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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继续说：“我正好走过他家，便停下来看示威。我看到有许多人都已饿得半死，我知道那个人的米仓里有一万担大米，可是他却一点也不肯帮穷人的忙。我生气起来，便带领农民攻打他的家，他们把他的存粮都运走了。我事后想起来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我只知道，他应该把米卖给穷人，要是不卖，他们把米拿走是应该的。”
彭德怀又得逃命，这次他已够年岁可以当兵。他的军人生涯由此开始。不久之后他就成了一个革命家。
他十八岁上当了排长，参加了推翻当时的省长、一个姓胡的督军的密谋。彭德怀当时受到军中一个学生领袖的很大影响，这个人遭到了督军的杀害。彭德怀负了刺杀督军的任务来到长沙，等他有一天上街时扔炸弹过去。这颗炸弹却是虎头蛇尾的，象中国小说中的情况一样：它没有爆炸。彭德怀逃走了。
不久之后，孙逸仙博士担任西南联军的大元帅，打败了胡督军，但后来又被北洋军阀赶出湖南。彭德怀同孙逸仙的军队，一起南逃。后来他奉孙逸仙的一个将领程潜的命令从事谍报活动，到了长沙以后被叛徒出卖遭到逮捕。当时湖南当权的军阀是张敬尧。彭德怀对他这段经历是这么叙述的：
“我每天受各种各样刑罚约一小时。有一天晚上我被手足反绑，在手腕上缚一根绳子吊在梁上。狱卒们在我背上堆上一块块大石头，站在周围踢我，要我招供——因为他们至今仍没有弄到我的证据。我昏过去了好几次。
“这样的刑罚继续了一个月。每次受刑后我常常想，下一次得招供了，因为我实在受不了这种刑罚。但每次我又决定不屈服，坚持到第二天再说。最后他们从我口中得不到什么东西，出乎意料地释放了我。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件事是几年以后我们〔红军〕攻占长沙时把这个用刑室摧毁了。我们放了关在那里的好几百名政治犯——其中许多人由于挨打、虐待、挨饿已奄奄一息。”
彭德怀重获自由以后就回到他舅舅家去看他的表妹，他想同她结婚，因为他认为自己仍有婚约。他发现她已死了。他于是又去当兵，不久就第一次任军官，派到湖南军校学习。毕业后他在鲁涤平部下第二师当营长，到家乡驻防。
“我的舅舅死了，我听到消息后就请假回去奔丧。路上我要经过童年时代的家。我的老祖母还活着，八十多了，身体还很健，她听说我回来，走了十里路来迎我，请我不要计较过去。她的态度非常谦恭。我对这一转变感到很奇怪。是什么原因呢？我马上想到这不是因为她个人感情有了什么转变，而是因为我在外面得了法，从一个无业游民变成为一个月挣二百元大洋军饷的军官。我给老太太一些钱，她以后就在家里赞扬我是个模范‘孝子’！”
我问彭德怀受到什么书籍的影响。他说，他年青的时候读过司马光的《史记鉴》＊，第一次开始对军人应对社会负有什么责任有了一些认真的考虑。“司马光笔下的战争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只给人民带来痛苦——很象我自己的时代里中国军阀之间的混战。为了要使我们的斗争有一些意义，为了实现长期的变革，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彭德怀读了梁启超、康有为以及其他许多对毛泽东也发生过影响的作家的著作。有一个时期，他对无政府主义也有一些信仰。他从陈独秀的《新青年》中知道了社会主义，从此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国民革命正在酝酿中，他当时任团长，觉得有必要用一种政治学说来激励他的部下的士气。孙逸仙的三民主义“比起梁启超来是个进步”，但彭德怀感到“太含糊混乱”，虽然当时他已是国民党员。布哈林的《共产主义入门》使他觉得是“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实际合理形式的社会和政府的一本书。”
到一九二六年彭德怀已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简介、《新社会》（一个著名中国共产党员著）、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许多对中国革命作了唯物主义解释的文章和小册子。彭德怀说，“以前我只是对社会不满，很少看到有进行根本改革的希望。在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我不再悲观，开始怀着社会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
