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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1966年至1976年的中国图书馆的一页伤心史，录之聊备后人参考。
打倒“四人帮”以后情形怎么样呢？也不大妙。有很多图书馆还是不开，或开也只开一条小缝。大多数的书仍然不出借，“”仍然是囚禁图书的“”。去年夏秋时，有的图书馆的参考室，即放字典、词典、百科全书之类工具书的地方，谁要去查，还得支部批准，后来算是放松了，但也要在一本簿子上登记，年月日，姓名，翻了哪本字典、词典之类。我临离开某单位之前，在管理员在场的时候，大着胆子进去参观了一下这个参考室，琳琅满目，金碧辉煌，一本大登记簿赫然在目，翻开一看，几个月了，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工农兵大学生，来此查阅过地理资料——原来是为了替干部子女补习功课用的。还有，是在北京，某大图书馆，前几年经过特许手续借书与人时，管理人员只敢一手伸的很远的交书，头却撇在一边，表示他并没有看过这是什么书。这种反常现象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的呢？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竟然出现了如此的笑话，难道这不是林彪、“四人帮”及其一伙长期以来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实行“全面专政”的恶果吗？
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启发民智，要反对禁锢政策，反对愚民政策，反对文化专制主义，要不把国家非弄到亡国灭种的境地不可，怎么办呢？——我这里仅仅说的是图书馆开不开门一件事。
回答是：“”必须四门大开！
“四人帮”打倒后，有些图书馆仍然不敢开门或只敢小开的原因，大约有如下几种：一是流毒太深，帮风未改，不准开；二是余悸未消，怕再吃苦头，不敢开；三是上面没命令，没有叫开放图书，不能开。这几种，全不对，图书馆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要团结起来革愚民政策的命：开门大吉！
还有一种不愿大开门的，却是另有苦衷：多年来很少出新书了，老书不准借，私人藏书又多以八分钱一公斤“勒令”卖出回了炉，“手钞本”则动不动是什么反革命，真是：上天入地求之遍，四顾茫茫不见书。得不到书，怎么办呢？准借了么，对不起，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要赔么，好，照赔不误。赔几倍价钱，总算得了一本书，还可互相传阅——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书林佳话，没有什么好责备的。然而现在不然了。
图书馆里有没有一般不宜外借的书呢？有。我以为一是钞本、善本、孤本等特藏书；二是确确实实诲淫诲盗的下流书（但要严防扩大化）；三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托派等制造的，如过去的《延安归来》、《匪区逃出记》之类的全然造谣的特务文学。此外，或许还有少数确实有碍社会善良风俗的下流书、野蛮书……，可以不出借。我以为，对这类书，每个图书馆都应开出一个目录，清理出来，最好的办法是请一批有经验、有威望、有见识的中小学老教师来鉴定一下，走走群众路线。这个问题，在党领导下，由民主比官主要好得多。有争论的，再扩大讨论范围；本地解决不了的，再同外地商量。总之，不外借的，是极少数，而且最好是以青少年教育家们的意见为主，并随时还可复查，对图书少搞冤案、假案。
过去长时间认为当然不能外借，而我以为当然可以外借的书，又有哪些类型呢？例如：政治上完全反革命的，象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附带说明，中国过去有一本文言文的节译本，名《我之奋斗》。也有白话全译，我至今未见），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陈立夫的《唯生论》之类的书；理论上反动的或有严重错误的，如托派的理论书，胡风派的书，乡村建设派的某些书，以至那些主张“国货救国”、“打太极拳救国”之类的杂七杂八的东西更不在话下；外国人写的历史书、经济书，包括回忆录，如丘吉尔回忆录，成功人传记之类的书；侦探小说、侠义小说中的一部分（其中严重诲淫诲盗的，可以考虑不外借）；研究男女生理问题，正确地进行两性教育的科学著作……。这些，我以为都可以外借。象蒋介石的讲演集，陈立夫的《唯生论》之类，要不是专门去研究、批判它们的人，谁有时间、精力、兴趣老看这些东西呢？除非看一本送二百块大洋。如果有人好奇，愿借去看看，就让他看看，翻一翻，没意思，骂两声就归还了。如果有人想钻研一下，就让他钻研，说不定还可以多出几个知识广泛一点的理论工作者呢。看希特勒就信希特勒，看蒋介石就信蒋介石，这同吃猪肉就变猪、吃狗肉就变狗不是同等的见识么？怕马克思主义斗不过蒋介石主义、希特勒主义，那不成了天大的笑话么！一定要是马克思主义的书才准读，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怎么办呢？一本书也没得读了。因为除了他们本人的著作外，他们就没有看过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专看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书的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却创造了马克思主义，这已经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历史真实了。专以马克思主义词句唬人、骗人的托派、“四人帮”等，却是百分之百的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也同样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历史真实了。
