保温用,到8月底又减少到23万吨,到了危急状况。

10种有色金属,到9月中旬,每天只产600吨,比8月份减少40%。有26个重点企业因武斗停产。

电力:到1967年8月底平均每天发电182亿度,比7月下旬减少035亿度,下降16%。由于煤炭供应不上,华东电厂从7月底开始限电,一些电厂靠挖底脚燥维持;西安电网负荷一度从23万千瓦下降到8万千瓦;东北电网发电量下降原油:到1967年8月底,平均日产量为2万吨,比7月下降50%以上,到9月又下降为186万吨。大庆油田8月平均日产量16万吨,比7月下降40%。9月又下降到13万吨。炼油厂减产导致供油紧张,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大部分汽车已经停驶。

化工:由于煤、电不足及武斗,1967年8月下旬,18个重点企业的合成氨平均日产量由7月的3000吨减少为1100吨,到9月份又减少为980吨,只相当7月份的吉林、太原两个化肥厂被迫停产。全国共有33个制药厂停产三五计划的必保重点_三线建设也受到了严重冲击。1967年11月3日,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防工业办公室联合提出了《关于小三线当前建设情况和后三年补充规划的报告》,指出当前的严重问题是:有些工厂的建设或生产处于停顿状态。

至9月份地方军工建设仅完成全年投资30%,生产任务也没有完成计划。到1967年底应完成的小三线前三年规划的700多个项目,只有70%基本建成,中央投资21亿元,到1967年底国家拨款19亿,预计只能完成14亿元。其中地方军工厂202个,投资94亿元,只基本建成120个。化工项目26个只有7个基本建成投产。战略公路公里只建成6200公里,占58%。报告认为:看来三年规划要延至明年才能完成。按照原来三五计划国防工业三线建设的部署,到1970年要新建29个生产墓地,400个工厂。实际到1968年下半年,正在建设的只有20个基地,其中已开工的只有116个工厂。原来预计在1968年可以通车的成昆铁路,从1967年下半年开始沿线工地发生武斗,各级指挥机构被夺权,施工人员大量外流,工程陷于基本停顿状态,建设工期被一拖再拖,损失资金73亿元。本应该在1970年全部完成(有的可以提前一至二年完成)的这些三五计划三线建设项目,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前三年动乱,被迫推迟到四五计划期间,失去了宝贵的两年以上的时间。

严重的局势终于使毛泽东下决心改变原来的支持群众造反夺权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控制局势的强制性措施。他在南巡中呼吁各派群众组织要实现大联合,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还下令逮捕了煽动动乱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

根据他的指示,中共中央多次发出解散跨行业、跨系统的群众组织,严禁武斗、抢夺枪支、破坏国家财产的通令、布告,并出动军队强制执行。直到1968年8月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各基层单位,随后9月全国各省市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全面动乱的局面才得到缓和。

在动乱最严重的三年中,国民经济计划的中央决策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李富春,薄一波、谭震林等,大多数都被打倒或靠边站。国家计委被斗薄(一波)批余(秋里)批谷(牧)联络站等造反派组织轮番冲击。国家计委和各省市区计划部门一度陷于瘫痪,中央由周恩来、李先念、谷牧、余秋里、袁宝华少数领导干部组成国务院业务组起救火队的作用,地方上则由军区、大军区临时负责。由于一个大区有几个大军区辖区,领导关系不明,和国家计委、建委关系造成混乱,有的工程无人投资,有的却地方和中央重复投资,挤在一起没有发现。周恩来指出,国家计委的计划大权不能夺,群众代表只能业务监督。按照这一指示,国家计委成立了有领导干部参加的业务办公室,同时由从国务院各部委抽调十几个群众组织头头组成业务监督小组,到国家计委制定年度计划工作。另一方面,采取军管或派军代表的办法维持。1968年8月10日,中央决定对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国家物价委派驻军代表。当年,国家计委各级干部大多数被下放到五七干校。

1967年,国民经济计划已无法正常执行,国民经济全面下降,财政状况极为困难。

工农业总产值2104亿元,仅完成计划8。02%,比上年下降9。6%。其中农业总产值亿元,完成9。7%,比上年增长16%;工业总产值1453亿元,仅完成74。3%,比上年下降13。8%。煤炭和钢铁完成情猊很差。钢1029万吨,只完成60。5%,比上年下降32。8%;原煤206亿吨,只完成76。3%,比上年下降18。3%;棉纱产量745万件,只完成76。9%,比上年下降13。6%。粮食和棉花量大体上维持了上年水平。铁路货运量43亿吨,仅完成计划的69。4%,比上年下降216%;交通运输阻塞严重。国民收入完成1487亿元,比上年减少99亿元,下降了62%;财政收入只完成4194亿元,比上年减少24。9%仅完成68。8%,并且出现225亿元的财政赤字。