虽然彭德怀到一九二七年才参加共产党，他在自己的部队里吸收相信共产主义的青年，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训练班，成立士兵委员会。一九二六年，他同一个中学生结了婚，她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但在革命期间，他们分了手。一九二八年以后彭德怀就没有见到过她。就是在那一年七月，彭德怀举行起义，占领了平江，开始了他的叛逆或土匪——看你怎么叫——的生涯。
他在把这些青年时代和斗争的情况告诉我时，他手里执着一个用蒙古马鬃做的苍蝇拍，为了强调语气，漫不经心地随手挥舞着，一边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说说笑笑。这时有个通讯员送来了一束电报，他开始看电报时又突然成了一个严肃的司令员了。
“反正，要说的就是这么一些，”他最后说。“这可以说明一个人怎么变成‘赤匪’的！”
董乐山译
＊ 我旅行到了这里，有黄华（王汝梅）前来作伴，他是燕京大学学生，是我要他来帮助我采访的。
＊ 应为《资治通鉴》。——译注
斯诺/董乐山
胡愈之谈《西行漫记》中译本翻译出版情况
《西行漫记》中译本是一九三八年一月在上海出版的。当时，胡愈之同志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采取群众自己组织出版、发行的办法，用“复社”名义出版了这一著作。出版以后，流传极广，对于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政策特别是关于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丰功伟绩，起了重要的作用。最近胡愈之同志回忆了当时的情况，向三联书店同志作了介绍。这里发表的是由三联书店同志整理的谈话记录，曾经胡愈之同志审阅。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前后，上海成为前线。上海人民抗日情绪很热烈，很多外国记者来到上海采访抗日消息。国民党反动政府当时被迫抗日，在上海搞了个文化界救亡协会，由潘公展主持。为了装点门面，也请我们的同志参加。在这以前，抗日救亡是被禁止的。现在国民党不得不抗日了，要想欺骗群众，就成立救亡协会。救亡协会与救国会名称差不多，一般群众不易识别。而实际上救国会的沈老等人当时还在狱中。这个救亡协会成立不到二个月，十月间，国民党军队从淞沪撤退，也就无形解散了。但是由中共和救国会人士所组成的地下抗日团体依然存在。
救亡协会成立后，我们决定参加进去。他们不让我们搞国内宣传，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在救亡协会下面成立一个国际宣传委员会，专门对外国记者发布消息，由我们掌握。我是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每天下午三时，在上海国际饭店楼顶召开茶话会，招待外国记者。上海的中国报纸的总编辑也参加。会上我们请国民党部队的代表来报告战讯，公布消息。当然，他们都是吹牛，没有什么真实的报道，外国记者也不感兴趣。那么我们怎么做工作呢？我们把从当时秘密的中共临时办事处（即八路军办事处的前身）那里得到及听到的军事消息，编成文稿，立即译为英文，印成单张。等到国民党部队的代表一讲完，就把这材料分送给记者，他们非常欢迎。通过这办法，我认识了很多外国记者。
我同斯诺也就是这么认识的。当时斯诺的公开身份是燕京大学教授，由于北京沦陷，他来上海当记者，替英美报刊写稿。我知道他住的地方离我家不远，就常去看他。他对我说去过陕北，还给我看过许多照片。有一天他说，刚得到英国航空寄来他的一本著作的样本。外国出版社有规矩，要把印出的第一本样书送给作者审查，所以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我就向他借阅。他答应了，但说我也只有一本，看完还我。这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西行漫记》英文原本。