中国的历史事实也是如此。很多人读孔孟，读康梁，读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办的报刊……，看来看去，还是相信了马克思，成了共产党。现在我们当然不提倡青年们醉心去看这些东西，而是要认真地指导他们准确地、全面地去学习一点马克思主义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常识，这是根本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是集人类思想精华之大成的，如果不去学习古今中外人类创造的各种知识，就不能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这个意思，列宁不知讲过多少遍。“四人帮”不准人们知道这一点，我以为青年报刊对此是应该多多宣传的。
“四人帮”要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歪理有十八条。例如，一个青少年犯了什么罪，刚好那人又看过一本什么书，于是他们就加油加醋，说这个青少年犯了罪，就是由于看了某书的缘故。那么，那些没有看过什么书，天天向他们“学习”“致敬”的青少年也有犯罪的，那又怎么解释呢？这点，他们当然是不管的。一开放图书之后，将来就必然也会有这种怪论出现。这种怪论再出时，我们就不应该被他们吓住，更不要随声附和，因为那是“四人帮”禁止青年读书的一种歪理，附和后又会恢复禁锢政策，国家要亡的。
现在又增加了一种新的禁书，这就是“四人帮”的书。我以为这更不宜禁。这是千载难得的宝贝。这些东西，与其说它们是什么书，还不如说它们是“刽子手教程”或“最新焚书坑儒大全集”更好。看一遍他们的书，等于看一遍“四人帮”的罪行展览会。让人们去看看《评陶铸的两本书》、《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这些东西吧，不然青年们怎么能理解他们是杀人如草的刽子手呢？
开卷有益，读书便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些前人的嘉言、谚语、对联、诗句，讲得多好啊！都是提倡读书，多读书的，把它们铭记在心，必然终生受用。我很多年前因学习中国近代史，曾读过《曾国藩家书》（一般名为《曾文正公家书》），他在致他诸弟的信中，无数次地叮嘱他家中一定不要忘记“书蔬鱼猪”四个字，我就记下来了，也没有中什么毒。我并没有因为读过他的家书就叫“曾国藩万岁”，我还是坚定地相信共产主义。
当然，增加知识，读书仅是方法之一。只有在三大革命实践上一齐下功夫，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和学问。读书万能论，也是片面和不对的。
临末，让我总说几句作结：
昌明学问兮，世势所趋；愚民政策兮，其蠢如猪。林江张姚兮，已成粪土；欲求四化兮，必鉴前车。
范玉民
《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60年出版的《五四运动在上海 史料选辑》，是一本有系统地搜辑了当时文献记载和有关文章的资料集。分上下编，上编包括五四运动爆发的历史条件和原因、五四运动在上海的展开、上海人民在“六三”以后举行三罢斗争、上海人民继续进行拒签和约的斗争、上海人民反帝爱国的继续展开和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等五个部分，下编包括五四运动期间上海社会各团体的政治动态、中外反动势力破坏上海人民五四运动的罪行等两个部分。每一部分所辑录的资料都注明原出处及原出版日期。除在各个部分之前加上一个简短的说明之外，只对史料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加了一点注解。这部五十多万字的资料集是全让事实来说话的。读此对当时情况可获得一个清晰的轮廓。
文
理论不能以“长官意志”为准
真理愈辩而愈明。这是大家共同承认的道理。要认识真理，靠某一位天才拍拍脑袋，一锤定音，是不行的。那是“长官意志”，经不起实践的考验。要认识真理，不通过论辩是不行的。论辩就得有民主，对某一种观点，既容许有批评的自由，也要容许有反批评的自由，就得承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搞“一言堂”，就不能认识真理。一个党没有民主就没有真理。
理论是意识形态，理论工作是探索性的工作，不应该有什么禁区，发扬民主，开展论辩，尤关重要。我们这些年来，新的理论观点只能由一个人或少数人提出，理论观点的是非只能由一个人或少数人决定，使我们的理论界思想界总是处于“万马齐喑”的局面。不仅理论工作不能前进，而且谬种流传，害人害己。文化大革命这么些年，我们的理论水平、思想水平空前降低，没有民主，是个关键。
不久前看了一本南斯拉夫弗拉吉米尔·杰吉耶尔写的《铁托传》。在这本书的第二十五章有这么一段话：“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五一年在一次特别决议中说明了这样一个原则：南斯拉夫共产党个别领导人在一些理论问题上的意见并不是党员们必须遵从的。”我深有所感，总想找到更详细的说明。最近在同一个杰吉耶尔写的另一本书《苏南冲突经历》中又看到较长的一段论述，节录如下：
铁托“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七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近卫部队党组织第二次代表会议上讲话时，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一篇理论性文章不代表党的路线。’而在一九五一年夏天南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理论工作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决定说：
“1。南共内新的理论观点是在讨论和意见交锋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这一基础上，南共党员确立自己的理论观点。对于个别党员——不论其担任什么职务——的理论观点以及理论工作者的观点，南共党员有充分的权利或是口头上或是在党的报刊和其他报刊上自由地发表意见和展开讨论。
“2。党组织必须学习党的代表大会和机构的决定和指示以及个别领导人的具有这种性质的讲话。至于居领导地位的个别党员的具有明显的理论性质的著作，只有在南共中央政治局明确地就这些著作作出决定，也即只有在这些著作是业已进行意见交锋和讨论的结果，并对今后的工作和发展具有直接的实际意义和意识形态意义的时候，党组织才必须加以学习。
“3。党的一定机构的目前的理论性党刊应当成为全党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刊物，南共全体党员都有权在这些刊物上展开讨论。”