1968年1月8日,国家计委提出《关于1968年计划轮廓的汇报要点(草稿)》(简称1968汇报要点),拟定了1968年计划的5项任务:1。尽最大可能加快大小三线、新工业基地、国防工业和铁路干支线的建设,特别要大力发展国防科研事业。选择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骨干项目,使其早日建成投产。2。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粮食产量比上年增加700亿斤,棉花增产200万-300万担。3。切实安排好轻纺工业的生产和建设。4。力争在短期内把铁路运输和煤炭生产搞上去。5要集中力量攻克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科学研究课题。

1968汇报要点对1968年计剡安排提出高、低指标的两个初步方案:钢1300万吨-1500万吨,煤炭245亿吨-265亿吨,电800亿度-860亿度,化肥1200万吨一1350万吨,棉纱均为1000万件,铁路货运量52亿吨-55亿吨。国家计委希望能按高指标方案安排,在全年计划尚未确定以前,把第一季度的工交生产计划先行下达,基本建设第一步全年按180亿元投资考虑(包括1967年结转投资约110亿元)。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动乱的持续。这个计划没有正式形成和下达。直到8月,国家计委才编制出《1968年基本建设计划(草案)》,并说明这个计划只是一个大体的安排,初步安排大中型项目844个,基本建设投资155亿元。

1968年,成为我国建立计划经济以来唯一没有年度计划的一年,经济运行也在1967年下降基础上继续倒退,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下降最多的一年。工农业总产值2015亿元,比上年下降42%。其中农业总产值635亿元,下降25%;工业总产值1380亿元,下降5%。除原油、煤炭和棉纱外,其他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部分都比上年减产。粮食减产4%,棉布减产2%,钢减产12%,发电量减少75%,化肥减产32。4%,木材减产14。1%。全国货运量1032亿吨,比上年下降69%,其中铁路货运量为41亿吨,下降28%;公路货运量下降10。4%。全年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041亿元,比上年减少208%。其中国家预算内投资946亿元,比上年减少17。7%,仅相当《1968年基本建设计划(草案)》中155亿元投资计划的61。3%。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只有45。9%,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低的一年。国民收入完成1415亿元,比上年又下降了65%。与1966年相比,这一年杜会总产品减少141%。其中,粮食减少2%,棉布减少18%,原煤减少12%,发电减少13%。国民收入减少132%,财政收入减少以1953年至1965年13年间工农业总产值的平均实际增长速度79%计算,年和1968年两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应达到5220亿元,而实际这两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1198亿元。两年中损失的工农业总产值达1100亿元。1969年年度计划的制定仍然面临着流产的危机。周恩来原希望1968年12月初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能够制定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但这次会议却成了大批判会,计划没有定出。12月26日,周恩来心情沉重地对余秋里说:今年只有五天了,明年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他只好安排余秋里先搞一个1969年第一季度的计划。直到年2月16日,全国计划会议才由新成立的有军代表、老干部和造反派参加的计划起草小组筹备,以座谈会的形式召开。这种年度计划当年第一季度才能开会确定的不正常现象一直持续到1973年文化大革命对计划工作的破坏,还表现在砸烂和批判计划管理规章割度,使无政府主义、用革命压制生产等极左思潮严重泛滥。

以1967年夏季为高潮,掀起了针对经济管理制度包括计划制度的大批判。6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展社会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评工业七十条》

的长篇文章,把1961年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说成是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并罗列了大批罪名:规定企业是经济组织,任务是生产,这是抹煞阶级斗争,鼓吹生产第一。规定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总工程师对技术工作的总负责,是取消党的领导,推行资产阶级专政。强调按劳分配,是钞票挂帅。强调经济核算、增加赢利,是利润挂帅。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是大搞资产阶级管、卡、压。提倡学习外国先进经验,是崇洋媚外。8月25日,《文汇报》、《解放日报》联名发表文章《两条根本对立的经济建设路线》,比较全面地对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基本方针进行否定。文章给刘少奇开列了反对政治挂帅和反对群众运动两大罪状,说他提倡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就是让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支配一切。他1949年在天津讲话和1962年批评群众运动一哄而起,是一长制,专家路线的资产阶级专政。11月23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长篇文章,不点名地攻击刘少奇以建国以来的许多经济主张,是富农经济的狂热鼓吹者、扼杀农业合作化的头号走资派,三自一包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风。这一时期,还发表了针对计划工作等的许多专门批判文章。其后果,是为砸烂合理规章制度、鼓吹停工停产的无政府主义动乱提供了理论依据。