我回家读了这本书，发现真是一本难能可贵的著作。但我不知道斯诺这个人的底细，说的是否可靠，就找上海中共临时办事处刘少文同志了解。刘少文同志是从陕北来的。他说，有这回事，斯诺确实到了陕北，毛主席亲自接待他，谈了很长时间。毛主席有个把月时间每天找斯诺谈，谈完后，斯诺把英文记录整理出来，再由人译成中文送毛主席改定。刘说，斯诺这人可以相信，对我们确是朋友态度，这本书也是可以译的。于是我决心组织力量把它翻译出版。
当时上海租界号称“中立”，各种具有革命或抗日倾向的书都不能出。大出版社都已迁往内地，抗日团体已转入地下。因此，出书很困难。当时，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了一个“星二座谈会”，每星期二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地下室餐厅集会，讨论研究抗日宣传问题。我在这个会上提出了出这本书的问题，大家都同意，就由参加座谈的同志分别承译。我们当时都认识到，翻译这本书很重要，因为自从我们党长征以后，一般群众已不大知道党的情况，国民党又拚命造谣。通过斯诺的著作把真实情况报道出去，作用是极大的。
翻译问题解决了，怎么出版呢？决心发动群众自己来搞。大体算了一下，估计出版后定价一元。就征求预订，先交订款一元。一下子就征得了一千本订金，用这款买纸。排印问题是这么解决的：当时商务印书馆内迁了，印刷厂还有的没搬走，工人失业了，他们中间有人同我熟，找我要事做。我就请他们印这本书，工人很高兴。我们没钱，工资只好等出书以后付。工人同志真是热情，工作进行得非常迅速。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开始翻译，到一九三八年一月出书，前后也不过一个月时间。这说明译者和排印工人都是了解出版这本书的意义的。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遇到难处理的地方，常常去问斯诺，得到他的帮助。他还给中译本写了序，提供了照片，有些是英文本原来所没有的。书中还有一些译名，是请刘少文同志帮助解决的。
这本书是通过群众直接出版的，但对外总也得要一个出版名义。我临时想了一个“复社”的名义。在书上没印“复社”的地址，实际上它就在我家里。书的发行，也是群众自己办理：先发售购书券，然后凭券取书。这本书初版出后很快销掉，接着再版、二版、三版……，受到意外的欢迎。但它们都没在书店里出售，而是群众自己组织印发的。我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本书中译本前言中说过：“这是复社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自己编印，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出版的第一本书。这种由读者自己组织出版的事业，是一种冒险的却是成功的试验。”
这里可以顺便说一下《西行漫记》书名的来历。斯诺的原书名直译过来是《中国天空上的红星》，在当时的情况下当然不能照译。我们就改用一个隐讳些的书名。为什么要叫《西行漫记》？因为在工农红军长征以后，关于我们党在西北情况的比较真实客观的报道，只有一本书：范长江同志写的《中国的西北角》。范长江同志当时是《大公报》记者，他跟随国民党部队去了西北，写了一系列关于红军的报道，后来集印为这本书，限于当时条件，不能写得很明显，但是已经很受欢迎了。从此，“西”或“西北”就成了我们党所在地的代称。《西行漫记》这书名，一般人看了就可以连想到我们党。
《西行漫记》出版后不久，一九三八年五月我离开上海去汉口，主要是为了筹集经费准备出版鲁迅全集。但是由于郭老要我参加第三厅的工作一直没回去。我在外面看到《西行漫记》影响很大。香港的出版商翻印了许多，远销南洋，对于华侨起了很大作用。甚至可以说，它的中译本在旧中国起了比英文本更大的作用。
斯诺原来是个资产阶级新闻记者。他之所以能写出这本书，同毛主席对他的教育帮助分不开。毛主席对斯诺做了大量工作，把他的资产阶级思想改变过来，他才能写出这本书。要不然，就是写了也不能写得这么动人。
《斯诺在中国》在编译中
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写过许多报道和著作，描述了旧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介绍了毛主席的生平和革命业绩，报道了解放区的创建和新中国的成就，记载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重要谈话。他对中国革命人民和领袖的深厚感情和忠实态度，在促进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方面起了示范的作用。作为新闻记者，他的报道态度和写作风格也值得学习。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都有过很好的评价。