书的作者认为这个决议在南斯拉夫鼓励了不同意见的争辩，而没有这种争辩，思想是不可能发展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南共的这个决议难道不能引起我们的深思么？
子愚
马克思主义者怎样斗争
据说，“民主墙”上有少数一部分的大字报，发表的意见很错误，甚至是反动的。有人看了一些自发的刊物，觉得内容也有很不健康的。于是，议论纷纷，认为应该加以取缔者有之。
我以为，在个别情况下，取缔是必要的。言论应当自由，但诽谤就是犯罪。比诽谤更厉害的，不取缔怎么行呢？
但是，对于更多的不正确意见、错误意见、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见，是既不应取缔，也不能听之任之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天然的义务，就是对于不正确的东西、错误的东西、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要进行斗争。如果看到了而不进行斗争，那是放弃马克思主义。
怎样进行斗争呢？是板起铁青的脸，把人训一顿么？不是。这样做的结果，往好里说，和取缔差不多。我们只应当耐心地、细致地讲道理、摆事实，有说服力地而不是教条主义地讲道理、摆事实。我们决不能以势压人，也决不能搞变相的围攻。
因此，这也可以说就是进行讨论。
我们还必须注意，我们认为不正确的东西、错误的东西、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不是果真不正确、果真错误、果真违反马克思主义，也要经过讨论才能明白。谁也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讨论，是非曲直不那么容易弄清楚。
我们如果真正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就不怕这种讨论，就相信经过这种讨论能把是非弄清楚，能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开来、发展起来。现在是十分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要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可靠的途径。
张文起
当代的也要“拿来”
经过“四人帮”的浩劫，现在各方面的书都缺，例如当代西方文学的作品就缺得厉害。倘若提这么一个问题：当代西方国家有什么大作家？一般读者固然答不上来，就是专业的文艺工作者也未必清楚。
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搞创作的要熟悉他的同时代人，这是常理；一般读者想了解一点大西洋两岸、太平洋彼岸的人们现在是怎么生活的，怎么思想的，也不是非份的要求。但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等于零。
造成这种现象有其历史原因。解放初，我们强调学习苏联，而那个时候苏联评论界对当代西方文艺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笼统地斥之为“颓废、没落、腐朽”，因此，只介绍西方的党员作家和少数进步作家。我们当时依样画葫芦，这说明我们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独立的研究。这种片面的介绍一直延续到六十年代。“四人帮”大搞文化专制主义，更加拉大了距离，现在我们在介绍西方文学方面不知落后了几十年！
那么，目前认识是不是一致了呢？是不是有关各界都认为应该多多翻译介绍当代外国资产阶级的作品呢？我看还有障碍。例如，有一种论调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是先进的，文艺则不行，帽子还是这一顶：“没落、腐朽”。这理由叫人不大明白。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工人阶级创造的，因此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为什么西方优秀的文艺就非得是垄断资本家的产物呢？人家搞科学出成绩凭唯物主义世界观，为什么搞文艺必然是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呢？这在理论上说得通吗？实际情况也并非如此。西方当代许多大作家，例如法国的萨特、英国的格林、意大利的莫拉维亚、德国的标尔、美国的贝娄和梅勒，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有自己独特的成就，有的已经成为西方思想界的头面人物，为什么不能引起我们重视呢？即便他们有这样那样的偏见，你也得先介绍出来才能批判啊！所以，还是鲁迅那句话，先“拿来”，再处理，“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
目前的状况如不改变，将来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科学技术方面，我们步步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而文艺上步步后退，退到一百多年前，还在啃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对西方的物质生产有所了解，但对西方人的精神生活竟一无所知，只晓得一点点人家曾祖父那一辈的事……
这岂不滑稽？
董衡巽
关于“社会主义”一词的通信
高放同志：
我觉得“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不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实际工作中似乎并没有彻底地解决。一个时期它似乎完全清楚了，一个时期又觉得还存在一些疑问需要回答。看来今天还有对它系统地进行研究的必要。当然大量的工作是研究现实生活中所提出的问题，但是和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也要研究一下“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发展的历史。从这样的想法出发，我注意到了你十二月四日在《人民日报》国际副刊上的文章，觉得那怕只是讨论社会主义一词的由来，对上述研究也是有用处的。
我看过马克斯·比尔著的《英国社会主义史》，其中有《“社会主义”这一名词的来源》一节。在这一节内比尔写道，社会主义一词