1969年,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共九大,制定今后国家政治和经济的方向。康生、张春桥等人又发动了一场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大批判,甚至引起了通过文化大革命形成的中央领导核心的争论。2月,毛泽东委托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陈伯达撇开张、姚,按照林彪意见自己起草,拟定的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共拟了10个标题,中心思想是要掀起经济建设高潮,证明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张、姚则攻击陈鼓吹唯生产力论,认为稿子不能用。毛泽东决定由康生和张、姚另写。后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了张、姚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中心的稿子,陈的稿子被搁置一边。毛泽东表示,张、姚稿基本可用,但要做大修改。陈伯达十分不满,说张、姚稿是一个伯恩施坦式的文件--主张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毛泽东严厉批评7陈,说他脚踏两只船。尽管毛泽东批评陈伯达另有政治原因,是因为他从江青集团投靠了林彪集团,但也可看出,当时主张规划经济是何等的困难

·4。三五计划后两年经济建设和计划执行情况

一、在战备中掀起高潮并得到勉强完成

1969年2月16日至3月24日,因文化大革命而一直中断的全国计划会议以座谈会形式在北京召开,讨论1968年12月经周恩来指示,由军代表、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十余人计划小组草拟的《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简称1969计划纲要)。会议期间的3月上旬,中苏两国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发生大规模边界武装流血冲突,由此全国掀起了大规模战备高潮,以战备为主要任务的三五计划建设迅速得到恢复、扩大。会议在讨论1969年计划工作主要任务时,强调要大力加强国防工业、基础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建设,重申了文化大革命前三五计划对三线建设的部署。

1969计划纲要对1969年主要生产指标的安排是: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粮食比上年增长6%左右,棉花增长10%左右,钢产量1600万至1650万吨,煤炭亿至28亿吨,发电量980亿至1000亿度,棉纱1000万至1050万件,棉布85亿至亿米,铁路货运量58亿吨。基本建设投资安排193亿元,施工的大中型建设项目乡个,安排全部建成投产的项目约260个,部分建成投产的约130个。财政收支初步安排各为570亿元,计划新增工人150万,社会商品零售额约770亿元: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经过三年文化大革命,以大乱改变原有社会政治状况的目的已初步达到,现在应该走向大治。为了证实文化大革命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必须改变两年来经济停滞、倒退的状况。因此,他在中共九大期间强调在各个领域都要落实政策。尽管这种落实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带有肯定大乱的强烈色彩,但较之以前公开号召造反?夺权,对恢复经济建设是有利的。

这一时期,为了适应战备的需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采取了两方面的果断措施,推动三五计划建设重新在全国大规模铺开。

(一)发布各种通令,整顿生产秩序,恢复和加强全国各地区的经济计划

领导班子,对仍然发生动乱的地区进行强力整顿196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针对山西的严重武斗发出布告,要求各方立即无条件地停止武斗,解散武斗组织,上交武器,拆除据点,实行归口大联合。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要求边疆军民立即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坚守岗位,执行命令,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命令并重复了7月布告制止武斗的内容。这两个布告和命令与上年的制止武斗布告相比,不容置疑地强调了在战备要求下加强团结和恢复生产秩序,并具体规定对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不按期返回的人,必须作出经济和行政处罚。这些部署和措施,为三五计划建设的恢复发展,提供了保证。

1969年5月30日,国家建委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成立地区三线建设委员会的报告。报告说,三线建委的主要任务是:1协助各省制定三线地区的发展规划,进行地区基本建设的综合平衡和协作配合。2组织各省执行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三线建设计划。

对三线地区的施工力量、设备材料和物资运输等各项工作,统一指挥,统一调度。3根据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审批重点建设项目的选厂定点。4抓典型,树样板,以点带面,推动三线地区的基本建设工作。这实际上是恢复了文化大革命中瘫痪的地方计划领导部门。

(二)针对一批被停顿的三五计划重点工程,连续批发文件,召开相关会议,组织军队参与接管,严令限期完成

1969年5月12日,周恩来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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