多少年来，斯诺的作品在国际上流行，唯独中国人看不到。大家迫切希望读到斯诺的著作。但“四人帮”仇恨毛主席，迫害周总理，对斯诺求全责备；他们阻挠了斯诺著作的出版。粉碎“四人帮”之后，这种障碍扫除了。三联书店现正编译一本《斯诺在中国》的选集。内容第一部分是斯诺有关中国著作的选译，大体上以所写的史实先后为序，主要选自《西行漫记》、《河的彼岸》、《复始之旅》、《漫长的革命》等。第二部分关于斯诺的著述。另收一部分有关斯诺的照片。
本书由裘克安负责编集和审订译文，参加译校工作的还有：董乐山、汪衡、李庄藩、叶笃义等。
埃德加·斯诺作品介绍
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一九○五年出生于堪萨斯城，父亲是一个小印刷出版商。他在密苏里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不久，于一九二八年带着很少的钱出国。到了上海遇到《密勒士评论报》的编辑鲍威尔，被留下做助理编辑。从此一直做新闻工作，为美英报刊写过上千篇通讯稿，在二次大战期间成为报道中国、苏联和印度情况的名记者。从一九二八到一九四三年期间大部分时间他呆在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帝国主义采取对华敌视政策，斯诺和中国的关系被割断十余年。以后于一九六○、一九六四、一九七○年，他三次访问了新中国。现在把他发表过的十一本书介绍如下：
1。《远东前线》，一九三三年九月出版。
这书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真相。对于九一八、一二八、制造伪“满洲国”和“华北停战协定”都有较详细的报道。斯诺的反帝立场在那时就很鲜明。他写道：“明天他们的军事理论将是：为了保卫热河，需要占领华北。昨天他们的军事理论是：为了保卫日本关东‘租借地’，必须占领满洲。更早一些，他们的军事理论是：为了保卫本国，必须占领朝鲜。真是帝国主义的美妙逻辑！正是这样，英国在印度赢得了帝国；也正是这样，法国在印度支那赢得了帝国。”斯诺对于当时我党在江西苏区的斗争有一些传闻，他是这样写的：“共产党的革命，或者说农村的革命，在继续发展，城市知识界对它的同情在增长。但是这个运动（基本上是穷得没有办法的人为争取谋生经济条件的斗争），并无证据表明它拥有为统一和统治中国所必需的力量、知识和政治组织，虽然它具有很大的热忱。它迄今的做法表明，它的胜利大概将意味着暴民统治的胜利。”
2。《活的中国》，一九三六年出版。
这是斯诺选编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对所收作品大多附有作者的传记材料。斯诺对鲁迅的评价很高，把他同高尔基和契诃夫相比。又说：“鲁迅的性格给我印象很深，他具有广阔的人性和热烈的同情心，对周围的生活观察敏锐，我相信他的作品所提供的（对中国社会生活的）解说一定会引起人们的兴趣。”书中除收鲁迅的《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风筝》、《他妈的》和《离婚》以外，其余柔石、茅盾、巴金、沈从文、肖乾、郁达夫、张天翼、郭沫若、沙汀等作家各收一二短篇。这是向英语国家介绍中国新文学的最早选集之一。
3。《西行漫记》，一九三七年出版。
这是斯诺访问我陕甘宁边区后向外界介绍我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名作。原名《红星照耀中国》，当年胡愈之等同志在国统区翻译出版时取名为《西行漫记》。除斯诺的采访报道外，书中包括毛主席自述生平等珍贵史料。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当时外界对我党政策和革命实践了解很少，斯诺秘密访问以后写了此书，粉碎了国民党的封锁和诬蔑，震动很大。国内许多青年读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国际上它成了畅销书，很快有了好几种其他外语的译本。斯诺自己说过，从此“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